"（我）死前隻談愛國主義，死後，我還是要做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事情，死後，我被火化，把骨灰撒在岷江裡，不複存在，不再埋葬。我在元旦那天不燒香或箔，隻把我的生活告訴我的孩子和孫子孫女，并培養一種談論科學而不是迷信的家庭風格。這是高振雲臨終前的遺囑，每一句話都展現了革命前輩們的樸素。高振雲曾任高氏家族大院院長，而這座高家大院位于台江太平山央裡16号，也是閩浙甘肅省委福州總聯絡站舊址。
"解放前，父親冒着極大的風險參加革命，主動用幾十斤黃金進行革命，大院也兩次成為無線電報到點，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從這裡發往福建北部，為福州的解放做出了貢獻。記者跟随高振雲長子高文秀的腳步，走進這座擁有130多年曆史的古宅。在高文秀的旁白中，高家大院裡似乎有一種"咔哒"的聲音，時間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時間。
一個廣播電台，通向革命之路
高文秀有一張二叔高振陽的老照片，上面寫着"來自徐7ck"，這是第七戰區的廣播電台标志，也是高振陽的代号，突出了家族與廣播電台的密切聯系。
1938年，新成立的福建省委急需一個懂無線電報的人，向黨中央、新四軍征求訓示和報告，同時聯系閩北、閩東、閩中部。
"我的二叔高振陽一直喜歡擺弄廣播，從福州三山中學畢業後，他加入了中國民族解放先鋒隊和抗日救贖宣傳隊，是以他被推薦到崇安負責福建省委的廣播工作，成為高家中第一個參加革命的人。"高文秀說。
1940年1月，高振陽帶着廣播電台離家出走，以浙江省金華大學留學為借口前往崇安。當時，電子管收音機的部分不耐用，經常需要更換，高振陽認為家裡還有一些材料，于是寫了一封信，由李青寄給福建浙江贛省的高振雲。信中隻說自己在外地工作，地點不定，并要求高振雲幫忙準備一些日用品和收音機零件。
在處理相關事務方面做得好的李青帶着物資和高振雲的回信回到崇安時，為了安全起見，他把信和行李放在了崇安水陸聯運站保管。出乎意料的是被叛徒背叛，李青雖然成功逃脫，但事情落入了國民黨手中。敵人立即将矛頭指向高振雲，企圖逼迫他透露高振陽的下落。1940年農曆9月到12月，高振雲飽受敵人的折磨，也讓他逐漸明白，在國災之下，國民黨并不是真正的抗日派。他的思路開始向共産黨靠攏。
建立了聯絡站，以傳播進步思想
1946年7月夜，山仔高家大院經常悄悄地架設天線。高振陽迅速組建了廣播電台，給中華東局發了一封電報。他的兄弟高振峰用手搖發電機為收音機發電。手搖發電機的聲音在夜間特别明顯，高振峰用幾條被子蓋住發電機的絕緣層，經常讓他大汗淋漓。高振雲總是在房子外面的荔枝樹下緊張地守護着他們。
1945年底以後，高家大院成為省委福州總中聯站所在地，為友善起見，大家喜歡叫它太平山地下交通聯絡站，高振雲為通訊員。一開始，省委在高振雲凱的"通和錫箔雜貨店"設立了聯絡站，正是這裡碼頭的近鄰，交通便利，商貿便利，人人來往往，是一個極好的掩護場所。後來，由于情況的變化，它被轉移到山寨裡。
聯絡站成立後，閩浙甘委成立了與華東局頻率相同的廣播電台，同時，高振雲以林森縣參議員的身份為掩護，通過鄉首的關系，為地下黨出牌、發放許可證、為地下黨安排住宿， 還利用自己的财力為黨組織購買無線電裝置、藥品等物資，提供經濟支援。高文秀還負責一些電報翻譯，給地下黨送信，并帶路。
由于革命者接觸頻繁，身邊的年輕學生也了解了革命形勢，向他們學習了進步思想，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加入了共産黨，上山去參加遊擊隊。1946年下半年，太平山黨支部成立。
在荔枝森林中，發出紅色無線電波
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軍南進軍，福州解放迫在眉睫。然而，福州當地局勢依然嚴峻，國民黨特工毛森來到福州，安排清算和鎮壓福州地下黨。在白色恐怖的緊張氣氛中，一個廣播電台悄悄地運入高家大院，為第十軍解放福州收集并發送情報。
六月的一天，閩浙甘相委蘇華乘坐一艘小木船将陳明從南平帶到福州。當時，蘇華打扮成傳染病嚴重女子，裹在滿是虱子的被子裡，收音機被包裹在被子卷裡，密碼本夾在月經帶裡，逃過敵人的搜尋。
他們一進福州，閩浙甘委警衛連教官陳德義和妻子立即接手了護送工作。他們把收音機裹在被子裡，擡着一堆祭壇罐子，假裝成一對逃跑的情侶，最後把收音機送到了高家大院。陳明作為排程員，也和他住在一起。
高文秀還記得，那是荔枝成熟的季節，陳明第一次嘗到了荔枝的味道，高家大院外郁郁蔥蔥的荔枝樹也成了陳明發消息時的哨所，村裡可靠的青年輪流送哨。
同時，李青在被保釋出獄後買了一台收音機，通過收聽新華社，他與進步青年一起在山仔創辦了《Izvestia》報，每天出版一期，進行革命宣傳。1947年8月17日上午，蠟紙上剛剛镌刻着"訊息"字樣，解放的消息如旋風般傳來。隻刻有"資訊"字樣的蠟紙，至今仍儲存在高家大院的展廳中。
随着福州解放，太平山地下交通聯絡站結束了其曆史使命，廣播電台被黨組織監管，山仔高家大院迎來了一個新時代。
福州日報記者 林毅婷
來源：福州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