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前只谈爱国主义，死后，我还是要做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情，死后，我被火化，把骨灰撒在岷江里，不复存在，不再埋葬。我在元旦那天不烧香或箔，只把我的生活告诉我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并培养一种谈论科学而不是迷信的家庭风格。这是高振云临终前的遗嘱，每一句话都体现了革命前辈们的朴素。高振云曾任高氏家族大院院长，而这座高家大院位于台江太平山央里16号，也是闽浙甘肃省委福州总联络站旧址。
"解放前，父亲冒着极大的风险参加革命，主动用几十斤黄金进行革命，大院也两次成为无线电报到点，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从这里发往福建北部，为福州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记者跟随高振云长子高文秀的脚步，走进这座拥有130多年历史的古宅。在高文秀的旁白中，高家大院里似乎有一种"咔哒"的声音，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时间。
一个广播电台，通向革命之路
高文秀有一张二叔高振阳的老照片，上面写着"来自徐7ck"，这是第七战区的广播电台标志，也是高振阳的代号，突出了家族与广播电台的密切联系。
1938年，新成立的福建省委急需一个懂无线电报的人，向党中央、新四军征求指示和报告，同时联系闽北、闽东、闽中部。
"我的二叔高振阳一直喜欢摆弄广播，从福州三山中学毕业后，他加入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日救赎宣传队，因此他被推荐到崇安负责福建省委的广播工作，成为高家中第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高文秀说。
1940年1月，高振阳带着广播电台离家出走，以浙江省金华大学留学为借口前往崇安。当时，电子管收音机的部分不耐用，经常需要更换，高振阳认为家里还有一些材料，于是写了一封信，由李青寄给福建浙江赣省的高振云。信中只说自己在外地工作，地点不定，并要求高振云帮忙准备一些日用品和收音机零件。
在处理相关事务方面做得好的李青带着物资和高振云的回信回到崇安时，为了安全起见，他把信和行李放在了崇安水陆联运站保管。出乎意料的是被叛徒背叛，李青虽然成功逃脱，但事情落入了国民党手中。敌人立即将矛头指向高振云，企图逼迫他透露高振阳的下落。1940年农历9月到12月，高振云饱受敌人的折磨，也让他逐渐明白，在国灾之下，国民党并不是真正的抗日派。他的思路开始向共产党靠拢。
建立了联络站，以传播进步思想
1946年7月夜，山仔高家大院经常悄悄地架设天线。高振阳迅速组建了广播电台，给中华东局发了一封电报。他的兄弟高振峰用手摇发电机为收音机发电。手摇发电机的声音在夜间特别明显，高振峰用几条被子盖住发电机的绝缘层，经常让他大汗淋漓。高振云总是在房子外面的荔枝树下紧张地守护着他们。
1945年底以后，高家大院成为省委福州总中联站所在地，为方便起见，大家喜欢叫它太平山地下交通联络站，高振云为通讯员。一开始，省委在高振云凯的"通和锡箔杂货店"设立了联络站，正是这里码头的近邻，交通便利，商贸便利，人人来往往，是一个极好的掩护场所。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它被转移到山寨里。
联络站成立后，闽浙甘委成立了与华东局频率相同的广播电台，同时，高振云以林森县参议员的身份为掩护，通过乡首的关系，为地下党出牌、发放许可证、为地下党安排住宿， 还利用自己的财力为党组织购买无线电设备、药品等物资，提供经济支持。高文秀还负责一些电报翻译，给地下党送信，并带路。
由于革命者接触频繁，身边的年轻学生也了解了革命形势，向他们学习了进步思想，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上山去参加游击队。1946年下半年，太平山党支部成立。
在荔枝森林中，发出红色无线电波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南进军，福州解放迫在眉睫。然而，福州当地局势依然严峻，国民党特工毛森来到福州，安排清算和镇压福州地下党。在白色恐怖的紧张气氛中，一个广播电台悄悄地运入高家大院，为第十军解放福州收集并发送情报。
六月的一天，闽浙甘相委苏华乘坐一艘小木船将陈明从南平带到福州。当时，苏华打扮成传染病严重女子，裹在满是虱子的被子里，收音机被包裹在被子卷里，密码本夹在月经带里，逃过敌人的搜寻。
他们一进福州，闽浙甘委警卫连教官陈德义和妻子立即接手了护送工作。他们把收音机裹在被子里，抬着一堆祭坛罐子，假装成一对逃跑的情侣，最后把收音机送到了高家大院。陈明作为调度员，也和他住在一起。
高文秀还记得，那是荔枝成熟的季节，陈明第一次尝到了荔枝的味道，高家大院外郁郁葱葱的荔枝树也成了陈明发消息时的哨所，村里可靠的青年轮流送哨。
同时，李青在被保释出狱后买了一台收音机，通过收听新华社，他与进步青年一起在山仔创办了《Izvestia》报，每天出版一期，进行革命宣传。1947年8月17日上午，蜡纸上刚刚镌刻着"讯息"字样，解放的消息如旋风般传来。只刻有"信息"字样的蜡纸，至今仍保存在高家大院的展厅中。
随着福州解放，太平山地下交通联络站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广播电台被党组织监管，山仔高家大院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福州日报记者 林毅婷
来源：福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