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威"的相聲，似乎在近十幾年的時間裡，成了一個尴尬的笑話。這位曾被媒體譽為"新文殊院代表"的著名相聲藝術家，從未被觀衆認可過。不可否認，他演繹的相聲作品确實屬于文偉，他的段落創作和包袱的設計品質也相當精彩，但隻有舞台表演根本看不到文偉的痕迹。濃重的說教語氣無形中沖淡了包袱的預期效果。結果，新版《文維祥生》被束之高，結果觀衆隻看到了被吹捧的新文衛的代表，卻看不到優秀的新文巍作品。
有人認為，要說文字是一段話，首先要有演員要有文人氣質。在年輕的相聲演員中，自然而然地擁有蘇文茂先生的優雅氣質，那麼沒有一本書，文就不能活着嗎？事實上，情況并非總是如此，許多年輕演員都具有很強的可塑性。當表演不同風格的作品時，通常可以呈現完全不同的舞台圖像。比如董建春和李鼎，他們曾經在輿論上有過褒貶不一的評價。
也許習慣于聽規矩的老觀衆，在提到他們的名字時，會讓活着的人感到頭疼。不是他們的相聲不開心，隻是舞台上高亢興奮的狀态讓人難以接受。喜歡這兩位的觀衆都認為他們是牛牧和馮恭之後的另一對黃金搭檔。而那些拒絕這種表演風格的人則把他們看成是"異事"、"灑狗血"、"玩猴子"......其實每個相聲演員都有自己的藝術風格，就是自己對舞台形象的自我定位。比如當時有多少"有識之士"觀衆對小林評測，四份功課占了半個門，除了唱歌，他們根本說不出相聲。但沒人想過，為什麼國家好大使葛晔的演員，會被小琳的表演深深地印在觀衆的記憶中呢？
回到董建春和李鼎，他們過去在創作和編纂串講中确實有很多"疑似麻煩"，李鼎無休止地放大了"頂闆打翻蓋"的作用。也正是因為誇張的表情和肢體動作被放在了搶包袱的帽子上。但事實上，他們已經決定把行李留給拿着它的人。為了表演效果，李鼎隻能無奈地扛起行李鍋。以"吵鬧"著稱的董和李，其實可以演文藝作品，他們新的文藝相聲更容易被觀衆接受和喜愛。
去年，他們兩人的《我愛記詩》徹底重新整理了三種觀點。首先，讓觀衆體會到，新文本也可以以如此輕松活潑的方式進行解讀。二，也讓大家看到了李鼎冷靜下來，讓李鼎安靜下來的境界。這次串擾隻有15分鐘左右，但作品的結構完整而嚴謹。在墊子部分，他們兩人通過問答找到了宋慈"騰王歌令"和"水調歌頭"的包袱。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大膽地放棄了拼湊包袱的低級方法，對原著進行了粗暴的改動。一句又一句嚴格按照原話走，最後滑稽地唱出了"不知道天宮是哪一年，今夜是哪一年"，找到了底，把"王菲"的包袱翻出來。相比于一些演員"床前明月光，地上兩雙鞋"的粗俗失真，哪個包袱更進階是不言而喻的。
正面生活部分緊密圍繞唐詩《王麓山瀑布》展開，兩者有着鮮明的性格造型。一個好老師，一個沒有墨水的箱子。行李設計你有我，互相取笑。例如，第一句話"陽光香爐産生紫色煙霧"。為了引導B說出詩的前兩個字"日照"，A給出了"山東一個地名"的提示，B開始無休止地數山東大小城市的名字，但避開日照，此時的負擔已經出來了。一路數着到江蘇連雲港，我又調侃着，翻翻了這個包袱，"我發現你的古文不是很好，你的地理也很好。當A再次給出提示時，"山東隻剩下一個地名了嗎？觀衆以為這次的贊美應該總會想到日照，結果李鼎興奮地跳出了"棗莊"這兩個字，這也是合理和出乎意料的。
《我愛記詩》這一段話，從頭到尾都緊緊地擠在一起，既沒有對古典詩歌的歪歪扭扭的批評，也沒有生硬粗俗的包袱。摒棄了說教的味道，也兼具娛樂性和教育性，無論是段落的内容還是演員的表演都符合新文本的特點。與過去所謂的新文本"教授講課風格"相比，年輕的相聲演員用這種另類的創作和表演，才真正配得上"新文本和相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