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着大衆在呐喊”——聶耳是如何寫歌的

人民音樂家聶耳除了譜寫《義勇軍進行曲》，還留下許多脍炙人口的群衆音樂作品。短暫的生命留下耀眼的成就，除了源自他個人的音樂天賦，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深入群衆、深入社會生活最底層的音樂實踐。聶耳的音樂作品具有深厚的群衆基礎。

聶耳心懷貧苦大衆，特别關愛兒童。在聶耳一生創作的37首歌曲中，有6首是為兒童寫的。《賣報歌》就是為一賣報兒童而寫的。1933年的冬天，在上海聯華影片公司工作的聶耳經常看見一女孩在霞飛路（現淮海路）上叫賣報紙。這個小女孩身體瘦弱，在來來往往的行人裡叫賣：“賣報！賣報！今朝的報紙真正好呀！買吧買吧！”聲音顫抖、稚嫩，卻像銀鈴般清脆。聶耳了解到這名十歲的小女孩姓楊，沒有名字，人們都叫她“小毛頭”，由于家境困難，她隻能靠賣報糊口。“小毛頭”的不幸遭遇引起聶耳的同情，也激發了他創作的靈感。于是，他對“小毛頭”說：“幹脆我幫你寫一首賣報歌吧。這樣，别人叫着賣，你可以唱着賣，一定會比别人賣得多的。”他把“小毛頭”的遭遇和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後來成為田漢夫人的安娥，安娥馬上就寫出了歌詞，聶耳也一口氣譜了曲，并且把這首歌教給“小毛頭”唱。“小毛頭”高興極了，很快就學會了這首歌。在賣報時，她唱得格外帶勁，吸引了許多顧客，報紙賣得更多更快了。後來，在聶耳的介紹下，“小毛頭”在田漢劇作《揚子江暴風雨》扮演報童，并演唱《賣報歌》。《揚子江暴風雨》在上海公演後，深受觀衆歡迎，《賣報歌》也很快傳開了。直至今天，我國的少年兒童幾乎都會唱這首歌曲。

音樂需要從大衆豐富的鬥争生活中汲取創作源泉。聶耳正是遵照這一原則進行創作的，這在《大路歌》的創作中得到充分展現。1934年，電影劇作家孫瑜完成了一部反映勞工鬥争生活的新劇本《大路》。劇本中的築路勞工，為了修護好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軍事公路，晝夜不息，艱苦奮戰。孫瑜在寫《大路》電影腳本時，構思并創作了一首頗為滿意的主題歌，命名《大路歌》，誰來譜曲呢？他毫不猶豫地找到聶耳。聶耳問：“這首主題歌要寫成哪樣的情調和節奏？”孫瑜想了想回答：“我希望《大路歌》帶一點俄國《伏爾加船夫曲》那樣悲壯的調子。那是一首表現拉纖勞工的勞動歌曲。這首《大路歌》是表現拉鐵磙勞工的勞動歌曲。他們都是勞動者，掙紮在死亡線上，都向往着自由和解放。這兩首歌内容、情調都有些相近。”聶耳思考後，認為《大路歌》不僅要有《伏爾加船夫曲》的悲壯，還應表現築路勞工滿懷熱忱的激情和勝利樂觀的信心。為了直接從生活中熟悉勞動者的聲音、了解勞工們的生活和情感，在創作中聶耳特意前往築路工地，與勞工們一起勞動，聽他們唱勞動号子，體驗他們的内心感受。

1934年夏秋之交，聶耳随《大路》攝制組到無錫拍外景。當時，駐地附近正在修築一條環湖公路。聶耳頭戴草帽，腳穿草鞋，在塵土飛揚的路上和勞工們一起拉鐵磙，跟勞工們齊聲應和勞動号子。淋漓的汗水浸濕了土地，鋒利的石塊磨破了腳跟，但大家毫不在乎。在勞動中，聶耳感受到勞工們的鋼鐵意志和樂觀精神。他把這種感受融入《大路歌》的創作中，使歌曲真實表達了勞工階級的心聲，尤其是歌中所穿插的号子聲，更增添了震撼力。

聶耳為人民而歌，為時代而歌。正如冼星海所說，聶耳“以他滿溢的才華和大膽創新的精神譜出了這個時代的最強音”。1933年初，聶耳經田漢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從此，聶耳不僅獲得了新的政治生命，音樂才華也得到了充分發揮。國民政府罔顧群眾疾苦和國家危亡繼續施行“不抵抗”政策，聶耳深感憤怒，他廢寝忘食地将心中情感寄托于作曲。貧困的少年時代、家鄉百姓的痛苦、恩師被捕的沖擊、被火車碾壓的撿煤渣少女、在日軍炮火下惶恐逃跑的人們……那一幕幕受盡壓迫的情形浮現腦海。他把強烈的革命熱情化為一個個音符，以铿锵有力的旋律迸發出來。《義勇軍進行曲》以振奮人心的旋律“為抗戰發出怒吼”：“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喊出了千百萬人民大衆的呼聲，全面抗戰不久就随着歌聲展開。

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記中聶耳總結說：“音樂和其他藝術、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着大衆在呐喊，大衆必然會要求音樂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對當時流行的靡靡之音非常不滿，認為新興音樂應該“編出革命的、同時保持高度藝術水準的音樂”“代替着大衆在呐喊”，而不是用靡靡之音麻醉、腐蝕人民的心靈。

自古以來，優秀的文藝家必然是人民的代言人、時代的樂手。真心實意為人民發聲，急人民之所急，夫妻民之所愛，訴說人民的悲歡。正如聶耳曾以“黑天使”為筆名，在《中國歌舞短論》中寫道的那樣：“你要向那群衆深入，在這裡面，你将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喂！努力！那條才是時代的大路！”

作者：張新光（甯波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書記、副院長，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甯波大學基地研究員）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