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反壟斷風暴席卷全球，特别是在中國和美國，引發了人們對反壟斷監管的擔憂。聚焦公衆關注，新京報邀請了中國經濟改革研究院副院長李青（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反壟斷局副局長、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價格監督與競争局副局長）、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前主席威廉·科瓦契奇（ 與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石建忠進行了深入對話。
對于中國的反壟斷來說，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中國的《反壟斷法》對行政壟斷進行了專門規範。在《反壟斷法》的13年裡，如何看待中國對行政壟斷的監管？未來如何才能更好地加強競争政策的根本地位？
對話中，李青表示，近十多年來，中國在規範行政機構排除限制性競争方面取得了良好進展。未來，執法部門要繼續糾正行政壟斷行為，預防和糾正行政壟斷行為要與市場化改革相結合。此外，她建議，競争法執法機構應有更多的發言權，以加強競争。
柯瓦吉克說，中國的公平競争審查制度是近年來全球競争制度的最大變化，為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一個關于監管應該發揮什麼作用的好主意。中國現在對我們面臨的這些共同挑戰和問題采取了綜合辦法。
新京報記者李青被拍中
行為調節
執法機構應繼續糾正行政壟斷
《時代周刊》 近年來，中國也一直在強調競争政策的根本立場。事實上，為了保護公平競争，中國有一個全球獨特的安排，2008年出台的《反壟斷法》第五章明确規定，要制定專門的監管法律，禁止行政壟斷。李青在國家發改委任職時，為中國早期的反行政壟斷案件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青：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把《反壟斷法》第五章設為"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争"。這與中國的國情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而來的，在這種體制下，行政機關在制定政策時可以采取行政行動，排除對競争的限制。是以，我國《反壟斷法》專門編列了一章，對行政機關排除競争限制的行為作出規定。綜上所述，十幾年來，我們在規範行政機關排除限制性競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績。
首先，競争執法機構直接調查的行政水準相對較高，例如，許多省級部門由執法機構進行調查，其行為得到糾正。此外，從偵查領域來看，執法涉及交通、教育、醫療、通信、建設等與國民經濟和民生有關的重要領域。其次，近年來，在國家級執法機關的帶動作用下，越來越多的地方監管部門開始關注和糾正行政機關的行政壟斷行為，而且這一趨勢正在加速。第三，在制度建設方面，2016年6月，國務院釋出了《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争審查制度的意見》，今年7月8日，幾個部門聯合釋出了新的《公平競争審查條例》，在原有的基礎上完善了公平競争審查制度的審查機制、審查标準、監督和責任。人們相信，所有這些都将在确立競争政策的根本地位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現在越來越多的經營者敢于挑戰行政機關排除競争。例如，過去遇到行政壟斷行為，經營者可能會繞過，但現在很多經營者會主動向監管部門投訴，或者求助于專業機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為了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下一步還應該做些什麼來限制行政壟斷？筆者認為，《反壟斷法》修訂後，執法部門應繼續糾正行政壟斷行為，進一步推動公平競争審查制度的實施。此外，從宏觀上看，中央政府一再強調要加強競争政策的基本地位，預防和糾正行政壟斷行為，我認為要加強競争的基本地位和預防和糾正行政壟斷行為，與市場化改革有機結合，在幫助國家深化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 一些難題，核心問題解決了。例如，存在的地方保護問題、市場分割問題、不合理的市場準入問題，隻是因為行政壟斷阻礙了市場導向的因素配置。解決這些問題，既需要改革的勇氣和決心，也需要改革的路徑、智慧和方法。競争政策、反壟斷、公平競争的審查制度可以為解決這些複雜問題和難題提供非常好的途徑和工具，通過這種方式可以逐漸規範政府的行為，防止政府排除對競争的限制，恢複和促進市場公平競争，進而促進市場化改革。
總的來看，反壟斷法進一步規範了行政行為，可以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時代建中新京報 記者 姬偉
加強競争
競争法執法機構需要更多發言權
史建中：正如李主席所說，防止和打擊中國行政壟斷是一項内在要求。其中，反壟斷法對行政壟斷是事後停止，公平競争審查制度主要是預防制度，可以說是政府部門的一次變革。在行政壟斷行為的監管方面，我們看到了很多可喜的變化，如何才能進一步加強競争政策在未來機制中的基本地位？
李青：2015年以來，中央檔案多次提到加強競争政策的基本地位。我認為這句話有兩個含義，第一，在所有經濟政策中，競争政策都有一個根本立場，而不是其他政策。第二，競争政策的基本地位現在還不夠強大，是以我們應該加強它。我怎樣才能進一步加強它？我有幾點建議。
首先，從法律層面看，全面清理現行法律制度和國家統一公平競争市場的内容是不适應的。我們可以挺身而出，從各級立法機關、反壟斷執法機構提供技術支援，按照《反壟斷法》公正審查制度标準，清理影響，強化競争政策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定的基礎地位。
其次，在制度上，針對行政壟斷行為，建議允許對抽象的行政行為采取直接行政行動。根據現行制度，可以對特定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但不能直接針對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除非該行政行為是該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抽象行政行為。針對這一問題，建議可以授權特定主體直接對涉及行政壟斷的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如檢察院、消費者協會、相關行業協會、直接受抽象行政行為影響的企業等。
三是提出賦予省級人大機關更多立法權，推動競争政策在多個層面的實施。例如，我們先後設立了上海自貿區、海南保稅港、深圳建設第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示範區等，在這些地區可以探索産業發展和競争政策協調的路徑。
第四，加強競争法執法機構的地位，確定其獨立性、權威性，同時也在立法過程中給予競争法執法機構特别咨詢地位。例如，在涉及經濟領域立法的地方，應保證競争法執法機構在立法的所有階段都有更大的發言權。
第五，建議建立競争倡導制度。建議對使用公共資源的企業和行業的補貼，特别是非包容性補貼，由競争法執法機構簽署，評估它們是否影響公平競争。這可以在促進行業發展和減少對競争的傷害之間找到平衡。在市場準入政策過程中，應與競争法執法機構協商，以考慮政策是否會影響公平競争。這樣，競争法執法機構就可以在加強競争政策的根本地位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反壟斷法》的立法宗旨和核心地位是保護市場競争機制的功能，不讓競争機制受到損害，不減少或排除對競争的限制。但反壟斷法的重要性和威力，并不意味着其功能應當全面，也不能說反壟斷法同全能法一樣，在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方面是包羅萬象的。
威廉·科瓦吉克照片的受訪人
經驗交流
中國公平競争審查制度是最重要的創新之一
史建中：如何評價中國反壟斷的實施情況？
William Kovacik：事實上，全球競争管理機構正在與大型科技公司進行試驗，他們正在逐漸進行，他們沒有絕對的信心應該這樣做。現在歐盟有數字法律，英國有專門的數字監管機構，美國正在探索監管前期，這些司法管轄區認識到實驗需要在動态的經濟環境中進行。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但我們有共同的問題，這意味着要建立一個可以調整的、非常靈活、審慎、合理、合理的制度。如果各國四分五裂，不能互相合作和分析，就不會取得良好的結果。
我們需要的是政策對話，比如美國問中國同行他們做了什麼，采取了哪些新的措施和步驟。我希望GM能夠覆寫所有司法管轄區，看看他們的實驗進展如何，他們是不确定的，他們不斷受到考驗，實驗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但你總是可以從成功和失敗中吸取教訓。
中國建立非常大的數字經濟産業，反壟斷分析數字經濟，能否也成為對全球對話的貢獻？我認為，對于美國來說，美國将受益于關于并購、公平競争審查和對大型科技公司監管的對話。創新和突破性的想法也正在中國發生，對話将使雙方受益。
此外，我必須對中國的公平競争審查制度表示敬意，這是近年來全球競争制度的最大變化，并為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關于監管機構應該發揮的作用的好主意。國情不同，但我們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現在，中國已經采取了綜合辦法來解決我們面臨的這些共同挑戰和問題，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在這方面的貢獻。
關于反壟斷，我希望看到一個全球對話機制，我相信它已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美國同行正在讨論中國在公平競争審查方面的經驗。在我們應該如何應對行政壟斷、補貼和政府措施對競争的影響方面，中國已經處于領先地位。從國際交流的角度來看，重要的是讓中國的經驗成為全球對話的一部分，解決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顧志軒 編輯 王金宇 校對 張彥軍 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