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7年，杜聿明得知自己的女婿楊振甯榮獲諾貝爾實體學獎後，整個人十分興奮，但又十分複雜。
這其中的情緒變化，沒有真正身處其境的人是無法體會的。
圖丨杜聿明
抗日名将杜聿明
1923年，杜聿明面臨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擇時，毅然決然的選擇了南下，于1924年6月考入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官學校，成了第一期黃埔生。
入學不久後，他就加入了國民黨。1925年參加了讨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并擔任教導團宣傳隊隊員，随團參加了淡水之役，後來因病離開了黃埔教導團。
1926年杜聿明投身于張治中任團長的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兵團，被張治中委任為學兵團一營三連連長。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他找到了蔣介石，投入到蔣介石新軍閥集團。
在之後幾年裡，杜聿明雖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他長于訓練，工作踏實肯幹，為人處世靈活，頗受張治中青睐。
圖丨年輕時的杜聿明
1930年他被提升為教導第二師第六團上校團長。同年冬，教導第二師改番号為陸軍第四師，由徐庭瑤擔任師長，杜聿明任第二十四團團長。
杜聿明認為團長這個職務很重要，是今後一生事業浮沉的關鍵。是以他格外的努力，拿出全部的精力，認真治軍，不稍懈怠。
當時徐庭瑤新任師長，很多部下對他不以為然，部隊紀律松弛。徐庭瑤大為沮喪。唯有杜聿明的第二十四團駐地清潔、内務整齊、操練嚴格。因而徐對杜尤為贊許，杜很快受到徐的器重，被視為得力骨幹。
直到1932年徐庭瑤升任第十七軍軍長，下轄湯恩伯第四師和關麟征第二十五師，杜聿明開始任第二十五師七十三旅旅長，後來升任副師長。至此，杜聿明算是在派系林立的蔣家王朝内找到了一個比較穩固的靠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軍兵陷泰國，直逼緬甸，南洋告急，英國緊張，請求中國速派兵入緬。
圖丨電影中的杜聿明形象
于是國民黨政府組建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命杜聿明出任第一路副司令長官，代行司令官入職，于1942年2月下旬開始，指揮第五軍、第六軍和第六十六軍陸續開入緬甸。
根據當時的協定，盟軍在中國設立中國戰區，蔣介石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史迪威将軍任參謀長。
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此次入緬作戰，由于參戰各方各有所私，系統紊亂，指揮不統一，招緻慘敗。
史迪威和羅卓英丢下部隊隻身逃往印度，并令部隊開往印度。為了不使自己的部隊成為流亡外國受美國人控制的部隊，杜聿明按照蔣介石的指令向國境撤退。
在撤退回國途中，由于環境險惡，失散、生病及意外死亡的人數，比在戰場上與敵拼搏傷亡的人數還多得多，無數中華健兒葬身異域！
在這險惡的歸國途中，跟随杜聿明多年的二百師師長戴安瀾壯烈犧牲，年僅38歲。杜聿明本人也感染上回歸熱，兩天兩夜不省人事，差點殒命。
圖丨淮海戰役
1942年8月，杜聿明率第五軍殘部回到祖國，面對着付出了無數心血的這支部隊，杜聿明淚流滿面，不能自已。杜聿明回國後，被蔣介石提升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總司令。
1948年，國共雙方已進入決戰階段，剛剛出院的杜聿明被任命為徐州“剿總”副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長官。杜聿明登上了蔣介石這輛戰車，隻有盡其愚忠，報答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了。
淮海戰役中，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在劉集被解放軍打敗後，帶着警衛、随從、司機等十餘人，化裝成人民解放軍逃到劉集南側的張老莊。
山窮水盡之際，杜聿明換上了士兵服裝，刮去臉上富有特征的小胡子，混迹于士兵之中，藏匿于張老村一個隐蔽物的後面。
當解放軍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拿起手槍對準了自己的腦門，他要以死效忠于他的黨國。正要扣動扳機，被副官阻止。
幾天後，當解放軍再次問他的時候，他卻從身邊抓起一塊石頭，猛擊頭部，受傷後還是解放軍救活了他。
也正是這番異常的表現，暴露了他的長官身份，引起了解放軍的懷疑：“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你們知道我就是杜聿明還問什麼？”被俘後他三緘其口，不透露任何問題。陳毅要見見他，竟遭到拒絕。為避免他再度自殺，解放軍給他戴上沉重的腳鐐，送進了北京功德林監獄，杜聿明成了被改造的囚犯。
在此期間，杜聿明無數次想要突圍，但沒有蔣介石的指令，他也不敢随意亂來。中間也有過想要自殺的想法，但最終還是被救了下來。
圖丨蔣介石
直到1956年1月10日，被俘7年整後才又與其他人過集體生活，同樣對待。這使他十分興奮，并把這一天作為他再生之日，作為斬斷同反對集團罪惡關系的一天。
杜聿明在剛入獄的時候，是拒絕學習的，直到受到柳亞子、馬寅初等一批民主人士的接見後，才慢慢開始學習。他閱讀報紙、書籍、不過像《人民公敵蔣介石》、《四大家族》等他還是不願意看。
當時，讀書看報都是要經過請示準許的。後來，他要求發給筆墨紙張，開始寫曆史，寫心得體會。
杜聿明有一個特點，說話說半句，寫東西也是寫半個意思。
1949年11月初，起義将領陳明仁到濟南看杜聿明，在杜聿明求死不能、求生不甘的時候勸慰他。杜聿明聽到陳明仁說要将自己調到北京，還以為是讓他在抗美援朝中給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到北京才知道是被關進功德林監獄。
圖丨陳明仁
在這種情況下他心想，共産黨既不殺他，也不讓他立功贖罪，那就活一天算一天吧。他在寫這個材料時，本來是要看你共産黨把我怎樣，但筆鋒一轉寫成“看看共産黨是怎樣地上司人民創造新世界的”。前後意思完全連不上，這隻能看做半句話。
在軍事上叫“引而不發”，說半句，起個頭，看你接不接下句，聽聽對方怎麼說。在這半句話政策裡，對方無意從何說起，也就隻聽不說，沒戲。
他隻得自動封嘴，免得引起禍端。于是說些今天天氣如何如何，下頓飯可能吃什麼，把話題很自然岔開，像沒事一樣，一切如初。
“昨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杜聿明真切的感受到了這種滋味，長期身居高官，要在短時間内放下架子是困難的。由于架子放不下，他吃過苦頭，他的被俘就是因為在大白天吃五香牛肉幹、五香豆腐幹、罐頭，更能惹事的是抽進階香煙，老百姓發現後不能不懷疑他的來曆。
圖丨就任東北保安司令時的杜聿明
在改造所裡，經過五六年集體生活、勞動、學習，過去那種上下級、大官小官的觀念有些淡漠，但是杜聿明自從去掉刑具，參加集體學習時，起初與大家一起還不是那麼的自在随意，還有些架子。
開會時他會不自覺地向周圍掃一眼再坐下，如果說他表情嚴肅，還不如說他顯得謹慎。
在讨論時，他總愛先說上幾句，說完後又毫無表情地看看周圍。他參加學習時，起初發言很短。後來，他的發言長了，往往是長篇大論，書上的，報紙上的，大段大段的、半篇半篇地引用。
“同學們”也隻好硬着頭皮聽，經常是大部分時間讓他占去，也沒有人說個不字，隻是在會後議論，有的說他當官當慣了，有的說他“好為人師”。
圖丨杜聿明被俘
娛樂時也會發生這種情況，平時打牌的時候，他不但會經常教訓他的搭檔，甚至還說要“開班收徒”。有的人附和，有的就不買賬。
當然杜聿明并不在意，他并不會将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與态度放在眼中。對于他來說，在獄中的這幾年裡，最讓他難忘的就是即使自己作為一名罪犯，人民政府還是想盡一切辦法，幫他治好了多年來都沒有治好的各種疾病。
1957年杜聿明對此曾感慨道：“我過去在反動的舊社會有錢有地位，病都沒有治好。現在我是一個罪犯，人民政府還是想盡一切，治好了我多年來沒有治好的各種疾病，這種偉大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使我永世難忘。”
在此之前，他的胃潰瘍、脊椎結核、肺結核、腎髒結核都已痊愈。
身體健康狀況不斷好轉，也就沒有思想包袱，精神狀态也随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跟同學相處不再那麼一本正經，而是随和了，與大家有時還開開玩笑，對問題有不同看法也不那麼固執已見，能以平等态度聽取别人的意見。
圖丨蔣介石與杜聿明
女婿楊振甯獲得諾貝爾實體學獎
杜聿明整個人的精神狀态有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與家人取得了聯系，得知女婿楊振甯博士獲得了諾貝爾實體學獎，這讓他興奮不已。
杜聿明這人做事謹慎，從他與家人通信過程就可以看出來。從1955年起，他流露出想與家人聯系的意思，但大都比較含蓄，隻是些例如“不知老母是否健在”等話。
他是在試探政府，等着政府與他聯系。果然，管理所要他提供情況，他便很快把全家八口去台的經過說出了。這八口是妻子曹秀清、三兒三女加上老母親。
圖丨曹秀清
按1956年算，老母77歲。六個子女中，杜緻禮為長女，嫁給楊振甯，她在昆明讀大學時是楊振甯的學生。老三杜緻仁和老四杜緻嚴是雙胞胎，除老大杜緻禮1947年就赴美國留學外，其餘子女當時都在台灣讀國小、中學，老母健在。
當政府幫助他與杜緻禮通信并告知其家庭情況後，他很感激。與親人取得聯系後，接着就是希望家人們可以早日傳回祖國。
杜聿明與其他人不一樣，他曾向政府表明：自己是一定不會離開祖國的。是以在特赦後，改革開放後，在許多人都去了香港、美國、杜緻禮和曹秀清也要求他去美國定居的情況下，他也拒絕了。
杜聿明在處理女婿楊振甯問題上，也是含含糊糊，若隐若現。當他得知楊振甯獲得諾貝爾獎、去瑞典領獎背景灣，路過香港而不回大陸看看時，他的想法是複雜的。
圖丨楊振甯
當時他對楊振甯的态度并不了解，但他的内心是希望楊振甯回來，至少可以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做一些貢獻，對他自己問題的解決也有好處，但他不主動向政府提出讓他做女婿的工作。
是以，他便搞了個“迂回戰術”：他給女兒女婿去信說他生活得很好，他斷定女兒回信會說他們（楊振甯夫婦）希望杜的問題能早日得到解決，果然女兒這麼回信了。
為使他們了解黨的寬大政策，進一步争取他們早日傳回祖國，他準備再做些工作，以取信于政府。
杜聿明很快就給女兒女婿回了信，但除此之外，他在給他們夫婦的信中，還單獨給楊振甯寫了個小紙條，小條上隻寫了兩句話：
祝賀你在科學上取得的成就，祝你順利！
圖丨鄧稼先（中）與楊振甯（左）、楊振平（楊振甯的弟弟）1949年在美國的合影
也可能是礙于長輩的尊嚴吧，杜聿明隻字未提自己的事。可能也與自己長期從事戰略戰術的研究，多多少少也犯有一些職業病，什麼事都改完抹角，不直說，不夠坦率。
其實，他在處理楊振甯夫婦是否回國與自己前途的關系問題時，完全沒有必要如此迂回，兩頭試探，兩頭要面子。
與大女兒聯系上後，杜聿明心情舒暢多了，人也開朗多了。有時還跟同學開開玩笑，閑着沒事還給人家起綽号，秦城的同學中有不少綽号都是他起的。
什麼“九百九”啊，指人吝啬。什麼“一萬多”呀，是指七十九軍中将軍長方靖，他一臉麻子，南方人視麻子為“一萬多”，即麻點無數的意思。這就是杜聿明的另一面，诙諧、活潑。
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毛主席提議特赦一批确已改惡從善的戰犯。
圖丨毛主席
這是建國以來首批特赦。很多戰犯都在思量着“改惡從善”的标準，有的自覺已經達到，應該特赦。有的心裡懸在半空，即使有的認為特赦無望，也抱有一絲幻想。
但杜聿明根本沒有奢望自覺能夠獲得特赦，他還對同學們說：“我是43名戰犯之一，沒有希望。你們出去之後我也會繼續好好改造，争取以後特赦。”
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12月4日特赦大會召開時，第一個喊的名字就是他。他有些難以置信的走向主席台，從法官手中接過特赦通知書的那一刻，他低頭深深的鞠躬。
此時，他喜悅、幸福、羞愧之情交加，熱淚滾滾而下。由此，他走向了新生，終于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杜聿明特赦後，與王耀武、鄭庭笈、宋希濂、楊伯濤、周振強一起留在北京，先在北京近郊紅星公社勞動，一年後被安排在全國政協當文史專員，正式成為統戰對象。
1964年11月，杜聿明被特邀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委員會委員。1978年又相繼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昔日對人民有罪的戰犯，今天竟參與商讨國家大事，為人民做有益的事，他的心情無比激動。1964年11月，他激動地寫信給周總理，表達他對黨和人民政府的無盡感激之情和誓為實作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竭盡全力的決心。
杜聿明特赦了，自由了，作為一個公民，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門廣場，他想看看天安門，看看人民英雄紀念碑。
圖丨人民英雄紀念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宣布的，凝望着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毛主席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題詞及周恩來總理書寫的碑文，看着一幅幅人民英雄的浮雕，他心潮起伏，慚愧地低下了頭。
望着廣場上悠閑遊覽的人們，他墓地思念起妻子。他給妻子的信中說，他已獲特赦了，并于1961年春，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正式參加國家機關工作，生活也不錯，住的地方是一室一廳，還有一個辦公室。
收到丈夫的信後，曹秀清立馬從大洋彼岸回到祖國。1963年6月3日，在中國駐外使館的周密安排下，曹秀清飛回祖國。
機場上，政協上司人，老朋友都來迎接，她一眼就看見了戴着近視眼鏡東張西望的丈夫，急步向他走去，當妻子欣喜若狂地說：“不認識我了？這不是回來了！”
圖丨杜聿明與曹秀清
杜聿明笑了，連連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機場上充滿了愉快的笑聲與溫馨的氣氛。
1971年春，女婿楊振甯也攜妻子杜緻禮乘法航徑飛上海，回到了闊别26年的故土，見到了自己思念的家人，也第一次見到嶽父杜聿明，并與嶽父一家受到了周總理的親切接見與宴請。
之後，1972年、1973年，楊振甯每年都會攜妻子回祖國探親，陪伴嶽父一家，與嶽父一起吃飯，一起聊天。
圖丨楊振甯1970年代回國時，黨和國家上司人給予了他至高的禮遇
杜聿明一生有個未了的心願，就是沒能看到祖國的統一。他的晚年，為祖國的統一事業貢獻了巨大力量。從1960年起，杜聿明多次發表文章與講話，以自己切身經曆和感受推心置腹地勸告台灣師友，為實作祖國統一大業共同奮鬥。
彌留之下，他不忘共産黨的恩情，立下遺言：
我的心情極其愉快，是由于經過黨的教育，改變了我的人生觀。
餘妻曹秀清素知餘志，餘已囑其率子女為祖國現代化繼續做出貢獻。病危深思，最關懷者一言而已，盼在台之同學、親友、同胞們以民族大義為重，早日促成和平統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為子孫萬代造福。
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肺腑。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