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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訪談 | 程翔:“特級教師不是我人生的奮鬥目标”

作者:國文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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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訪談 | 程翔:“特級教師不是我人生的奮鬥目标”

程翔,男,1963年出生。北京101名中學語言教師、《國家培養計劃》首批專家。現任中國當代語言教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教育協會中學語言教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編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語言教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主要作品有《語言教學的研究與實踐》《播種愛》《語言生活》《課堂閱讀教學理論》《國文老師之旅》《口語庭翻譯》《路腳延伸》《理論解讀》《程翔與語言教學》等。

程翔專訪:"特派老師不是我的人生目标"

文/李節

中文教師應該是文化人

李節:在這個中文特派老師這群,你出名得更早。1994年,當你出版第一本書《中國改革探索集》時,你已經三十多歲了,三十多歲了。這些年來,我覺得你越來越活躍,新書問世。現在最主要的是什麼?

程翔:現在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學校的正常教學工作,是主業。這些年來,我一直在上課,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前線。第二個方面是我自己對漢語教學的研究。這件作品與學校的工作密切相關,但相對獨立。學校工作屬于正常的教學,語言教學研究屬于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對于教學有一定的意義。第三,我自己對古代文學做了一些研究。對這種古代文獻的研究和我的語言教學稍遠一點,屬于個人興趣。第四篇,做自己的創作,寫一些散文和小說。

李節:在古代文學的研究中,你出過兩本書:一本是《口語》,另一本是《理論論的解釋》。你怎麼能對古代文學如此感興趣呢?

程翔:我個人有這個愛好,總是想做點什麼。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老師應該是一個有文化的人。我現在認為這個想法從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很突出了。我一直認為,語言教師應該朝着文化人的方向發展自己,因為語言不僅承載着簡單的語言知識,更承載着一種文化的東西。語言老師對學生的影響不僅是語言基礎知識的影響,也是文化的影響,這是基于對語言教師專業特點的了解。

李節:閩大出版社出版《程香與漢語教學》。這本書收到了哪些文章?

程翔:我的書一般都是由這樣的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漢語教材,一部分是課堂教學設計,然後是個人作文。我非常喜歡文學創作,有時我會寫小說。

李節:對教學對中文老師來說,創造是有好處的。在為學生安排作文後,你自己寫了"水下"嗎?

程翔:我一直在寫水文學,或者我把水文學和創造結合起來。在最近的書中,我們收集了幾篇文章。中文老師應該試着寫一點文學作品。是以當你再次教書時,感覺就不一樣了。

李節:有很多特派老師,很多也停在特派老師身上。從選擇成為一名教師,到被評為一名特殊教師,再到全身心地投入學習,這麼多年來,是什麼支撐着你?

程翔:就我個人而言,專項教師不是我的人生目标。即使我不評價一個特别的老師,我也會嘗試做點什麼。其實,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見過那些知識淵博的老師,我希望他們以後也能有一點點自己的東西。當時,我有一個想法,将來,即使我能評價一個副教授,我也不會把它換成縣長。這個想法從高中開始就一直在國中。當我在泰安時,我寫信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談談我對這個節目的看法。收音機給我回信。寄給學校的信也引起了另一個巨大的反響。現在想想看,我對當老師一點也不反感。國中時,幾個學生一起聊聊自己長大後想做什麼。有人說蹲下是好的,我說當老師是好的。這些都清晰地印在腦海中。就是這樣。

閱讀和學習是我渴望的;對于有名的文化人士來說,我可以說心已經很久了。要參加這項工作,當語言老師時,我一直保持着相對強烈的求知欲。這種對知識的渴望沒有改變。無論這個社會多麼浮躁,無論周圍人的追求多麼多樣化,我覺得我在這方面還是有一定的規律的,我沒有被這個社會所困擾,可以保持自己更獨立的思考和學習空間。這可能是我在性格上和我所做的事情的不同之處。

李嘉:你的性取向有更特别的東西嗎?

程翔:我不喜歡比較廣泛的接觸,不是很群。我喜歡王偉志的《房間裡的智慧話語》。參加工作後,有人說程翔這個人太高了。這個評價,轉給了我學校的泰安老師。我的老師非常了解我。他說,程翔這個人清高分給誰,他當然對老百姓高,但對學識淵博的人,一點也不清楚高。其實,所謂青高,就是我不和很多人混在一起。我更喜歡獨自閱讀,鄙視世俗的東西。我的老師很了解我。直到現在我不能跳舞,我不能打麻将,我不能打撲克,當我有空的時候,我會讀一些書,寫點什麼。這種生活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顯得單調乏味。

李節:剛才你也提到了老師對你的了解和支援,你能談談你的老師,以及你和一些學者的互動嗎?你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麼?

程翔:我在泰安的老師對我影響很大。在參與工作後,我确實遇到了一些對我幫助更大的人。泰安六的校長孔凡玲、山東省教研室的吳心田老師等等,對我都很客氣。我在全國各地的講座中遇到了許多專家學者,這對我來說非常好。比如饒傑騰先生,我在泰安工作時就寫信給饒先生。饒先生給了我一個完整、細緻的回複。我來回看了看,心想,"這是列印出來的嗎?"它實際上是手寫的。饒先生的嚴謹态度,對我的影響相當大。記得1991年,我去四川樂山講課,說了一句"祝福"。饒先生蹲在那個地方,拿起麥克風讓我去上課。現在想想它非常感人。兩天前,北京教育學院邀請北京語系教師見面,饒先生去了。我向饒先生鞠躬。我說,雖然我不是你的弟子,但我覺得自己像你的"私人"弟子。

我年輕時喜歡和老先生們一起出去玩。我已給錢玉樹先生、紀振懷先生和陸樹祥先生寫信。我寫信給陸書香先生談了講語言教學的想法,也向一線老師吐露了一些苦頭。盧先生親手給我回信。可惜,幾招,這封信都找不到了。更不用說華人社群,比如餘先生,我們之間有幾封信。有劉國正、張雄、曾祥琴、韓學平、溫剅民先生等等,我一會兒不能說出所有的名字。與同齡人相比,我與這位老先生打交道确實有一些特别之處。我剛才說過,我羨慕這些學者,有文化的人,想和他們交往,想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我的同齡人可能沒有這樣的機會。

李嘉:與著名學者打交道需要一些自下而上的,對吧?

程翔:我沒有想太多,我絕對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年輕人,謙虛地向老先生請教。我有一種感覺:隻要你真誠、公開地征求意見,老先生就不會看不起你,不會認為你是一個乳白色的年輕人,他們也不會這麼認為。相反,他們會專心緻志地幫助你。我已經從這些老先生那裡證明了這一點。你想想,當時我和饒先生沒有聯系,我寫信給他,他給了我那麼認真的,寫了好幾頁長信。沒想到陸先生會親手給我回信。你認為他們在想什麼?這是為了給年輕人寄予厚望。我寫信給餘先生,他對我說:"我願意為你們的年輕老師服務。"我非常受鼓舞。如果我深入研究自己和其他專業老師的不同地方的成長,我想,這些可能是我的特點之一。

語言教育的科學性還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李節:現在漢語教學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程翔:其實有兩個根本問題:一是教師自身的專業發展水準,二是目前語言教學的科學結構問題。一個教師自己的專業發展已經受到限制,他的課堂教學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以國家現在已經釋出了"國家教育訓練計劃",這兩年的投入非常強勁。我認為效果仍然存在,至于有多明顯,現在不敢說。我參加了一系列"國家教育訓練"活動,我認為這對教師的專業發展非常有益。另一方面,從目前來看,語言教學的科學結構遠未形成,這是一個大問題。

李科:漢語教學的科學結構究竟是什麼意思?

程翔:比如語言知識,我們應該讓學生掌握什麼語言知識。我曾經說過,有中國知識、文化知識、文學知識、文體知識、寫作知識——我總結了五大知識。在國小和中學階段,這些知識必須掌握,應該有一個知識架構,此外,對這些語言知識進行合理和合乎邏輯的配置設定。國小學什麼,國中學什麼,梯度如何呈現,必須有一個科學、合理、合乎邏輯的結構。

語言能力也是如此:學生通過我們的語言教學具備哪些語言技能,這種語言能力的邏輯架構是什麼,它應該包含哪些内容?在國小、國中、高中分布,如何反映梯度,如何反映邏輯?

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這些東西。語言教學的科學結構一旦建立起來,那麼無論南北在江南,在長城内外,無論哪位語言老師,都必須遵循科學的邏輯結構來教授語言。這将確定語言教學最基本的東西得到實施,學生可以擁有最基本的語言技能。這樣的語言教育是可以科學地談論的。

目前,我們的課程标準和教材,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是以,它造成了我們語言課堂教學長達四十五分鐘,老師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習慣、愛好、專長來教學的。從現代漢語教育史出發,從當時的梁啟超先生開始探索語言教育的科學問題,但直到今天,這個問題還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李節:為了在漢語教學中做到科學,是否應該明确具體地規定一些教學内容?

程翔:比如說,讀寫就是寫作、注釋、解讀。那麼國小畢業識字率,國中畢業識字率達到多少,高中畢業達到多少,就沒有明确的要求。詞彙量是一樣的,國中畢業生掌握多少詞彙,高中畢業生掌握多少詞彙量,沒有具體的要求。有文學常識,國中和高中畢業應該具備什麼最基本的文學常識,沒有範圍,沒有數量要求。我認為科學性往往展現在數量上,目前我們并不要求數量,是以這是非常有問題的。例如,我們需要明确要求高中畢業生認識唐代十位詩人,背誦,默寫這些詩人的哪些詩歌,等等。這些都需要更具體的要求。

課堂教學絕不是教師個人風格的展示

李節:我們常說,教育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您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

程翔:教學有個性化的因素存在,我們說語言教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但兩者的順序要注意,必須科學第一,藝術第二。漢語教學的個性化必須以科學為基礎。漢語課堂教學絕不是一個教師個人風格特征的展示,而是為學生的語言打下堅實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教師作何式,我們都必須遵循語言教學最基本的規律。在遵循最基本規律的基礎上,教師可以發展自己的個人風格特征,展示自己的個性化事物。語言教學和平劇類型不是一回事。如果你仔細研究,你會發現,無論哪個派别還是共同的事情多,如果共同點少,個性的東西多,就不叫語言教學,反而陷入了死胡同。

藝術教學就是教學技巧。與音樂藝術和繪畫藝術的"藝術"不同,教學藝術并不是一個獨立的藝術範疇,實際上它指的是教師的教學技巧。這種教學技能有什麼個性化的東西嗎?是的。但這種個性化的東西必須基于遵循語言的規律。例如,教"AQ就是講道",無論全國哪位高中老師講"AQ就是講道",基本内容和教學方法都應該大緻相同。有什麼不同嗎?是的,但它是次要的。

李節: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評論,說一位中國老師形成了自己的教學風格。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教學風格?

程翔:教學風格和教學藝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教學風格與教師的性格、特點、習慣,特别是語言風格有一定的關系。教學作風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教師的語言作風,作風必須展現在語言中。不過,過去我們曾誇大過特殊教師的性格風格,對于大學生和研究所學生在學習中存在一些誤導。現在很多研究所學生去學習個人教學藝術風格,有名的專項教師,其實我覺得主要方向是不對的。主要方向是法律——教學的基本規律。我認為我們應該有意識地淡化教學藝術、教學風格,淡化這一點,突出漢語教學的規律,突出漢語教學的科學性。

有些東西既不是風格也不是特色,但我們把它們誤認為是風格和性格。例如,一些教師特别擅長通過背誦進行教學。事實上,中文老師必須善于背誦。

李嘉:你認為這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基本技能嗎?

程翔:是的。比如,有些老師在課堂上情緒激動,有時淚流滿面,是以稱之為"情緒學校"。有老師說,我和餘宇一樣情緒化。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語言本身有強烈的感情,一個沒有感情的人教語言,他怎麼能教它呢?如何有資格教書?這是語言本身固有的事物,而不是老師的風格特征。你能教《報一書》《陳的桌子》《紅牆傅》嗎,能沒有感情嗎?你怎麼能在沒有感情的情況下教這樣的文本呢?

教師應注意自身課堂作品的積累

李節:你對新老師有什麼建議?

程翔:作為一名普通教師,首先要認真備課,上課。我最近一直在說,一線語言教師應該注意自己課堂作品的積累。一年一兩篇文章,讓十年工作十年的工作,讓課堂工作引領自己,提高專業發展水準。

李節:課堂作業是指教學設計嗎?

程翔:我設定了三個标準:第一,課堂作品必須反映教師對課文的準确、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其次,課堂作品必須由教師精心設計,展現教師的教學智慧。第三,課堂作品必須包含師生的情感投入。有了這三點,再以文字的形式,經過反複打磨、修改,最後鞏固,這個東西就可以稱為課堂作品了。正如作家有文學作品,藝術家有藝術作品一樣,中國教師也應該有自己的課堂作品。近年來,我在很多地方都談到了這一點,許多老師都受到啟發,聽了出來。

李節:"課堂作品"真的很有趣。

程翔:課堂工作和老師最親近。比如,一位老師教了《和塘月亮的顔色》,教了十次八次,我問他:"你對《和塘月亮的顔色》有什麼研究?事實上,許多教師缺乏研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因為他缺乏教師職業的自我意識。那麼,我建議積累課堂作品,就是讓老師建立老師的發展意識,讓他的教學工作變得有意義。否則,教了一輩子的書,還是很膚淺的,隻是做了人參的傳教士,沒有自己的研究心在裡面。一個教師的教學生涯短句三十多年,長字四十多年,這幾十年來,同一課文教過很多次,如果不是很深,那很可悲。

就拿自己來說,我教過《和塘月亮色》,曾于1988年參加山東省比賽,獲得一等獎。1989年,我在《語言學習》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蓮花池中的月亮主題"。二十年後,我在《語言學習》上發表了第二篇文章,"蓮花池中月亮的顔色的主題"。此外,我還發表了幾篇關于"和塘月亮的顔色"的藝術技巧和結構特征的文章。現在我可以說,國内很多關于《和塘月光》的分析文章都讀過了。這篇文章我可以把整篇文章倒回去,無論何時何地,我都不必備課,拿起就可以教,這就形成了課堂作業。

李節:你說的大概是"老師"和學者老師的差別?

程翔:所有語言教學的每個人,不是在中學語言教學這邊的世界,而是可以拓展自己的其他世界。這些世界對他們自己的語言教學當然是有幫助和有意義的。如果一個中文老師隻知道他教的幾篇課文,那麼我們就叫他老師,正是這些課文教書。教師必須警惕這項工作。轉身,不能教任何新東西,也不能得到新的東西,成為一名老師。是以,我主張一個教師應該朝着文化人的方向發展,應該把自己的語言教學放在宏大的文化和曆史背景下來教學。如果仔細想想,他們哪一個沒有自己的思想和積累,比如于先生、錢夢龍先生、甯洪斌先生、顧德西先生、魏樹生先生等等?這些老師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

(本文摘自李彥宏的《小路——漢語教學訪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這次推送增加了一個新的副标題,文字略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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