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十三年時間中，清王朝出現了短暫的中興局面，史稱“同治中興”。如果将時間再推到1894年，即甲午戰争之前，這段時間被稱為“同光中興”。
那麼，自從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英法等國的侵略者為何會停止軍事侵略，讓清王朝有了喘息的機會呢？
同治一朝能夠實作所謂中興，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各列強國家調整侵略戰略政策，清政府據此制定并實行“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守勢外交方針，進而為中國提供了短暫而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空間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各列強國家調整侵略政策，即采取所謂合作政策是有諸多前提的：
一是19世紀60年代，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尚處于自由競争階段，對中國的侵略與争奪遠遜于此後的壟斷階段，加之這一時期各列強在西方競争加劇，而在東方的争奪則漸趨緩和；
二是各列強國家對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尚屬滿意。正如恭親王奕于《北京條約》簽訂後所言：“約内所允各款，已遂其貪婪之心，是該夷連年所欲得者，現皆如願所償”。以英國為首的各列強通過兩次鴉片戰争已經取得了他們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他們的當務之急，已不再是攫取新的利益，而是将已簽訂的條約付諸實施；
三是清政府與人民已消除或部分消除對西方的敵視、恐懼與排斥心理，并在努力實作近代化，向西方國家靠攏。西方國家顯然在辛酉政變後，發現了這種可能。與此同時，以奕、文祥為核心的樞臣正在發起一場以學習西方先進科技技術為手段，以練習兵、制器、育才、海防為中心内容，以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為目的洋務運動。
正是基于以上三個前提，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紛紛對中國調整了侵略政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這一時期改變的隻是侵略的政策，手段，其對中國的侵略實質并未發生根本的變化。
盡管各國列強并沒有停止對中國的侵略，但侵略政策的調整無疑給清王朝提供了一次絕佳的機會，然而清統治者為何沒有抓住這次良機呢？
“同治中興”之是以能在晚清史上昙花一現、轉瞬即逝，未能從根本上挽救清王朝的統治，除了當時國内、國外阻礙勢力對這一事業的阻撓之外，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統治者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通俗地講就是體制，體制問題就是橫亘在中興事業道路上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清統治者對中興事業并無全盤統一規劃與遠大目标
中興各項事業特别是洋務運動，于尚處于封建社會末期的中國乃是前無古人的開拓性事業，其最初興起源于同治諸位軍機大臣寶鋆、桂良、文祥、沈兆霖等于第二次鴉片戰争後期，追随恭親王奕留守京師辦理危局之時，曾親眼目睹了英法兩國軍隊憑借其堅船利炮和屢屢取得戰争勝利，而清軍則因中西力量對比的明顯差距而節節敗退的慘象。
這一慘痛經曆使他們預見到中國如不求變、不自強，必将為西方各列強所吞噬。為此，他們請旨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辦理外交，并于此後開始主持練兵、制器、育才、海防等各項洋務事業。
由上可知，奕等人主持洋務事業，其客觀環境呈現出兩種狀态；其一，洋務為開拓性事業，奕等封建王公大臣對此并無半點經驗；其二，奕等事于英法兵臨城下的絕境中，相對主動、實亦被動地展開諸項洋務事業。
是以，他們對自己所主持的洋務事業始終是窮于應付，急則治标，雖有一些計劃，但對此并無整體規劃和遠景目标。
奕等所主持的各項洋務事業，均是他們對列強以及自強深化認識過程中一步步逐漸摸索、提出并完善的。
如鹹豐十年十二月，奕等首先認識到“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由此從中央到各地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練兵；至同治三年四月，在地方影響、帶動之下，奕等又意識到“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故又從中央開始重視制器；至同治五年十一月，奕等因認識到：“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項，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故奏請于同文館中添設天文、算學館。
這一現象不僅展現于興辦各項洋務事業過程之中，具體到某一洋務本身，也同樣存在該種情況。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為此奕等人又意識到海軍建設的迫切性，不久才确定了中國近20年海防建設總方針，但是在建設初期，即已暴露出主持者缺乏禦倭的決心，如奕等于奏折中就曾指出：“若謂此足禦泰西各國，不但得數鐵甲船未敢相信，就使海防一律辦齊，亦無從得有把握。仍當遇事籌維，慎于操縱，非獨鐵甲船未可盡持也。”此言和李鴻章“彼族萬分無禮相加，不得已而一應也”，有着異曲同工之處，而由他們所主持的籌劃的近代海軍以及諸洋務事業其命運可想而知。
其二、受“中體西用”二進制價值觀束縛，隻注重引進西方物質層面的武器裝備，而拒絕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先進的思想觀念
上面提到，奕、文祥、桂良等人在留守京師主持和局時，他們對西方國家憑借其堅船利炮取得戰争勝利的事實感觸最為直接、深刻。是以在辛酉政變後，他們便在地方官員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支援下，開始求強、求富為主要目标的洋務運動。
然而，遺憾的是奕等人将求強、求富僅當作是一個現實目标而已，并不是他們上司洋務運動所要實作的最終目标，其最終目标就是挽救搖搖欲墜的清封建王朝統治，實作王朝的複興。
由此，富強觀念與依舊是傳統結構的政治現實不謀而合，而幾千年來被中國封建官僚奉若神明的綱常禮儀仍是奕等軍機大臣神聖和至高的思想準則，他們所能做到的，隻能是在不觸動這一根本理論準則的前提下為革新找尋某種可能。
是以，在奕、文祥等軍機大臣那裡，崇尚富強的世俗價值觀，并不是唯一的價值觀，諸如“禮儀至上”的傳統價值觀仍根深蒂固地盤踞在他們的思想深處。
這兩種價值觀同時并存，使他們常常陷入二進制價值觀的沖突之中。為了解決這一沖突，奕等人力圖建構一種能同時包容二者的理論，而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模式。
“中體西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泛指中國的文武制度，“西學”則泛指西方的堅船利炮、先進的科學技術。其意即為：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來繼續維護中國封建專制統治。
這一新式思想，試圖将“西學”内容合法化，肯定其具有“中學”無法替代的實際功用，并将二者貌似“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封建官僚頭腦中的傳統倫理價值觀絕對的、唯一的權威地位。雖然這一思想中存有進步的成分，但也應看到其中的沖突。
這一沖突具體展現在奕、文祥等在上司洋務運動的現實中，他們學習西方，求富、求強，即逐漸采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而自思想深處，他們又随時遵循儒家經典，唯恐離經叛道，即堅持封建專制制度。
“中體西用”這一二進制價值觀的沖突不僅使奕、文祥等在面對守舊派以傳統的價值觀念攻擊時，陷入理論沖突和困窘之中。而且這一沖突更使他們在現實的改革中，隻注重引進西方的武器裝備，而拒絕引進西方的政治體制、法律制度和先進的思想觀念，即沒有進行政治改革。
近代化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思想的綜合系統工程，三者既互相有影響，又互相制約，縱然前者是政治、思想的基礎，但如果沒有政治與思想方面的相應變革，經濟的強大與進步也是不可能的。這正是“同治中興”，未能挽救清王朝，而出現昙花一現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