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源流考》與清朝的曆史書寫

孟森在《清史講義》中論述清代史學的重要地位時，曾指出：“清之于史，自代明以來，未嘗一日不踐有史之系統。”也正是清朝這種完善而又連續不間斷的修史系統才把中國傳統的官方修史事業推至頂峰。有清一代，官方史學成為整個史學畫卷中濃重的一筆。官方修史所具有的獨特性在于皆由帝王以及朝廷主導，是以，整個編纂活動不可能遊離于朝廷政治之外，每一史館的開設及史書的纂修，均與當時國家的政治、邊疆、民族等問題息息相關。其中，乾隆朝成書的《滿洲源流考》是清帝及其群臣為“本族”所修的史著，從民族起源上論證了清朝得天下的正當性，從政治上展現了清朝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性”追求。

為正統資格立論

清朝以少數民族滿洲身份入主中原，自“定鼎燕京，以綏中國”後，經過幾代帝王的悉心經營，建立起空前遼闊的“大一統”疆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也最終形成。然而，清朝卻始終面臨着統治的合法性危機，那就是其自身的“夷狄”身份備受漢族士大夫排斥，特别是漢族士大夫渲染的“夷狄不得為正統”，始終萦繞在滿洲統治者的心頭。

中國曆代王朝在政權建立伊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确立起“正統性”。所謂“正統”，即為“繼前統，授新命”，也就是新舊兩個政權的更替問題。對于清朝而言，就是如何實作對明朝的合法性繼承。自入關後，清朝始終在竭盡全力調用各種資源為其“正統”資格立論，其中，利用文本建構對其少數民族身份進行合法性曆史書寫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清朝崇儒重道，推行文治。在此國策指導下，開啟了諸多大規模的史書文本編纂活動，寄予了統治者濃厚的政治思考。盛清時期，在實作國家“大一統”之後，乾隆帝依托其引以為傲的史館修史，開始了“開國史”系列史書的撰寫，力圖從民族起源上來解決長期以來極為頭疼的“正統”難題。《滿洲源流考》成為整個乾隆朝盛世修史中一部極具特色的史書，是由乾隆帝親自主導，史官群體共同協作完成。與其他諸史一樣，《滿洲源流考》絕非單純的學術文化活動，而是清朝對于其民族身份“正統性”确立的曆史書寫，以重塑有利于其合法統治的新記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乾隆帝釋出上谕，宣布該書開始編纂。對于這樣一部關于自身民族身份認同的史書，乾隆帝表現出高度的重視，他将該書交給當時運轉流暢的常設史館方略館負責。在史官選拔上，乾隆帝甚至同時任命了以阿桂、于敏中、和珅、董诰四位大學士為代表的諸多朝廷重臣。此後，又迅速完善了相關官職職掌的人員配置：郎中巴尼珲，侍讀孫永清為提調官，專司督催稽核；内閣侍讀麟喜，中書呈麟，筆帖式七徳為滿纂修官；翰林院編修宋銑、平恕，補部員曹錫寶為漢纂修官；理藩院筆帖式臨保，補筆帖式明倫，工部庫使巴尼泰為譯漢官；而謄錄、供事等都在方略館中調取。這也是清朝慣用的史書編纂分工合作模式，是為能夠各盡職責，有效完成。

開館之初，方略館針對《滿洲源流考》一書的編纂，共拟訂七條“凡例”，傳達了該書的編纂思想，規定了編纂原則和方法。乾隆帝親自為該書定名為《滿洲源流考》，雖然僅有20卷，但從整個編纂過程來看卻是持續較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完成漢文本，此後，又繼續進行滿文本的纂寫。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所有文本校改完畢，送至武英殿刊刻。

立體的滿洲

《滿洲源流考》是清朝為自己“先世”所撰之書，是以，在刻畫滿洲形象上可謂是不遺餘力。該書首先對滿洲一詞的内涵進行诠釋，特别強調滿洲是一個部落名稱，而非地名，“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在清朝的“國語”滿文中，滿洲的表達是為“滿珠”，被譯為漢文後，方為滿洲。應當承認，僅就“洲”字而言，似乎更像是一個地名的表達，為不緻有歧義，乾隆帝特意對該字的使用稱之為“假借用之”。《滿洲源流考》就是以滿洲為核心，緊緊圍繞曆史淵源、發展演變等相關問題展開曆史的考察。

從全書布局來看，《滿洲源流考》共分為四門：部族、疆域、山川、國俗。“部族”為首，以時間順序先後論及肅慎、夫餘、挹婁、三韓、勿吉、百濟、新羅、靺鞨、渤海、完顔、建州等。而“疆域”一門卷帙最多，所占篇幅也最大，僅在目錄中就選取了200多個地點，以全面展現滿族及其先世各族生活的疆域範圍。“山川”所指則是“凡白山黑水諸名勝，悉皆采列”，包括山、嶺、岡、崖、峪、島、江、河、水、泊等80多處，最後附以“弱水諸水”。“國俗”則是對滿洲的風俗習慣包括騎射、冠服、政教、祭祀、祭天、祭神、祭禮、官制、語言、物産、雜綴等進行了系統闡述。這四大門之間并非互相獨立，而是在内容上形成了互相交叉與配合的特征，從不同視角展開對滿洲的全面立體書寫。

《滿洲源流考》一書的寫作方法也極具特色。在每門的開篇都是先有“按語”與“說明”，然後再論及正文，且正文之下又采用小字進行詳細诠釋，進而使得文本内容的表達更為細膩與豐滿。當然，該書既是要對滿洲進行曆史考證，是以，從文本所用文獻資料來看，可謂是包羅萬象、囊括古今，“博采諸書，以廣參稽”。僅就以往官修前代正史來看，幾乎是均有涉及，而又以《金史》引用最多最頻，其他各類史書也被廣泛采納。

多元一體的政治文化表達

《滿洲源流考》在對中國一脈相承的曆史演變中，尋找到滿洲曾經有過的真實性曆史存在，以此證明滿洲是中國曆史上少數民族的傳續，“在古為肅慎，在漢為三韓，在魏晉為挹婁，在元魏為勿吉，在隋唐為靺鞨、新羅、渤海、百濟諸國，在金初為完顔部”。是以，滿洲人并非外來民族，自始至終就是土生土長、紮根中國大地的一員，成為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論證的言外之意已經極為明确，那就是滿洲與其他任何民族一樣擁有君臨天下的資格。

清朝顯然是在論證滿洲擁有“正統”資格上着實下了一番功夫，特别是有意與曆史上曾經建立金朝的完顔女真在同根同源上進行刻畫與書寫。如二者發源地同為“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锺毓與大金正同”。再如二者姓氏相同，“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也就是有着“金源同派”的血緣關聯。其蘊含之意，就是滿洲完全可以同金朝一樣成為統治者。此外，同中國曆史上曆代王朝慣用的神話渲染方式相似，清朝也以“三仙女”“佛庫倫吞朱果”等故事給滿洲披上了君權神授外衣，“我朝自白山天作，朱果靈彰，年祀綿長”，為其“正統”性進一步保駕護航。

《滿洲源流考》還專門從滿洲活動的疆域上“正統”資格進行詳細考證，這實際上是貫穿當時乾隆帝倡導的“有疆域可憑即為‘正統’”的理念。是以，該書極力表達滿洲擁有自己獨立的疆域，“明初，疆圉東盡于開原、鐵嶺、遼沈海。蓋其東北之境全屬我朝，及國初，烏拉、哈達、葉赫、輝發諸國，并長白山之讷殷，東海之窩集等部”。特别是要極力證明，其疆域與明朝之間是為互相獨立，是以，作出了“明人曾未涉其境”的話語表達。這顯然是不想讓滿洲的起兵及對明戰争背負着以下亂上的罪名。

當然，滿洲曾經臣屬于明朝是無法否認的史實。清朝很顯然是在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個問題，是以，該書在過度渲染滿洲“獨立性”特征的同時，又極力避免篡改曆史的嫌疑，是以該書又在毫不避諱地書寫滿洲曾經臣屬于明朝的諸多曆史史實，如标注出永樂年間，明朝在滿洲居住地曾經建立過的400多個衛所。然而，該書很快又對此作出解釋，指出這種曾經的臣屬關系并不會影響滿洲所擁有的立國資格，“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顔氏之服屬，猶之完顔氏在今日，皆為我朝之臣仆，普天率土統于一尊，理固如斯”。該書還一再強調，曆史上的金朝如同漢、唐、宋、明等一樣，都曾是“勝國之臣仆”，但是，卻毫不影響他們成為統治者。

綜上，在乾隆朝纂修的這部清朝民族史《滿洲源流考》，是乾隆帝及其群臣論述清朝“得國之正”的産物。是以，該書絕非是一部單純的學術史料，也是清朝建構其政治文化的重要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