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再次觀察
外國學者如何看待十四年的抗戰？
劉亞亞
不要忘記民族恥辱，記住曆史
1931.9.18
編者按：2021年是9月18日事件90周年。9月18日的事件是中國14年抗日戰争的起點，也拉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帷幕，基于清晰的曆史事實和紮實的學術讨論，14年的抗日戰争已成為對中國抗日戰争曆史的主流認識。同時，我們也看到，14年抗日戰争中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同的角度。
今天，《四川方智》新媒體矩陣和四川省愛網轉載了《理論中國》微信公衆文章，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些外國學者對14年抗日戰争的研究現狀。
1931年9月18日的事件是中國抗日戰争的起點，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地方抗日戰争拉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帷幕。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體學習會上指出，我們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後八年全面抗日戰争的曆史，還要關注918事件後14年的抗日戰争史。
基于清晰的曆史事實和紮實的學術讨論，14年的抗日戰争已成為對中國抗日戰争曆史的主流了解。同時，我們也看到，14年抗日戰争中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同的角度。
15年戰争——日本學派抵抗運動的14年視角
日本學者對日本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發動和進行的戰争有各種各樣的研究觀點，戰争的名稱有很多名稱。一些日本學者所鼓吹的"15年戰争"，越是集中反映了日本學者對14年抗日戰争研究的視角。
這些學者所指的"十五年戰争"，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以及1945年9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簽署。雖然戰争實際上持續了14年，但學者們根據開始的年份将其計算為15年。
918事件中，中日軍炮擊東北陸軍基地北大學營
據說"十五年戰争"起源于1950年代。1956年，日本學者黑玉俊夫在《中央公學論》1月刊發表的《知識分子的責任》一文中首次使用"十五年戰争（1931-1945）"一詞，并在《中央公學》七月刊中解釋其使用"十五年戰争"一詞。他認為日本把1931-1945年的戰争一分為二，把9月18日、128年、7月7日的事件看成是對中國的戰争，把太平洋戰争看成是對美國的戰争，日本隻是在對美國的戰争中失敗了。戰争時期的這種劃分顯然掩蓋了日本的戰争責任。是以，他希望，"現代曆史學家将嘗試處理從昭和六年到20年一直持續到20年的一系列戰争，并給它們起适當的名稱"。
君富何提出的"十五年戰争"這個名字，不僅用來界定戰争的時限，更展現了強調日本戰争責任的曆史觀。這種用法提出後，雖然在日本的曆史研究和曆史教育領域引起了一些反響，但并沒有得到更多的關注。
中國軍隊沖到上海戰役前線增援
十二年後，1968年，賈龍山郎的著作《太平洋戰争》出版。在書中，賈先生明确表示，"日本與其他國家之間一系列不可分割的、個人感覺到的戰争，從柳條湖事件到投降戰争，都是'15年的戰争'。不過，由于當時"十五年戰争"的影響還很小，賈龍三郎在這本書出版時還是被稱為"太平洋戰争"的。1974年，在高中教科書《新日本史》記載中，寫上了"15年戰争"這個名字，成為日本教科書中第一個使用"十五年戰争"的人。
之後，黑裕慶龍的《日中戰争十五年》（教育學會，1977-1979）、石井茂一的《十五年戰争與東亞》（日本評論，1979年）、川口弘的《十五年戰争的開端》（國小會堂，198年）和《戰争十五年的小史》（青木書店， 1986年）、藤原先生和藤原先生的《戰争史十五年》、《十五年戰争史》（青木書店，1988-1989）等作品，紛紛使用"戰争十五年"一詞。這種用法在日本越來越廣為人知，并在學術界産生了一些影響。
中國士兵緊緊抓住盧溝大橋
從20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江口貴一直利用"十五年戰争"理論架構開展近代日本史研究，并通過撰寫通史等方式擴大影響，為"十五年戰争"這一名稱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川口先生介紹，日本于1931年發動的918事件、1945年8月14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簽署投降書等一系列對外戰争，并不是零散孤立的，而是一場互相密切聯系、惡性發展的戰争。是以，這一系列戰争可以統稱為"十五年戰争"，并特别指出，不考慮中國的運動（抵抗、反侵略）并不能解釋日本的侵略過程。
至于戰争實際時間隻有14年的問題，稱它為"十五年戰争"是不合适的，江口貴的解釋是，就像假年齡一樣，"十五年戰争"是一種時代感的話語，如果将戰争爆發的年份記錄為第一年， 那麼戰争結束的年份是第十五年。
1945年9月5日下午，延安市各界2萬多人在南門外的廣場上舉行了"抗争勝利慶典"。
1945年9月3日，人們在重慶街頭慶祝抗戰勝利
戰争名稱的選擇，不僅為曆史叙事提供了基本的架構和範圍，也展現了曆史叙事背後的曆史觀和價值觀。日本學者武尾一郎指出："'十五年'這個詞具有鮮明的曆史了解，因為它強調了以下三點：一是日本侵略亞洲是有其一貫意圖的;二是日本侵略亞洲是有其貫徹意圖的;二是日本侵略亞洲的戰争。中國對日民族解放運動持續了15年，是三戰繼續的最大推動力。"
《論持久戰争》一書的幾個版本
"十五年戰争"是一些日本學者批評日本侵略戰争、批評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美化侵略戰争、了解中日戰争的一個方向，一度對日本學術界和社會産生較大影響的立場。然而，近年來，由于日本現實世界環境的變化和理論架構本身的弱點，例如對國際關系的關注不足和戰争之間的非戰争形勢，這種表述有所減少。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一些日本學者提到"15年戰争"與中國14年抗日戰争在戰争開始和結束中的定義是一緻的，但由于曆史觀的偏差和叙事主體的差異，前者的名稱字面上代表了一個中立的時間陳述， 不反映其侵略戰争的性質;這幅圖像展示了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侵略的強大和正義。
西方學者對14年抗日戰争的一些看法
長期以來，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時，西方學者非常重視研究由美國主導的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争，但對中國抗日戰争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的地位的研究還不夠。關于中國抗日戰争研究的書籍數量有限，很少有學者研究過。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在研究中國抗日戰争時，不乏人提出或認為中國的抗日戰争（第二次抗日戰争）應該從1931年9月18日事件開始。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是明确同意十四年抗日戰争的提法。法國岡崎紀念博物館館長斯蒂芬妮·格裡馬爾迪（Stephanie Grimaldi）寫道："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标志着中國'八年抗戰'的開始。事實上，如果将1931年9月視為起點，那麼使用"十四年的抵抗"似乎更合适。歐洲人曾經将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而事實上，在此之前，中國和西班牙已經卷入了戰争的火焰中。"
丹麥人何明生著有《上海1937：法新社記者眼中的上海之戰》一書的作者，他在2017年1月接受采訪時說，"把1931年而不是1937年定為第二次中日戰争的第一年是有道理的。雖然1931年日本入侵被稱為滿洲事件，但它實際上是對幾個世紀以來屬于中國的領土的全面入侵。事實上，就侵略規模而言，1931年日本占領中國東北，比八年後納粹德國占領波蘭西半部要大五倍多。"
二是寫文章或組織學術研讨會，抗日戰争從1931年到1945年底14年，展現了一個事實上的身份。
如美國學者大衛·E·戈登（David E.M. Gordon）在《曆史文獻：中日戰争，1931-1945》中直接定義了1931年至1945年的中日戰争。本研究綜述對日本入侵東北的國内原因、國際背景和長期野心進行了一定的篇幅。
2012年1月，英國牛津大學中日戰争研究中心在英國倫敦召開了"中國抗日戰争（1931-1945）研究新途徑和新方法"國際研讨會。
1937年9月，八路軍第115師的士兵在平關公路兩側伏擊日軍
第三，抗日戰争始于1931年，以表達他們的興趣和思想。劍橋大學教授方德萬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學術界對抗日戰争起點的研究，"從局部角度看，也可以問，把抗日戰争的時間定在1937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是否正确？"他說。我已經提到過，許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學家現在認為，抗日戰争始于1931年日本占領滿洲。雖然全日戰争始于1937年，但事實是，1931年後，中國繼續面臨日本的侵略，包括在戰場上。"
1938年11月3日，新生力量軍士兵在馬家之戰中與敵人作戰
9月18日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二戰史研究過程中，出現了中國抗日戰争爆發的觀點，遠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除了一些關于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的書籍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外，還有一些以1931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叙事起點的作品。
早在20世紀80年代，蘭登書屋出版公司就出版了《193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年鑒》，記錄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日本天皇簽署的投降書
此外，相關作品也令人擔憂。
2015年4月，法國的Galima Press出版了兩卷本的《1937-1947：戰争-世界》。該書由法國著名的國際關系史專家羅伯特·弗蘭克教授和抵抗運動曆史專家阿麗亞·阿格蘭教授共同編輯，彙集了來自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和奧地利的50多位曆史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學家。這本書明确地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叙述延伸到1931年9月18日的事件，1935年的埃塞俄比亞戰争，特别是1937年在中國爆發的全面和大規模的抗日戰争。這在西方曆史學家中很少見。
作為為數不多的強調中國在撰寫二戰史中的貢獻的西方作家之一，英國曆史學家安東尼·比弗（Anthony Beaver）和埃文·莫茲利（Evan Mozley）的作品沒有明确地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與1931年9月18日聯系起來，他們追溯或關注他們記錄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的那一年。他們的寫作是基于這樣一種了解，即日本1931年對中國的侵略已經開始破壞自1921年華盛頓會議以來建立的國際體系，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在于新舊沖突。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中央集權主義觀點不同，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政治和曆史教授拉娜·米特（Lana Mitte）在《被遺忘的聯盟：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7-1945》中将中國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核心，讨論了中國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盟友的戰争中的作用和貢獻，并呼籲世界對中國進行公正的評估。本書的第一部分《戰争之路》聚焦于中日關系，包括從辛亥革命到共産主義革命的中國國内形勢，以及9月18日事件後中日沖突日益加劇。
1945 年 9 月 2 日，停泊在日本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裡号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就在那時，日本代表在密蘇裡号航空母艦上簽署了投降書。
從上述外國學者14年的抗日戰争研究來看，一方面以9月18日事件為中國抗日戰争的開始，從中國14年的抗日戰争來看，到世界反法戰争，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的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重要曆史地位的認識。另一方面，盡管國内外學者在14年的抗日戰争研究的視角中産生了一些交叉點，但由于學科不同，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仍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對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争14年曆史的關注，關注和了解， 為學術交流和對話留出空間。
深化和加強對抗日戰争史的研究，進一步喚醒和擴大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重要曆史地位的認識，增強我國話語體系和話語在抗日戰争史上的國際影響力，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原标題：《外國學者對"抗日戰争十四年"研究的看法摘要》，發表于《紅廣角》2017年第3期）化妝時省略備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