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8日，天安門廣場兩側擺放了一個花圈，以紀念周恩來。清明節前一年，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紀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震撼了世界的"四五運動"。何彥光/照片
1976年清明節前後走上天安門廣場是一次冒險。
但在4月3日，大約有100萬人進軍天安門廣場，而4月4日的清明節，大約是200萬人。
一群幹部、學生、勞工和農民戴着黑色面紗，舉着花圈，悼念大約三個月前去世的周恩來總理。人們開始張貼悼詞，反對四人幫的言論也有所增加，廣場上的松樹枝上挂着小瓶子，意思是"小平"。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主編的魏俊義，後來回憶起那段時期的天安門廣場，"有無數的詩歌，無數抄襲詩歌的人。"
紀念活動被誤解為"反革命事件"，300多人被拘留。直到兩年後的11月15日，新華社才向全中國釋出："中國共産黨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徹底的革命行為......"第二天，這篇長達239字的報道被許多國内報紙頭版刊登，并被描述為中國開始擾亂這一程序的迹象。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天安門事件"為後來粉碎江清反革命團體奠定了巨大的群衆基礎"。
冒險
很難形容1976年清明節前後親臨現場的人的心情。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老黨員魏俊義，似乎又回到了同學身邊，舉起雙臂，"喊着他的意思"。她擠在人群中，"隻擔心人們害怕與機關見面。
當時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任之一的于光遠，在那些日子裡，他"處于一種非常特殊的興奮狀态"。雖然他的研究實驗室在鄧小平的直接上司下，正處于"特朗普反右傾"運動的漩渦中，但他知道"中國局勢肯定會發生很大變化"。
那年清明節前後，于光元在管風琴上不說話，每天上班的路上，他總是指引司機，開車繞着紀念碑轉，還連續兩晚到天安門廣場。4月5日，他的車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被堵車的經曆，也讓他擔心"當時，如果有人把我的車牌抄下來，就會把我'指揮天安門暴行'的罪名推上罪"。後來他聽說，當時的石油部長宋振明也在那天開車經過天安門廣場前的長安街，在金水橋被抄襲車牌，受到審查。
用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白潔夫的話來說，當時的四人幫沒什麼可說的，敢說四人幫大多是勞工， "他們可能更大膽，但基本上每個人都很鬼鬼祟祟"。
在這些大膽的年輕人中，有何彥光，後來被捕。1976年清明節前夕，25歲的何彥光帶領北京崇文區化纖廠的80多名青年勞工到廣場向周總理獻花圈，指着江青。1976年5月，他和另外兩名同僚在經過幾次審訊後被捕，被關押在北京半橋監獄。
23歲的北京鐵路局豐台電器科通訊員王海力也帶着自己的血書來到廣場。在他眼裡，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像人海一樣，花圈像山一樣""看起來太小了"。他在血書中寫道："親愛的周總理！我們将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你們"，并在背面加三個感歎号，署名"中國無産階級的紅色後裔"。
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人越來越多，當武漢青年留在北京出差時，于斌在現場看到，"聚集了勞工、學生、知識分子，還有解放軍士兵"，花圈也越來越多，"有的很大，有幾個人扛着，有的很小，胸前有一個人。
送大花圈的有北京廣播裝置廠的勞工和家屬，以及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的近千名知識分子幹部和勞工。時任中國共産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吳德後來在一篇口頭文章中寫道，在4月4日晚中國共産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他作為北京市委主任， 據報道，有2，073個花圈被送往紀念碑，共有1，400多個機關。花圈的最大直徑為6米。
"我們都應該來。
4月4日，一位年輕女子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正陽門和紀念碑的松樹林裡，挂着一長串寫在紙上的詩，大小像一張大報紙......從彩色的旗幟向北，每隔幾米就是一排長長的花圈，一直到天安門下高大的旗杆。"
大量的詩歌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附近的柏林松樹，燈柱和中國手表上。一位年輕勞工貼了一首五字詩，被廣泛抄襲，其中一句"我哭狼笑"已經成為很多個人記憶中天安門詩歌抄襲的經典。這首詩後來被張春橋等人拼湊在一起，作為"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證據。
在一束鮮花下，一首署名為"小家庭"的歌曲寫着"花下的詩"，表達了他對總理的懷舊之情。魏俊怡也在讀詩，她拼命地擠在人群中，忘記了自己是"快六十歲的老太太"。清華大學機械系黨員老師白心貴，每天清晨一早就離開，晚上回家，抄寫他認為最好的詩，寄給周恩來的妻子鄧英超。
在特殊的混亂時期，人們需要一個機會來表達長期以來積累的複雜情緒。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的關祥生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的追悼會，後來在口頭文章中說："總理遺憾地離開了。他走了，很多人不知道中國要去哪裡，他們感到困惑......人民心中非常苦澀。"
困惑，焦慮，憤慨，複雜的情緒籠罩着當時的人們。在給高中同學的一封信中，于斌問道："我們的未來在哪裡？我們會一輩子都這樣生活嗎？時間日新月異，但我們到位了，未來該怎麼辦？"
随着他與同學的通信已經下放到農場，也向他吐露："心情多麼快樂，起不去，整天除了勞動或勞動，面對黃土回到天空'修複地球'......我這裡沒有書，你看什麼書，送我兩本原件，也可以消磨一點時間。"
可以說，這些苦澀的聲音以某種形式在詩歌中表達出來。魏俊怡後來回憶說，當她把一朵小花綁在一棵松樹上時，她在一條狹窄的道路上遇到了"部隊中的一名叛軍首領"。這時在"文革"初期曾罵過她的人民後，軍宣隊"抓撓"，但對方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魏俊一一看，胸前還有一朵小小的白花，她點了點頭，回答道："我們都應該來。"
當時在場的英國大使館官員羅傑·加賽德（Roger Garside）這樣描述這一幕："人民對周恩來的哀悼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場國葬都更令人感動。一大群人的行為是基于信仰的......表達多年來一直流淌在暗流中的思想和情感。這是。。。。。。對周恩來死後所受待遇的憤怒，是對中國未來的擔憂。"
人民的意志
天安門事件被錯誤地定性為"反革命事件"。4月5日，王海力再次來到天安門廣場時，花圈被移走，松木牆上的數千朵白花被沖走，一些守衛花圈的人被帶走。
但湧向廣場的人數仍在增長。王海力後來在自傳中描述了這個想法："壓抑，你拿一個人，有千百萬;人民對總理的懷念不會被任何人帶走。"
在那些經曆過它的人所描述的"光明與黑暗之間的偉大鬥争"中，成千上萬的人，主要是年輕人，意識到了風險，決心去。在該國繼續遭受動亂和破壞的時候，普通人的力量和勇氣得到了展現。
王海力記得，他背誦血書時，收到了勞工、士兵、共青團員和學生的便條，上面寫着："我想做你們的革命戰友，你們生死并肩作戰！""
後來的曆史證明，人民的聲音和意志是不可阻擋的。于光元回憶說，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襲擊增加了一個密碼，但我一直以為是對"鄧小平"的沉重打擊。
當第二天的火車廣播中宣布，這些天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為"反革命事件"的消息時，"車廂裡一片寂靜"。但于斌沒想到，當他下車和同齡人握手告别時，對方握手大喊："我們四化告别了。"他是如此堅定、悲傷和自信，"他回憶說，"四個現代化"是周總理在1964年提出的第一項任務，它成為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哀悼總理的代名詞。
天安門的連任是當時最重要的問題。1978年8月，獲釋近兩年後，何彥光被北京市警察局和崇文區委聯合宣布。他在之前和之後做了70多次演講。"人們非常強烈地希望扭轉天安門廣場，"他在一篇口頭文章中說。我為什麼這麼說呢？我的問題解決了，但是有很多人沒有屈肌，整個事件還沒有逆轉，給我這個平台，我不會拒絕。"
當時的政治局勢并不明朗。當年10月10日，新近重新出版的《中國青年報》表達了對天安門事件的立場，在第二版刊登了王海力的文章《我們要做無産階級的好後裔》，并發表了《有前途的一代》的短評，稱"王海力和千千上萬的年輕人與四人幫英勇作戰， 反映了我們當代青年的主流和本質"，"他們是黨未來的本質和榜樣"。
兩天後，10月12日，《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長篇通訊《暴風雨中的海燕》，講述了年輕的共産黨員何彥光和四人幫的英勇鬥争。
這一切與《關于建黨中華人民共和國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有關表述不謀而合。該決議說，天安門事件"為随後鎮壓江清反革命團體奠定了巨大的群衆基礎"。于斌也把這句話寫進了他的回憶錄，因為天安門事件，他"要更深刻地了解'人民的意志'"。
朱才雲，《中慶日報》和《中慶網》見習記者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