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Observer.com》專欄作家
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最近多次多次下跪，以引起人們對他這一方的關注，有時在國内政策上也出人意料地發表講話。
7月9日，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指令，敦促十幾家聯邦監管機構加強對高科技、制藥和農業領域大公司的監管，以限制它們在各自市場的壟斷。
在簽署指令之前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拜登稱自己是"驕傲的資本家"，但同時抛出了引起公衆廣泛關注的"資本主義剝削理論"。相關方面指出，拜登的舉動更多的是政治秀，難以實作實際效用。本文增加了一個比較分析架構，以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拜登舉動的潛在動态和美國未來的趨勢。
曆史不會輕易重演，但與一百多年前相比，今天的美國與政治和經濟領域有許多相似之處。
拜登簽署了行政指令。圖檔來源：美聯社
衆所周知，從1870年到1900年美國内戰結束後的這一時期被稱為鍍金時代，因為馬克吐溫的着名小說。随着美國工業革命的到來，大量歐洲移民湧入美國，美國總人口迅速翻一番，農民和解放奴隸随着城市化帶來的快速工業化不斷湧入城市。
然而，一方面，勞動人口生活在貧困和惡劣的生活條件下，童工現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是以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範德比爾特為代表的所謂"黑幫大亨"的出現。他們不僅壟斷了石油、鋼鐵和運輸這些當時美國的主要經濟部門，還呼籲政治風雨，除了利用政治捐款影響選舉結果外，他們還參與政治。洛克菲勒的後代和家庭成員在州長和美國參議員等關鍵職位上任職至2014年。
美國現在被稱為"新鍍金時代"，主要原因是美國再次陷入财富集中、收入不平等和黃金強權政治。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拉裡·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于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不平等不平等：新鍍金時代政治經濟學分析》（Inequality Inequality：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ic in the New Gilded Age）的書。
巴特爾斯指出，美國極端的經濟不平等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現象。經濟政策上的黨派差異，特别是共和黨的政策，對美國中低收入階級産生了重大影響，導緻他們的收入增長遠遠落後于資本階層。美國總統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小，但稅收和轉移支付的重大差異确實影響了階級之間的收入配置設定。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巴特爾斯的。在美國，當政治監管失敗時，不僅經濟領域的不平等會加劇，政治不平等也會通過選舉過程的金元政治而根深蒂固。但尾旋的最終狀态能否改變，導緻根本性的結構性變化，也取決于美國政治階層的政策選擇。簡而言之，遊戲的結果取決于國家的邏輯和資本的邏輯。
自19世紀末以來，反壟斷在美國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或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根本的政治問題。
鍍金時代後，麥金萊在1901年擔任總統六個月後被暗殺，西奧多·羅斯福接任第26任總統。他調整了國内政策，引入了他所謂的"公平治理"。除了通過建立聯邦國家公園等措施開始環境恢複，重點是規範勞資關系外，美國還進入了所謂的"進步"改革時代。羅斯福建立大型企業信托的主要目标是成立華爾街巨頭摩根，摩根控制着控制美國鐵路網的北方證券公司。
西奧多·羅斯福（1858-1919）
在西奧多·羅斯福之後，有1930年代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1940年代的杜魯門的"公平交易"，艾森豪威爾1961年關于"軍工聯合體"的離任演說和約翰遜1960年的"偉大社會"計劃。是以拜登今天的行為，可以看作是美國國家邏輯中資本邏輯面前的又一次調整。
如果以美國前1%人口的收入份額來衡量，經濟政策研究所下面的圖表很好地說明了這兩個邏輯遊戲的結果。
很明顯，如果它不能證明是決定性的，那麼"進步主義"和"新政"的改進，以及二戰後的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體系，至少有助于遏制财富向美國頂層的集中。但這一切都沒有避免在1920年代"尖叫的1920年代"和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重新出現的财富高度兩極分化。
拜登現在的國内環境，與19世紀末和1920年代相比，政治、經濟和社會沖突極其尖銳，不同的是，以前處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不斷上升擴張階段的美國，現在處于霸權狀态。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企業僅在美國取得了壟斷地位，如今美國的各種跨國公司都擁有全球壟斷地位。
這種差異導緻拜登的政策選擇與他的前任不同。
如果我們遵循哈貝馬斯和艾倫·沃爾夫等學者對資本積累與國家合法性之間悖論的讨論，我們可以想象美國政治家需要繼續在兩個雞蛋上跳舞，他們需要不斷尋求資本積累與國家合法性之間的脆弱平衡。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争辯說，美國作為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心，在維持資本積累方面處于首要地位，隻有在内部緊張局勢接近臨界點時，才會采取漸進式的改進措施。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拜登雖然聲稱自己是一個"驕傲的資本家"，卻在利用公權力來控制谷歌、Facebook和蘋果等公司。
針對這些公司的反壟斷調查一直在特朗普的上司下進行，衆所周知，雙方都已開始推動反壟斷。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在國家邏輯層面，美國認為這些大公司已經到了沒有限制力的地步。
2020年10月，衆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反壟斷小組釋出了一份449頁的報告，詳細介紹了美國政府對蘋果、亞馬遜、谷歌和Facebook的壟斷調查。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選擇鐵路壟斷作為突破口，特朗普和拜登選擇谷歌和Facebook等平台公司作為重點，這些公司在美國經濟中都具有相同的根本作用。19世紀末鐵路的功能與今天的網際網路平台公司類似，後者的核心是控制人員、物流和财富的流動。制約這樣的企業，不僅可以調節資本内部的沖突，而且可以緩解資本與國家、社會之間的沖突。
鑒于西奧多·羅斯福在國内的"公正治理"以及他對擴張主義帝國主義政策的支援，拜登考慮維持美國的霸權，即使他推進對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的調查，也可能會區分已經獲得全球地位的公司的國内和國際業務，確定他們在國内接受的監管不會影響他們的國際壟斷。它更有可能利用國家力量來幫助這些公司進一步鞏固其全球擴張。
做出這一判斷的原因是，拜登上台後宣布，他将把内外政策結合起來，為美國中産階級制定外交政策。歸根結底，拜登隻是試圖通過充分利用美國公司的全球力量來養活這個國家。
早些時候，4月28日晚，拜登在總統任期的前100天發表了公開演講，宣稱自裡根時代以來一直被吹捧為資本傾斜的"涓滴經濟學"已經破産，美國經濟需要更多才能使中下層階級受益。現在推動反壟斷調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被視為這種邏輯的延續。
紮克伯格在7月4日沖浪慶祝獨立日時舉着一面旗幟。
但在實際層面上，拜登在反壟斷領域取得突破的嘗試幾乎沒有實作的機會。從曆史上看，美國的反壟斷調查經曆了相當長的時間。最初對IBM的調查持續了13年，并以退出而告終。對微軟的調查也花了12年時間才最終塵埃落定。
即使我們将拜登的舉動視為國内經濟政策開始深度調整的迹象，但最終結果也需要考慮到美國監管機構組成、司法體系和國會黨派鬥争的變化。在聯邦貿易委員會于12月對Facebook提起訴訟後，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于6月28日釋出了一項初步裁決，駁回了該訴訟。主審法官給出的理由是，現行的反壟斷法不支援Facebook壟斷的判決。這意味着，除非國會改變法律，否則法院将很難支援它。
自1890年《謝爾曼法》開始反壟斷以來，随後的反壟斷法律制度一直是國家邏輯和資本邏輯博弈的結果。在《謝爾曼法案》通過後的第一個十年左右，這種情況在1904年逐漸改變，因為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司法解釋基本上阻止了任何有意義的反壟斷調查。
鑒于國會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緊密權力，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擁有絕對的六人多數，以及這些大型平台公司在制定選舉和公共政策議程方面的黃金權力，美國的反壟斷調查注定是一場長期遊戲，目前看不到實質性的結果。
決定這一程序的速度、深度和廣度，将是美國國内經濟和社會沖突的尖銳程度。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将繼續利用國家權力幫助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加強全球攻擊。因為在資本的邏輯下，這是美國保持阿雷基所謂"美國制度積累周期"中心的唯一"合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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