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有高官提出廢止中醫，後來，他果然成了著名的大漢奸

1929年，有高官提出廢止中醫，後來，他果然成了著名的大漢奸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剛剛建立不久，一場關于中醫存廢的風波悄然興起。在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一位高官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提案：廢止中醫。這位高官不僅是留法醫學博士，更是某位重要政治人物的連襟。他的提案立即在醫學界和社會各界引發了激烈的争論。

支援者認為，廢止中醫是推進現代化、趕超西方的必經之路。反對者則堅持中醫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不容抛棄。這場争論很快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各地中醫團體紛紛組織起來，抗議這一提案。

然而，曆史的發展往往充滿戲劇性。提出廢止中醫提案的這位高官，在十多年後的戰争年代裡，竟然成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大漢奸。這究竟是怎樣一個故事？這位高官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他的提案與後來的叛國行為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内在聯系？

一、褚民誼的廢止中醫提案

1929年2月11日，南京城内氣氛緊張。在一棟莊嚴肅穆的政府大樓裡，12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衛生界代表齊聚一堂，參加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角是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衛生委員會主席褚民誼。

褚民誼身材魁梧，舉止文雅，一身西裝革履，顯得格外精神。作為留法醫學博士，他在醫學界頗有聲望。然而，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引人注目——他是汪精衛的連襟。這層關系讓他在政壇上如魚得水，也為他日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會議伊始，褚民誼站起身來，環顧四周，開口便是一番驚世駭俗的言論：＂諸位同仁，中國衛生行政最大的障礙就是中醫中藥。如果不把中醫中藥取消，不能算革命。日本能強大，全靠明治維新，明治維新能夠一新民間的面貌，就是廢除漢醫漢藥。是以要衛生會議負起全責拟訂議案，交由政府執行，才算完成革命大業。＂

這番話一出，會場頓時嘩然。有人擊掌叫好，有人面露憂色，更多的人則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褚民誼的提案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将整個醫學界乃至整個社會都炸得天翻地覆。

事實上，廢止中醫的陰謀早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時就已經在衛生行政部門裡悄然醞釀。褚民誼此番言論，不過是将這個計劃公之于衆罷了。

在場的代表中，有一位名叫餘岩的著名西醫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留日海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會議進行到一半時，餘岩站起來，提出了一個名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的提案。

這個提案共有六條，其中最為關鍵的内容包括：要求所有中醫必須登記；中醫必須接受補充教育，隻有合格者才能獲得行醫證書；補充教育隻實行五年，到1933年後不再訓練；禁止成立中醫學校。

餘岩的提案無疑是對褚民誼觀點的呼應和具體化。按照這個提案，中醫将在五年後後繼無人，自然消亡。這個計劃可謂隐蔽而狠毒，讓在場的中醫代表們感到不寒而栗。

然而，更讓人震驚的是，這個提案在會議上竟然獲得了全票通過。15名投票的委員中，除了衛生部長薜笃弼是行政人員外，其他委員全是西醫。盡管他們分為英美派和德日派，平日裡互相牽制、互相拆台，但對于中醫的态度卻出奇一緻——看不起，欲除之而後快。

會議結束後，褚民誼和餘岩的提案很快傳遍了全國。一時間，整個中醫界風聲鶴唳，人心惶惶。許多中醫師感到自己的職業前途岌岌可危，生計難以為繼。

更有甚者，一些激進的西醫已經開始在各地宣傳廢止中醫的必要性。他們稱中醫為＂舊醫＂，強調其落後、不科學的一面，試圖在群眾中制造對中醫的不信任感。

然而，褚民誼和餘岩們可能沒有想到，他們的提案不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激起了中醫界的強烈反彈。全國各地的中醫團體紛紛行動起來，準備組織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

一場關于中醫存廢的大辯論，就此在全國範圍内拉開帷幕。這場辯論不僅關乎醫學界的未來，更牽涉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現代化程序的平衡。而作為這場風波的始作俑者，褚民誼的命運也将随着曆史的車輪，走向一個誰也沒有預料到的方向。

二、中西醫之争的爆發

褚民誼和餘岩的提案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全國醫學界引發了劇烈的震蕩。這場中西醫之争很快從南京蔓延到全國各地，成為了1929年中國社會的一大焦點話題。

西醫界對這一提案的反應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堅決支援者，他們認為中醫落後、不科學，必須徹底廢除。這些人多為留學歐美日本的年輕醫生，他們滿懷激情地宣傳西醫的先進性，認為隻有全面廢除中醫，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才能趕上世界潮流。

第二類是溫和派，他們雖然也認為西醫更為先進，但不贊同完全廢除中醫。這些人主張應該吸收中醫的精華，将其與西醫結合，形成獨特的中國醫學體系。著名的西醫學家顔福慶就屬于這一派。他在公開場合多次表示，中醫雖然存在問題，但也有其可取之處，不應該全盤否定。

第三類則是少數持保留态度的西醫。他們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應該和平共處。這些人往往是在基層工作多年的醫生，親身體會到了中醫在某些疾病治療上的獨特效果。然而，由于這些人的聲音較小，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中并未引起太多關注。

與西醫界的普遍支援相比，中醫界的反應則要激烈得多。在南京中央衛生委員會議召開的第二天，上海中醫界就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衆多中醫紛紛發言，痛斥褚民誼和餘岩的提案是＂賣國行為＂，是＂對中華文化的背叛＂。

著名中醫學家陸淵雷在會上慷慨陳詞：＂中醫傳承數千年，治愈無數疾病，造福無數百姓。如今有人妄圖一朝廢除，這不僅是對我們中醫界的侮辱，更是對整個中華文明的亵渎！我們絕不能坐視不理！＂

與此同時，北京、廣州、武漢等地的中醫團體也紛紛行動起來。他們組織簽名、發表宣言、舉行遊行，表達對廢止中醫提案的強烈抗議。在北京，一群中醫甚至組織了一場＂中醫診病大會＂，邀請市民免費就診，以此來展示中醫的獨特優勢。

然而，中醫界的反應并非鐵闆一塊。一些年輕的中醫認為，面對西醫的沖擊，中醫确實需要改革。他們主張吸收西醫的科學方法，改進中醫的理論體系。這種觀點雖然在當時并不主流，但為日後中西醫結合開辟了道路。

社會各界對這場争論也展現出了極大的關注。知識分子們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為中西醫各自辯護。有人認為中醫是中國文化的精髓，絕不能輕易抛棄；也有人認為中國要強大，必須全盤西化，包括醫學在内。

普通群眾則顯得更為困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小到大都是看中醫長大的，對中醫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另一方面，西醫的神奇效果也讓他們心生向往。在北京的一家茶館裡，一位老者這樣感歎道：＂中醫西醫，哪個好哪個壞，我們老百姓哪裡分得清啊！隻要能治病救人，管它是中是西呢！＂

這場争論很快超出了醫學界的範疇，演變成了一場關于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大讨論。在天津《大公報》上，著名學者梁啟超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中西醫之長短》的文章。他指出：＂醫學之争，實為文化之争。我們不能盲目否定傳統，也不能固步自封。應當取長補短，融會貫通，方能開創出适合中國國情的醫學之路。＂

随着争論的持續升溫，政府高層也不得不對此作出回應。然而，由于各方勢力的角力，政府的态度顯得頗為微妙。這場始于南京的風波，正在逐漸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而褚民誼的提案，也成為了這場運動的導火索。

三、全國中醫界的反抗運動

随着褚民誼和餘岩的廢止中醫提案在全國範圍内引發巨大争議，中醫界的反抗運動也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開來。這場運動不僅僅是為了保衛中醫的存續，更是一場關乎民族文化傳承的重大抗争。

1929年3月17日，上海中醫界率先發起了＂上海中醫界救國運動大會＂。這次大會在上海公共體育場舉行，彙集了來自江浙滬地區的近千名中醫界代表。會上，衆多知名中醫學者慷慨陳詞，痛斥褚民誼等人的廢止中醫提案。

著名中醫學家恽鐵樵在會上發表了激昂的演講：＂中醫乃我華夏五千年文明之精粹，豈容他人輕易否定？我等中醫同仁，當團結一緻，誓死捍衛中醫藥事業！＂恽鐵樵的話語引發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和呼喊。

大會最後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國醫學會＂，由陸淵雷、恽鐵樵等人擔任發起人。這個組織的成立，标志着中醫界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抗争。

與此同時，北京的中醫界也沒有閑着。4月1日，北京中醫界在天壇公園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中醫存廢大辯論＂。這次辯論邀請了中西醫雙方的代表，以及多位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

辯論中，支援中醫的一方列舉了大量中醫治療疑難雜症的成功案例，強調中醫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優勢。反對中醫的一方則指出中醫理論缺乏科學依據，治療效果難以量化。雙方唇槍舌劍，各執一詞，整個辯論持續了整整一天，吸引了數千名市民前來旁聽。

這場辯論雖然沒有得出明确的結論，但卻引發了更多人對中醫存廢問題的思考。一位參與辯論的北大教授在事後感慨道：＂今日之辯，使我深感中醫之博大精深，亦感西醫之嚴謹科學。兩者殊途同歸，皆為救死扶傷。何不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随着争議的持續升溫，中醫界的抗争運動也逐漸從單純的抗議演變為更加積極的自我革新。在廣州，一群年輕的中醫practitioners發起了＂中醫現代化運動＂，主張在保留中醫傳統精華的同時，吸收西醫的先進理念和技術。

這個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年僅28歲的李東華在一次演講中說道：＂我們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盤否定。中醫需要與時俱進，隻有這樣，才能在新時代煥發生機。＂李東華等人的主張，雖然在當時引發了一些争議，但為日後中西醫結合開辟了道路。

中醫界的抗争運動很快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援。許多文人學者紛紛撰文，為中醫辯護。著名學者梁啟超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中醫之價值》的長文，從文化傳承、民族自信等角度論證了儲存中醫的必要性。

同時，一些進步人士也開始反思廢止中醫提案背後的文化殖民主義傾向。他們認為，全盤否定中醫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背叛，更是一種文化自卑的表現。

面對中醫界如此強烈的反應，政府高層也不得不重新考慮其立場。1929年5月，國民政府衛生署召開了一次閉門會議，讨論如何進行中醫存廢問題。會議最後達成一緻意見：暫緩執行廢止中醫的提案，同時加強對中醫的管理和規範。

這個決定無疑給了中醫界一線生機。然而，争議并未就此平息。支援廢止中醫的一方仍在繼續施壓，而中醫界的抗争運動也在持續進行。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鬥争中，褚民誼作為廢止中醫提案的主要發起人，成為了中醫界衆矢之的。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位高官的命運将在十多年後發生戲劇性的轉折，而這場中西醫之争，也将在更為宏大的曆史背景下，呈現出新的面貌。

四、褚民誼的轉變與中西醫結合

在1929年那場轟轟烈烈的中西醫之争中，褚民誼作為廢止中醫提案的主要發起人，一度成為中醫界的衆矢之的。然而，曆史的車輪總是充滿戲劇性的轉折。十餘年後，這位曾經堅定的西醫支援者，卻在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逐漸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成為了中西醫結合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面對日軍的侵略，國民政府被迫遷都重慶。作為衛生署署長的褚民誼也随之來到了這座山城。在戰時艱苦的環境下，醫療資源極度匮乏，西藥供應常常中斷。在這種情況下，中醫藥憑借其就地取材、簡便易行的特點，在救治傷員和防治疾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8年春，重慶發生了一次嚴重的霍亂疫情。面對迅速蔓延的疫情，西醫手段收效甚微。在這危急時刻，一位名叫張子和的中醫挺身而出。他根據中醫理論，以藿香正氣散為基礎方，加減組成了一副治療霍亂的新方。這個方子在臨床使用中取得了驚人的效果，很快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這一事件給褚民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親自前往張子和的診所，詳細詢問了治療過程和理論依據。在與張子和的交流中，褚民誼逐漸意識到，中醫雖然在理論體系上與西醫有很大差異，但其在臨床實踐中的效果是不容忽視的。

1939年，褚民誼在重慶組織了一次＂中西醫聯合診療會＂。這次會議邀請了多位著名的中醫和西醫專家，共同探讨如何在戰時醫療中發揮各自的優勢。會上，中西醫專家們進行了熱烈的讨論，互相交流經驗，探讨合作可能。

這次會議的成功讓褚民誼看到了中西醫結合的潛力。他在會議總結中說道：＂中西醫各有所長，相輔相成。在這國難當頭之際，我們更應該團結一緻，共同為抗戰救亡貢獻力量。＂

從此以後，褚民誼開始積極推動中西醫結合的工作。他在衛生署内部成立了＂中西醫研究組＂，專門負責研究如何将中醫和西醫的優勢結合起來。同時，他還推動了一系列政策，鼓勵中西醫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1940年，在褚民誼的倡議下，重慶成立了第一所中西醫結合的醫院——重慶中西醫結合醫院。這家醫院彙集了一批優秀的中西醫人才，在臨床實踐中探索中西醫結合的可能性。醫院成立後不久，就在治療傷寒、痢疾等常見疾病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

褚民誼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在當時的醫療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後來中西醫結合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的轉變，也代表了許多知識分子在面對民族危機時的思想變化。

然而，褚民誼推動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一些頑固的西醫支援者認為他背叛了自己的立場，而一些保守的中醫practitioners也對他的做法持懷疑态度。面對這些質疑，褚民誼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我的轉變并非背叛，而是在實踐中的覺悟。醫學的根本目的是救死扶傷，而不是争論孰優孰劣。＂

1945年抗戰勝利後，褚民誼繼續在醫療衛生領域工作。他積極推動中醫藥的現代化研究，同時也鼓勵西醫學習中醫的整體觀念和辨證思維。在他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醫學工作者開始關注中西醫結合的可能性。

褚民誼的經曆，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整個中國社會在面對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時的思考和變化。從最初的全盤否定到後來的取長補短，這不僅是一個人的轉變，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随着時間的推移，中西醫之争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更好地實作中西醫結合的讨論。而這場始于1929年的争論，也在曆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成為中國現代醫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五、中西醫之争的曆史影響與現代啟示

1929年的中西醫之争，雖然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社會震動，但其影響遠不止于一時一地。這場争論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醫學的發展方向，也在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層面上留下了深遠的印記。

首先，這場争論推動了中醫的現代化程序。面對西醫的沖擊，中醫界開始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華醫學會中醫研究所，就是這種自我革新意識的産物。該研究所緻力于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醫理論，試圖為中醫學說尋找科學依據。

著名中醫學家張錫純在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提出：＂中醫之道，博大精深，然亦需與時俱進。我等當以科學之眼，審視傳統之法，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中醫界産生了廣泛影響，推動了一批中醫學者開始重新審視和整理傳統醫學理論。

與此同時，這場争論也促進了西醫對中醫的重新認識。一些開明的西醫practitioners開始關注中醫的臨床效果，并嘗試從中醫理論中汲取有益成分。1935年，北平協和醫院的一位西醫醫生王明德，在治療一例頑固性腹瀉時，嘗試使用了中醫的針灸療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一事件在當時的醫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也為後來的中西醫結合實踐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在社會文化層面，中西醫之争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社會在面對傳統與現代化沖突時的困惑和選擇。這場争論超越了單純的醫學範疇，成為了一場關于文化傳承與現代化的大讨論。

1933年，著名學者梁漱溟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就以中西醫之争為例，探讨了中國文化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自身特色的問題。他指出：＂醫道之争，實為文化之争。我輩當思，如何在汲取西學精華的同時，不失吾國固有之文明。＂

這種思考不僅影響了當時的知識分子，也為後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随後的幾十年裡，＂中體西用＂的思想在various領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踐和發展。

另一方面，這場争論也推動了中國醫學教育的改革。1935年，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率先開設了中醫課程，這在當時的西醫院校中是一個突破性的舉措。該校院長徐誠之在開課儀式上表示：＂醫者，濟世之道也。中西醫各有所長，吾輩學醫者，當兼收并蓄，方能全面濟世。＂

這種做法很快在其他醫學院校中得到效仿。到1940年代，已經有多所醫學院開設了中醫課程或中西醫結合課程。這不僅為後來的中西醫結合人才培養奠定了基礎，也在實質上承認了中醫在現代醫學體系中的地位。

在國際影響方面，中西醫之争也引起了國際醫學界的關注。1936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派遣了一個考察團來華，專門考察中國的醫療衛生狀況。考察團在報告中特别提到了中西醫之争，認為這是＂一場關乎文明傳承的重要讨論＂。這份報告後來成為西方了解中國醫學的重要文獻之一。

戰後，随着國際交流的增加，中醫藥逐漸走向世界。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期間，其随行記者詹姆斯·雷斯頓接受針灸治療後疼痛緩解的報道，引發了西方世界對中醫的廣泛興趣。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西醫之争的延續和擴充。

進入21世紀，中西醫結合已經成為中國醫學發展的主流方向。2003年SARS疫情期間，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案的成功應用，再次證明了這種模式的價值。這種做法也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和推廣。

回顧1929年的中西醫之争，我們可以看到，這場争論雖然開始時充滿對抗和争議，但最終卻推動了中西醫學的互相學習和融合。它不僅影響了中國醫學的發展方向，也為中國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