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有高官提出废止中医，后来，他果然成了著名的大汉奸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建立不久，一场关于中医存废的风波悄然兴起。在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一位高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案：废止中医。这位高官不仅是留法医学博士，更是某位重要政治人物的连襟。他的提案立即在医学界和社会各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支持者认为，废止中医是推进现代化、赶超西方的必经之路。反对者则坚持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容抛弃。这场争论很快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各地中医团体纷纷组织起来，抗议这一提案。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戏剧性。提出废止中医提案的这位高官，在十多年后的战争年代里，竟然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故事？这位高官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他的提案与后来的叛国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一、褚民谊的废止中医提案
1929年2月11日，南京城内气氛紧张。在一栋庄严肃穆的政府大楼里，1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界代表齐聚一堂，参加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角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卫生委员会主席褚民谊。
褚民谊身材魁梧，举止文雅，一身西装革履，显得格外精神。作为留法医学博士，他在医学界颇有声望。然而，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引人注目——他是汪精卫的连襟。这层关系让他在政坛上如鱼得水，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会议伊始，褚民谊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开口便是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诸位同仁，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要卫生会议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这番话一出，会场顿时哗然。有人击掌叫好，有人面露忧色，更多的人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褚民谊的提案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将整个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炸得天翻地覆。
事实上，废止中医的阴谋早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时就已经在卫生行政部门里悄然酝酿。褚民谊此番言论，不过是将这个计划公之于众罢了。
在场的代表中，有一位名叫余岩的著名西医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留日海归，在医学界享有盛名。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余岩站起来，提出了一个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
这个提案共有六条，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包括：要求所有中医必须登记；中医必须接受补充教育，只有合格者才能获得行医证书；补充教育只实行五年，到1933年后不再训练；禁止成立中医学校。
余岩的提案无疑是对褚民谊观点的呼应和具体化。按照这个提案，中医将在五年后后继无人，自然消亡。这个计划可谓隐蔽而狠毒，让在场的中医代表们感到不寒而栗。
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提案在会议上竟然获得了全票通过。15名投票的委员中，除了卫生部长薜笃弼是行政人员外，其他委员全是西医。尽管他们分为英美派和德日派，平日里互相牵制、互相拆台，但对于中医的态度却出奇一致——看不起，欲除之而后快。
会议结束后，褚民谊和余岩的提案很快传遍了全国。一时间，整个中医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许多中医师感到自己的职业前途岌岌可危，生计难以为继。
更有甚者，一些激进的西医已经开始在各地宣传废止中医的必要性。他们称中医为＂旧医＂，强调其落后、不科学的一面，试图在民众中制造对中医的不信任感。
然而，褚民谊和余岩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提案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激起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弹。全国各地的中医团体纷纷行动起来，准备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一场关于中医存废的大辩论，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这场辩论不仅关乎医学界的未来，更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进程的平衡。而作为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褚民谊的命运也将随着历史的车轮，走向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向。
二、中西医之争的爆发
褚民谊和余岩的提案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全国医学界引发了剧烈的震荡。这场中西医之争很快从南京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了1929年中国社会的一大焦点话题。
西医界对这一提案的反应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坚决支持者，他们认为中医落后、不科学，必须彻底废除。这些人多为留学欧美日本的年轻医生，他们满怀激情地宣传西医的先进性，认为只有全面废除中医，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才能赶上世界潮流。
第二类是温和派，他们虽然也认为西医更为先进，但不赞同完全废除中医。这些人主张应该吸收中医的精华，将其与西医结合，形成独特的中国医学体系。著名的西医学家颜福庆就属于这一派。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中医虽然存在问题，但也有其可取之处，不应该全盘否定。
第三类则是少数持保留态度的西医。他们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和平共处。这些人往往是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医生，亲身体会到了中医在某些疾病治疗上的独特效果。然而，由于这些人的声音较小，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与西医界的普遍支持相比，中医界的反应则要激烈得多。在南京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上海中医界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众多中医纷纷发言，痛斥褚民谊和余岩的提案是＂卖国行为＂，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叛＂。
著名中医学家陆渊雷在会上慷慨陈词：＂中医传承数千年，治愈无数疾病，造福无数百姓。如今有人妄图一朝废除，这不仅是对我们中医界的侮辱，更是对整个中华文明的亵渎！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
与此同时，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中医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组织签名、发表宣言、举行游行，表达对废止中医提案的强烈抗议。在北京，一群中医甚至组织了一场＂中医诊病大会＂，邀请市民免费就诊，以此来展示中医的独特优势。
然而，中医界的反应并非铁板一块。一些年轻的中医认为，面对西医的冲击，中医确实需要改革。他们主张吸收西医的科学方法，改进中医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在当时并不主流，但为日后中西医结合开辟了道路。
社会各界对这场争论也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知识分子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中西医各自辩护。有人认为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绝不能轻易抛弃；也有人认为中国要强大，必须全盘西化，包括医学在内。
普通民众则显得更为困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是看中医长大的，对中医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另一方面，西医的神奇效果也让他们心生向往。在北京的一家茶馆里，一位老者这样感叹道：＂中医西医，哪个好哪个坏，我们老百姓哪里分得清啊！只要能治病救人，管它是中是西呢！＂
这场争论很快超出了医学界的范畴，演变成了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大讨论。在天津《大公报》上，著名学者梁启超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西医之长短》的文章。他指出：＂医学之争，实为文化之争。我们不能盲目否定传统，也不能固步自封。应当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方能开创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学之路。＂
随着争论的持续升温，政府高层也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然而，由于各方势力的角力，政府的态度显得颇为微妙。这场始于南京的风波，正在逐渐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而褚民谊的提案，也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导火索。
三、全国中医界的反抗运动
随着褚民谊和余岩的废止中医提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巨大争议，中医界的反抗运动也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为了保卫中医的存续，更是一场关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大抗争。
1929年3月17日，上海中医界率先发起了＂上海中医界救国运动大会＂。这次大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汇集了来自江浙沪地区的近千名中医界代表。会上，众多知名中医学者慷慨陈词，痛斥褚民谊等人的废止中医提案。
著名中医学家恽铁樵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讲：＂中医乃我华夏五千年文明之精粹，岂容他人轻易否定？我等中医同仁，当团结一致，誓死捍卫中医药事业！＂恽铁樵的话语引发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呼喊。
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医学会＂，由陆渊雷、恽铁樵等人担任发起人。这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医界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抗争。
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医界也没有闲着。4月1日，北京中医界在天坛公园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医存废大辩论＂。这次辩论邀请了中西医双方的代表，以及多位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
辩论中，支持中医的一方列举了大量中医治疗疑难杂症的成功案例，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优势。反对中医的一方则指出中医理论缺乏科学依据，治疗效果难以量化。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整个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天，吸引了数千名市民前来旁听。
这场辩论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却引发了更多人对中医存废问题的思考。一位参与辩论的北大教授在事后感慨道：＂今日之辩，使我深感中医之博大精深，亦感西医之严谨科学。两者殊途同归，皆为救死扶伤。何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随着争议的持续升温，中医界的抗争运动也逐渐从单纯的抗议演变为更加积极的自我革新。在广州，一群年轻的中医practitioners发起了＂中医现代化运动＂，主张在保留中医传统精华的同时，吸收西医的先进理念和技术。
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年仅28岁的李东华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盘否定。中医需要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李东华等人的主张，虽然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为日后中西医结合开辟了道路。
中医界的抗争运动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许多文人学者纷纷撰文，为中医辩护。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医之价值》的长文，从文化传承、民族自信等角度论证了保存中医的必要性。
同时，一些进步人士也开始反思废止中医提案背后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全盘否定中医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叛，更是一种文化自卑的表现。
面对中医界如此强烈的反应，政府高层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立场。1929年5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中医存废问题。会议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暂缓执行废止中医的提案，同时加强对中医的管理和规范。
这个决定无疑给了中医界一线生机。然而，争议并未就此平息。支持废止中医的一方仍在继续施压，而中医界的抗争运动也在持续进行。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褚民谊作为废止中医提案的主要发起人，成为了中医界众矢之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高官的命运将在十多年后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而这场中西医之争，也将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新的面貌。
四、褚民谊的转变与中西医结合
在192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中西医之争中，褚民谊作为废止中医提案的主要发起人，一度成为中医界的众矢之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充满戏剧性的转折。十余年后，这位曾经坚定的西医支持者，却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成为了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作为卫生署署长的褚民谊也随之来到了这座山城。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下，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西药供应常常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凭借其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特点，在救治伤员和防治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春，重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霍乱疫情。面对迅速蔓延的疫情，西医手段收效甚微。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名叫张子和的中医挺身而出。他根据中医理论，以藿香正气散为基础方，加减组成了一副治疗霍乱的新方。这个方子在临床使用中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很快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这一事件给褚民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亲自前往张子和的诊所，详细询问了治疗过程和理论依据。在与张子和的交流中，褚民谊逐渐意识到，中医虽然在理论体系上与西医有很大差异，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效果是不容忽视的。
1939年，褚民谊在重庆组织了一次＂中西医联合诊疗会＂。这次会议邀请了多位著名的中医和西医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在战时医疗中发挥各自的优势。会上，中西医专家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合作可能。
这次会议的成功让褚民谊看到了中西医结合的潜力。他在会议总结中说道：＂中西医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为抗战救亡贡献力量。＂
从此以后，褚民谊开始积极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工作。他在卫生署内部成立了＂中西医研究组＂，专门负责研究如何将中医和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同时，他还推动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1940年，在褚民谊的倡议下，重庆成立了第一所中西医结合的医院——重庆中西医结合医院。这家医院汇集了一批优秀的中西医人才，在临床实践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医院成立后不久，就在治疗伤寒、痢疾等常见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褚民谊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在当时的医疗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转变，也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的思想变化。
然而，褚民谊推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一些顽固的西医支持者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立场，而一些保守的中医practitioners也对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面对这些质疑，褚民谊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我的转变并非背叛，而是在实践中的觉悟。医学的根本目的是救死扶伤，而不是争论孰优孰劣。＂
1945年抗战胜利后，褚民谊继续在医疗卫生领域工作。他积极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同时也鼓励西医学习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思维。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开始关注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
褚民谊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的思考和变化。从最初的全盘否定到后来的取长补短，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转变，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医之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中西医结合的讨论。而这场始于1929年的争论，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五、中西医之争的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
1929年的中西医之争，虽然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动，但其影响远不止于一时一地。这场争论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也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留下了深远的印记。
首先，这场争论推动了中医的现代化进程。面对西医的冲击，中医界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医学会中医研究所，就是这种自我革新意识的产物。该研究所致力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试图为中医学说寻找科学依据。
著名中医学家张锡纯在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提出：＂中医之道，博大精深，然亦需与时俱进。我等当以科学之眼，审视传统之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医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一批中医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和整理传统医学理论。
与此同时，这场争论也促进了西医对中医的重新认识。一些开明的西医practitioners开始关注中医的临床效果，并尝试从中医理论中汲取有益成分。1935年，北平协和医院的一位西医医生王明德，在治疗一例顽固性腹泻时，尝试使用了中医的针灸疗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社会文化层面，中西医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化冲突时的困惑和选择。这场争论超越了单纯的医学范畴，成为了一场关于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大讨论。
1933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就以中西医之争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色的问题。他指出：＂医道之争，实为文化之争。我辈当思，如何在汲取西学精华的同时，不失吾国固有之文明。＂
这种思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为后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体西用＂的思想在various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和发展。
另一方面，这场争论也推动了中国医学教育的改革。1935年，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率先开设了中医课程，这在当时的西医院校中是一个突破性的举措。该校院长徐诚之在开课仪式上表示：＂医者，济世之道也。中西医各有所长，吾辈学医者，当兼收并蓄，方能全面济世。＂
这种做法很快在其他医学院校中得到效仿。到1940年代，已经有多所医学院开设了中医课程或中西医结合课程。这不仅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也在实质上承认了中医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地位。
在国际影响方面，中西医之争也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193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了一个考察团来华，专门考察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考察团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西医之争，认为这是＂一场关乎文明传承的重要讨论＂。这份报告后来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医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战后，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中医药逐渐走向世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其随行记者詹姆斯·雷斯顿接受针灸治疗后疼痛缓解的报道，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医的广泛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西医之争的延续和扩展。
进入21世纪，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主流方向。2003年SARS疫情期间，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的成功应用，再次证明了这种模式的价值。这种做法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推广。
回顾1929年的中西医之争，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虽然开始时充满对抗和争议，但最终却推动了中西医学的互相学习和融合。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