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銅陵千年古鎮大通有許多光輝和榮耀的曆史，其中大通郵政史就很值得追憶和書寫，因為它有許多令人感奮的思考，又有太多令人驕傲的感歎。大通的郵政事業，起于驿站，發端于清末民初，經曆過官辦、民辦、關辦、國辦。尤其是光緒年間創辦的清代大通郵政總局，是安徽乃至華東地區較早的近代郵政機構，其管轄範圍之廣，業務量之大，在當時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郵政機構的命運是和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連在一起的，在清政府被推翻，大通郵局被中華民國接管後，郵政區域進行了重新劃分，大通郵局的所轄範圍大大縮小。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對大通的侵占，大通的元氣大傷，加之國民政府腐敗無能，使大通的郵政機構一蹶不振發展緩慢。盡管如此，清代大通郵政總局留在中國近代郵政史上的輝煌是抹不掉的，它為中國近代郵政事業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永載史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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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大通郵政總局存續期間盡顯輝煌
清代大通郵政總局的成立是當時安徽郵政界的大事，更是銅陵地區郵政史上的大事，它的成立标志着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郵政落戶大通這座沿江重鎮。雖然大通在此之前有過水馬驿、民信局、電報局等郵政機構，但那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郵政。清代大通郵政總局較之驿站是絕對地普惠廣大平民百姓，較之民信局是更加友善、快捷，較之電報局更是全方位的郵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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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時期，“半壁江山”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光緒皇帝準許了南洋大臣張之洞的奏折和英人赫德所拟的郵政章程，正式開辦大清國家郵政，歸屬稅務司管理。分全國為三十五處郵界，安徽分為蕪湖、大通兩處郵界。郵界，即郵政區域。郵界劃分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以通商口岸為标準；第二個時期，以各省行政區域為标準。從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至宣統二年（1910年）為第一時期，當時安徽蕪湖和大通是屬于華東八個郵界中的兩個副郵界。按照大清國家郵政章程，通商口岸應設立郵界總局（也稱郵政總局），管理本界内的郵政事務。但因當時的大通條件不具備沒有設立。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才成立郵政總局，局址就設在皖岸鹽理署内（和悅洲大關口大通厘金局内二層樓房），對内歸鹽理稅務司管轄；對外，則是獨立的郵政機構，但業務上司、賬目管理和器材供應等項都歸蕪湖郵政總局管理。
到了光緒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一，大通郵政局已成為完全獨立的郵政總局，所管轄的各地郵局有：安慶府（枞陽、桐城、潛山、太湖、望江、華陽鎮、石牌鎮、建德）；廬州府（廬江）；徽州府（屯溪、休甯、績溪、黟縣、陵陽鎮）；太平府；池州府（石台、銅陵、殷家彙、青陽、東流）；甯國府（太平縣）。據190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大通郵政總局管轄3個總分局，20個代辦所，合計23處郵局；蕪湖郵政總局管轄5個總分局，18個代辦所，合計也是23處，真正是占有當時安徽近代郵政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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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路暢通，業務發展
大通郵政總局成立後，對外的郵路分水、陸兩道。水道有兩條，分别為大通至蕪湖、大通至安慶，總長243公裡。旱道郵路有三條，分别為大通至青陽、陵陽、石台、太平、旌德、績溪、徽州（歙縣）、至屯溪郵路長214公裡；大通經貴池至安慶郵路長119公裡；大通至銅陵縣内郵路23公裡。當時沒有公路，沒有汽車，旱道郵路全靠肩挑人扛的步班。郵路打開後，郵政服務向人民大衆全面開放，大通郵政迎來了前所未有、突飛猛進的大發展。據當時的統計資料：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即大通郵政總局成立的當年大通郵局全年發售清代蟠龍郵票金額就達到2.4476萬元（銀元）。當時大清郵政信函郵資為：國内平信2-4分，單、雙挂号5分，國外（聯郵各國）1角，如果每封信件平均按5分計算，光這一年從大通寄出和中轉的信件就有40多萬封，平均每天超過1000多封，這樣的寄發數量在當時是相當驚人的。到了1904年，大通郵政總局正式設立後，業務蒸蒸日上，郵政機構逐年增加。從1904至1910年的7年間，郵政分局從3處增加到6處，代辦分局由20所增加到75所。收發轉郵件從105435件增長至3960900件，增長37.56倍，平均每年增長550780件；包裹從1488件增長至27100件，增長了18.21倍，平均每年增長3658件。如此大的業務量，盡顯了近代郵政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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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證清代大通郵政總局的史實
看了上述介紹，可能有人懷疑，有人會問，一百多年前的事能說得那麼準确嗎？大通郵政總局真有過曾經的輝煌嗎？是啊，光靠文字叙述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要想讓人信服，必須要有過硬的檔案資料，哪怕是當時的一紙批文、一張路單、一挂号收據······然而這一切都因年代久遠、滄桑變化而很難找到。
01
考證很有難度
為了見證清代大通郵政總局的輝煌，安徽銅陵市集郵協會從2006年起成立了集郵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主攻目标就是理清大通郵政史的脈絡，弄清大通郵政的客觀曆史存在。
十多年來，銅陵市集郵學術委員會曾多次派人，走訪過去在大通郵局工作過的老同志。這些老同志大多是解放後參加工作的，對清代大通郵局的運作狀況一般都不太了解，由于相隔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想找到當時的人證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是他們叙述的有關清代大通郵局的傳說，卻很有趣，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傳說清代大通郵局的局長很是威風，一年能拿到三百大洋，出門還要八擡大轎。這個傳說雖然不好證明，但有一定道理，清代那時能當上大通郵政總局局長也确實不容易，因為那時在整個安徽省也隻有兩名這樣的郵政總局局長，擺擺威風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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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部厘清代郵政史料
應該說當時清代設立國家郵政，在全國建立35個郵界總局是件很重要的大事，不可能沒有文字記載，隻是我們沒有找到而已。經過多年努力，在外地郵友的幫助下，終于在清代郵政總辦帛黎所做的《1904年郵政局工作報告》中找到了當時的記載。在這份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本摘要附有一張小型手繪地圖（附錄B）,上面标明了每個郵政區的分界線和現已開放的郵政機構所在地，并附有各分支機構的參考編号，這樣就可以在地圖上的邊際名單中找到它們的名字。”根據這個提示，在《1904年郵政工作報告》英文版第12頁與13頁之間，果然找到了這份《POSTALMAPOFCHINA(1904)》(《中國郵政輿圖（1904）》（圖1是此地圖中有關大通郵局的部分）。地圖中Tatung（大通）标記為“35”，這是郵界的編号。更重要的是，在地圖的兩邊，詳細排列着35個郵界總局和5個郵界副總局的名錄，郵界總局也是用1-35個阿拉伯數字編碼排列，郵界副總局在郵界總局名下以A、B、C為序排列，排列順序與英文版《1904年郵政局工作報告》“附表A”中的一樣。編号第35的正是“TatungDistrict”（大通郵界），隸下有大通（Tatung）、安慶（Anking）、屯溪（Tunhsi）三個内地分局（BranchOffice）,另注明有20個代辦分局（B.O.Agencies，直譯就是“信櫃”或“郵政信箱”，也稱“郵政代辦”），但未列詳細的地名（見圖2是《中國郵政地圖（1904）》邊際說明中有關大通的部分）。
（圖1）
（圖2）
03
海關人事任命可佐證大通是“郵界總局”
在查找中我們看到了《大清郵政光緒三十年事務通報總論（1904年）》中對各郵界管理人員的職務、級别、職責、人數有以下記載：“洋員總郵政司及總郵政司署人員（均在北京），共計五員；各界郵政司（專管各該郵界），計共三十六員；副郵政司，計共三員；郵政巡察司事，計共七員；郵政司事，計共六十六位”“郵政司之事務，現歸海關稅務司，在各通商口岸奉委辦理，名為兼理郵政司。間有一二口岸分設專任郵政司，以資襄助。其有口岸過大者，則複增副郵政司。其郵政巡察司事駐紮内地，管理副郵界事宜，并往各處稽查内地敷設之局所。”其意為：各通商口岸海關稅務司兼任郵界的郵政司；副郵界不設郵政司，由郵政巡察司事駐紮管理。
（圖3）
根據該“通報總論”中《海關職員任調公報》和《新關題名錄》記載，原江海關三等幫辦後班英國人蔔魯師（B.D.Bruce），1903年7月1日調任大通厘金局署副稅務司（見圖3），1904年11月兼大通郵界總局郵政司。從海關人員任命的資料來看，如果大通是副郵界總局，蔔魯師相應的職位是“郵政巡察司事”（PostalDistrictInspectors），而不可能是“兼任郵政司”（Postmasterexofficio）（見圖4）。
（圖4）
這裡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當時1904年大通郵政總局正式成立時的局長是英國人蔔魯師，依據就是我們查找到的這幾份當時清政府的郵政史料，因為它們是國家級的檔案記載，具有權威性、可靠性、真實性，也充分證明120年前大通郵政總局是在清政府的統一部署下的35個郵界總局之一，這一曆史事實是确有其事，而絕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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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證來自“龍封”
我們相信既然清代大通郵政總局是客觀曆史存在，而且當時又有那麼輝煌的業務量就有可能找到一些物證，但是在我們走訪的過程中有兩位在銅陵縣郵政局工作過的老同志告訴我們，大通郵局在解放初期還有幾麻袋曆史檔案資料，後來因發大水給弄丢了。為了編銅陵縣郵電志，銅陵縣郵政局不得不專程派人去南京郵政總局，才抄到一些有關清末民初大通郵局的簡要記載。如此說來，想要找到有關的曆史資料已經是很有困難了。但我們想，既然當時大通郵局有那麼大的業務量，每天有上千封信件從大通郵局發出、中轉，就有可能存在經大通中轉實寄的信件散落在民間，并且還有可能儲存至今的。于是從2008年起，我們集郵學術委員會就把收集、尋找清末民初由大通郵局中轉的實寄封作為工作的重點。
1“龍封”主要來自皖南山區
在安徽皖南山區、徽州歙縣地區，民間的文化底蘊比較深厚，又有很多徽商在外行商，家書往來比較頻繁。當地的風俗習慣是在外家人的書信，不得随意丢棄，有的好幾代家人的信件，還捆紮放在閣樓上。改革開放後，一些郵商到徽州地區老百姓家去收買這些古老的信件，然後分門别類，印成目錄，對外推銷，這其中偶爾就有從大通中轉過來的清末民初的實寄封，不過，經郵商轉手後，一般價格都不菲。
這些實寄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封上都粘貼有清代發行的蟠龍郵票，集郵者簡稱它們為“龍封”。這幾年經過不懈努力，我們先後不惜重金購買到十幾枚清末民初經大通中轉，貼有蟠龍郵票或蟠龍加蓋郵票的實寄封，分析和研究這些“龍封”，就不難看出大通郵局昔日的輝煌。
這些“龍封”經曆了改朝換代、滄海桑田，能儲存至今，已是非常罕見了。通過仔細察看這些實寄封，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清末民初大通的郵政樞紐地位是很顯赫的。清代大通郵局存續期間，管轄範圍廣，水陸交通便利，下面的各分局、代辦所的郵件要彙集到大通，南來北往的要經過大通，進出皖南山區的都要經過大通，每天處理的信件不僅數量驚人。而且涉及到多條郵路，多處分發，可以說當時清代大通郵政總局的從業人員每天是忙得不可開交。雖然當時經大通寄出轉發的信件絕大部分已湮滅了、消失了，但總有少量曆經一百多年流傳還保留至今的，我們今天能收集到一些當時的實寄封是值得慶幸的，因為“窺一斑可知全豹”，它們就是見證大通郵局曾經輝煌的物證,而且是最好的物證。為了更好地發揮這些“龍封”的作用，我們把它們運用在《中國龍》專題郵集中（這部郵集曾獲安徽省一等獎）。最近我們又用這些“龍封”制作了一框《清末民初大通中轉郵政》專題郵集，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珍惜它，利用它，讓它們為研究銅陵地區郵政史，見證大通郵局的曾經輝煌發揮更大的作用。
2郵票和郵政日戳是近代郵政的主要标志
從我們收集的清末民初的大通中轉實寄封來看，當時用的郵政日戳主要有三種，即清代漢英單線戳、清代三格式幹支戳、清代腰框式幹支戳。這三種郵戳不僅是清代國家郵政時期的主要用戳而且直到民國初年還在使用。郵戳最大的優勢就是能清楚地表明時間，這也是這些物證能見證曆史事實的不可替代的主要特征。
在我們收集的倫敦版蟠龍壹分信銷票上清楚地蓋有一枚清代大通三格式幹支戳，所幸的是上面幹支紀年的年、月、日非常清楚（見圖5），是“丁未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即1907年3月12日。這是我們目前收集到的唯一一枚能清楚表明日期的清代信銷票，非常難得。
（圖5）
這些年我們一直還在不斷地尋找清代實寄封，所幸的是找到了一封1904年由大通寄往安徽歙縣富掲鎮掲田街的蟠龍黃壹分郵票實寄封（見圖6），封上銷票的是雙線外圈的安徽大通三格式郵政日戳，時間是甲辰年（清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即1904年2月29日。
（圖6）
我們還收集到一枚清代大通寄往江西浔陽的蟠龍紫紅貳分郵票實寄封，蓋銷的是大通雙線外圈三格式幹支戳，上面的日期是“乙巳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5年5月26日（見圖7）。
（圖7）
這兩枚清代實寄封是我們目前收集到的，清代大通郵局使用郵戳所表明的最早的日期，這一時期正是清代大通郵政總局存續時期，這就清楚地表明這一時期大通郵政總局正在正常運作，正常操作。
郵票和郵政日戳是近代郵政的主要标志，雖然我們收集到的實寄封上有的年代久遠，留下來的郵戳印迹不太清晰，不太完整，但它們至少可以證明，清末民初大通已經邁入近代郵政的行列，後來銅陵地區郵政事業的發展也正是在此基礎上起航的。
總之清代大通郵政總局在曆史上的存在時間不長（1899至1911年），隻有短短的十幾年時間，但它的曆史地位不容忽視，它讓我們告别了洋人控制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郵政體系，大步邁入了國家近代郵政行列，并為後來的郵政事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不得不說是一大曆史進步和跨越。
作者：張中宇 仇永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