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铜陵千年古镇大通有许多光辉和荣耀的历史，其中大通邮政史就很值得追忆和书写，因为它有许多令人感奋的思考，又有太多令人骄傲的感叹。大通的邮政事业，起于驿站，发端于清末民初，经历过官办、民办、关办、国办。尤其是光绪年间创办的清代大通邮政总局，是安徽乃至华东地区较早的近代邮政机构，其管辖范围之广，业务量之大，在当时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邮政机构的命运是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在清政府被推翻，大通邮局被中华民国接管后，邮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大通邮局的所辖范围大大缩小。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对大通的侵占，大通的元气大伤，加之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使大通的邮政机构一蹶不振发展缓慢。尽管如此，清代大通邮政总局留在中国近代邮政史上的辉煌是抹不掉的，它为中国近代邮政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载史册的。
➥
一、清代大通邮政总局存续期间尽显辉煌
清代大通邮政总局的成立是当时安徽邮政界的大事，更是铜陵地区邮政史上的大事，它的成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邮政落户大通这座沿江重镇。虽然大通在此之前有过水马驿、民信局、电报局等邮政机构，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邮政。清代大通邮政总局较之驿站是绝对地普惠广大平民百姓，较之民信局是更加方便、快捷，较之电报局更是全方位的邮政服务。
01
两个时期，“半壁江山”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光绪皇帝批准了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奏折和英人赫德所拟的邮政章程，正式开办大清国家邮政，归属税务司管理。分全国为三十五处邮界，安徽分为芜湖、大通两处邮界。邮界，即邮政区域。邮界划分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通商口岸为标准；第二个时期，以各省行政区域为标准。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为第一时期，当时安徽芜湖和大通是属于华东八个邮界中的两个副邮界。按照大清国家邮政章程，通商口岸应设立邮界总局（也称邮政总局），管理本界内的邮政事务。但因当时的大通条件不具备没有设立。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成立邮政总局，局址就设在皖岸盐理署内（和悦洲大关口大通厘金局内二层楼房），对内归盐理税务司管辖；对外，则是独立的邮政机构，但业务领导、账目管理和器材供应等项都归芜湖邮政总局管理。
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一，大通邮政局已成为完全独立的邮政总局，所管辖的各地邮局有：安庆府（枞阳、桐城、潜山、太湖、望江、华阳镇、石牌镇、建德）；庐州府（庐江）；徽州府（屯溪、休宁、绩溪、黟县、陵阳镇）；太平府；池州府（石台、铜陵、殷家汇、青阳、东流）；宁国府（太平县）。据190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大通邮政总局管辖3个总分局，20个代办所，合计23处邮局；芜湖邮政总局管辖5个总分局，18个代办所，合计也是23处，真正是占有当时安徽近代邮政的“半壁江山”。
02
邮路畅通，业务发展
大通邮政总局成立后，对外的邮路分水、陆两道。水道有两条，分别为大通至芜湖、大通至安庆，总长243公里。旱道邮路有三条，分别为大通至青阳、陵阳、石台、太平、旌德、绩溪、徽州（歙县）、至屯溪邮路长214公里；大通经贵池至安庆邮路长119公里；大通至铜陵县内邮路23公里。当时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旱道邮路全靠肩挑人扛的步班。邮路打开后，邮政服务向人民大众全面开放，大通邮政迎来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即大通邮政总局成立的当年大通邮局全年发售清代蟠龙邮票金额就达到2.4476万元（银元）。当时大清邮政信函邮资为：国内平信2-4分，单、双挂号5分，国外（联邮各国）1角，如果每封信件平均按5分计算，光这一年从大通寄出和中转的信件就有40多万封，平均每天超过1000多封，这样的寄发数量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到了1904年，大通邮政总局正式设立后，业务蒸蒸日上，邮政机构逐年增加。从1904至1910年的7年间，邮政分局从3处增加到6处，代办分局由20所增加到75所。收发转邮件从105435件增长至3960900件，增长37.56倍，平均每年增长550780件；包裹从1488件增长至27100件，增长了18.21倍，平均每年增长3658件。如此大的业务量，尽显了近代邮政的辉煌。
➥
二、考证清代大通邮政总局的史实
看了上述介绍，可能有人怀疑，有人会问，一百多年前的事能说得那么准确吗？大通邮政总局真有过曾经的辉煌吗？是啊，光靠文字叙述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要想让人信服，必须要有过硬的档案资料，哪怕是当时的一纸批文、一张路单、一挂号收据······然而这一切都因年代久远、沧桑变化而很难找到。
01
考证很有难度
为了见证清代大通邮政总局的辉煌，安徽铜陵市集邮协会从2006年起成立了集邮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主攻目标就是理清大通邮政史的脉络，弄清大通邮政的客观历史存在。
十多年来，铜陵市集邮学术委员会曾多次派人，走访过去在大通邮局工作过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大多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对清代大通邮局的运行状况一般都不太了解，由于相隔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想找到当时的人证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他们叙述的有关清代大通邮局的传说，却很有趣，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传说清代大通邮局的局长很是威风，一年能拿到三百大洋，出门还要八抬大轿。这个传说虽然不好证实，但有一定道理，清代那时能当上大通邮政总局局长也确实不容易，因为那时在整个安徽省也只有两名这样的邮政总局局长，摆摆威风也是有可能的。
02
找到了部分清代邮政史料
应该说当时清代设立国家邮政，在全国建立35个邮界总局是件很重要的大事，不可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我们没有找到而已。经过多年努力，在外地邮友的帮助下，终于在清代邮政总办帛黎所做的《1904年邮政局工作报告》中找到了当时的记载。在这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本摘要附有一张小型手绘地图（附录B）,上面标明了每个邮政区的分界线和现已开放的邮政机构所在地，并附有各分支机构的参考编号，这样就可以在地图上的边际名单中找到它们的名字。”根据这个提示，在《1904年邮政工作报告》英文版第12页与13页之间，果然找到了这份《POSTALMAPOFCHINA(1904)》(《中国邮政舆图（1904）》（图1是此地图中有关大通邮局的部分）。地图中Tatung（大通）标记为“35”，这是邮界的编号。更重要的是，在地图的两边，详细排列着35个邮界总局和5个邮界副总局的名录，邮界总局也是用1-35个阿拉伯数字编码排列，邮界副总局在邮界总局名下以A、B、C为序排列，排列顺序与英文版《1904年邮政局工作报告》“附表A”中的一样。编号第35的正是“TatungDistrict”（大通邮界），隶下有大通（Tatung）、安庆（Anking）、屯溪（Tunhsi）三个内地分局（BranchOffice）,另注明有20个代办分局（B.O.Agencies，直译就是“信柜”或“邮政信箱”，也称“邮政代办”），但未列详细的地名（见图2是《中国邮政地图（1904）》边际说明中有关大通的部分）。
（图1）
（图2）
03
海关人事任命可佐证大通是“邮界总局”
在查找中我们看到了《大清邮政光绪三十年事务通报总论（1904年）》中对各邮界管理人员的职务、级别、职责、人数有以下记载：“洋员总邮政司及总邮政司署人员（均在北京），共计五员；各界邮政司（专管各该邮界），计共三十六员；副邮政司，计共三员；邮政巡察司事，计共七员；邮政司事，计共六十六位”“邮政司之事务，现归海关税务司，在各通商口岸奉委办理，名为兼理邮政司。间有一二口岸分设专任邮政司，以资襄助。其有口岸过大者，则复增副邮政司。其邮政巡察司事驻扎内地，管理副邮界事宜，并往各处稽查内地敷设之局所。”其意为：各通商口岸海关税务司兼任邮界的邮政司；副邮界不设邮政司，由邮政巡察司事驻扎管理。
（图3）
根据该“通报总论”中《海关职员任调公报》和《新关题名录》记载，原江海关三等帮办后班英国人卜鲁师（B.D.Bruce），1903年7月1日调任大通厘金局署副税务司（见图3），1904年11月兼大通邮界总局邮政司。从海关人员任命的资料来看，如果大通是副邮界总局，卜鲁师相应的职位是“邮政巡察司事”（PostalDistrictInspectors），而不可能是“兼任邮政司”（Postmasterexofficio）（见图4）。
（图4）
这里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当时1904年大通邮政总局正式成立时的局长是英国人卜鲁师，依据就是我们查找到的这几份当时清政府的邮政史料，因为它们是国家级的档案记载，具有权威性、可靠性、真实性，也充分证明120年前大通邮政总局是在清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的35个邮界总局之一，这一历史事实是确有其事，而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
三、物证来自“龙封”
我们相信既然清代大通邮政总局是客观历史存在，而且当时又有那么辉煌的业务量就有可能找到一些物证，但是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有两位在铜陵县邮政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告诉我们，大通邮局在解放初期还有几麻袋历史档案资料，后来因发大水给弄丢了。为了编铜陵县邮电志，铜陵县邮政局不得不专程派人去南京邮政总局，才抄到一些有关清末民初大通邮局的简要记载。如此说来，想要找到有关的历史资料已经是很有困难了。但我们想，既然当时大通邮局有那么大的业务量，每天有上千封信件从大通邮局发出、中转，就有可能存在经大通中转实寄的信件散落在民间，并且还有可能保存至今的。于是从2008年起，我们集邮学术委员会就把收集、寻找清末民初由大通邮局中转的实寄封作为工作的重点。
1“龙封”主要来自皖南山区
在安徽皖南山区、徽州歙县地区，民间的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又有很多徽商在外行商，家书往来比较频繁。当地的风俗习惯是在外家人的书信，不得随意丢弃，有的好几代家人的信件，还捆扎放在阁楼上。改革开放后，一些邮商到徽州地区老百姓家去收买这些古老的信件，然后分门别类，印成目录，对外推销，这其中偶尔就有从大通中转过来的清末民初的实寄封，不过，经邮商转手后，一般价格都不菲。
这些实寄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封上都粘贴有清代发行的蟠龙邮票，集邮者简称它们为“龙封”。这几年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先后不惜重金购买到十几枚清末民初经大通中转，贴有蟠龙邮票或蟠龙加盖邮票的实寄封，分析和研究这些“龙封”，就不难看出大通邮局昔日的辉煌。
这些“龙封”经历了改朝换代、沧海桑田，能保存至今，已是非常罕见了。通过仔细察看这些实寄封，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清末民初大通的邮政枢纽地位是很显赫的。清代大通邮局存续期间，管辖范围广，水陆交通便利，下面的各分局、代办所的邮件要汇集到大通，南来北往的要经过大通，进出皖南山区的都要经过大通，每天处理的信件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涉及到多条邮路，多处分发，可以说当时清代大通邮政总局的工作人员每天是忙得不可开交。虽然当时经大通寄出转发的信件绝大部分已湮灭了、消失了，但总有少量历经一百多年流传还保留至今的，我们今天能收集到一些当时的实寄封是值得庆幸的，因为“窥一斑可知全豹”，它们就是见证大通邮局曾经辉煌的物证,而且是最好的物证。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龙封”的作用，我们把它们运用在《中国龙》专题邮集中（这部邮集曾获安徽省一等奖）。最近我们又用这些“龙封”制作了一框《清末民初大通中转邮政》专题邮集，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珍惜它，利用它，让它们为研究铜陵地区邮政史，见证大通邮局的曾经辉煌发挥更大的作用。
2邮票和邮政日戳是近代邮政的主要标志
从我们收集的清末民初的大通中转实寄封来看，当时用的邮政日戳主要有三种，即清代汉英单线戳、清代三格式干支戳、清代腰框式干支戳。这三种邮戳不仅是清代国家邮政时期的主要用戳而且直到民国初年还在使用。邮戳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清楚地表明时间，这也是这些物证能见证历史事实的不可替代的主要特征。
在我们收集的伦敦版蟠龙壹分信销票上清楚地盖有一枚清代大通三格式干支戳，所幸的是上面干支纪年的年、月、日非常清楚（见图5），是“丁未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即1907年3月12日。这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唯一一枚能清楚表明日期的清代信销票，非常难得。
（图5）
这些年我们一直还在不断地寻找清代实寄封，所幸的是找到了一封1904年由大通寄往安徽歙县富掲镇掲田街的蟠龙黄壹分邮票实寄封（见图6），封上销票的是双线外圈的安徽大通三格式邮政日戳，时间是甲辰年（清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即1904年2月29日。
（图6）
我们还收集到一枚清代大通寄往江西浔阳的蟠龙紫红贰分邮票实寄封，盖销的是大通双线外圈三格式干支戳，上面的日期是“乙巳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5年5月26日（见图7）。
（图7）
这两枚清代实寄封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清代大通邮局使用邮戳所表明的最早的日期，这一时期正是清代大通邮政总局存续时期，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大通邮政总局正在正常运行，正常操作。
邮票和邮政日戳是近代邮政的主要标志，虽然我们收集到的实寄封上有的年代久远，留下来的邮戳印迹不太清晰，不太完整，但它们至少可以证明，清末民初大通已经迈入近代邮政的行列，后来铜陵地区邮政事业的发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起航的。
总之清代大通邮政总局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不长（1899至1911年），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但它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它让我们告别了洋人控制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邮政体系，大步迈入了国家近代邮政行列，并为后来的邮政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历史进步和跨越。
作者：张中宇 仇永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