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印象
王文仲
1981年9月12日下午,在京西飯店740房間,為寫《徐向前傳》之事,我采訪了李德生。那時他任沈陽軍區司令員,是為參加中央軍委在華北地區組織的軍事大演習而進京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四年後,李德生任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因為工作關系,我見他的機會很多,經常面對面接受他的訓示或陪同他外出辦公。下面講的,隻是選取其中的幾件事,談談我對他的印象。
1
“我是有缺點的共産黨員”
1990年4月22日是個星期天,李德生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說,李德生明天要向黨小組彙報一下思想,能不能安排一下?
我沉思了一下,因為黨日活動是在星期六,星期一還沒安排過組織生活。但我轉念一想,政委提出來了,一定有他的考慮,于是,便答應下來。其實,李德生主動提出要向黨小組彙報思想,這對于進階上司幹部黨員來說,是很難得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他這樣做,也是對黨支部工作最實際的支援。這對我這個支部書記來說,是件好事,也是求之不得的。
放下電話,我就打電話給秘書長徐樹松,向他講明李德生的意圖。徐樹松說,按李政委的建議安排,星期一上午辦公室例會改在下午。我同徐樹松商定後,又打電話給黨小組組長羅光明,請他安排黨小組會。
李德生自任國防大學政委以來,就在我們支部過組織生活。幾年來,凡黨支部、黨小組有活動,隻要通知他,他一般都能到會;如因工作不能到會,他會親自向我請假說明情況。他請假時,身份擺得很正,不是以國防大學政委對政治部辦公室副秘書長的上下級關系,而是以一個普通黨員身份向黨支部書記請假。就這一條,他就讓我感動,也赢得了大家對他的尊敬。但他主動建議安排黨小組活動還是頭一回。
23日上午,黨小組會按照李德生的建議準時召開。我向大家說明情況後,小組會便開始了。
在這個小組過組織生活的上司幹部黨員,還有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胡峨亭。
小組會開始後,李德生第一個發言。
李德生和胡峨亭兩人,在這次調整上司班子中,都是因為年齡到杠要離職休養的。李德生的發言便從這裡開始。他說:這次大機關調整班子是正常的制度,我們也不例外,要執行中央這個規定,退出現役。我的年齡74周歲了,身體也有問題。
說到這裡,李德生把校上司班子的調整情況,向大家作了簡單介紹。他說:國防大學還要調進幾位同志,屬于正常交流。馬偉志同志是濟南軍區的,來任副校長;劉存康同志是北京軍區的,是個秀才,我在時他是黨委秘書,他到政治部任主任。侯樹棟同志提升副校長,王厚卿同志任教育長,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組織能力上,都很優秀,完全勝任。接着,李德生便講起了自己:我的軍隊生活有60年了,現在要退出現役,但作為共産黨員,要全心全意為黨的事業奮鬥終生。我向黨小組表示,信念堅定不移,社會主義制度也會堅定不移,有生命力。盡管黨的曆史過去有曲折、有波浪,我們也受過影響。
講到這裡,李德生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說:我這個人在“左”傾路線上面摔過跤子,被開除過黨籍。
說到這裡,李德生環視一下到會的人,把他被開除黨籍的經過告訴了大家:那時我是支部書記,提倡堅持彙報制度。可是,新來的政委說我不相信他,把我開除了黨籍,還關了我一夜,那是1935年。1936年12月在陝北我又重新入黨。
“文化大革命”是李德生最難忘的歲月。他說:“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我是“大軍閥”“大黨閥”,“四人幫”說我反對新生事物,有人還告了我的狀。有一次,江青半夜去叫我,搞突然襲擊。本來,華楠當解放軍報社社長,是政治局副主席會議上準許的,可江青硬說沒經過毛主席。
李德生停了一下,告訴我們:“我經曆了生死考驗、艱苦環境考驗,政治上是堅定的。但個人也有自知之明,我是有缺點的共産黨員。”
“我是有缺點的共産黨員”,這應該是他個人對自己革命一生所下的結論吧。重嗎?不重!輕嗎?不輕!從我在李德生上司下工作幾年的實踐看,他這個自我結論恰到好處。講到自己的缺點,他說:“知識差,工作面窄”,“工作不全面,考慮問題不全面”,“對學校工作我沒經驗,張校長有經驗”。他講起自己的優點或者說長處時,隻講了一條,那就是“團結”。對學校工作沒經驗,怎麼辦?他說:“就是靠集體上司,團結好。”他又加重語氣說:“我這個班長沒當好,但團結好,沒内耗,工作很愉快。”這是符合實際的。
李德生雖然身處進階上司崗位,但他仍然念念不忘的是感黨恩。他在發言中說:“我是放牛娃出身,能到今天,能擔任黨的進階上司職務,要感謝黨的培養。沒有黨,就沒有我的現在。”
李德生的整個發言,語言樸實,态度認真,沒有講他參加革命的壯舉,也沒有批判那些以“莫須有”的罪名讓他陷于困境的人。他的發言可貴之處,是緊緊圍繞着自身,實事求是地解剖自己,查找不足,總結經驗,聽了讓人信服,讓人自省。
李德生 (前排右二)參加民主生活會後與黨支部成員合影
李德生發言後,包括胡峨亭主任在内,大家都相繼發了言。大家普遍感到,這個小組會開得好,好就好在李德生給我們帶了個好頭。
2
“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
這要從李德生的出身說起。
1995年上半年,我接受了協助李德生整理回憶錄的任務。我負責撰寫他的青少年時期,沒有現成資料,隻好到他家鄉去搜集。接受任務後,我和戰友姚勝利便起程趕往他的老家河南新縣采訪。
為了更廣泛地擷取資料,除到新縣外,我還去了他家鄉附近的信陽、光山、商城的黨史辦、展覽館及一些鄰村,如柴山堡等地,有20多個地方。各級地方上司都很樂于幫助,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友善。但由于年代久遠,關于他出身的資料很少,沒辦法,我便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出生地李家窪。
在那裡,我找了十幾位李德生的本家兄弟及鄰裡老人談話,還去他母親的墳上看了墓碑。
通過走訪,我搞清了李德生的祖父名字為李定祥,祖母的姓氏為郭氏。他父輩兄弟四人,“寬”“裕”“直”“信”為排行順序。他父親排行老二,名李家裕,老大李家寬,老三、老四分别是李家直、李家信。他家的經濟狀況處在社會的底層,家裡沒有水田,父親在山腳下無人管的地方開了點荒地,種點雜糧,以維持生計。李德生7歲那年,母親讓他去學裁縫,可他覺得整天在屋裡聽師傅唠叨,煩得慌,就走出裁縫店去給人放牛。放牛,風吹雨淋,雖苦了點,但他覺得能有機會和那些放牛、砍柴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很開心。于是,放牛成了他的職業,一幹就是五六年。
後來,李德生的母親久病無醫,去世時剛30歲出頭。父親是在他參加紅軍後去世的,李德生說是受了他的牽連。那年,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國民黨軍卷土重來,占領了大别山地區,占領了李德生的家鄉,國民黨軍對紅軍家屬進行抓、打、殺。他的父親先是躲了出去,但還是被抓住了,受盡了折磨,被放出來時已經病入膏肓。人是放出來了,但房子已被敵人燒得片瓦不存,僅有的幾分山地也被奪走了,他不得不靠打短工、讨飯度日。不久,他便懷着對兒子的不盡思念,離開了人世。
父親去世的消息,李德生是在1947年才聽說的。那時,李德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十七旅旅長。部隊重返大别山,路過家鄉時,他順路去李家窪看父親,沒想到,看到的是父親墳上的荒草。他當旅長了,但父親并沒有分享到這份喜悅。
上面講的内容,有的是李德生談的;有的是李德生講了個影子,不确切,我們去他家鄉采訪進一步作了印證;有的是李德生根本不知道的。
唯獨李德生的出生日期,我們在采訪過程中沒有找到答案。他的同族兄弟,用比對的方法,也講了幾個時間,我回來向李德生及他的夫人曹雲蓮說明時,他們隻确認屬龍,以及農曆(四月)和公曆(5月)的月份對比,并把這些寫在了回憶錄中。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天,沒有确定下來。我想了一下,這事也不奇怪。他那樣一個家庭,那樣一個身世,又在那樣一個社會環境中,吃穿無着落,父母又貧病交加,哪還有心情給孩子過生日。
這樣的事我還碰到過。在我參加撰寫《徐向前傳》時,徐向前隻知道他的農曆生日,公曆是哪一天不知道,我翻閱老皇曆,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寫“唐亮”條目時,我去采訪唐亮,他童年的遭遇比李德生的還慘。他父親去世時,債台高築,母親走投無路,忍痛把兩歲的小唐亮(原名唐昌賢,别名唐昌明)賣給人家,用以安葬他父親。這樣的身世,他哪裡會記得自己的生日呢?當唐亮後來想過生日時,卻一無所知,就把自己的生日標明在了端午節。我問他原因,他說:“過節總要吃點好的嘛,就算過生日了。”後來,唐亮的生日定在1910年6月13日。
李德生說“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我把這句話寫進了他的回憶錄中。
3
“咱倆去街道拜個年吧”
1989年2月5日,農曆臘月二十九,小月,實為大年三十。下午,機關都放假了,從業人員把機關的事處理完,都忙自家過年的事去了。我回到家,把大年三十晚上包餃子用的面和餡準備妥當之後,找出換洗衣服,正要去澡堂洗澡時,電話鈴聲響了。我拿起電話一聽,原來是李德生政委親自打來的,他讓我陪着他去街道辦拜年。
李德生一說拜年,我随口問了一句:“政委,拜年都安排在初一,今天沒有安排呀。”當時我在政治部辦公室任副秘書長,負責群衆工作和對外交往。關于春節到地方走訪、拜年、慰問之事,已經作了安排,并報校上司和有關部門上司,按分工進行。
李德生打斷了我,說:“安排歸安排,咱倆先去走走嘛!”
我還是覺得有點為難:一是我不想去。這幾天為安排參加校内校外的春節活動,忙得一塌糊塗,有校上司參加團拜會的,有全校人員參加遊藝晚會和遊園活動的,還有去各個劇場和體育場館看演出、看比賽的,等等。這些活動,表面看是節日娛樂活動,其實每一場發票、派車、組織,要求都很嚴格。更重要的是,自1986年開始,各地以各種名目舉行的遊行示威活動,已經影響到了北京,有些口号是指向中央的。是以,軍内組織活動,參加人員既要有廣泛的群衆性,又要絕對可靠,保證安全,不能發生任何問題,這是不能有半點兒疏忽的。我剛剛把大年三十晚上的票發出去,把車和帶隊人員安排好,想去洗個澡,也安排一下家裡過年的事。這時李德生又要去走訪,我真不想去。二是地方機關都放假了,機關隻留值班的,我們去拜年給誰拜呀。
我沒有說服李德生,放下電話,按照他的想法,趕緊給街道辦打電話。街道辦放假了,隻有一個門衛在。我告訴他,國防大學李德生政委要去給你們拜年,立即通知主任、書記到街道辦來。他要向我解釋,我打斷了他,語氣堅定地告訴他:“趕緊通知各位上司,讓他們盡量參加。”
半個小時後,我帶着李德生去了青龍橋街道辦事處。
那天下午,天氣晴朗,陽光明媚,走在路上都可以感受到過年的氣氛。街道辦的院子打掃得很幹淨,隻是空蕩蕩的,除了那位值班員賠着笑臉與李德生搭讪外,再沒有第二個人。我正着急時,從大門外急匆匆進來一個人,一問方知,他是街道辦的副主任,是接到門衛電話後從家裡趕過來的。
街道辦副主任很熱情,把我們讓進了街道辦的會議室。李德生笑眯眯地坐下來,這位副主任趕忙解釋說,不知道政委今天來,主任、書記和其他上司家離得遠,過不來,請李政委諒解。
他們正說着,又進來一男一女兩個人,手裡拎着水果、糖塊什麼的,他們進屋後就急忙往桌子上擺。很顯然,這是副主任安排的,效率還是挺高的。李德生看着他們忙活,直笑。他們忙活完了,不好意思地坐在了副主任身邊。聽副主任介紹,他們是街道辦的兩位科長。
李德生同他們談的,就是街道的一些具體事。街道有多少從業人員,全街道一共有多少戶人家,多少人口,有幾家工廠,幾所學校。講到學校,這位副主任露出自豪的神情,說:“我們青龍橋街道很小,但培養、輸送人才全國數第一,全國省部級進階幹部都出自青龍橋,解放軍的進階将領也都出自青龍橋。”
李德生認真地聽着,開始沒反應過來,看看我,又看看在場的幾位,突然明白過來,笑了起來,連說:“對呀,對呀,國防大學,還有中央黨校,都歸你青龍橋管。”停了一下,他又說:“是以嘛,今天來,一是給你們拜年,再就是來接受父母官的上司。”
談話融洽、自然、平和,這是李德生的一大特點。當他的下級,哪怕是戰士,或是普通百姓,初見到他,難免有些拘謹、無措,甚至惶恐,他都能用和善、平易,甚至幽默的語氣,讓你放松下來,讓你無拘無束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聊了一會兒,李德生站起身,說:“今天來給你們拜個年,給青龍橋街道全體員工拜年,也給青龍橋街道全體市民拜年。”說完,他便走出了會議室。走到門衛那裡,他又走進值班室同門衛握手道别。
從青龍橋街道辦出來,我們又去了林業科學院。等把李德生送回宿舍,快下午5點了,澡堂已經關門,不能洗澡了,我隻好自己燒一壺水,擦擦身子,換換衣服,也算是辭舊迎新了。
過了農曆正月初五,李德生的拜年行程又開始了。我陪他走訪的機關有這樣幾個:2月11日上午,去首都鋼鐵公司;2月13日下午,去西山實驗林場、總參工程兵僞裝團;2月14日上午,去環境優美服務公司。
這個年過得很緊張,後來我想了想,能陪伴李德生政委這樣進階别的上司人去給人家拜年,也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春節假期剛過,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2月20日上午,李德生身邊的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青龍橋街道來要錢了。原因是,2月3日《北京晚報》登載一篇文章,說李德生給青龍橋街道集資兩萬元,他們要把錢取走。範秘書說,集資兩萬元無此事。李德生看了報道後不太高興,要和《北京晚報》的記者說明一下,澄清此事。我接電話後,立即辦理。在北京晚報社了解情況後得知,寫稿的記者是海澱區委宣傳部的。随後我又去海澱區委宣傳部找到張部長。張部長很認真,當即表示:報道失實是錯誤的,請報告李政委,我們一定要認真處理,并做好青龍橋街道辦的工作。
1986年1月,李德生在國防大學成立大會上講話。
4
“咱們去看看禹作敏和仉振亮吧”
1987年,在召開中共十三大之前,全軍正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當時在社會上,乃至軍隊内部,對改革開放的議論仍然較多。李德生作為國防大學政治工作的領頭人,不能不思考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與途徑。
5月4日晚上,李德生找到我,說:“咱們去看看禹作敏和仉振亮吧。”
禹作敏當時是天津市靜海縣大邱莊黨支部書記,仉振亮是北京市房山縣(今房山區)窦店黨支部書記。當時,這兩位都是在農村改革中取得突出成績的先鋒。他們正在北京開會,但住在哪裡我不知道,就對李德生說:他們住在哪裡我還不知道,得先了解一下。
李德生說:不用了,我知道。
于是,我就和他一起乘車向市内走去。
禹、仉二人住在農林漁業部招待所。
在見到禹作敏和仉振亮時,李德生說:國防大學正在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你們那裡很具體,學員準備去參觀學習,目前主要思想是對中央政策的認識問題。參觀用一天時間,早出晚歸,分期分批。這兩位農民企業家爽快地答應下來。禹作敏對李德生說:6日以後可以,7日、8日我在家,中午可以在我那裡吃飯,有多少人都沒關系。然後,他很驕傲地告訴我們:我那裡是農業機械化、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16人種地,人均生産15萬公斤糧。
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
5月9日,李德生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說李德生要去窦店,讓我先去安排一下。于是,我又同校辦的張秘書到了窦店,對李德生參觀的路線、内容及安全保衛工作作了安排。由于有4日晚上李德生同仉振亮的面談,事情安排得很順利。
10日,我陪同李德生去了窦店。
路上還有一個小插曲。9日我探路時的司機讓車隊排程室給換了,當時沒有認真記路,張秘書又沒有來,走到一個岔路口時,我就說不準了。可司機又不停地追問,我就随便指了個方向,結果走錯了。我下車向李德生說明了情況,他聽說走錯了,很幽默地說:這要是打仗,你還不把我們帶到敵人那邊去呀。
到窦店後,仉振亮不在家,到市裡作報告去了,這事已向李德生通報過。一位副書記向我們介紹了情況。
窦店,屬房山縣,位于房山縣東南部。這裡雖是平原,但自然條件并不優越,過去不富裕,曾遭受1919年、1929年、1939年三次大水災,還有1953年蝗災、1965年黏蟲災。這些水災、蟲災,使窦店蒙受了巨大損失,是以有了“破街爛鎮窮窦店”的說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可不一樣了,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下,黨支部書記仉振亮對中央政策吃得比較透,摸索出了“适度規模經營”的路子,堅持以工、農為主,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綜合經營方式。
窦店在1982年就基本實作了農業生産的全程機械化。全村347公頃地,隻需約10名勞動力即可種完,畝産50公斤以上,他們正朝着“畝産噸糧”的目标努力。改革之初,分田到戶成為一種趨勢的時候,他們卻沒有分田到戶,而是把剩餘勞力集中起來發展村辦企業。我們去參觀時,就有了十幾家企業,包括肉聯廠、奶牛廠、養雞場,以及服裝廠、磚瓦廠等,這些企業奠定了窦店産業結構的基礎。那時,他們村子裡的食堂發展得很好,村民可以自家不做飯,或者自己做副食到食堂打點主食即可,還不用付現金,記賬就可以,到年底結算。村民對這一條很滿意。我們去參觀的前一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去考察,聽了彙報之後,對仉振亮說:窦店走的是共同富裕的路子,夠得上現代化新農村的雛形了。
李德生興緻很濃,看完窦店之後,又被房山縣委上司接到縣委去座談,還看了石花洞,中午由房山縣委安排午餐。李德生平時不愛喝酒,但席間聽說白酒是房山縣自産的之後,也品嘗了兩杯。
李德生沒有去大邱莊,但5月14日以後,按照他的訓示,學員、教員和機關幹部分期分批去看了。看了大邱莊改革開放後發生的變化,對我的思想觸動很大。後來,大邱莊的領頭人禹作敏住進了班房,對我的思想觸動更大。
禹作敏是個敢想敢幹的人。他有一些名言讓人聽着很爽,如:過去大邱莊很窮,他說“甯吃三年糠,不嫁大邱莊”;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後30年農村發展的曲折經曆時,他說“階級鬥争為綱,人心惶惶,以糧為綱,窮得叮當”;在介紹統一經營的經驗時,他說“大邱莊是統一經營,有專業人,沒有專業戶”,又說,“我們是統一緻富,不是包産到戶”;在講到承包的好處時,他說“層層包,層層聯,人人都有自主權”。在改革之初,為了調動全村人的積極性,在平衡村内各種關系時,禹作敏有一個讓人感到公正和溫暖的說辭,他說:“老實巴交的不讓他受氣,調皮搗蛋的不讓他跳出圈去,精明強幹的讓他盡情發揮,溜須拍馬的不讓他讨到便宜。”在他拜倒在金錢面前時,他毫不掩飾地說:“擡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隻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在實際行動中,他把這個思想運用得淋漓盡緻。在大邱莊的權力都集中到他一個人手裡時,他公開向群衆說:“各吹各的調,都聽我的号,不聽我的号,一個也不要。”
禹作敏把大邱莊的黨、政、财權集于一身之後,便有恃無恐。他目無法紀,毫無顧忌地以言代法、以身試法;他随意支配大邱莊的資産,想坐豪華型S L 60奔馳防彈車,隻一句話就坐上了;他想住進豪華小洋樓,隻一句話,他的追随者便給他造了一座小“中南海”,有琉璃瓦頂牆圍,有進出大門登記的“傳達室”,還有日夜值崗的門衛;在他感到有安全隐患時,自己還随身配備了8名保镖,建立了10多人的配有武器的經濟警察和保安隊伍。禹作敏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邱莊“莊主”。
1993年4月的一天,禹作敏和他的兒子及自己的下屬共8人被捕,同時住進了班房。8月,禹作敏因犯有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在聽到禹作敏被抓起來的消息後,我報告給了李德生政委。當時,他沒有感到意外,可能是早就從中央知道了這件事,聽後隻是笑了笑,簡單地說了一句:那有什麼辦法,國法無情呀。
5
“對國家負責,對培養下一代負責”
1987年8月6日上午,李德生找我交代了幾件事。
一件是和“東方文明管理學院”搞共建(軍民共建公德心)的事。
作者與李德生 (右)合影
李德生當時有個想法,國防大學地處海澱區,海澱區有衆多大專院校,國防大學能和這些院校搞共建,達到資料、資料、研究成果共享,該多好。李德生正在想這件事時,“東方文明管理學院”一名上司來找他,他很高興,就交代我去辦。
我同這名上司交談幾次,才了解了他的用意。“東方文明管理學院”想通過共建的形式,利用國防大學的校舍,解決他們校舍不足的問題,或者說,他招生後,就到國防大學來教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一,國防大學是軍事機關,學員都是現役軍人,他那裡招的是社會青年,如果這些沒有經過訓練的青年人進入營區,将會直接影響到國防大學的教學秩序和整個營區的管理;第二,國防大學也沒有閑置的校舍供他們長期占用;第三,“東方文明管理學院”是個什麼學院,校址在哪裡,我一直沒搞明白。每次我找那名上司談事,他都把我約到一個地方,沒有提過讓我到他們學校去參觀的事,弄得我有點摸不着頭腦。
我把了解的情況向李德生彙報後,他也有點兒拿不準了,說:你再進一步了解一下情況再說吧。這個共建的事沒有辦成,就放下了。後來,那名院上司再沒有來找我,關于“東方文明管理學院”的資訊也沒有了。我問過教育局,得到的答複是:沒有這個學院。
第二件事是,解決校内教職員工的孩子國中畢業升不上高中的問題。
李德生說:沒考上學的孩子,一定要幫助解決。他說:孩子的工作做不好,會分散幹部、教員的精力。孩子升高中的事,個人解決有困難,組織上出面總會好一點。幹部福利費可以拿出一部分。他還說:這要當一件重要事情來抓,做提高教職員工積極性的工作,這是一個管道。
8月8日,李德生又把我找去,說:對國中畢業沒有升上高中的孩子要想辦法落實,讓他們有學上,為大家辦點好事。他反複強調:要抓緊落實,搞好輔導,做好工作;應付不行,要認認真真地下功夫,對孩子負責,對家長負責,對國家負責,對培養下一代負責。家長要管,學校要管,不能把孩子留在社會上,不要去搞臨時工,組織上要幫助排憂解難。
根據李德生的訓示,我同幹部部和辦公室的從業人員,先後跑了五六所相關的中學,還利用我的海澱區人大代表的身份,多次找海澱區教育局上司協商過此事。
問題的關鍵是在錢上。李德生說:福利費可以出一點兒錢。我把這個訓示向政治部上司和主管福利的幹部部上司彙報後,他們感到很為難。當時,一個二級部可支配的福利費隻有幾百元錢,而沒有考上高中的孩子要升學,差1分至少得交10元,差10分就是10元。我們校内子女沒有考上高中的有十幾個,有差一兩分的,有差二三十分,甚至更多的,這都用錢來買,負擔太重了。我同海澱區教育局一位上司協商時,反複陳述李德生的話,請他認真體會一下李政委為了孩子的迫切心情。這位上司說:李政委的心情也是我們的心情,我們何嘗不想讓孩子有書念呀,但沒有條件,社會壓力又大,如果就是你們國防大學的十幾個孩子,我可以給你們解決。問題是,社會上有很多讀國中的孩子面臨走出校門,他們的父母都想讓孩子上高中,怎麼辦?沒有門檻就更不好做工作了。
看在李德生的面子上,我們又往有關學校交了一點兒錢,加上教育局上司與各個學校的協調,給了一點兒優惠,幫助解決了幾個學生的入學問題。盡管沒有全部解決,但我覺得也算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沒有解決的幾個孩子中,有的學習成績太差,孩子自己不想再趴書桌,家長也沒有信心,學校更是不願意再把這些孩子捆綁在教室裡。
兩個星期過後,我帶着工作成果去向李德生複命時,他一聽關鍵差在錢上,也無話可說了。他臉上流露出來的,有無奈,也有欣慰。
我和李德生接觸幾年,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可親的長者,又是一位很好共事的上司。然而,更讓我敬重的,是他心系基層、心系百姓、大度包容、以事業為重的負責精神。
來源: 夜讀名人往事
作者:王文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