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馬丁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50周年。回望其一生，幼年成為孤兒，輾轉于不同的寄養家庭和機構，嘗盡人生悲苦；青年時亦漂泊無定，浪迹天涯。這些磨難都沒有擊敗他，反而激發出他的文學天才。
馬丁松的作品中表現了20 世紀的許多重大問題，例如社會不公正、戰争與和平、商業文化和汽車文化、核武器和環境破壞等。他的思想領域因科學理論而豐富，現代科學是他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科學語言随處可見。在迄今120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馬丁松的作品可謂獨樹一幟。
撰文 | 範明
今年是20世紀瑞典著名作家哈裡·埃德蒙·馬丁松（Harry Edmund Martinson，1904-1978）誕辰120周年，也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50周年。馬丁松于1949年當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他與另一位瑞典作家、同為院士的埃溫德·約翰遜（Eyvind Johnson，1900–1976）分享了1974年諾貝爾文學獎。
馬丁松以詩歌和散文見長，語言富有表現力和原創性。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稱：馬丁松的作品 “捕捉住露珠而映射大千世界”。這是迄今最近的一次由兩位得主分享文學獎，時任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卡爾·拉格納·吉羅（Karl Ragnar Gierow）在頒獎典禮上的緻辭中特别強調：約翰遜和馬丁松是 “無産階級作家或勞工階級詩人的代表”，是以可看作為整個一代文學家頒發的獎項。
馬丁松和他的詩集《關于光明與黑暗的詩》插圖
約翰遜和馬丁松是20世紀瑞典文學的兩位偉大作家，然而他們的國際知名度不算很高，部分原因是他們的書很難翻譯成其他語言，特别是馬丁松的作品本土色彩非常強烈，他還常常自創瑞典語詞彙和結構。
盡管馬丁松對于瑞典自然環境和社會的描繪牢牢紮根于故鄉的土地，但他也是一位環遊世界的旅行者和觀星者，打開了觀察外部太空和微觀世界的視角，不斷尋找人類在宇宙中迷失的願景。
馬丁松的作品中表現了20世紀的許多重大問題，例如社會不公正、戰争與和平、商業文化和汽車文化、核武器和環境破壞等。他的思想領域因科學理論而豐富，現代科學是他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科學語言随處可見。自然和文化、科學和藝術，在馬丁松的作品中融為一體，在迄今120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可謂獨樹一幟。
荨麻開花
1904年5月6 日，馬丁松出生于瑞典東南部布萊金厄省（Blekinge）的亞姆斯霍格（Jämshög）教區，他是一個有七個孩子的家庭中唯一的男孩。馬丁松6歲時，其父因肺結核去世，一年後他的母親抛下兒女移民美國，再也沒有回過家鄉。後來唯一能支撐家庭的長姐病故，馬丁松和其餘姐妹成了舉目無親的孤兒，被迫拆散并輾轉于不同的寄養家庭和機構，嘗盡人生辛酸苦辣。他僅在公立學校讀了六年書，不斷逃離寄養家庭和學校，成長歲月中充滿了不安全感。馬丁松16歲時背井離鄉出海闖世界，漂泊無定，浪迹天涯，在船上打雜、做司爐工和廚師，度過了六年海上時光。他23歲時由于肺病不得不上岸，以打短工或乞讨為生。馬丁松的文學天才正是在航海和流浪生涯中生發的。
1927 年起，馬丁松開始寫作并在報刊上發表詩歌。1929年，他與另外四位瑞典年輕作家一起，出版了詩集《青年五人組》（Fem unga）。他們深受流行的未來主義影響，以自由詩體的形式挑戰了當時的文學慣例。他們對于原始主義和 “生命崇拜”的倡導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這本詩集有 “古老的酸澀文學稻草中的火焰堆”之稱，被認為是瑞典現代文學（特别是勞工文學）的開創性作品之一。年輕作家們在年齡、出身、經曆，尤其是藝術品質上的一緻性，失業而不是職業工作賦予了他們青年時代的性格，成為瑞典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作家群體。馬丁松是這一群體的典型代表，他從最嚴酷的經曆中汲取人性的溫暖和智慧，很少有瑞典作家從小就有像他這樣悲慘的命運。
同一時期，馬丁松遇到了比自己年長14歲的女作家赫爾加·約翰松（Helga Johansson，1890–1964）。她以 “莫阿”（Moa）作筆名，為同一家勞工運動報紙撰稿。與馬丁松一樣，莫阿出身貧苦、命運多舛。兩人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于 1929 年結為夫婦。莫阿婚後随夫姓，後來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瑞典女作家之一。這段婚姻存續了十餘年，雖然風雨飄搖，卻充滿了創作靈感，兩人在這期間均完成了各自的許多重要作品。馬丁松終生為自由事業而奮鬥，1939年底他作為唯一的瑞典作家志願者，參加了蘇芬冬季戰争，他在散文集《現實至死不渝》（Verklighet till döds）中記述了這段經曆。1942年，馬丁松與英格麗·林德克蘭茲（Ingrid Lindcrantz）再婚，育有二女。
1929年，馬丁松的處女作——詩集《幽靈船》（Spökskepp）問世，其中大部分是以海洋和海員生活為主題的詩歌，是他當水手多年後豐富的詩歌創作結晶。在随後的詩集《遊牧者》（Nomad，1931）中，馬丁松開辟了一個新的主題——對遊牧世界的夢想，以敏銳的細節大膽描繪了大海這個特殊的時空，随後他又撰寫了關于飄泊生涯的散文遊記《無目的地的旅行》（Resor utan mål，1932）和《告别海角》（Kap Farväl，1933）。“出海讓你覺得春天或夏天僅僅像一陣清風”，遊牧、探險、幻想是馬丁松創作生涯的重要母題，他把遊牧生活看作烏托邦。馬丁松在 “靠近大海”一詩中寫道：
我看見一隻海鷗從海裡飛來
并坐在狐狸的座位上。
有了這張照片我就夢想着
随機事件的畫面。
1935年，馬丁松出版了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荨麻開花》（Nässlorna blomma），次年又出版了續篇《出路》（Vägen ut），書中真實細緻地描述了其苦澀孤獨到極緻的童年，他的離經叛道和奇思妙想。荨麻是北歐鄉間常見的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遍體多刺、自帶毒汁，即使開花也很不起眼。在北歐童話中，開花的荨麻可以驅趕恐懼、阻擋靈怪。小說中十歲的主人公小馬丁的童年如荨麻般卑賤，在風雨摧殘中依然頑強開花，他的成長過程就像一場孤獨而刺痛的童年驅魔。小馬丁喜歡與森林和溪流為伴，長姐告訴他地球的形狀與世界的域限，他還從一份周刊中知道了 “原子”的概念。小說不僅揭露了社會的殘酷和冷漠，還講述了小馬丁對周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何被喚醒。
馬丁松的作品《告别海角》和《荨麻開花》最早的版本
《荨麻開花》擁有濃厚的中世紀黑暗氣質，同時又融合了現代主義的冷靜思辨。馬丁松在書中對他的另一個自我——小馬丁進行了無情的剖析和審訊，在小馬丁的童年宇宙中充滿了仇恨和冷漠，他幼小的心靈遊弋于光明和黑暗之間。在瑞典，每年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是“荨麻日”（Nässlans dag），也是離馬丁松的出生日最近的周日，這個主題日自然會讓人聯想到他筆下的荨麻花。在俄羅斯現代主義的啟發下，馬丁松寫出了第三部詩集《自然》（Natur，1934），詩集中閃現着印象派圖像，卻因“矯揉造作”和“巴洛克式膨脹”受到嚴厲批評和冷落。在這之後長達11年的時間裡，他沒有寫過一首詩，直到1945年才出版了新的詩集《信風》（Passad）。
自然與哲思
馬丁松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環保作家和“生态主義”詩人，大自然始終是他尋求心靈平靜的沉思和治愈之地。對自然的體察是瑞典文學的重要基因，然而很少有人像馬丁松那樣，被公認繼承了現代生物分類學和生态學之父、18世紀的瑞典大植物學家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的精神。馬丁松與林奈一樣，追求對自然界的精确觀察和科學描述，對細節十分着迷。然而與林奈将人類置于中心地位不同，馬丁松在動植物自身的層面上與其相遇，探索人類可能達到的邊界。他相信自然是包羅萬象而不可翻譯的，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自我在自然界的位置。盡管馬丁松以開放的心态面對自然，但他從來沒有将動物和人的價值等同起來，很早就開始關注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馬丁松的作品以語言創新和頻繁使用隐喻為特點，或俯視昆蟲、或仰望星空，他對大自然的描繪來自大衆的、科學的和個人的三重觀察，他筆下的自然短詩如同一顆顆晶瑩的露珠，映射出瑰麗隽永的大千世界。早在知道大麻莎草、田旋花、苦葉和酢漿草的名字之前，馬丁松就學會了喜愛這些雜草，并尋找昆蟲運動的模式。他成年之後将自己真實的塵世經曆轉化為充滿詩意的文本，從生活哲學和廣闊的文化視角描述自然。1937-1939年間，馬丁松以自己和莫阿在斯德哥爾摩郊外的農場生活為出發點，創作了自然散文集三部曲：《飛蛾與蚊蟲》（Svärmare och harkrank，1937）、《仲夏谷》（Midsommardalen，1938）及《簡單的和困難的》（Det enkla och det svåra，1939）。
在之後的散文集《草叢中的景色》（Utsikt från en grästuva，1963）中，馬丁松這樣描寫昆蟲：“它們将一千根想象中的高壓線從一朵花延伸到另一朵花，将夏季的草地變成了一個緊張的生活場景……一種為花朵服務的無限複雜的替代神經系統……”他還寫道：“最小的景觀，即鞋子周圍的簇絨，隻要考慮得當，也能像名山大川一樣具有豐富的意義。”馬丁松認為 “描繪自然的人必須首先在孤獨和沉默中學習心靈的藝術”，他将自然的概念擴充到整個人性，試圖将其“作為文化表達、人類善惡、邪惡與戰争、政治制度建設和哲學思想的最深刻和終極的起源”。在寫作之外，馬丁松還繪制了許多富有超現實主義氣息的風景畫，他的畫作色彩絢麗，極具視覺沖擊力。
斯德哥爾摩現代藝術館收藏的兩幅馬丁松的素描
馬丁松的自然哲學觀深受中國道家思想影響，《自然》出版之後，他經過長時間的内心自我審視，開始尋求“另一種簡單性”，即超越“複雜功能的穹頂和迷宮”的成熟簡單性，頗有“大道至簡”的意境。《信風》（Passad）由各種哲學思想和自然詩篇組成，馬丁松說是受到老子《道德經》的啟發寫成的。自然界的信風是海洋的守護者，他以信風作為美好和善良的象征，追求外向的流浪者和自我陶醉的沉思者之間的統一，在西方人文主義和道家神秘主義中尋找精神出路。馬丁松借用以畫竹著稱的宋元畫家李衎的名字，以及宋元畫家的道家風骨。在甯靜簡樸的長詩“李衎樹下說”（Li Kan talar under trädet）中，馬丁松描寫了一群在樹影下坐而論道的哲人，他們用沉靜的感覺接近真相，了解思考之外的真實。
斯德哥爾摩的東亞博物館收藏了一幅北宋著名畫家易元吉的《梧桐樹上的長臂猿》，馬丁松為此撰寫了散文“在一幅中國畫前的冥想”（Meditation inför en kinesisk målning，1959），并以他自己的方式诠釋東方文化。他感覺易元吉從精神的層面看待自然，這幅畫就像一陣詩意的清風吹進冰冷的心靈。馬丁松寫道：“在那裡風景和靈魂相融合，以自由和開放的形态在宇宙中共存”“山谷裡翻騰的霧氣表達出風景中的一種精神變換”。《信風》中的另一首詩“參觀天文台”（Besök på observatorium）被收錄在“旅行者金唱片”（Voyager Golden Record）中，1977 年随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旅行者号”探測器一起進入太空。詩中寫道：
那裡發現了大量的太陽。
每個太陽都按照萬物法則脈動
在更大的太陽的巨大眩光中。
那裡的一切都很清楚，日複一日。
左：東亞博物館收藏的易元吉的國畫（局部），右：旅行者金唱片
馬丁松的哲學散文集《陀螺儀》（Gyro）于1947年完成，但直到作者去世八年後才首次發表。“旋轉”是馬丁松環境思想的一個關鍵概念，地球本身就是陀螺儀的一個例子。在馬丁松的解釋中，旋轉代表着人與自然之間的一種平衡，是創造中的平等法則。生命中存在多種多樣的生物回轉裝置，“生命的旋轉比最巧妙的機械還深刻……”。陀螺儀拓寬了宇宙的視野，從定量走向定性。馬丁松推崇一種與道家哲學中“回環時間”相聯系的發展範式，認為時間更多的是一種周而複始、萦繞上升的無限運動。從馬丁松少年時代起，歐洲大陸就處于戰争的陰霾中，1940 年代是戰争、大屠殺和原子彈的十年，盡管如此，他始終相信美好未來的可能性。
馬丁松出生後不久，瑞典女作家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撰寫了名著《尼爾斯騎鵝旅行記》，影響了全世界幾代讀者。1958年拉格洛夫誕辰一百周年之際，馬丁松在詩歌“大雁之旅”（Vildgåsresan）中抒發了自己的童年夢想，向這位偉大的前輩緻敬。馬丁松寫道：“我們追随老師的渴望踏上冒險的天空，在那裡一切都已改變，學校的幹粉筆化作雪白的雁頸，指向阿卡（注：Akka——《尼爾斯騎鵝旅行記》中的領頭大雁）在凱布讷山（注：Kebnekaise——瑞典的最高山峰）的遠方家園。”主人公尼爾斯變成了 “我們第一次飛行夢想中的飛行員”，而被馬丁松尊稱為“老師”的拉格洛夫則“永遠與年輕的飛翔旅程及神話中的群鳥聯系在一起。”
時空與願景
20世紀初的瑞典處于動蕩和巨變的時代，新的技術發明不斷進入日常生活，工業化程序逐漸奠定了現代社會的基礎。舊的農耕社會走向解體，大批農民湧入城市或移民北美新大陸，馬丁松的母親就是其中一員。與此同時，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和自然浪漫主義潮流悄然而至，越來越多的人懷念失去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夢想回歸鄉村和自然。馬丁松在另一部經典之作——小說《通往鐘王國之路》（Vägen till Klockrike，1948）中，講述流浪漢博勒（Bolle）在社會邊緣及無盡的旅途上徘徊和反思，這是從流浪漢的角度來看待拉格洛夫筆下的尼爾斯，而博勒的目标是“鐘王國”——一個永遠處于保留狀态的地方。全書充滿了對瑞典自然環境的贊美，以及對于工業社會和現代文明的批判。
1956 年，馬丁松創作了由103首詩歌集結的科幻史詩《阿尼亞拉号》（Aniara），獲得巨大成功。阿尼亞拉号是一艘大型宇宙飛船，定期将八千名移民從遭受環境破壞和核戰争的地球運送到火星和金星。在一次飛行中，阿尼亞拉号不幸偏離航線，離開太陽系進入飛往天琴座的軌道，漫無目的地在茫茫太空中遊蕩，面臨最終毀滅的命運。宇宙飛船上的米曼（Miman）是真相講述者和幻想保護者，伊薩格爾（Isagel）代表清晰和求真的思想，諾比亞（Nobia）代表善行和道德上的自我犧牲。馬丁松在創作《阿尼亞拉号》的同一年參觀了巴黎的數學博物館，他在其中一首詩裡選擇碗作為宇宙圖像，可能是受到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 “彎曲空間”的啟發，他還說自己從狄拉克的“空穴理論”中獲得靈感：
同樣，在無邊無際的空間裡
一道深達光年的深淵抛出拱門
圓形氣泡阿尼亞拉在行進。
盡管她旅行的速度很快
并且比最快的行星快得多，
她的速度是用空間尺度來衡量
與我們所知道的完全一緻
這碗冰淇淋裡産生了氣泡。
《阿尼亞拉号》1959年的歌劇首演劇照和2018年版的電影海報
《阿尼亞拉号》的副标題為“對時空中人類的一次檢讨”，包含了人類曆史上各種重大事件以及文學典故，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星球之歌”及“一個關于人類脆弱和愚蠢的史詩故事”，具有裡程碑意義。《阿尼亞拉号》問世時正值冷戰初期，作者在史詩中深刻表達了對于科學進步所引發的災難及人類遠離原初自然的憂慮。這首史詩圍繞着希望和絕望展開，是馬丁松對于個人和人類命運的隐喻性及存在主義的思考，也是關于失落天堂的哀歎，可以象征性地解釋為人類走向不确定命運或者在内在精神空間旅程的故事。馬丁松使用了與科學技術相關的令人回味的創新語言，同時帶有獨特的詩意光芒。《阿尼亞拉号》對多部科幻小說都産生了影響，并先後改編成音樂劇和電影。2019年，太陽系外行星HD 102956 b以史詩中的伊薩格爾命名。
馬丁松的作品深深植根于他所生活的時代， 然而他的思想和藝術靈感常常具有前衛性。當原子能被用于戰争時，馬丁松比大多數作家同行更早地做出了反應，人類道德是否随着技術的進步而成熟這一問題貫穿了他的整個寫作。馬丁松的詩集《戰車》（Vagnen，1960）中大部分是自然浪漫主義詩歌，而結論部分 “關于戰車的聲音”中對于當代汽車文化的批評，卻得到很多負面評論。雖然後來該書部分内容被重新評價，卻明顯影響了他的心理健康。晚年的馬丁松以新的熱情創作了《關于光明與黑暗的詩》（Dikter om ljus och mörker，1971），其中包括多首受科學啟發的詩歌。例如在“電子”中，他将注意力轉向物質内部和微觀世界。詩人把電子旋轉比喻為“蛹化，最裡面的繭不會自行打開”，是“内在的變形、更深層次的搖曳，舞者内心深處的演奏。”
1974年10月3日，瑞典文學院投票決定授予約翰遜和馬丁松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根據諾貝爾獎官網記載，截止到1973年，二人均獲得12次文學獎提名。兩位作家的獲獎得到讀者大衆的贊賞，卻遭遇本國多個媒體的嚴厲批評。盡管批評者并非質疑獲獎者的文學資質，而是針對瑞典文學院将諾貝爾獎頒發給自家院士這一事實，但他們仍然受到深深的傷害。1976年約翰遜因肺癌去世，對于患有嚴重抑郁症的馬丁松來說，這些批評更是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于1978年2月用剪刀切腹，自盡離世。1909-1974年間，共有六位瑞典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直到37年後，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Tomas G. Tranströmer）才成為本土第七位得主。
1974年12月10日瑞典國王向馬丁松頒發諾貝爾獎證書及獲獎後的約翰遜和馬丁松（右圖左一、左二）
馬丁松的悲劇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并且有非常早期的預兆。早在 1934 年，他就在一封信中談到時間的痛苦如何像魔羅一樣折磨自己。這種反複出現的對人類的絕望，通過戰争年代和阿尼亞拉的願景一直延續到馬丁松生命的晚期。也許正如20世紀的美英著名詩人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言：“我的結束就是我的開始。”2006 年10月12日是《阿尼亞拉号》出版50周年，這一天被命名為 “阿尼亞拉日”（Aniaradagen）。馬丁松與阿尼亞拉号飛船中的乘客一樣踏上了不歸路，然而他的精神卻已進入時空的永恒。謹以馬丁松在《戰車》中的詩歌 “小島”（Den lilla ön）結束本文：
每個世紀都有一個小島，
一座散發着不朽光芒的時間之島。
周圍是一片痛苦的海洋，
還有戰争和羞辱、壓迫和死亡。
然而那個島是我們唯一的救贖。
蘇格拉底生前坐在上面，
還有坐在彼岸的佛陀
十字架旁第三個座位上坐着基督。
這座小島從未變得更大。
真理的世界始終都很擁擠。
今天世界的小島在哪裡？
那些生活在一千年後的人們會知道，
如果一千年後他們也會走那麼遠。
2024年5月29日于斯德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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