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元年（1912年），受外蒙古獨立事件的影響和波及，内蒙古地區人心不穩，局勢動蕩。呼倫貝爾、哲裡木盟科右前旗、科右後旗、昭烏達盟紮魯特左旗等地還發生較大規模的變亂。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這些變亂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文章，甚至有專著問世。由于史料的限制，有關紮魯特左旗事變的研究較為薄弱，許多史實尚未弄清，見解亦多有偏頗。本文力圖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此次事變作一較為系統的叙述，并對某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因學識和史料的限制，不妥之處，敬請識者斧正。
一．事變經過
民國元年（1912年）八九月間，投奔外蒙古庫倫政府并被封為貝勒的哲裡木盟科左後旗輔國公那遜阿爾畢吉呼（俗稱阿爾花公）來到昭烏達盟，鼓勵各旗響應外蒙古獨立。紮魯特左旗協理台吉官布紮布（又作官保紮布、棍布紮蔔等）、二等台吉圖們烏勒吉（又作土們烏勒吉等，俗稱土們爾吉達）、梅倫護印參領阿呢楊噶、台吉明嘎他等人遂逼迫副盟長本旗紮薩克林沁諾依魯布出面舉事，響應庫倫政府。林沁諾依魯布不從，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便搗毀紮薩克府第，将林沁諾依魯布父子及副盟長印信與協理台吉華盛阿、梅倫章京他清阿及管倉委員等一并擄走，北投庫倫。其他各旗因懼怕民國的武力，不敢響應，敖漢左旗紮薩克多羅郡王棍布紮布還将阿爾花公驅逐出境。
9月下旬，起事響應外蒙古獨立而被東三省防軍擊潰的哲裡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紮薩克圖王旗）、右翼後旗（鎮國公旗）的逃難蒙人約數百人來到昭烏達盟地區。10月初，熱河都統昆源即向民國政府報告，并拟派兵剿辦。10月9日昆源又電告民國政府說：“據綏東、開魯兩縣禀報，各蒙旗附和庫倫，意圖起事，及東蒙阿爾哈（即科左後旗阿爾花公）又帶蒙匪四五百名入開魯、綏東境内燒劫，聲言驅逐漢官”。這時，被庫倫政府封為公爵，并得到槍械補充的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奉命率數百人回旗舉事，得到部分旗府官員和昭格廟的高喇嘛、吳喇嘛及不少旗民的支援。他們同哲盟逃來的蒙人彙集一處，人數多達千餘，首先殺戮平時最痛恨的漢族奸商，搶掠其财産，并與鄰近各旗的響應者們一同驅趕和追殺漢民，以圖奪回蒙旗原有的土地。還殺害了不願合作的旗府官員耀甯嘎、黃根爾等十餘人。
10月28日，圖們烏勒吉等率多人闖入紮魯特右旗王府，“任意騷擾，搶劫等物。複将……忠厚人等獲去拷打，亦不放松”。還在該旗“那立吐地方，将管旗劄薩克齊喬英紮布家攪擾不安，複将紮哈齊之子薩應諾爾蔔與梅倫白音各什各、紮哈齊共三人均行綁去”。時該旗紮薩克達爾罕郡王多布柴已聞訊赴開魯縣商辦剿捕，方幸免于難。
11月初，紮魯特左旗梅倫“德立格拉希、護衛巴勒瑪等為首，選帶……逃難紮薩克圖王旗難蒙一百餘人，占據買賣無人之家，節次派人殺戮附近烏蘭蘇魯格等地方漢民，收拾财富，并将數撥聞信逃難漢民追至……（阿魯科爾沁旗）波蒂阿魯及薩拉嘎等處，槍斃數人。或于拿獲漢人之際，并搶去……（阿魯科爾沁旗）披甲圖布丹馬八馬、德勒格爾馬兩匹、參領敖特罕馬四匹、參領茹勒嘎爾紮布勒馬一匹、台吉尼格木特大小牲畜七十餘匹”。當月中旬，紮魯特左旗扒喇嘛在本旗花花哨地方率衆搶劫源思長等6家漢族商号，“搶去各号牛馬共八千餘匹、羊一萬餘頭，貨物等件一空”。
從10月24日（舊曆9月15日）開始，有身份不明的“快械馬賊五十餘人闖入西紮魯特旗箭丁拉希尼瑪等家，指稱阿魯華公那荪阿爾畢吉胡兵隊住宿”，後又竄入阿魯科爾沁旗台吉波克吉格等村、巴林右旗“夏奪克塔胡等三村并民鋪謝興長以及台吉都爾波等各村”搶掠馬匹、财物并綁票。29日被阿魯科爾沁旗四等台吉瑪克素爾索榮、管旗章京那特穆特瑪、台吉沙克都爾、台吉索特那木、參領少皓資等率兵追至阿古斯希沙漠，擊斃三人。
開魯縣知事鐘元聞知紮魯特一帶發生變亂後，商同兩營熱河巡防駐軍管帶車捷三（車殿元）、董福堂（董書麟），驅使老百姓挖好戰壕，加強防守。并向熱河都統請求援軍，以備不測。據鐘元10月26日電告，他已“密商防營派兵防堵”阿爾花公部衆，“并飛請鄉巡擇要設卡。該匪繞道西竄。惟恐該匪煽惑蒙旗，一面派翻譯員魏海馳往三旗宣慰”，并在的爾騰大壩地方捕獲阿爾花公部下兵丁一名。10月29日，鐘元再發警電，稱：“頃據三旗旗員并鄉巡馳報，蒙匪土們爾吉達等會同阿匪千人，已分投竄至東西紮魯特王府，将東旗貝勒、福晉等捆縛，并沿途殺官多人，慘不堪言。請速調大隊嚴剿前來。仰懇飛調就近槍炮各隊，随帶帳房，無分晝夜，火速來開救援痛剿”。11月1日鐘元又發急電，再向熱河都統報警求援，稱“茲據昭烏達盟旗員報稱，後有蒙匪二千人作為接應。且南界奈曼旗紛紛調兵，其心不知何居。開魯在蒙旗之中，勢成被困。目下鄉民紛紛逃避，若兵端一開，地方必至不保。懇恩飛饬駐赤峰各隊兼程抵開，并請電咨奉督派兵赴援”。熱河都統昆源聞報大驚，一面“飛饬赤州張牧（即張鴻聲）即饬前駐赤峰陸軍分撥馬步炮隊，東往開魯協助。并饬北路張統帶玉春相機因應，并電奉督協辦防禦”。一面不斷向民國政府告急求援，以“熱河本屬地要兵單，現查蒙疆多故，應付幾窮。拟請中央酌調兵隊來熱，以壯聲援”。熱河北路巡防統領張玉春聞令，“立拔五營，飛往援護”。不料行至奈曼旗林木茂密的“樹筒地界，匪設堵卡，無路進行”，隻得設法繞道，以緻贻誤戰機。喀爾喀左翼旗境内練總左實義亦率衆赴援，途經奈曼旗境時，在河城祖母廟附近與該旗兵丁發生沖突，亦未能及時趕到。隻有建平縣巡官王和聞訊率巡警33人來援，揚言包守開魯。
11月5日，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占據開魯縣東哈拉毛刀（今小街基鎮）地方，将“開魯城外房屋、禾稼焚毀無遺。四鄉農民皆逃集縣街”。城内馬兵出戰失利，隻得退守孤城。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不敢強攻，隻是在外困守，鼓噪恫喝，施放冷槍，打死王和部下巡警1人。城内人心惶惶，兵無鬥志。這時，城内“素與各界不睦”的典史佟寶三乘機逞其私忿，“于十一月七八等日勾串董營步隊，唆使搶劫商家，瓜分财物。縣知事與商民人等知該兵不能禦敵，适足禍民，不得已于十一月十一号棄城逃走”。“該典史與步隊見人民逃走，遂大肆搶掠，并在縣西劄蘭營子（今大榆樹鎮）地方暗中設卡，劫奪難民财物”。“彼時若（無）建平縣巡官王和帶領巡警沿途保護，則阖邑人民皆死無孑遺”。據說縣知事鐘元在出逃中還令衛兵“若遇蒙人，不問即殺”，結果使蒙人男女三十餘人無辜遇害。次日，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探明虛實，率衆入城，“搶劫商富，搜殺漢人，焚燒房屋，至為慘毒”。“縣街商鋪盡成焦土，鄉村房屋隻剩殘灰。所有汲水之井，屍骸填滿。大凡居處之地，雞犬無存”。開魯縣民遭此劫難，痛恨官吏之腐敗無能，遂有民謠流傳曰：“車不拉，董不打，鐘總辦，好快馬；王和包打開魯縣，來了三十三，回去三十倆”。
開魯失守後，綏東、建平、朝陽、赤峰等地相繼戒嚴，熱河都統昆源以情勢急迫，勢難延緩，屢經文電請兵。民國政府聞報大為不安，疊令熱河都統、奉天都督分饬屬下各軍迅速前進，合力圍剿;并籌撥洋一萬元，赈恤開魯難民。11月29日民國政府又接到承德府十四屬議會公電，内稱：“東紮魯特旗協理官保紮布等反叛民國，大肆殺戮，東西紮魯特旗死傷數千人，商場焚掠一空。兩紮魯地逃亡者數萬人，天寒地凍，無衣無食，凍餓在途者，凄慘之情不堪言狀。刻已聯合蒙匪阿們爾吉達，四出散布謠言，聲勢浩大。乞速派兵前往征剿，否則不獨熱河将非我有，即内蒙亦恐不可收拾。萬急萬急”。是時，人心恐慌，謠言繁興，風傳紮魯特右旗“亦與官保紮蔔連合，分一股竄撲綏東”;奈曼旗紮藍亦蠢蠢欲動，“已聚集千餘人，盤踞波力火燒廟，風聞庫匪阿格昌已與連合”；“鄰近綏東之蒙人亦欲結合團體，驅逐漢民……土默特旗一帶蒙人意欲乘機交哄”;甚至有蒙軍進迫朝陽，赤峰已告失守等駭聞。一時間風聲鶴唳，婦孺皆驚。各地胡匪與不肖之徒亦乘亂而起，打家劫舍，地方混亂不堪。
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攻占開魯後，士氣更盛，附從日繁，遂分股四出，大舉行動。曾在翁牛特左旗海留圖地方“燒房，搶掠牲物，殺斃漢民五十、蒙民三人”。後被該旗協理鎮國公富明安率旗兵與赤峰州義勝營馬隊及烏丹城州判李成孝等協同擊退。因本旗有不少群眾僑居于鄰近哲裡木盟科左中旗（達爾罕王旗）境，圖們烏勒吉遂率數百名部衆到該旗檀哥廟、架寠（約今花吐古拉蘇木紮如達）等地驅殺漢人，據說還将該旗榮貝子妻女掠去。科左中旗台吉百合必力各土“陰謀劫達王之老福晉及世子”，以要挾達爾罕王響應圖們烏勒吉。但被該旗卓裡克圖親王的叔父鞟甯寺格根喇嘛色旺諾爾布發現，密告奉軍防營，将百合必力各土擒殺。
為了解敵情，準備進剿，熱河軍隊派“偵探至北山根之北樹筒一帶四十餘起，無一人回”。結果“禁毅奉直各營并熱河防軍前後到境，兵隊雖多，怯者畏難，故事持重;勇者畏罪，莫肯先發。事權不一，調遣不靈，兵如疣懸，匪如癰起。地方驚惶，蒙旗搖惑”。禁軍甚至違抗軍令，拒不開赴前線，民國政府怕引發兵變，不敢彈壓，隻得将其調回北京。這時，紮魯特左旗紮薩克林沁諾依魯布等見官布紮布等忙于戰事，乘隙逃至盟長阿魯科爾沁旗紮薩克巴咱爾吉裡第處訴冤，“請告急各官府迅速撥兵救援”。因官軍遲遲不到，林沁諾依魯布“喪氣若癡，神精病起”，于次年春病故于本旗昭格廟。
各路官軍基本到齊後，開始分頭行動，向開魯進發。東北面，有奉天後路巡防統領吳俊升率兵四營，并攜大炮兩尊。東南與南面，有陸軍第二十八師馮德麟部。其中江旅長率步軍三營，由彰武縣取道瓦房向開魯進發;張海鵬旅長率馬步炮工四營，由庫倫旗經綏東縣北攻開魯，并遏制蒙人南下;師長馮德麟率餘部随後接應，糧台設在綏東縣街;另有團長史奎元率兵兩營，在各要隘遊擊，并負責嚴緝逃竄蒙人。西南面，有熱河陸軍巡防馬步炮四營由建平縣進發;11月28日才抵達赤峰的毅軍米振标部步軍二營、馬隊、炮隊各二哨，由建平縣北境小河沿向開魯進逼。
東北路奉軍吳俊升部進展最速。11月27日，該部諾們巴圖、萬福麟兩營初戰獲勝，占領達根廟。次日早，除留步隊一哨戍守該廟，保護受傷兵士外，其餘與另外兩營（由王、李兩營帶率領）會齊，分道向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根據地一一紮魯特左旗嘎海廟進發。行至未掌營子，即遭到圖們烏勒吉等六七百人的猛攻。官軍步、炮隊居中，馬隊從兩翼包抄，經過兩小時的激戰，圖們烏勒吉等始敗退。官軍乘勝追至嘎海廟，蒙人拼死抵抗。官軍猛攻不下，遂先用炮擊，後以馬隊包圍。蒙人抵擋不住，四散潰逃。官軍四出追剿，追殺三十餘裡，至天色昏黑方止。此次官軍大勝，不僅占領了嘎海廟，殺斃蒙人甚多，還陣擒蒙人二十八名（因其不服拘束，均被槍殺）。并擊斃敵馬三十餘匹，得獲快槍十二杆、刺刀二十把。自己僅陣亡什兵四名，傷哨長一名、正兵四名，損失馬二十餘匹。與此同時，西南面的熱河巡防北路統帶張玉春、東路統帶李連元及管帶宋道鳳、車殿元、董書麟等率部會同直隸練軍外八營汪、陳兩管帶由綏東八仙筒地界進攻，接戰兩日，已獲小勝。
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鑒于官軍勢大，難以抵擋，遂主動放棄開魯，率衆北撤。12月1日，官軍兵不血刃，收複開魯。為防止蒙人卷土重來，馮德麟部奉命暫駐開魯，以資鎮懾；米振标部則負責追捕在逃起事蒙衆，以絕後患。熱河都統還委派王文漢為新任開魯縣知事，着手辦理接收善後諸事宜。
盡管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敗局已定，但起事蒙衆仍在頑強抵抗，“時聚時散，東剽西掠，出沒無常。”昭格廟高喇嘛、吳喇嘛率三四百人，“逼令某旗公爺與彼連和。奈曼旗大吉爾家住有冒名巡警五六十人，拉趕牛、馬、駱駝、煙葉、瓜子等物，是匪是民是兵，不可辨認”。起事蒙衆聞知開魯難民開始傳回家園，“又于各處追殺。奈曼旗境劫害尤多，遇有婦女，奸淫之後，即行刺死”。不久，鑒于敗局不可逆轉，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率衆逃至“烏珠穆沁旗北之大青山，時出餘黨搶掠地方”。錫盟盟長雖屢請發兵進剿，官軍終因天寒地遠、地理不熟而作罷。以後，官布紮布等率餘衆北投外蒙古。
這場曆時約兩月，波及昭哲兩盟地區的事變終以民國政府的徹底勝利而告終。在戰亂中，蒙漢兩族群眾都遭受了巨大的災難。“是時，父不顧子，夫不顧妻，各逃性命，慘不忍言。有凍死者、槍斃者，有餓死者、燒死者；火光連天，哀聲震地；村落皆墟，屍骸遍野”。僅開魯縣就“損失财産約七八十萬兩，死傷人命約二千餘人”。不少蒙民亦“倉惶失措，東奔西逃”，躲避戰禍，“餓斃凍死者，指不勝屈”。民國政府派赴昭烏達盟的宣慰員周正朝就多次遇到避難蒙民，在巴林左旗昭阿固拉山西南的喇嘛廟附近還赈濟過“荷孺攜孩”，“哀求赈濟”的避難蒙人四百餘口。而且，數千開魯難民逃入奈曼旗境，“求衣求食，各家倉廪為之一空”，給當地蒙人的生活亦造成極大的困難。
兩族仇殺，已為患甚巨，而官軍肆虐，害民更深。開魯縣民痛苦地揭露說：“不料兵隊齊集，水火益深，蹂躏之禍更甚于匪。民間之牛馬财物，紛紛争取；賊匪之燒殺奸擄，置若罔聞。故民之痛恨于兵，尤切痛恨于匪。其間能與賊匪對敵，稍可持為保護者，惟奉省一軍。至熱河防營、常備、直隸練軍等營，将無敵忾，兵無紀律，貪酷殘忍，直以民命為兒戲。哀我蒸民既遭蒙匪之害，又受大兵之慘，萬民何辜？罹此荼毒”。周正朝在其報告中亦稱：“惟有苦者，兵隊赴援遲緩，毫無補益，地面反遭蹂躏。該旗（翁牛特左旗）民間籲地呼天，慘不忍聞”。昭烏達盟盟長在緻民國政府的呈文中亦說：“因開魯縣肇亂，陸軍防營次第來盟，漢蒙語言交際不通，互相隔閡，遂緻彼此視若仇敵，沖突疊起”；并要求民國政府頒發護照，明令各處官兵不得擾害蒙旗。
二．事變的起因
無論當時的民國政府還是現在的學術界，一般都認為當時内蒙古蒙旗獨立事變的起因是受外蒙古的煽惑，歸根到底，都是沙俄一手策劃并導演的。隻有個别文章認為紮魯特左旗事變的起因主要在于當時蒙漢民族沖突的激化，是由于“部分土著居民（即蒙古族居民）失去了生産基地，又受到高利貸客商的剝削，被成群的盲流所騷擾，生活不得安甯”所緻。考察當時的曆史事實，我們認為：前一種觀點既膚淺又片面，誇大了沙俄的作用，與曆史事實不符，因而是不正确的；後一種觀點雖然也不全面，而且表述亦欠明晰确切，但抓住了主要沖突，應予以肯定。
清末蒙地被大規模放墾并設治以後，随着漢族民人的大量湧入和漢族官紳與地主豪強勢力的膨脹，蒙旗以往的自治局面遭到破壞，蒙古王公貴族的地位日漸淪落，牧地銳減，旗民生活愈加貧困。尤其是漢官與地主豪強、高利貸商人對蒙旗的剝削和欺淩，更激化了蒙漢兩族間的沖突。
光緒三十二年随肅親王視察内蒙古東部盟旗的漢官陳祖墡在其《東蒙古紀程》一書中寫道：“蒙旗舊例，命盜重案歸地方有司訊辦。若戶婚田土錢債細故，則歸本旗自行處理。其蒙漢民交涉案件，向由地方官會同該旗員秉公訊結。乃近來旗員事權，被地方官侵削殆盡，遇有交涉案件，不惟并不知會，甚至三四品旗員皆可任意鎖拿。而蒙民又多不通漢語，懼見官府，故往往極有理事，反緻負屈。差役複藉此索詐，無所不至，蒙漢民遂積不相能。若不亟為整頓，申明權限，恐積怨愈深，為禍愈烈”。
東三省官員吳祿貞在其《東四盟蒙古實紀》中亦感慨地說：“國家之禮遇蒙古也，榮之以親王俸銀（每歲十四萬一千一百兩）、俸緞（每歲二千四百八十三匹），寵之以内庭行走，恩至渥厚也。而所設州縣，視之不及一紳士。若有嫌疑之訟事，協理以下即可執諸羁押，故畏之如閻羅。若将軍都統，則劄薩克亦不得望見顔色。見候補道，主人上座，王公旁坐，一語不合，即呵斥之。此東省之通例也”。
尤其令一般蒙人痛恨的是，放墾蒙地的租賦和稅捐，定例應劈分蒙旗，而漢族“租戶多延不交租，地方官吏亦不能為認真督催”；設治官府與附近漢民，還往往任意聚衆砍伐蒙旗山林和盜挖礦山；緻使蒙旗失地喪利，倍受欺淩。
以卓索圖盟為例，1913年據民國政府派赴卓索圖盟的宣慰員陸鐘岱呈報：蒙地租賦，“卓索圖盟各旗收數最多者不過十之四五，少者僅十之二三”。另據該盟喀喇沁左旗呈報：該旗“原設塔子溝稅局，以蒙旗地面，由該局收稅項下撥給二成半，交歸敝旗辦公經費。嗣經建昌縣分設鹽卡，加扣鹽稅，蒙衆以食鹽向未出稅，群起反對，緻釀人命。當經敝旗派員勸飛彈壓，并示以稅項向歸本旗二成半，補助經費，亦屬輕減蒙人擔負等因，旗屬地面方克設卡抽收。事結後，迄未按章照撥，蒙衆啧有煩言”。再如，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黑大山系該旗園寝重地，本有官府禁止砍伐樹木的明令。清末有大量漢民“聚夥持械，赴山偷伐樹木燒炭，偷挖金沙。如山達等員前往查禁，即行用槍沖打”。緻使該旗官兵在激憤之下，作出将小樹樹幹削尖并彎倒，插入違禁被捕者的肛門，然後放手任小樹彈直，将其撅在半空而摔死的殘酷報複。
紮魯特左旗事變也是這種民族沖突激化的産物。據該旗紮薩克林沁諾依魯布等對民國政府的呈報，“本年七月間，本旗協理台吉棍布紮布、二等台吉土們烏勒吉、梅倫護印參領阿呢楊噶、台吉明嘎他等為人命重案，被漢人在開魯縣控告，正拟懲辦之際，該台吉等結聯匪黨五十餘名往北猖亂”。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因何犯有人命重案？筆者尚未查到明确的文獻記載。但從昭烏達盟盟長阿魯科爾沁旗紮薩克巴咱爾吉裡第對民國政府宣慰員周正朝所說的“先由難民數十人至東紮魯特旗踞食攫物，估牽牛馬，擾亂治安。經貝勒（即該旗紮薩克林沁諾依魯布）請求該管衙門（即開魯縣衙）驅遣，始終無應。衆見官府輕視蒙族，鹹皆抱憤。适庫匪那遜阿拉起古帶賊數百到境煽惑，該旗協理台吉棍卡劄布等附脅為逆”和民間關于圖們烏勒吉等曾指使兵丁殺死數百名漢族流民的傳聞來看，不法漢民的欺壓是官布紮布、圖們烏勒吉等犯有命案的原因，也是此次事變爆發的導火線。惟巴咱爾吉裡第在給民國政府的呈文裡又說：“開魯縣等處起事原委，實因該知縣（即鐘無）處将該匪賄買歸降，即充官兵長目，以賊匪當兵，築造賊路。自良人之牲畜群内擇善驅走，直入縣街。事主尾追趕到，反将事主誣為盜賊，禁于黑屋。被稱為“該匪”的官兵長目不知系何人，但顯然是那些不法漢民的背景。民國政府派赴卓索圖盟的宣慰員陸鐘岱的呈報雖與蒙旗的說法不同，但也證明了開魯縣官府對蒙旗的欺壓。他說：“又聞開魯之事實，因地方官、差役、旗官平素苛虐敲詐，積忿已久。此次有難民經過，因争索車輛，為該人槍斃，誣告系該旗協理所為，遂緻激變啟釁，而匪人進而乘機肆擾”。他又說：“探聞開魯事變啟釁之由系因押荒應結蒙人半價并應入之租稅被官長吞沒，憤極思逞，匪人從中擾亂，以緻官逃民散，不易收拾”。就連慘遭蒙人報複、對蒙人極為痛恨的開魯縣難民在緻民國政府的第三次意見書中亦承認：“蒙漢積弊，由來已深。蒙人性質浮頑，漢人欺壓太甚。從前專制之時，競尚威權，邊疆大吏既少撫綏，牧令鮮殊教化，種種虐待，多有敢怒而不敢言者。漢不恤蒙，蒙日仇漢”。
由此可見，民族壓迫是外蒙古和内蒙古各旗離心，最終謀求獨立的根本原因，而沙俄的介入與利用不過是外因，是通過内因而産生作用的。列甯曾精辟地指出：“民族壓迫政策就是民族分裂的政策。它同時又是一種經常腐蝕人民意識的政策”。曆史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對此，民國政府與一些有識之士亦有所認識。陸鐘岱在其《呈大總統總理說帖》中說：“蒙人智識椎魯，既囿于語言文字之不通，而地方官又狃于從前專制之餘焰，每藉端而魚肉之。其愚弱者甘為無告之民，其強悍者遂緻铤而走險。近者開魯已釀之亂、綏東未成之變，皆其明證也”。“然或蒙親我，而我故靳之，使不得親。既無保育之實，又無同等之待遇，蒙将視我與日俄等。彼得乘機抵隙，多方以誘之，将親我轉不如親日俄，則外蒙去而内蒙且與俱去，而國不可為矣！”1920年民國政府曾釋出一則關于蒙藏及附近地區學校加授蒙藏語的指令，内中說：“蒙族遊牧大漠南北，藏族遠在橫斷山脈以西，不惟風俗未能與漢族混同，而語言顯然大異，是以結合不密。且上種官吏與商人，用其欺壓愚弄手段，以圖厚利。蒙藏人積怨已久，即無外人煽惑，識者已預知外蒙、西藏将有圖謀分離之患”。
長期以來号學術界流行着一種極端錯誤的觀點，認為自古以來民族友好團結是大陸民族關系的主流，甚至用階級壓迫來抹煞民族壓迫的存在。例如，田志和、馮學忠《民國初年蒙旗“強立”事件研究》一書不顧曆史事實，用“民族關系的實質仍然是階級關系”來否認當時存在的民族壓迫，把蒙旗揭露民族壓迫的言論說成是：“别有用心的挑唆民族糾紛，激化民族沖突”，并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明确說過：“要使各民族真正團結起來，他們就必須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們的利益能一緻，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剝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在這裡，馬克思不僅肯定了民族剝削壓迫的存在，而且指出隻要私有制存在，各民族間就不可能有真正一緻的利益和團結。以往的曆史充分證明了馬克思的這一英明論斷。是以，那種否認民族壓迫存在并認為自古以來各民族即友好團結的觀點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是極端荒謬的。客觀上，它包庇了曆史上所有的民族壓迫，妨礙我們正确認識曆史并從中汲取教訓。這種觀點不鏟除，大陸的民族史研究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
三．對事變的一點認識
諱言當時的民族壓迫和美化曆史上的民族關系，使學術界得出了外蒙古及内蒙古蒙旗的獨立事變是“俄國侵華政策的産物，是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影響領土完整主權統一的分裂主義事件”的簡單結論。我們認為這不夠确切。既然統治階級的民族壓迫政策是激起這些事變的根本原因，那麼僅指責起事蒙人“危害國家民族利益”、“分裂祖國”便是不公正的，完全否認起事有反抗民族壓迫的一面也是不合理的。事實上，危害國家民族利益、分裂祖國的元兇首先是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的曆代統治集團，盡管他們也經常打着“愛國主義”和“維護國家統一”的旗号。正是因為他們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使被壓迫民族産生了離心傾向，使觊觎中國的外敵有了可乘之機。是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應該首先把他們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而不是同他們站在一起，一味指責被迫造反的被壓迫民族。而且，把所有的責任都歸結為沙俄的侵華政策，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注】文章刊登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199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