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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紀念特輯||高建群:傳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護照

傳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護照

張賢亮紀念特輯||高建群:傳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護照

一些年前,我們的朋友、華裔法國作家高行健先生獲得某獎後,一位美國女通路學者來西安。在西北大學座談時,她問我,高行健獲某獎,他們早就預料到了,一定會受到中國體制内的抵制;但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來自體制外的抵制似乎更強烈一些。

記得我當時的回答是這樣的。我說,長篇小說《靈山》的水準,我在中國可以為你找五十個這樣的作家。記得我掰起指頭,談到的第一個中國作家,就是張賢亮。我說,張賢亮在《綠化樹》中,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在《習慣死亡》中,他對苦難的了解和诠釋,他對中國風格中國傳統的繼承,都是《靈山》所沒有能夠達到的。

《綠化樹》中馬纓花蒸饅頭時,指頭蛋兒給蒸熟的饅頭上留下的幾個簸箕幾個鬥,那是神來之筆呀,細節描寫中的千鈞之力呀!而在《習慣死亡》中,在勞改農場,吃飯的時候,一群挖戰壕的目光猥瑣的犯人,圍着戰壕中一具挖掘出來的女骨,流着涎水,把她想象成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之是以将這一堆白骨判定為女骨,是因為這女骨上的飄飄長發還在,還沒有腐爛。

《習慣死亡》原名叫《無桅之帆》。這部長篇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真是遺憾。張賢亮夫人馮劍華女士說,《習慣死亡》是張賢亮寫得最艱難、最認真的一本書,整整一個冬天,他都盤腿坐在燒熱的炕上,就着一張小炕桌,吭哧吭哧一個字一個字地摳。

記得西北大學那個小型的座談會,在座的還有曾供職于北大,後被打成右派,流落到西北大學任教的張華老先生,還有年輕的學者、西北大學教授楊樂生。席間,我曾請教張華老。我說,您是吳宓先生的入室弟子,您能用一句話,總結出吳宓對中國思想界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張華老回答說,吳宓發現了一條曆史鐵律,屢試不爽。這條鐵律就是,當一股潮流到來的時候,不是走在最前邊的人代表着真理,也不是走在最後邊的人代表着真理,而是走在中間的那一群灰色大衆。盡管這個發現很無奈,但是這是真的。我這是插言。

我最後一次見到賢亮老師,是在他去世前一年的10月25日,我去額濟納看胡楊林。胡楊林的全盛時間是每年10月23日,那一刻,好像得到大自然的某項指令似的,在秋日炫目的陽光下,所有的胡楊樹葉會在這天中午,突然變得金碧輝煌。看完胡楊林,又在大蒙古包住了一夜,第二天傳回銀川,然後我打電話給甯夏文聯。過江東、拜喬老,我要去拜訪賢亮老師。

那時我還不知道賢亮老師已經查出有病。早上驅車來到西部影城門口。大門下面挖了個深深的壕溝,上面一左一右兩扇吊橋,兩個兵丁,分列左右。一個拿着杆長矛,背上圓心中,寫了個“兵”字;一個拿着把鬼頭刀,背上圓心中,寫了個“卒”字。我站在城外,揚聲喊道:禀報你們張主席,就說陝西高主席來了。他說過,這影城,高主席當一半的家!見我這樣說,一個兵丁站立不動,将鬼頭刀背在身後,另一個扛着長矛,一陣小跑,回去報訊去了。一會兒工夫,身穿藏青色套裝,系着飄帶的馬總出來了,她揚揚手,示意把吊橋吱吱呀呀放下來,然後我們的車就進去了。

張賢亮先生在一個小院子裡踱着方步等我。他永遠像個大人物那樣衣冠周正,腰闆筆直。馬總悄聲在我耳邊說,賢亮身體欠佳,你不要叫他激動,談話最多半個小時,就讓他休息。于是我們回到他的會客室,喝茶。那天都說了些什麼,我都不記得了。隻記得他反複說過“當代文壇是繞不開我張賢亮的”這句話。後來得知他患了不治之症的消息後,我才知道他當時的心境以及說這句話的深意。

他還說了一件事。有一年北京開作代會,會後是主席團會。他是主席團委員。會後,出了門後,一個人上來套近乎,抱了一下他的肩膀說,祝賀某主席連選連任。他反應式地一回頭,這人才發現認錯人了。那人很尴尬,他也很尴尬。那一陣子流行拷花呢黑色半大衣,與會者有好幾個人穿着。

賢亮先生好幾次給我說過這事。這一次又說,可見他也不能免俗,很在意這個虛職的。

随我一起去的甯夏電力的老總,拿出個紅包,說他們那辦了個創作會,希望張主席去見見大家,講個課。張賢亮頭一擺,高傲地說,我去年影視城的稅收是一百五十萬,錢對我來說隻是一個數字而已。

那次他還将自己新出的一部長篇送給我,書名好像叫《一億六》。這本書我回來翻了翻,但是始終不明白這“一億六”是什麼意思。那天他費力地解釋了半天,我也沒聽明白。是說有一億六個精子賽跑,去接觸那個卵子,最後有一個精子勝出,一個天選之人誕生了。這個人就是作家張賢亮。是這樣嗎?我不知道。

最後與他告别時,他拿出事先寫好的一幅書法作品給我:“大漠落日自輝煌。建群老弟哂正。”字已經裝進袋子裡了,賢亮又從袋子裡取出,捧着字為我介紹了半天。我說,上一次在影城,咱倆進行書法比賽,你為我寫的是“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樓”,而我為你寫的是“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整個會面期間,空氣中有一種哀恸的感覺。直到我告别走遠,賢亮老師還站在會客室的門口,像在望我,又像在望着空曠的天空。

賢亮先生去世的第三年,北京開文代會,我專門找到張夫人劍華嫂子。我說我給你談兩件事,一是我在《南方周末》發了篇悼念賢亮先生的文章,名字叫《大漠落日自輝煌》,你們将來出紀念文集時,将它收上;二是馬總的情況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一直放心不下這事。我的意思是讓她繼續擔任影視城總經理,權當是給她一個飯碗吧!這樣賢亮先生九泉之下也會安息。劍華說,你說遲了,馬總已經離開影視城了。我問她到哪裡去了。劍華說,她到銀川城一家文物商店上班去了。我在那一瞬間眼淚突然湧出來了。我說:“嫂子,那就當這話我沒有說!”

鎮北堡西部影城我去過許多次。陝西和甯夏離得很近。記得第一次賢亮先生陪我去看影城,這裡還是一個十分荒涼的所在。賢亮先生說,從勞改農場去銀川市,要路經這裡。當初這裡叫鎮南堡,堡子裡還住些牧民。通常,他要在這裡歇息一下,住上一晚。

後來他将這裡開發成影城。甯夏有什麼呢,甯夏有“荒涼”,是以他這主打的就是一個“出賣荒涼”。将這裡打造出一個旅遊景區,遊客們從這裡帶走的是兩腳泥土,留下的是他們口袋裡的錢。

我說張老師你咋這麼有經濟頭腦呀,我們陝西作家就沒有你這化學腦子。賢亮先生說,你們陝西作家一群農民,把自己名字改了,以為自己這就不是農民了。我告訴你,骨子裡的東西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

他還說,他家三代都是資本家。他坐牢時就知道改革開放的大潮有一天會到來。于是就開始學習《資本論》。

他還說,全國政協開會,把他分到文史組咧,他很不高興。他對他們說,下一次,他就該去參加經濟組了。

記得那一次,他給辦公室桌子的玻璃闆上,鋪了些報紙,報紙上面放了宣紙,要我寫上“中國電影從這裡走向世界”字樣。後來制作出的那橫放的招牌,是不是我寫的這字,我不知道。或許那字是賢亮先生自己操刀寫的吧。

賢亮先生說,鎮北堡住的這些牧民,怎麼驅趕也驅趕不走。牧民們說,當年馬鴻逵,手提兩把盒子槍,想把我們趕走,也沒有做到。你個張主席,一個手無寸鐵的白面書生,想把我們趕走,你就把腳蜷了吧!

他說,最叫人不能接受的是,電影《紅高粱》剛拍到“九九青殺口”那一場,牧民們趕着羊群,像雲彩一樣,從堡子那個月亮門漫山遍野地過來了,叫人哭笑不得。

他說,後來他想了個辦法,将這些牧民的孩子招為員工,又為他們制作了工作服,然後拉到廣州,教育訓練了三個月。孩子們回來後給家長做工作,就這樣鎮北堡居住的牧民,陸續搬走了。

那次,馬總領我參觀影視城,那時影城已經初具規模。馬總拿着個大喇叭,說着銀川國語。他來到那個橫放着的牌子面前,兩隻眼睛放着光,望着天空,朗聲說道:“敬愛的張主席教導我們,中國電影從這裡走向世界!”又來到堡子中間那燒酒坊裡,把雙腳往地上跺了跺,說這地下埋的張藝謀導演的一雙破球鞋。拍完《紅高粱》,張導将鞋埋在這裡,以做紀念。最後,又來到城的一角那個月亮門上面,說原來的門坍塌了,這是為拍電影,重新造的。

記得有一次我和甯夏的作家們吃飯時,我對他們說,請你們了解張賢亮,包容張賢亮,欣賞張賢亮,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都是一個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在他的字典裡沒有别人。你們和張賢亮先生共同生活在銀川的這一片天空下,是你們的幸運,因為大師就在身邊,他的成功将激勵你們。而同時,也是一種不幸,因為這棵大樹占了太多的陽光,進而遮蔽了你們——大樹底下不長草呀!

賢亮先生1957年因《大風歌》而被打成右派,承受不公正對待,有了一段時間的牢獄之災。那一年在深圳開會,《大牆下的紅玉蘭》的作者從維熙老先生說,大家都說張賢亮是“大牆文學之父”,從維熙是“大牆文學之叔”,我認可這說法。

還有一次,2014年度中國圖書節在貴州召開,貴州文聯主席歐陽黔森先生請我吃飯,老作家何士光作陪。席間說到張賢亮老師的病,士光老師說,我想和他通個話。于是我撥通了賢亮老師的電話,可是那邊已經沒有人接了。

張賢亮老師的複出,有這樣幾種說法:甯夏作家李唯說,是他在《朔方》當編輯時,發現了他的自由來稿。《甯夏日報》的副刊編輯秦川牛說,是他從一大堆自由來稿中,發現了張賢亮的稿子。

這些傳聞我們都認可,人們總是懷着對文學的一種敬畏感來說這個話題,希望自己和那些非凡的人,命運有過交叉。

有一次,甯夏電視台原台長徐賽給我打電話,約我去銀川,談我的中篇《雕像》改編電視劇事宜。于是我偕号稱長安第一風流才子的老作家張敏、青年文化學者石崗,坐了班車去銀川。徐賽說,《賀蘭雪》剛拍完,這是導演陳家林住的房間,他前腳剛走,你就住這兒吧!

那天我們去拜會張賢亮。賢亮先生說要和我比書法。我們去的好像是另一個地方,房間很寬敞,一個很大的老闆桌,賢亮先生跷着二郎腿,坐在一個轉椅上,身後,一個年輕的秘書小姐給他捏着肩膀,捶着背。我見狀說,文化人熬到這份上,這叫成了精了。我問,這老闆桌是文聯給你配的吧!賢亮先生說,不是!文聯給配的那白木桌子,我早讓收破爛的收走了,這老闆桌,是公司給本董事長的。

那天以文會友,寫字。前面說了,我給賢亮寫了“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字幅,賢亮先生則給我寫了“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樓”字幅。

西影廠文學部張敏,和賢亮十分熟。當年吳天明廠長想将賢亮先生的《浪漫的黑炮》改成電影,派張敏來說。張敏的性格和賢亮有些相似,都好做大言,都有一些自大狂。那次兩人一談,說到熱火處,賢亮先生便授權了,區區兩萬塊錢,買走了改編權。這把吳廠長給高興壞了。後來電影拍出,叫《黑炮事件》,黃建新導演,該片後來成為西部電影代表作之一。後來黃導提出,還想拍個續集。這劇本是張敏先生親自執筆,電影名字叫《錯位》,也是西部電影的代表作之一。

張敏要賢亮先生為他寫八個字:“以筆作劍,橫掃文壇。”賢亮在大家的誇贊下,将字寫出。張敏在旁邊拍手叫道:趕快簽上你的名字。明天,我就把這字印在背心上,然後全國各地到處跑,就說,張大師說,我張敏氣壯如牛,以筆作劍,橫掃文壇!

賢亮先生是個何等聰明乖巧的人,他皺皺眉頭,也覺得這樣寫不妥。可是字已經落到紙上了,也不好收回。隻見他,背着手在房間轉了一圈,回來後提筆落款:錄張敏老弟豪言。張賢亮。

皮球就這樣又踢回張敏腳下了。張敏提起字,摟着張賢亮肩膀說,你狡猾!

還有一次重要的銀川之行。央視科教頻道開播前,要拍一個開場大戲,專題片名字叫《中國大西北》。央視才子童甯擔任總導演,新疆作家周濤、北京作家畢淑敏、陝西作家我,擔任總撰稿。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有過軍旅經曆,對大西北如數家珍。另外,新疆經濟報社副總編輯朱又可,擔任編輯、攝影和助理。

畢淑敏大姐對我說,老高呀,咱們倆這名字呀,都不浪漫,缺乏想象力。你的名字,像個鄉鎮幹部的名字;我的名字,像個居委會大媽的名字!我說,同意同意,嚴重同意。

那次自治區相關上司會見了我們。而後來吃飯,按照朱又可的回憶,是賢亮先生在影城請的。

記得飯局上,賢亮先生喋喋不休地向上司訴苦。說的是銀川街道的鐘樓上,安的那個視訊廣告的事。城管部門要他拆掉,說不倫不類,有礙市容觀瞻。賢亮說,上司呀,鐘樓建築是傳統,視訊廣告是時尚,二者互相輝映,增加了咱們銀川市的文化多樣性呀!

席間還發生了一件事,叫我印象深刻。當時一位上司手一揮,好像要講話的樣子,結果把桌子上的一瓶甯夏幹紅帶翻了。酒瓶倒了,酒流了一桌。上司有些尴尬。誰知賢亮一下子站起來,兩手一拱,一疊聲地說道,好事來了,恭喜上司,你要大發了。

上司有些不解。賢亮說,酒潑了,這個“潑”字,一邊是三滴水,一邊是“發”字。三滴水就是酒呀,發就是代表你要大發呀!

好話最是受聽,上司聽了很高興。然後賢亮先生把嘴巴搭到我耳邊,小聲說,老弟,你要跟我學着點,這叫給上司點眼藥水!

吃完飯的第二天,徐台長打來電話說,馮主席今天中午要請你們吃飯。

那頓飯十分豐盛,是在一個叫“羊肉莊”的地方。全是羊肉的各種做法。銀川人好像都知道這地方。

馮老師我也認識很久了。1983年陝西作協組織了個黃土地詩會,我們曾去銀川,拜訪過《朔方》編輯部。記憶中的馮劍華,烏亮的頭發,剪成個刷刷頭(齊耳短發),高挑的個子,一身藏青色的套裝,輕便皮鞋。我想,當年的勞改釋放犯張賢亮,一踏進《朔方》編輯部改稿,一定是一臉驚豔。

那天我給馮主席寫了個字幅,叫“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

我第一次見到張賢亮先生,是在1991年7月下旬。其時,中國作協在西安頒發第四屆莊重文文學獎。張先生是評委,我是獲獎者。

中國作協張锲來主持,這次獲獎者側重大西北,是以放在西安來頒。甯夏的獲獎者之一叫李唯,一個留着長發,穿一件黑T恤襯衫的帥哥。莊重文老先生是香港企業家,他沒有來,打發他的兒子,提了二十萬元人民币,來給大家頒獎。

賢亮先生來得遲了點,已經晚上八點了吧。他是去貴州講課,坐飛機從貴陽趕過來。他帶着自己兒子,一個英俊的小男孩。他說孩子八歲了,正好放暑假,帶着他出來。

大會讓我陪他。是《遙遠的白房子》的作者嗎?他很熱情地問我。他說咱不吃竈上那飯了,咱上街去吃,會上給我發了一千塊的評審費,這叫無功受祿,咱們上街,把它消費了吧!

西安人民大廈出門向東,叫東新街,西安市政府把那裡搞成個飲食一條街。一長溜的小推車,上面挑着紅燈籠。陝西作協的李秀娥在前面帶路,我們一家一家吃過去。

記得,賢亮先生指着街上電影海報上那個“靓男俊女”的“靓”字,問我那怎麼念。我搖搖頭說,我也不知道。

那天大約他還處在貴州講課的激情和思考中,我們一路走一路吃。其間,他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學觀點。這個觀點後來一直像燭光一樣照耀着我的創作。

他說,要為一個民族寫出它的史詩,有個竅門,那就是尋找它的斷代,将它的斷代史寫出來了,這個民族的史詩就寫出來了。

他說,貴州那麼窮,地無三尺平,人無隔宿糧,但是,苗族婦女,她們人人都有一副十幾斤重的銀首飾,平日鎖在箱子裡,遇到節日時戴到頭上。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這個民族的曆史上,曾經是一個生活在溫柔富貴之鄉的民族,後來因為某種原因,發生了一場變故,他們舉家舉族從平原地搬到這十萬大山之中。那銀首飾保留着他們那遙遠的民族記憶。

賢亮先生反複說,将這一段絕代史寫出來了,這個民族史詩就寫出來了。我在貴州的講課中反複講這個,不知道貴州的朋友們聽懂了沒有。

在尊敬的賢亮先生去世十年的時候,我寫下上面這些沉重的文字。寫的時候我老眼昏花,眼前始終閃現着先生的音容笑容。那是一個令人無限懷念的文學時代。時代使然,那個時代湧現出許多特立獨行的人物,張賢亮先生是那個文學時代的一面旗幟。

這篇十年祭,他們早就和我約稿了。因為這幾年我一直忙我的一部長篇小說《中亞往事》,閉目塞聽,精神恍惚。直到三天前,加了《朔方》主編的微信後,他告訴我,馮劍華老師一再說,一定要我寫篇悼念文章,說我最了解賢亮。馮老師這話,分量很重。是以我推開一切雜務,用了三天,完成這篇文字。

賢亮先生是個帶着一路傳奇走完一生的人。英國小說家毛姆說,傳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護照。“當代文學史繞不開我張賢亮的!”此一刻我又記起他那略帶幾分悲壯色彩的話。

我稍稍覺得,這句話除了氣壯如牛之外,還隐約露出一絲對于被時間可能遺忘的擔憂。

原載《朔方》2024年第9期責任編輯 火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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