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認為西南有聶耳和張天虛兩士，滇池和洱海也不孤單寂寞了。
張天虛是中國共産黨黨員、“左聯”作家。1911年12月8日，張天虛誕生在這棟臨街的二層磚木結構樓房——昆明市呈貢區龍街正街83号。故居當街底層3間為鋪面，正中懸挂着楚圖南題寫的匾額“張天虛故居”。進入門廳，左右兩邊是“前言”“革命作家張天虛”“張天虛生平簡介”“張天虛履歷”幾個小展框。從門廳後面的天井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頗具昆明特色的四合院。
西南二士
故居的右廂房是第一部分“故鄉求知”。張天虛14歲考入雲南省立第一中學，這是一所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是雲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張天虛入校不久，參加了青年學生組織“雲南青年努力會”，積極參加宣傳和演出活動。張天虛喜歡文學寫作和編演話劇，一面如饑似渴地閱讀新文學書刊，一面參加學生組織以及各種政治活動，同時進行創作。當時學校組織晚會，常常邀請省立師範學校聶耳的小樂隊參加，經過多次接觸，張天虛與聶耳很快就成為好朋友。在中學，張天虛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了共青團。1929年考入東陸大學（今雲南大學）預科班。
左廂房是第二部分“西南二士”。這個部分介紹了張天虛和聶耳的深厚友誼。認識了聶耳之後，志趣相投的兩人經常一同演出、聊天。1930年，反動當局大肆抓捕迫害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昆明政治形勢惡化，張天虛、聶耳先後轉移到上海。
張天虛到上海後，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左聯”）。除了參加“左聯”組織的活動外，還不斷進行論文、散文、新詩和小說的創作。1933年，張天虛和聶耳都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由于在上海的活動被特務盯上，1935年3月，張天虛被迫離開上海到日本東京。1935年4月，聶耳也抵達東京。張天虛和聶耳分别加入了“左聯”東京支盟所屬的“小說之家”和“戲劇之家”。在張天虛的引薦下，聶耳參加了杜宜主持的中國留日學生“藝術聚餐會”，并在會上作了題為《最近中國音樂界的總檢讨》的演講，嚴肅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靡靡之音。張天虛則在根據果戈理小說《欽差大臣》改編的話劇《視察專員》中扮演了郵政局長。他還寫過一些歌詞，如《統一戰線》《救國後備軍》等，請聶耳譜曲，在會上演奏。
1935年7月17日，年僅23歲的聶耳在藤澤市海濱遊泳時不幸遇難。張天虛聞訊後，悲痛萬分，立即奔赴藤澤市，與日本當局交涉，收領并火化了聶耳的遺體，之後帶着聶耳的骨灰回到東京。張天虛在《聶耳論》中寫道：新興樂壇是由他一手來奠定了初基。音樂、電影、戲劇合流巨浪的掀起，無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之後，張天虛主編了《聶耳紀念集》。著作《鐵輪》
1932年，張天虛動筆寫作《鐵輪》，1936年出版。《鐵輪》寫的是主人公潘祥生在苦難中、在鬥争中，經過艱苦磨煉，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道路的曆程。從潘祥生這個有血有肉的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在革命洪流中廣大工農群衆階級意識的覺醒、階級覺悟的提高。潘祥生必然要參加革命，廣大工農群衆必将成為革命主力軍，這是不可動搖的曆史規律。
郭沫若在《〈鐵輪〉序》中，盛贊了張天虛這種“青年人的氣概，青年人的雄心，青年人的正義，青年人的努力”。他說：“天虛以一個不滿二十三歲的青年費了三年的心血，經了幾次的打擊，寫成了這一部五十萬字的《鐵輪》，這正是我們年輕人應有的氣概。”
茅盾後來在《在香港編〈文藝陣地〉》一文中回憶張天虛，“我發現他是一個朝氣蓬勃，很有才華的青年，就一直與他通信”。茅盾認為，《鐵輪》是現代中國革命曆史的一段真實寫照，用生動的藝術形象揭示出時代的鐵輪——曆史車輪前進的軌迹和發展趨勢，表現出作者進步的曆史觀。
抗戰宣傳
展廳第三部分呈現的内容為“抗戰作家——随軍戰地宣傳”。1937年，張天虛奔赴延安，參加了由丁玲任主任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擔任通訊股長。8月，張天虛創作了宣傳全民抗戰思想的獨幕話劇《王老爺》，主題是号召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全民參加抗戰。9月22日，西北戰地服務團40多人，打着紅旗，唱着抗日歌曲，用小毛驢馱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蕩蕩、意氣風發地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在繁忙的工作間隙，張天虛深入山西抗日前線采訪，寫下了《軍訓日記》《西線生活》《征途上》等報告文學和戰地通訊。
1938年，張天虛随薛孤帆（薛子正）等同志到滇軍（60軍）184師工作，擴大了我們黨在184師的影響。張天虛跟随60軍轉戰安徽、河南、湖北，參加了武漢保衛戰。既是軍人又是記者的張天虛主編了184師的戰地小報《抗日軍人》，撰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1939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張天虛的《運河的血流》和《火網裡》兩個報告文學集。
武漢失守後，有人告發已升任新三軍軍長的張沖“通共”，張沖被解除兵權。張天虛也被迫離開184師回到昆明。受南方局派遣，張天虛到緬甸仰光參加當地華僑報紙《中國新報》的編輯工作，宣傳黨的統一戰線。郭沫若這樣評價這一時期的張天虛：“力疾服務，勤勞有加，盡力啟發僑胞，打擊敵僞，蓋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轉劇，咯血過猛，曾旦夕昏睡，失去意識，乃不得不回鄉療養。”1941年1月，張天虛因病回國，8月10日，因肺疾惡化，在昆明去世，葬于呈貢。1943年，遷入昆明西山名人墓園、聶耳墓旁邊。郭沫若十分痛惜地為張天虛寫了500多字的墓志銘，記述了張天虛短暫而光輝的一生。墓志銘結尾寫道：“雖未永年，業且不朽。銘曰：西南二士，聶耳天虛，金碧增輝，滇洱不孤。義軍有曲，鐵輪有書，弦歌百代，永示壯圖。”
張天虛不斷追求進步、不斷努力學習的一生，給同時代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年，楚圖南在《由緻悼張天虛君所想起的》一文中說：天虛“所留給我們的，則是對于生活百戰不殆的努力，與對于理想和希望的永久進取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