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7日，紅五軍應中共湘鄂贛邊特委要求，離開井岡山革命 根據地，傳回湘鄂贛邊界開展遊擊鬥争。江西的國民黨軍聞訊，又乘機占領 了甯岡、蓮花縣城。這時，湘贛邊界的武裝鬥争，主要依靠袁文才、王佐的 紅軍部隊和地方武裝力量，共有槍700餘支。其中，袁文才、王佐部有160 餘支，永新赤衛隊有300餘支，蓮花赤衛隊有100餘支，甯岡赤衛隊有100 餘支，茶陵赤衛隊有30餘支，酃縣赤衛隊有20餘支。他們在邊界特委的上司下，堅持了邊界的武裝鬥争。
9月6日，中共江西省委給邊界特委來信，訓示新的邊界特委應建立在 群衆鬥争的中心永新。25日，中共中央根據江西省委和邊界特委書記 鄧乾元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給邊界特委來信，确定湘贛邊界特委的管轄區域 為永新、蓮花、安福、甯岡、攸縣、酃縣、茶陵，并訓示邊界特委由湖南省委上司改歸江西省委上司。
根據上級訓示，邊界特委上司軍民采用更為靈活的政策，堅持割據鬥 争。是年9、10月間，邊界地方紅色武裝趁國民黨軍調防之機，收複了蓮花、甯岡縣城。10月30日，劉作述、王佐、陳競進率領永新、甯岡、蓮花三縣 地方武裝，在廣大群衆的配合下，從北、西、南三面直撲永新縣城；同時，将永新西北特區赤衛隊、暴動隊埋伏于城東南的華嶺一帶，分别擔任追殲逃敵并阻擊可能從安福、吉安來援之敵的任務。經過一場激戰，國民黨軍一部被殲，大部棄城逃竄。
攻克永新縣城，是邊界軍民自紅四軍、紅五軍離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後，所取得的重大勝利。攻克永新後，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由大灣村遷至永新城。
從此，永新成為湘贛邊界鬥争的中心。随着武裝鬥争的勝利開展和割據 區域的不斷擴大，以甯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逐漸發展成為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
為适應鬥争發展的需要，1930年1月18日至21日，中共湘贛邊界特委、 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于田召開了聯席會議。會議除了接受贛西 特委關于打吉安的正确主張外，還決定統一邊界兩特委組織，集中江西紅軍 獨立第二、三、四、五團，編成紅軍第六軍(不久改為紅三軍),黃公略任 軍長，劉士奇任政委(後為陳毅),下轄3個縱隊；同時召集贛西特委、邊界特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合并邊界特委為贛西特委。
紅六軍成立後，向吉水一線推進。紅五軍向袁州開進，逼近吉安一帶。 2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由閩西返至吉安地區活動。此時，三路大軍雲集吉安外圍地帶。
然而，在這大好形勢和繁重的政治任務面前，贛西黨内一部分同志，卻 在對時局的估量和行動問題上，産生了嚴重分歧。在贛西黨内紛争“半生半 死”、不能解決的重要關頭，紅四軍前委在吉安陂頭召集紅三、六軍軍委和 贛西、贛南、湘贛邊界特委聯席會議，讨論贛西南的形勢與任務，史稱“二七”陂頭會議。
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讨論了關于政治、土地、紅軍、黨組織、蘇維 埃等重要問題，确定黨的任務是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和發展工 農武裝。會議糾正了中共贛西、贛南兩特委的右傾悲觀思想和遲遲不配置設定土 地、不按勞力配置設定土地的錯誤，加強了黨對土地革命和武裝鬥争的上司。會 後，中共贛西、贛南特委合并組成贛西南特委，并建立了江西工農兵蘇維埃 政府，為創立更大的湘贛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為加強上司，會議決定成立紅四、五、六軍和贛南、贛西、閩西、東江 地方黨組織的共同前委，常委是毛澤東、朱德、曾如柏、劉士奇、潘心源， 候補常委是黃公略、彭德懷。紅四軍前委相應改為軍委，軍委委員有朱德、 潘心源、林彪、熊壽祺、伍中豪等人。毛澤東離開紅四軍軍委，專做前委工 作。由林彪任紅四軍軍長，潘心源任紅四軍政委兼紅四軍軍委書記。但當時 潘心源作為中共中央巡視員正在湘贛邊界和紅五軍活動，不能到紅四軍任職，是以由熊壽祺代理紅四軍軍委書記。
會上還研究和确定了攻取吉安的行動目标和戰役部署，并認為贛西特委 提出的“打吉安”的動議是完全正确的，攻取吉安可以為“奪取江西全省勝 利”造成強大聲勢，使“白色統治更加孤立”。毛澤東提出的“拉開攻吉架勢，但圍而不攻，掃清外圍，殲滅敵人”的主張得到大家的贊同。
根據這一指導思想，進行了具體的戰役部署：紅四軍第三縱隊、軍直屬 隊進攻吉水；紅六軍第二縱隊消滅水東之敵，監視吉安城；紅四軍第四縱隊 牽制敵金漢鼎部；紅五軍和邊界赤衛隊進逼吉安城；紅六軍第一縱隊向三 曲灘、吉安、峽江逼進。各路群衆武裝配合當地主力紅軍行動。會議還為紅 軍、地方革命武裝及政權機關規定了嚴格的行動紀律和财政政策，提出了“打到吉安去，消滅一切反動勢力”等戰鬥口号。
“二七”陂頭會議以後，在贛西南這塊土地上，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開 展，廣大農民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經濟上得到了解放，革命熱情空 前高漲，出現了踴躍參加紅軍的熱潮。群衆武裝鬥争也迅猛發展，赤衛隊、 遊擊隊、紅軍縱隊等地方革命武裝不斷擴大。這些地方革命武裝在贛西、贛南赤衛軍總指揮部的上司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争。
為了加強對地方革命武裝的上司和指揮，集中地方革命武裝攻取吉安， 有必要将地方革命武裝組成新的地方正規紅軍。恰在此時，中共中央在上海 召開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通過了将地方革命武裝整編為正規紅軍的 決議。為此，贛西南特委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将贛西南地方革命武裝擴充統編為紅二十軍。
1930年6月底，紅二十軍在吉安陂頭村正式宣布成立，下轄第一七二、一七三兩個團，後又擴建第一七四、 一七五兩個團，成為有2500餘人、槍的革命隊伍。
紅二十軍的成立，有力地集中了贛西南的地方革命武裝，成為紅軍第 七、第八次攻打吉安的主力軍和“九打吉安”的生力軍。由于紮根在贛西南 地區，紅二十軍在反抗國民黨反動武裝、保衛贛西南蘇區、推動土地革命、鞏固紅色政權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根據“二七”陂頭會議的決定，3月22日至29日，中共贛西南特委在 吉安富田召開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贛西南特委的組織機構，選 舉劉士奇、王懷、李文林、蕭道德、叢允中5人為常委，劉士奇為書記。大會确定了贛西南黨組織的任務是以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為總的行動目标，徹底 配置設定土地，擴大蘇維埃區域，武裝工農，擴大紅軍。為了便于指揮，贛西南特委下設西河、東河、東路、中路、北路、西路六路行委。
為進一步統一與加強對贛西南各縣紅色政權的上司，更好地進行攻取吉 安的行動，3月底，在贛西蘇維埃政府的基礎上，成立了贛西南蘇維埃政府， 曾山為主席。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上司革命根據地軍民，為攻取吉 安、擴大蘇維埃區域進行了英勇的鬥争。贛西南蘇維埃最高政權機構的建立，标志着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已經形成。
正當革命根據地軍民着力為攻取吉安作準備時， 一場不該發生的永新悲劇卻正在醞釀。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突然接到“毛委員來信”,說是要袁文才、王佐部隊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将隊伍開到永新城聽編。袁文才、王 佐曆來崇拜毛澤東，當即欣然率兵前往，于傍晚到達永新城。其時，永新、 蓮花、茶陵的地方革命武裝也都來了，俨然一片編隊攻打吉安的氛圍，并傳 聞袁文才、王佐部隊編為紅六軍第三縱隊，袁文才為司令，王佐為副司令。 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文才、王佐和部隊的住宿地點，袁文才被安排在尹家巷22号院内，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開會，袁文才、王佐皆按時出席。會議由中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即在秋收暴動時搭救過毛澤東的潘心源)主持。未料，彭清泉以 整頓思想為由，不點名地指責袁文才、王佐“受編不受調”,“反對分田”, “勾結土豪，破壞蘇維埃政府，擾害永新赤色政權”。袁文才、王佐對如此莫須有的責難，極為惱火，卻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辯駁。
彭清泉啞口無言，氣憤地把“勃朗甯”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你到底有沒有錯?'
袁文才說：“我錯誤是有，但問題并不是你們說的那麼嚴重。”
王佐是個烈性子，見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槍往桌上一拍，與彭清泉對斥 起來，會議弄得不歡而散。
會議雖然争辯得很激烈，但特委對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仍似往常一 樣，熱情款待。當晚，特委安排了戲班子唱《劉海砍樵》。23日，照例無事， 晚上還備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革命武裝在鋪子裡買白布編帶子的現 象，引起了王佐的警惕，他便同袁文才商量說：“老庚，看樣子有情況，我們不能不防。”
袁文才說：“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袁文才哪裡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邊界特委已給紅五軍去信，并派 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連夜前往紅五軍駐地安福洲湖，說袁文 才、王佐要叛變，強迫特委把邊區地方革命武裝歸他們統編統率，如不答 應，就“有将把參加邊區縣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情況萬分 危急，請求紅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機，立即解決袁文才、王佐。彭德懷聽完報告說：
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 城口、南雄時，還不壞，不算太蠻橫，不緻如此嚴重吧!為什麼變 化這樣快呢?……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
最後，彭德懷還是聽信了這種不實的反映，命第四縱隊于夜間包圍駐永新縣的袁文才、王佐部。
悲劇終于定格在1930年2月24日的淩晨。
紅五軍的隊伍到永新後，迅即包圍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駐地，每人手臂上紮白帶子為标記，并更換了密碼，遇到沒有白帶子的和對不上密碼的人立即開槍。
拂曉前，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一個闖進袁文才的房間。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開槍打死在床上。負責解決王佐的永新縣蘇維埃主席彭文 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聽見槍聲，即帶幾個親信趕忙往甯岡方向的東門跑去，未料通往甯岡的東門浮橋已被拆斷。
王佐等人立即牽馬跳進了冬瓜潭。就在他們快到達對岸時，守候在此的 紅五軍第四縱隊突然鑽出叢林，喝問密碼。他們哪裡答得上，話音未落，岸上潑水似的子彈一齊射向潭中。
與此同時，城中的第三十二團除逃脫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繳械控制起 來。特委清點現場，找到了袁文才等人的17具屍體，内含第三十二團所部的6個連長。
袁文才、王佐之是以被殺，主要是二人與湘贛邊界特委沖突長期積累的結果，裡面有土、客籍的沖突(袁文才、王佐是客籍，王懷和龍超清等人是土籍),有袁文才、王佐自以為是、不聽招呼的問題，也有彭德懷等人輕聽輕信的責任。陳正人後來說道：
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 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擔任省委書記，向毛 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的時候，有時也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王佐這個人是有一定功勞的，毛澤東同志到井岡山後，他沒有 做過什麼壞事，他和當地豪紳封建勢力是對立的。袁文才有個人英 雄主義，1929年私自逃跑回來，這是他在政治上一個嚴重錯誤，應該受批判和處分，記得當時曾給他一個黨紀處分。但殺袁文才是不應該的。
袁、王被殺，幫助了敵人，使國民黨反動派本來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反而幫他們做了。也就是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奪去了我井岡山革 命根據地，使我們苦心經營起來的井岡山長期被敵人占領，直到1949年江西全境獲得解放時才得到解放。
袁文才、王佐部的部分人逃回井岡山後，馬上“反水”,投靠了反動武 裝“靖衛團”。後來，王佐的哥哥王雲龍糾集餘部重上井岡山，這一次不是 打起紅旗而是打起“白旗”,并與山下的反動頭子蕭家璧聯合發表反共通電， 同時煽動許多客籍人“反水”,整個井岡山立即改變了顔色。蕭克後來率紅 八軍想收複此地，王佐的餘部卻同紅軍打起了遊擊，使紅軍站不住腳，不得不退到山下的永新。直至全國解放，人民解放軍上井岡山剿匪，生擒蕭家 璧、王雲龍，這塊當年的革命根據地才又飄起紅旗。蕭家璧這個匪首當即被 公審槍斃，而王雲龍卻沒有被殺。時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是過去的 遂川縣委書記，也是王佐的老熟人，經請示中共中央，考慮到王佐親屬和部 下的“反水”有曆史原因，因而對王雲龍網開一面，隻在監獄裡關了若幹年 就予以釋放。中共中央并向井岡山當地人民宣布，對袁文才、王佐予以平反 昭雪。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專門接見了袁文才的遺孀謝香梅，還以當年的稱呼叫她“袁嫂子”,表達了對死者的緬懷。
井岡山是中國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參加過井岡山鬥争的人，後來成為中 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大将、上将的比比皆是，然而内中真正井岡山籍的人幾乎沒有，錯殺袁文才、王佐，使一批井岡山本地的幹部、戰士離開了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