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具有了真正的開放性和前沿性，
而西方文化正在變成封閉的和保守的
在《沒有世界觀的世界》一書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以他的“綜合文本”和“無立場分析”作為方法論，深入分析政治哲學和文化哲學問題，推出“天下制度分析模型”，力圖說明當代世界的理念困境，并且以中國哲學為基本資源，重塑關于“中國”的概念和關于“世界”的世界觀。本書2005年出版後，廣受學界和讀者的好評，本書也是趙汀陽教授學術思想研究的必讀書籍。2024年7月，本書被收錄進守望者書系，作為叢書第37本，重新與讀者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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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汀陽
曆史中的存在總要依賴曆史的、先天的他者話語了解自身，這一他者既是空間意義上的他者，也可能是時間上的他者，作為中介的他者話語既使主體間的交流成為可能，也隐含着文化的霸權性結構。例如，在文化差異如此巨大的東方文明間，存在所謂的“東方性”或“亞洲價值”麼？它們究竟是本體性的存在，還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視角下的殖民想象？今天的我們，又應當如何把握文化性的自我？今天我們選取書中趙汀陽教授的論述，一起思考“文化身份認同”這一話題。
書名：沒有世界觀的世界（第2版）
ISBN：978-7-300-32925-3
作者：趙汀陽
定價：98.80
出版日期：2024-07-15
文化身份所認同的是什麼
文｜趙汀陽
沒有一種文化就其本身而言需要什麼身份（identity），所謂文化身份純屬文化間性的産物。文化身份是文化間性導緻文化成為一個問題的明顯标志之一。各種文化在聲稱自身的身份時，它到底是事實陳述還是價值判斷？
考慮一塊石頭，比如說一塊最大最漂亮的鑽石，當然有着差別于所有石頭的性質，但是它沒有必要有自我認同，它隻不過“是什麼什麼樣”就是了。人意識到“自己是什麼什麼樣”，這表面上看同樣是個關于存在論狀況的表述，但是由于這個存在論表述已經同時是個反思性的描述（a reflexive description），是以問題就複雜化了。給出一個人的基因編碼，就足以描述他的“唯一性”，但是沒有人會滿足于把基因編碼之類的準确描述看成關于他“是什麼什麼樣”的表述。比如說，基因編碼表明某人智力平庸、體能低下等等，沒有人願意相信這樣的身份界定。顯然，自我認同隻是采用了事實描述的形式—因為這樣可以顯得好像無可置疑，顯得科學和公正—其實是僞裝成客觀陳述的主觀表述。就是說，自我認同是個把自己理想化的表述，它已經由表達“是什麼”的事實陳述暗中演變成表達“想是什麼”或者“相信是什麼”的價值預期。是以，自我認同是一個自诩的預制身份（自我認同在本質上都是自我表揚，但偶爾也會有情景性的自我貶低，比如為了逃避承擔責任，或者為了減輕心理負擔，或者為自己的失敗辯護）。
自我認同語句是僞裝成陳述語句的價值語句，這一點應該是普遍而明顯的事實。表面上看，界定差異的語句是客觀陳述：X差別于Y,因為X有如此這般的性質。當抽象地說到“X和Y有着關系R”,這似乎不會産生什麼價值問題，但是當具體地代入為“自己(self)和他者(the other)有着關系R”,就會出現價值問題。可以明确，自我認同是在“自己和他者的關系”格式中出現的為了維護自己利益和權利所進行的價值論證或資格論證。或許這樣一個關于自身認同的定義是合适的：給定他者的存在，自身認同是一種自私認同，它表現為對自身所有利益以及各種權利和權力的主觀預期，而且這種主觀預期總是表達為一個價值優越的文化資格論證。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自身認同表面上采取的是“如其所是”的表達形式，但這其實不是它的興趣所在，它實質上是“如其所求”，并且，這個“如其所求”又同時在價值資格上被論證為“所求即應得”。滿足這樣一個結構的自身認同就是一種認真的自身認同，否則是不當真的。文化身份就是非常典型的作為資格論證的自身認同。
文化身份既然是資格論證，就當然在價值判斷上不講道理。在價值判斷上不講道理其實是合理的，因為它本來就是對自身的一種價值辯護，當然不能去為他者辯護。可是假如一種文化身份在概念上和事實上不講道理，則又隻能産生無效的身份。現在流行的一些作為文化身份的概念，例如“東方”“亞洲價值”甚至“西方”等，就是無效的或者正在變得無效的身份概念。
“東方”是個僞概念，正如許多人都已經論述過的，“東方”是西方創作出來的一個虛假的文化存在，所謂“亞細亞生産方式（生活方式、社會和觀念）”，所謂“東方主義”（神秘的、落後的、專制的和審美的），諸如此類。總之，是按照西方的曆史觀（特别是“進步”和“現代”觀念）以及知識論（特别是“理性”和“科學”觀念）去定義出來的“東方”。可是東方并沒有一緻性，東方各種主要文化之間的差異絕不小于東方與西方的差異，是以不存在“東方”這個事實，我們隻能“聽說”有東方，卻“看不見”東方。東方這一身份既不是事實，也不是東方各種文化想要的身份，是以既不符合事實判斷，也不符合價值判斷，也就不是一個有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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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亦德：《東方主義》
和“東方”這個概念一樣，“亞洲價值”概念也基本上不成立，因為并沒有什麼理由能夠證明亞洲的幾個大文化傳統之間有着更多的相同價值觀，而與西方文化之間則有比較少的相同價值觀。通常被主推的據說是“亞洲價值”的集體主義，就是一個典型的東方主義虛構，盡管亞洲價值是被作為一種“正面的”價值來論證，但是關于亞洲價值的定位卻仍然參考着西方所提供的描述架構。在亞洲原本的思想中，很難說有集體主義這一主張，它其實是因為西方主張個人主義而采取的故意對比，是以難免似是而非。集體主義總是以宗教、類似宗教的政治意識形态或者民族主義為條件的，可以看出，集體主義至少與中國這個最大的亞洲文化的精神并不非常吻合。相反，西方雖然有個人主義的一面，但同時又有集體主義的一面。集體主義與其說是亞洲的，還不如說是西方的某個方面，就是說，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個概念都是西方的。東方在根據西方概念架構去虛構各種東方價值時，這一在理論上多少自相沖突的背景有時候就會使得諸如“亞洲價值”這類概念始終不清楚而且缺乏力量，即使把它說明确了，也不會有真正的特征性。亞洲價值之類的概念如果作為政治政策，那麼是可以了解的，但假如作為理論概念，則是不合格的，并不足以作為挑戰西方的他者價值。哈貝馬斯在《論人權的合法性》一文中就專門有一部分批評了“亞洲價值”話語在學理上的缺點。毫無疑問，東方各種文化或者亞洲各種文化當然有着自己的偉大傳統和獨特的價值觀，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價值觀恐怕不能夠按照西方的概念格式去定位，否則就總是沒有表達出自己的理論，卻總是被表達成比較蹩腳的西方理論。
“西方”的概念也在發生嚴重的分化，這又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盡管歐洲和美洲在基本觀念上是同源的（當然是以歐洲為源，盡管歐洲也從美國那裡學到一些觀念），但美國文化越來越顯示出它是歐洲文化的另一個版本，這個美國版本的西方文化越來越具有它自己獨立的性質，與歐洲貌合神離，甚至逐漸發生文化沖突。美國所創造的現代大衆文化、文化工業、數量主義、标準化生活、消費主義、政治正确、豔俗格調、牛仔文化等等，以及經過美國過分強化了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商業至上精神、勝者通吃、帝國主義等“一般的”西方觀念，與歐洲的精緻文化、精緻生活和傳統觀念已經開始發生深刻的分歧。當然，西方仍然還是籠統的西方（相比之下，東方連這種籠統的身份都是虛假的），西方畢竟還有在宗教上的（上帝）和意識形态上的（人權）一緻性，但在文化的各種細節方面則有比較大的分歧。這個經驗現象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理論問題：那些相對比較細碎的、比較次要的文化細節分歧是否最後會以“量變到質變”的方式導緻一個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例如西方概念的解體？或者說，不同文化在基本原則上的沖突固然難以互相接受，在細節上的嚴重分歧是否其實也是難以互相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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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化工業
也許最有理論意義的文化身份問題是“中國”。但是這個問題也最容易被表面化、淺薄化處理，即很容易在流行的文化解釋範式中被解釋成一般的世界運動特别是世界的“現代化”運動的一個從屬部分。誠然，中國義無反顧地追求着現代化身份，在這個過程中，也毫無疑問地有着所謂東方國家或者開發中國家所遇到的各種“東方主義”問題和困境，中國本地文化也同樣受到西方文化霸權的沖擊和歪曲，西方對中國的歪曲甚至很可能超過對其他任何文化的歪曲，但是，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獨特反應以及西方對中國的完全荒謬的歪曲正好說明了背後有着異常的原因。薩義德以阿拉伯為分析對象所建立的東方主義研究模式盡管是富有啟發性的，但無疑過于簡單，中國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得多，如果去套用那種美國左派的研究模式恐怕不會有很大的意義，同樣，套用美國右派思想也不會有什麼意義。
那麼，中國文化的境遇特殊在什麼地方？關鍵在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并不是一種對立性的關系，盡管中國文化非常的不同于西方，“非常不同”的東西之間不見得是對立的，很可能是互補性的。事實上中國歡迎了西方文化，以至于現在的中國是個相當西化的國家。而阿拉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那種緊張關系是由于它們都是宗教性的，而且在根本上是原旨主義的文化，都是一定要樹立“他者”而後才生産出自己的意義的文化，也就是依賴着“異教徒”思維模式的文化，都是在區分“我／他”模式中的文化。而中國文化的根本性質就在于是在“我／他”模式之外的另一種模式，強調的是兼收并蓄，融合他者，是以能夠在今天形成中國的雙重文化身份，即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文化的雙重文化身份，由此很容易了解為什麼中國的現代方案總是“中西結合”，這是唯一的衆心選擇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沒有人能夠找到另一個更好的方案。盡管“中西結合”這個普遍方案經常被嘲笑，這個說法也可能确實有些俗氣，但它是唯一被選擇的事實。這一點說明了如果學術藐視庸俗的事實就将會失去整個事實。表現在物質存在和社會存在中的觀念必須被研究，因為社會生活最敏感，生活本身最有活力，生活中庸俗的、主流的、制度性的部分才最有力量，是以，曆史反思的對象首先應該是庸俗的普遍事實，而不是某些稀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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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海國圖志》
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主要的問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則是“主要沖突”或者“沖突的主要方面”）并不是“我／他”的對立關系（盡管我／他之間的某些沖突總是存在的），倒是“新／舊”之間的曆史嫁接問題。在現代中國，所謂“先進的”生活（其實僅僅是在技術上的先進）成了進口商品，如何去過别人的生活？如何去想别人的事情？如何變成别人？當然，最後是，如何把變成的别人再變成自己？這些就是中國在西化過程中的問題。由于中國文化強調的不是“我／他”對立，而是“新／舊”嫁接，于是自然而然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把“西方”内化，把“他者”内化，把别人的變成自己的。于是，就有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以及各種中國特色的生活細節。這樣一種中國現代經驗事實上已經建立了一個有着積極意義的跨文化模式，這種以擴大自己的容量的“内化他者”模式從根本上不同于“守住自己”的文化批判模式。可以說，對東方主義的反抗僅僅是試圖“把别人說的給說回去”(unsay the said of self),這雖然有益于糾正許多文化間的誤讀和誤解，然而，誤讀另一種文化并不成為嚴重問題，除非是惡意的。真正重要的是通過内化他者而創造一種新的文化。當然，中國現代經驗中也有許多失誤，包括過分西化的問題，但其中這一内化他者的模式對于文化創新顯然是非常重要的經驗。其實也正是因為中國現代經驗暗含着這樣一種文化重構的模式，它所創作出來的新文化既不是中國傳統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沒有真的變成西方，而是利用了西方，是以才會讓西方感到茫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化具有了真正的開放性和前沿性，而西方文化正在變成封閉的和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