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華同志簡介

黃華去世當日，美國《紐約時報》罕見地發表悼念文章，稱黃華是“中國邁向開放時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黃華，曾用名王汝梅。從中學時代起就追求進步，接受革命思想的啟蒙。他1929年考入東北交通大學預科，開始閱讀科學社會主義經典著作，接觸到馬克思主義。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他為國家的前途擔憂，立志為挽救民族危亡而戰鬥。

　　1932年秋，黃華同志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随着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地區的入侵不斷加劇，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他參加了燕京大學進步學生組織的抗日救國會，并發起成立東北問題研究會，積極投身愛國救亡運動。1935年5月，當選為燕京大學學生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同年秋，參加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後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華北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上司下，他參與組織指揮了影響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此後，響應黨組織的号召，組織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任第三團團長，深入工農群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1月，黃華同志加入中國共産黨，随後擔任中共北平市學生聯合會黨團書記，學生聯合會主席。同年6月，經中共北平市委同意，他擔任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翻譯，陪同其秘密赴陝北蘇區采訪。在陝北蘇區，參加了紅一方面軍的征戰行動。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同年11月，被配置設定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紅軍總部工作，任後方司令部秘書兼英文翻譯。1937年8月，進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1937年11月，黃華同志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負責接待和教育訓練來自全國各地進步青年的工作。之後，他先後在西安、武漢從事青年工作，曆任西北青年救國會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長江局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青年委員會委員、全國學生聯合會黨團書記等職務。他在武漢籌備成立全國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參與創辦雲陽青年幹部訓練班，為抗戰培養大批青年骨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黃華同志傳回延安，參加籌備延安青年幹部學校，任學校教育長。1941年6月，到中共中央軍委工作，任朱德同志政治秘書。同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參與黨的對外交往的各項工作。1944年6月，他參加接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同年7月，為接待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中共中央軍委成立外事組，他任外事組成員、翻譯科科長、聯絡科科長。在極端複雜的條件下，他正确執行黨的外事工作方針政策，堅持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為革命戰争年代黨的對外交往和對外宣傳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日戰争勝利後，黃華同志于1946年1月到北平，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葉劍英同志秘書、代表團新聞處處長。他協助葉劍英同志妥善進行中國共産黨同國民黨及美國的關系，并負責聯系國民黨和美國方面的新聞官員，向北平中外記者釋出新聞消息及提供有關軍調處小組的工作情況，宣傳中國共産黨對時局的立場和主張，揭露美國幫助國民黨政府大量運送軍隊到華北、東北發動内戰的陰謀。他還積極同駐北平的聯合國救濟總署官員建立聯系，努力為解放區争取急需的藥品、醫療裝置和農業生産物資。全面内戰爆發後，黃華同志于1947年2月回到延安。同年3月，再次擔任朱德同志政治秘書，跟随由劉少奇、朱德同志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向華北轉移。同年7月進駐西柏坡，随即參加了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和晉察冀土地工作會議，任晉察冀阜平王快區土改工作組組長，中共中央青年委員會委員。他深入土地改革第一線，正确落實黨的政策，從事土改複查和“填平補齊”等工作。平津戰役勝利後，1949年1月，他奉調天津，任天津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後調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員、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參與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負責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同年10月，任上海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為解決涉外工商業勞資糾紛等做了大量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華同志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在周恩來同志、陳毅同志的直接上司下，他多次參加新中國重大外交活動，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53年調入外交部，先後任北韓停戰政治談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司長等職務。1954年4月和1955年8月，随周恩來同志出席日内瓦會議和亞非(萬隆)會議，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和發言人。1958年8月，任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顧問。

　　1960年8月，黃華同志任中國駐加納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1966年3月，任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特命全權大使。任職期間，他大力開展工作，廣交朋友，促進了中加、中埃友好合作關系的發展，增進了中加、中埃人民友誼。他還率團通路了坦噶尼喀(今坦尚尼亞)、達荷美(今貝甯)、模裡西斯和剛果(布)等非洲國家，為增進中非人民之間互相了解、推動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建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1年7月，黃華同志任中央三人小組成員，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上司下，參加接待秘密來訪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為打開中美建交大門作出了貢獻。随後，黃華同志任中國首任駐加拿大特命全權大使。同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後，黃華同志于同年1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大會的代表團副團長和首任常駐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代表。在重返聯合國的頭5年，中國代表團充分利用聯合國這個重要的多邊外交平台，同十幾個國家進行了建交談判，并簽訂了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公報。中國代表團于1972年初向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提出，要求将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删除，得到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為日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清除了障礙。

　　1976年12月黃華同志任外交部部長，1980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在進入改革開放的重大曆史轉折時期，黃華同志堅決貫徹黨中央對大陸外交戰略進行重大調整的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尊嚴，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交流與合作，為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其間，他先後陪同中央上司同志或率團對亞、非、拉、歐、美50多個國家進行正式友好通路，為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友好關系的發展嘔心瀝血，為給國内經濟建設創造和平的外部環境做了大量工作。他深入實際，實事求是，加強外交幹部隊伍建設，進行外交禮賓改革。他以對黨和國家的高度忠誠和高超的外交藝術，活躍在國際舞台上，擴大了大陸的國際影響，促進了世界和平與發展。黃華同志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第29屆、32屆、33屆、35屆、37屆聯合國大會。1978年8月，他同日本外相園田直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主持了與美國代表的建交談判工作。1979年随鄧同志通路美國。1982年與美國國務卿黑格簽署“八一七公報”。1982年11月，黃華同志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上司人勃列日涅夫的葬禮并同蘇聯外長會談，成為中蘇關系中的一個标志性事件。這期間，他還上司外交部就香港回歸祖國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外交方針政策，努力增進大陸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合作，為大陸外交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3年6月，黃華同志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他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積極參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監督和其他活動，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貢獻。他充分發揮長期在外交戰線工作的優勢，大力拓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對外交往活動，接待會見許多來訪的外國議長、議員或議員團。1984年2月，黃華同志率團出席亞洲議員人口和發展論壇首屆大會。1984年12月至1987年11月，先後率團通路了坦尚尼亞、尚比亞、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芬蘭等國家。從1985年起，他參加國際行動理事會及其曆屆年會，大力宣傳大陸對外開放、維護國際和平和反對“台獨”等政策主張，積極擴大中國對外國議會和衆多國際組織的影響。

　　黃華同志曾先後擔任中國福利會主席、慶齡基金會主席，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會長和中國長城學會會長，積極從事國際友好交流活動，增進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了解。黃華同志是中共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

棄筆從戎。1936年，快畢業的黃華得知紅軍成功在陝北會師之後，萌生了參加紅軍的想法，剛好埃德加·斯諾獲得了去蘇區采訪的機會，想邀請黃華同行，充當翻譯。

當時斯諾是燕京大學的講師，他十分支援中國學生的抗日救國的主張，黃華是燕京大學的一名學生，積極投身愛國運動，二人是以相識，斯諾的家也成了想像黃華這樣進步青年活動的秘密場所。

一腔熱血的黃華當即決定不參加畢業考試了，跟随埃德加·斯諾來到了陝北，采訪了毛主席和周總理，還有其他上司人。在黃華的幫助下，斯諾很快就完成了采訪，采訪内容由黃華翻譯成中文，後來斯諾将這些資料彙編成書，也就是《紅星照耀中國》。

書中的不僅由大量的采訪内容，還有許多實景照片，讓世人真實的了解毛主席和紅軍。本來斯諾也想将黃華納入鏡頭，但他拒絕了，還表示不要提及自己的名字。

原來，在采訪過程中，他親耳聽到紅軍戰士在長征中的英勇事迹，被毛主席等上司人的遠見卓識，紅軍戰士們的堅韌意志深受感染，堅定了決心不再離去，這才要求斯諾在報道中不要提及他的名字，也不要照相。

後來，黃華根據組織指令來到武漢，從事青年幹部教育訓練工作，當時有很多知識青年讀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才到陝北參加革命的，他也教育訓練了成千上萬名青年走上抗日前線。

鞠躬盡瘁。新中國成立之後，黃華承擔起了大陸的外交工作，還跟随周總理出席了兩次具有特别意義的國際會議，日内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當時黃華是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人，活躍在各國記者之間，讓衆人記住一位謙謙君子，幽默風趣的外交官。

除此之外，黃華還被指定為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談判的三人小組之一，為打開中美建交的大門作出了卓越貢獻。黃華在工作上認真負責，為人處事恰到好處，也讓周總理對他頗為賞識，許多重要的工作委托他處理，他也沒有辜負周總理的信任，每次都能完成任務。

相信大家不會忘記1971年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時，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笑，西方記者将這一笑稱之為“震碎了聯合國議事大廳的玻璃”，當時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就是黃華。

後來，黃華成為了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代表，出席各種會議，在會議上發言讓世界各國聽到中國聲音，但在出席一次安理會會議時接到了一份特急電報。

黃華接到了斯諾病危的消息，他處理完事情之後，馬不停蹄的來到斯諾住處，等他趕到的時候，斯諾剛從前幾天的昏迷中醒過來。一旁的馬海德說道:“你看誰來了？”

原來虛弱的斯諾聽到黃華的聲音後，臉上瞬間綻放出了一抹不常見的興奮笑容，還用瘦骨如柴的雙手抓住黃華和馬海德的手說道：“我們三個人湊到一起來了。

黃華看望斯諾，不僅僅隻是代表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斯諾的問題，他本人也是斯諾的摯友，這份情誼黃華一直記得。

1976年，黃華接任外交部部長一職，他時刻謹記周總理“外事工作，授權有限”的八字告誡，凡是對話表态的口徑，他都會親自過目，也會向組織寫報告，避免發生任何錯誤。

接任外長後，黃華多次率團通路亞非拉美歐幾十個國家，積極活躍在國際舞台之上，增加中國的影響力，也取得了很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外交成就，比如實作中美正式建交。

隻不過，一向謹慎，從不出錯的黃華在1985年的一天遭到了鄧公的批評，等調查結束後才發現隻是一場誤會。

原來，當時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問題期間，一位香港記者就此對黃華進行的采訪。雖然香港回歸已經是大勢所趨，但在細節上，還存在一定争議，尤其是駐軍問題。

5月，港媒釋出了一篇報道，文章指出中國不在香港駐軍，鄧公在得知消息之後勃然大怒，說道：“不在香港駐軍是胡說八道”。

這件事傳到黃華這裡時，黃華感到十分奇怪，他并沒有向記者讨論駐軍問題，但他經過考慮之後，感覺事情嚴重，準備立即給鄧公彙報實情。

電話打通之後，接電話的是秘書王瑞林同志，黃華對此事做出來詳細的說明，還以個人榮譽作保證，從未在任何地方，包括記者面前提過香港駐軍問題。

等調查結束後才發現誤會黃華同志了，原來是另一位同僚心直口快說了一句“中國也許不在香港駐軍”，此話一出就被别有用心的媒體扭曲為“不必駐軍”。

但二人是一起采訪的，讓人誤解為黃華的意見也一樣，等一切真相大白之後，鄧公主動為黃華澄清了事實。

外交無小事，雖說不慎掉入了記者挖的坑，但輿論方面必須重視，不久之後，鄧公召開記者會神色凝重的重申中方立場，堅定的表示香港一定會駐軍。

一，從延安走向世界的外交家黃華

黃華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位傑出的上司人，他在複雜的外交鬥争中，縱橫捭阖，搏擊風雲；對待外國友人，他和藹可親，廣結善緣。在任外交部長期間，他參與了中美建交、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外交工作，他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新中國的外交事業。

協助斯諾完成《西行漫記》

1913年初，黃華出生于河北省磁縣一個大家庭，19歲那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學。他的夫人何理良曾回憶說，燕大當時作為教會大學，是用英文教學的，黃華的英文很好，這為他後來從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36年6月，黃華在北京燕京大學參加了中國共産黨，是“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和上司人之一。加入中國共産黨後，他立時萌生了去陝北，參加紅軍的念頭。恰好這時，燕京講師埃德加·斯諾誠邀他同行去陝北采訪（當翻譯），黃華不假思索，高興地一口答應了。斯諾的這次延安紅區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寫出了震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共産黨早期的輝煌曆程和毛澤東的傳奇經曆。這本書其中就有不少黃華的功勞，特别是後來随斯諾到前線去采訪，黃華每天把斯諾的英文初稿翻譯成中文，請信使帶回保安請毛澤東過目，保證了記錄的準确。但是因為當時黃華到了蘇區後即下決心不再離去，于是他叮囑斯諾寫文章、寫書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是以斯諾的書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再版時才提到他的參與。

這次旅行中，黃華初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非常感謝黃華托周恩來轉交他從西安帶來載有魯迅文章的雜志，他高度評價了“一二九”運動，稱之為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群衆運動，隻是因為消息閉塞，在“一二九”運動後好久才知道。毛澤東主席說：“北京的年輕人幹得好哇。”并當即訓示黃華在陪同斯諾到前線采訪的同時，作為白區學生代表，向戰士和群衆宣傳國民黨地區學生抗日救亡運動。

60載伉俪情：結草銜環好姻緣

　　1941年7月，黃華被調至軍委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當時的延安，約有兩萬多幹部和學員。其中，就有跟随父親何思敬到達延安，成為軍委俄文學校學員的何理良。

　　何思敬早年在日本留學，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1927年初受廣東革命政府邀請到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教書。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8年，他來到延安後在抗大任教，後遵照毛主席訓示，在編譯局翻譯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戰争論》。1939年冬，何理良的母親王艾英帶着她和她的弟弟、妹妹從香港來到延安，那時何理良才14歲。

　　“何理良是朱總司令姨侄女賀高潔的同學，常一塊兒到總司令的院子裡來玩，是以我常同她見面。”在書中，黃老回憶舊事時這樣寫道。而把兩人“撮合”到一起的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何理良提到往事時說：“有一次康克清看到我，跟我說找對象就得找像黃華這樣的。說他不錯，知識分子，待人誠懇。我當時心裡也覺得他不錯。”在她眼中，黃華是個“實實在在的人”，很關心她，當時她缺一本俄文的文法書，他就想方設法找到了送給她。“我挺高興的。”她笑道。那時延安的娛樂生活非常簡單，戀愛時兩人唯一算得上浪漫的事情就是參加周末晚上舉行的舞會，在“打谷場上，穿着草鞋，在油燈底下，在一把胡琴的伴奏下跳舞”。1944年秋，他們決定共結連理，但那個階段，他們唯一的一張合影還是從一張集體照中“摳”出來的。鏡頭中，年輕時代的何理良梳着齊耳短發，身上穿的一件翻領的棉襖似乎頗為時尚。何理良笑着解釋，實際上那就是延安統一分發的制服，隻是因為不喜歡大家都穿同樣的衣服，是以請媽媽改了一下，在領口處綴上了别緻的齊排扣，進而顯得與衆不同。

　　黃華與何理良攜手走過六十多年，“他給我留下兩句話：‘如有來生可期盼，結草銜環好姻緣’。”何理良說。

引人注目的外交才子

“這個人，整個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何理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感歎到。新中國成立後，黃華一直在中央外事部門工作。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黃華參加了兩次具有開創意義的國際會議——萬隆會議和日内瓦會議，黃華都作為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參加會務上司工作并活躍于各國記者之間，擴大了新中國的國際影響。

由于他工作作風認真負責，深受周恩來總理賞識，很多開拓性工作委派他處理。如20世紀60年代，他任首任駐加納大使，70年代首任駐加拿大大使，直至任第一任常駐聯合國代表。“文革”期間，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調回國内參加“文革”運動的大使。

1971年11月，任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随後基辛格秘密訪華期間，黃華參加了周總理與基辛格的主要會談，并參與制定轟動世界的尼克松訪華的公告。斯諾生前曾評價說：“在周恩來培養的外交談判人員中，數他才華出衆。”

1979年1月，中美兩國正式建交。鄧小平應邀訪美，這是大陸政府首腦第一次正式通路美國。據原公安部淩雲副部長回憶，台灣特務及美國恐怖組織企圖對小平同志搞暗殺活動。中央高度重視小平赴美的安全問題，訓示國務院、外交部和中央警衛局研究應對措施。1月6日，黃華将中央的決定通知公安部長趙蒼壁，由淩雲負責安全事務，先期赴美協調。1月28日，鄧小平由美國兩位負責安全的官員專機陪同到達華盛頓。2月2日，鄧小平從飯店到西蒙頓市參觀，在大廳出門時，一歹徒搶在美安全官員凱利之前，奔向鄧小平，被美方警衛人員制服，化險為夷。2月5日，小平結束在美國的通路，于2月8日回到北京。在陪同小平同志訪美期間，黃華表現出對黨和國家的高度忠誠，恪盡職守，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能力，會同各方面力量，為這次通路的成功做出了貢獻。

第五任外交部長

1976年12月，正在紐約的黃華接到中央的調令回國。12日，剛剛下飛機的黃華便被告知：中央已決定讓他擔任外交部長。這樣，他成為新中國的第五任外交部長。在他任外交部長期間，實作了中美建交，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黃華深情地回憶了他在鄧公上司下負責外交部工作的體會。在他看來，鄧公身上兼有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主要優點，既是戰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認識和闡明問題的本質，果斷明快地作出判斷和決策，又善于在政策上過細地指導具體工作的實施。正是鄧小平針對目前國際形勢的新情況和新動向，發展了大陸的國際形勢觀和外交思想，對原來不适當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做法作出調整，使中國新時期的外交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時期。黃華還透露了與鄧交往的細節，鄧公說：“我還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個人生活中就這麼兩個願望。”我說：“第二個願望總沒有問題吧。”他說：“誰曉得。”小平同志是四周前從黃山參觀回到北京的。他撩開褲管對我說：“你看，我的腿腫了一個月了，還沒有完全消掉。我堅持自己走上黃山，爬到山頂。他們要我坐滑竿，我堅決不幹，下山也是自己走的。”我深深感到小平同志那種剛毅精神還像他年輕時一樣，絲毫未減，令人敬佩。

1983年至1988年，黃華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此時，他已進入古稀之年，除承擔繁重的國務活動外，又滿懷熱情地組織外交界人士、專家和學者，開展了對中國國際友人的研究工作。

　　1984年9月，黃華發起成立了“中國三S研究會”（三S指斯特朗、史沫特萊、斯諾）。黃華在成立大會上贊揚了斯特朗、史沫特萊、斯諾的功績。他說：“在大陸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争、解放戰争的峥嵘歲月裡，時常看到一些外國新聞記者的身影。他們不畏艱險，沖破封鎖，記錄中國革命的狂飙巨瀾，報告中華兒女的英雄業績，寫下了許多不朽的篇章。”1991年，黃華又倡導成立了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在黃華的上司和主持下，國際友人的研究蓬勃開展，出版了《國際友人叢書》。由于黃華竭心盡力地工作且做出了巨大貢獻，獲得了各國友好人士和青年們的敬仰。

耄耋之年寫回憶錄

2007年，黃華出版了他的個人回憶錄《親曆與見聞》。黃華是從91歲開始寫作的，前後花了4年時間，總計45萬字。”何理良介紹說，書中關于我黨延安時期的半官方的外交史，幾乎全靠他個人記憶。“他記憶很不錯，别看昨天的事情記不住，但那些年輕時的經曆，比如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捕兩次、在獄中寫作、出小報《牢獄之花》等經曆，1949年南京快解放時，他在北京開會，周總理讓他到南京與司徒雷登見面，了解美國對華政策等事情，他都記得很清楚。”

　　晚年的黃華仍十分關心國内外大事。重病中的黃華連眼睛都睜不開了，還在琢磨國際上的事情。黃華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比如，1972年在尼克松訪華發表《上海公報》後，由于黃華常駐紐約（常駐聯合國代表），基辛格建議在他倆之間建立一條與巴黎管道平行的、中美間的另一條秘密聯系管道——紐約管道。1972年和1973年，黃華和基辛格在紐約有許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會晤，都是在約定的時間在紐約曼哈頓43街的一所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進行的。會晤情況，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宮報告。這種會晤是中美兩國在沒有正式建交的情況下進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來。它避開了媒體，免受外界幹擾，又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

　　事實上，這時候的駐外人員常常是要冒生命危險的，當時還曾經發生過一起常駐紐約代表團的服務員王錫昌同志在羅斯福旅館被害身亡的不幸事件，經查王錫昌房内的暖瓶裡有劇毒的尼古丁溶液，中方懷疑是蔣幫特務的暗殺陰謀。

　　何理良說，之後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在保衛工作方面做了許多規定，而美國人對他們這些駐美的中國外交人員也有很多規定，比如不允許他們在哥倫比亞廣場20英裡以外的地方活動，如果要去，事先要報告美國國務院得到準許才可以。“有一次大陸的乒乓球隊到美國通路，比賽正巧在20英裡外，是以我們隻好專門申請才能去看比賽。”她說，美國當時是把中國當成敵對國家對待。“我們門口總停着一輛汽車，隻要我們一出門就尾随，有時候我們星期天去郊外看風景，他們的車就在二十步開外的地方停下來。”

二，前外交部長黃華：回憶基辛格秘密訪華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幾個細節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黃華擔任中國駐加納大使、加拿大大使、常駐聯合國代表，“文革”時出使埃及，是中國唯一一位未被調回國參與“文革”的大使。他是直接參與中美建交，同基辛格秘密談判的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他在《親曆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中披露了基辛格秘密通路中國時鮮為人知細節。

經過中美雙方幾次特别信使的傳話，尼克松總統決定委派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通路中國大陸。

1、途經巴基斯坦

基辛格原是德國猶太人，1938年移居美國，1943年入美國籍。他戰後進哈佛大學，專攻國際問題，獲博士學位，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問世，成為國際戰略問題的權威，并擔任幾屆美國政府的外交或軍事顧問。尼克松被選為美國總統後，任命基辛格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使他成為尼克松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軍師和特使。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對中國的通路，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中美最高層已有重大的資訊交流，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對這次通路還不是很有信心，是把它當作一次必需的冒險來進行的，此行以“波羅行動”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馬可·波羅那樣冒險。

6月30日，白宮發言人齊格勒在新聞釋出會上宣布，尼克松總統将派基辛格博士前往南越、泰國、印度、巴基斯坦進行為期十天的通路。

7月1日，基辛格啟程，兩天後到達西貢，同南越總統和美國大使晤談，衆多記者緊盯着基辛格的一舉一動，《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了他的活動。第二天到了曼谷，記者不多，渲染也少些。6日抵新德裡，反戰示威者迫使他從邊門溜出飛機場。8日抵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蘭堡，隻有三個記者跟着，他很高興。

按既定日程，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停留四十八小時。他先去總統府拜會葉海亞·汗總統，在美國大使館同大使共進午餐，然後出席葉海亞·汗總統特意為他舉行的便宴。在宴會達到高潮時，基辛格突然手捧腹部，連叫難受。南亞地區那時流行德裡痢疾，基辛格突然肚子疼是不會令人奇怪的。

葉海亞·汗總統大聲說，伊斯蘭堡天氣太熱，會影響基辛格恢複健康，要他到北邊群山中葉海亞·汗的别墅去休養。基辛格正在遲疑不決，巴基斯坦總統堅決而且懇切地說，在一個穆斯林國家，要依主人而不是客人的意志做決定。基辛格手下的一位特工，馬上派他的一個同僚到山口别墅那裡去打前站，了解情況。

宴會結束，基辛格正在飯店休息，打前站的特工打電話回來說，那裡的别墅不宜于居住。基辛格隻好請巴方把那位倒黴的特工扣留在山中，因為這隻是一出戲，基辛格并不是要去那裡，而是要去中國！

第二天，7月9日，伊斯蘭堡的淩晨3∶30時，基辛格在飯店起床，吃早飯，4時同他的随行人員乘坐巴基斯坦外交秘書蘇爾坦·汗駕駛的軍用汽車去機場，他戴上一頂大檐帽和一副墨鏡，以免偶然路過的行人把他認出來。

在機場，一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飛機，就看到從中國來迎接他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章文晉和其他中國官員。沒想到的是，也在機場的一位巴基斯坦籍的倫敦《每日電訊報》記者認出了基辛格，問巴基斯坦官員基辛格要去哪裡。回答是要去中國。

這位記者連忙回到辦公室，向倫敦報社發了一條報告這條重要消息的急電，幸好倫敦的值班編輯“槍斃了”這條消息，罵這位記者準是喝醉了，基辛格怎麼會去中國？真荒唐！

2、抵達北京

在四千公裡以外的北京，人們認真地準備基辛格博士的秘密來訪，也已經有些日子了。我在1971年年初即已接到中央通知，到加拿大任大使。以徐中夫參贊為首的前站人員已于2月份出發去渥太華。4月間周總理通知我另有任務，暫推遲赴任時間，并向加方打招呼，取得諒解。

1971年5月下旬，在周總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會談的方針，會後總理就此向毛主席寫了報告，得到主席的準許。中央決定為此項任務成立由周總理、葉劍英元帥和黃華組成的中央外事小組。

有一天晚上，周總理帶我去向毛主席彙報，在說到基辛格博士将在巴基斯坦山區失蹤時，毛主席說：“黃華同志，你也失蹤嘛！”就這樣，我這個已被北歐四國駐華大使設宴餞行的人就把自己關在釣魚台國飯店四号樓裡一個多月，潛心為基辛格通路中國大陸做準備。

當時周總理為談判成立了專門的班子：葉帥、我、美大司司長章文晉、周總理特别助理熊向晖、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冀朝鑄和唐聞生等人參加。這個班子仔細分析了國際形勢和美國的情況，反複讨論了會談方案，對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觀點，個人曆史，個性和特點都作了研究，周總理經常親自主持讨論。他也看了尼克松的著作《六次危機》、尼克松在堪薩斯城剛發表的演說、尼克松喜歡的電影《巴頓将軍》以及基辛格的主要著作。

外交部根據不卑不亢、以禮相待的精神，上報了接待基辛格來訪的具體方案，并與有關機關配合做好一切安排。至于住所問題，葉帥本想在釣魚台國飯店的十八幢樓裡物色一幢較大的樓給基辛格一行，但是那些大樓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陳永貴、吳桂賢占用了，可供美國客人和我方工作班子使用的隻有四号和五号兩幢小樓。為此葉帥很不滿意。

巴基斯坦總統對基辛格的秘密通路中國大陸事宜高度重視，對各個環節包括用專機送接均作了充分準備。

7月6日中午，試航的巴基斯坦波音飛機抵達北京南苑軍用機場，章文晉、熊向晖和王海容等人去機場迎接。8日清晨，巴基斯坦專機返航，章文晉、王海容、唐聞生、唐龍彬随機去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

7月9日中原標準時間正午12時，基辛格等六人在章文晉一行的陪同下乘巴基斯坦專機抵達南苑機場，葉帥、我、熊向晖、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叙到機場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于釣魚台國飯店五号樓。

當時尚在文革高潮中的北京，處處都懸挂着革命和反帝智語。為了保證基辛格秘密通路的成功，經請示毛主席，對各種智語不作任何改動。基辛格抵達機場後，由葉帥陪車，我則陪同美國負責東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霍爾德裡奇進城。

在從機場到釣魚台的公路兩邊不時出現大幅智語：打倒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等，霍爾德裡奇問我，智語寫的是什麼内容，我如實給他翻譯，他感到很不自在。直到與周總理會見，美國人的緊張感才得以消失。

3、多輪會談

從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時，周總理同基辛格進行了六次會談，地點在釣魚台國飯店五号樓或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我方參加的人員有：周恩來、葉劍英、黃華、章文晉、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參加的人員有：基辛格、霍爾德裡奇、斯邁塞(負責印支事務的官員)和洛德(基辛格特别助理)。在場的還有中方的翻譯、記錄員。

周總理按照中國尊重客人的習慣請基辛格先談。基辛格拿出了一本足有七公分厚的檔案夾，讀起他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長的講稿。我們都耐心地聽着。基辛格讀完後，周總理說：交談嘛，何必照着稿子念呢？基辛格說：我在哈佛教了那麼多年書，還從未用過講稿，最多拟個提綱。可這次不同，對周恩來總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會談的氣氛也輕松了許多。

基辛格一開頭就說，尼克松總統仔細閱讀了美國《生活》雜志刊載的毛主席與斯諾的談話。尼克松總統有一個信念，強大的發展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的任何根本利益都不構成威脅。在沒有同你們讨論和沒有考慮你們意見的情況下，美國不會采取涉及你們利益的任何重大步驟。

周總理表示，歡迎尼克松總統來中國。中美兩國人民是願意友好的，邀請你們的乒乓球隊通路中國大陸就是證明。

總理談起台灣問題，說台灣屬于中國有一千年以上的曆史，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内政，美國不幹涉中國的内政。北韓戰争爆發，美國把台灣包圍起來，宣布台灣地位未定，這是關鍵。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應當限期從台灣撤走。美蔣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又說，尼克松總統給我們的口信是“要走向同中國和好”，這就應當使中美關系正常化，包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屬于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歸還了中國。

基辛格說，美國不支援“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也不支援台獨。如果沒有北韓戰争，台灣也許早已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目前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力量，三分之二與印支戰争有關，美國已決定盡速結束印支戰争，在本屆政府任期内撤出三分之二駐台美軍，随着中美關系的改善，再撤出其他部分。

關于台灣的政治前途，美國保證不主張“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鼓勵、不支援台獨運動，不再重複“台灣地位未定論”。關于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這一政治問題，預計在尼克松政府下屆任期的前半段可以解決。基辛格談到恢複大陸在聯合國席位問題，表示将放棄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票的重要問題提案，同意以簡單多數票接納大陸，并同意大陸取得安理會席位，但驅逐台灣問題美國仍堅持需經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周恩來發言反對此議，表示進聯合國的問題中國并不急，問題是美國将陷于沖突和困難之中。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出于仁慈，提前釋放仍在中國服刑的幾名美國犯人。那時在中國服刑的美國犯人，既有北韓戰争期間侵入中國領空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唐尼和費克圖，也有在越南戰争期間侵入中國領空的美軍飛行員史密斯和費林。

周總理表示，根據中國的法律，表現好的罪犯可以縮短刑期。越南戰争尚未結束，與此戰争有關的美國犯人釋放問題不予考慮。事後，大陸政府于1971年釋放了費克圖，1973年釋放了唐尼。後來到美越停戰協定簽署和生效後，中方與越南政府采取同步釋放美俘行動，才把史密斯和費林押解出境交給美方。

在六次會談中，中美雙方的話題必然涉及了總的國際形勢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國際問題。

基辛格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損失慘重，日本徹底失敗，因而歐洲和亞洲都出現了真空，美國被迫卷入世界各個地區，給自己造成了預料不到的困難。美國要調整對外政策，今後對外承擔義務要有條件，一些國家受蘇聯威脅而不能抵禦時美國才進行幹預。

周總理說，二戰結束以來，世界大戰沒有打起來，但局部戰争從未停過。美國到處伸手，蘇聯急起直追，進行對外擴張，結果都陷入了困境。兩個超級大國的争奪，使世界局勢一直處于緊張和動亂之中。尼克松總統在堪薩斯城講話中說，世界出現了五個力量中心，中國是其中之一，世界要從軍事競争轉向經濟競争。但我們認為，經濟擴張必然導緻軍事擴張，隻會使世界繼續動亂和緊張。中國在經濟上比較落後，即使将來強大了，我們也不做超級大國。中國珍視自己的獨立，準備好對付同時從幾個不同方向來的進攻。

在說這段話時，周總理發現，可能由于正在旅途，基辛格還不知道尼克松的這篇堪城演說，便讓中方會談後複制多份，送給基辛格。基辛格很感謝，也有些尴尬。在其他國際問題中，周總理着重談了印支問題，說這個問題是目前最緊迫的問題，要求美軍和一切外國軍隊盡快撤出印支三國，讓印支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說美國現在的方案是拖，走一步，看一步，結果反而增加問題，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中美雙方除了就上述這些問題各自闡述自己的觀點和意向，并有所交鋒外，還讨論和解決了目前需要解決的兩個具體問題。一是确定不再恢複中美大使級會談，建立新的直達雙方最高層的秘密聯系管道——巴黎管道，中方聯系人是駐法大使黃鎮，美方聯系人是曾任尼克松翻譯的駐法武官沃特斯。更重要的是，商定雙方将同時(中原標準時間7月16日上午10時30分，華盛頓時間7月15日晚上10時30分)發表尼克松将應邀通路中國大陸的《公告》。

因周總理在7月10日晚上另有重要活動，根據他的訓示，我和章文晉先與基辛格就公告草案談了一輪。

雙方都提出了一個稿子。我們的稿子比較簡單，說基辛格來中國，同我們進行了會談，尼克松總統準備來中國通路。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我們這次的會談，涉及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問題，是以誠摯、建設性的方式進行的；而尼克松的來華通路将有助于重建兩國人民的聯系，并對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貢獻。

我表示，台灣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其他問題怎麼談得上？關于尼克松的來訪，美方的稿子強調是中國邀請。我說這不大符合事實，我們是同意邀請。基辛格也不同意我們的稿子，說那樣就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請自己通路中國大陸。

雙方會談暫停後，我根據周總理事前的訓示，直接去見毛主席向他彙報。當主席聽我說基辛格認為中方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請自己通路中國大陸時，他笑着說，要改要改。當我們告别主席走出他的書房時，我回頭再看了一下主席，隻見他仍坐在沙發椅上向我們彎腰抱膝。我問王海容，主席在做什麼。她說，主席在向你們行大禮呢。我們忙說，真不敢當，希望主席健康長壽。

第二天上午，在周總理提示下，對中方草稿略加修改，我們再與基辛格會談，即刻取得一緻，雙方皆大歡喜。最後商定的《公告》全文是：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通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當時間通路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上司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并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獲悉”(英文為Knowingof)兩字是周總理的傑作，避開了誰主動提出通路中國大陸的問題，使美國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總統“接受了這一邀請”之前加上了“愉快地”這一副詞，投桃報李。

《公告》不把尼克松的通路中國大陸說成是将對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貢獻，卻點明要謀求兩國關系的正常化，不隻是像美方初稿所說的重建兩國人民的聯系。基辛格在這次同周總理的會談中主動談美國将逐漸從台灣撤軍，卻不願談中美關系正常化，把它推到尼克松的下一總統任期。

美方的《公告》稿是與此一緻的。關于尼克松通路中國大陸的具體時間，周總理曾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問過，是否定在1972年5月1日以後，因聽說尼克松要通路蘇聯。基辛格表示，最好在3月、4月，而且是先來中國。當周總理向毛主席彙報《公告》的最後定稿，談到尼克松5月以前來中國時，毛主席說，《公告》一發表，就會引起世界震動，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來。此後的事實果然是如此。

三，《黃華回憶錄》：揭秘國人最喜歡的毛澤東像

1936年8月下旬，斯諾在陝北的采訪計劃大體完成，就要出發去紅軍在甯夏的前線了。我們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諾提議給毛主席照一張相。我們走出窯洞，在明亮的陽光下看到主席穿的衣服還挺整齊，就是頭發比較亂。斯諾就把自己頭上綴有紅星的嶄新的八角帽摘下請主席戴上。這張照片成為斯諾最得意的作品，後來更成為全國人民家家戶戶最喜歡擺放的毛澤東像。

接受斯諾邀請去陝北蘇區

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準備燕京大學畢業考試。一天，埃德加·斯諾秘密地告訴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請求，去陝北蘇維埃地區參觀采訪。他雖然會說一些中國話，但還不怎麼行，問我願不願意陪他去陝北采訪，幫助他做翻譯。真是喜從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興地一口答應了。

斯諾同我簡單地計劃了旅程，他先去西安，辦好有關我去那邊的手續後，即按約定的密語電告他在北平的妻子海倫，我就可以動身，到西安西京招待所同他見面。他很快坐火車離開北平。斯諾離開北平幾天後，海倫通知我說，收到斯諾的電報，我可以動身了。我提了一個皮箱悄悄離開學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動，也未告訴任何同學和親友。

當時陝西和西安的政治情況很複雜。這裡有張學良統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上司的西北軍部隊，也有國民黨中央軍的特務系統和康澤的别動隊。張學良是國民黨剿“匪”總司令部的副總司令，并代行總司令的職權。

斯諾一行出發北上後，我一個人留在西安等候。

在蘇區，人們對金錢的觀念非常淡漠。到了保安，我向海倫借的錢還剩下十五塊大洋，放在我的褲兜裡，丁零當啷的，很累贅，我把它們交給了林老伯渠(蘇區政府的财政部長)。他很高興地說，謝謝，這是蘇區金庫的第一筆個人捐款。

全國人民最喜歡的毛澤東像

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了。我和王林同志按約定時間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對我說，一二·九運動是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群衆運動。隻是因為消息閉塞，在一二·九之後好久才知道。在保安，斯諾采訪毛澤東之後，訪談了上百位中共上司人和紅軍指戰員。周恩來副主席親自幫斯諾制訂了采訪計劃。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三位老革命是名列前茅的采訪對象。

8月下旬，斯諾在陝北的采訪計劃大體完成，就要出發去紅軍在甯夏的前線了，那裡有國民黨包括馬鴻逵的二十萬大軍同紅軍對峙着，戰鬥頻繁。我們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諾提議給毛主席照一張相。我們走出窯洞，在明亮的陽光下看到主席穿的衣服還挺整齊，就是頭發比較亂。斯諾就把自己頭上綴有紅星的嶄新的八角帽摘下請主席戴上。這張照片成為斯諾最得意的作品，後來更成為全國人民家家戶戶最喜歡擺放的毛澤東像。1971年冬，斯諾病重，他的好友瑪麗·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視這張照片的鏡頭，透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對那段往事的回憶之中。

離開保安前，毛澤東曾交待請斯諾先把他(毛澤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與政策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要我譯成中文，即時派通信員專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們利用去前線路上中午休息時間，在陽光底下，斯諾用打字機打出筆記記錄，我一面就譯成中文，譯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請紅軍派通信員送保安交毛澤東。這樣工作了三次，完成了毛主席交待的任務。

1936年9月初，前敵指揮部得知蔣軍嫡系胡宗南部隊已經從河南鄭州向西安、蘭州開拔，企圖同國民黨其他部隊共三十萬之衆從南、西、北方面出擊，剿滅即将會師和立足未穩的紅軍。

斯諾必須及時離開前線和陝北蘇區，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斷，那麼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獨家采訪得來的極寶貴資料寫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了。

斯諾回到北平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發報道給英美各大報刊，宣傳紅軍的事迹和主張；這些報道成為當時最轟動的新聞。

四，

追溯原外交部長黃華經曆：參與與中美建交談判

黃華：中共外交史的縮影。黃華去世當日，美國《紐約時報》罕見地發表悼念文章，稱黃華是“中國邁向開放時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追溯黃華的外交經曆，稱之“資曆最老的外交家”他應當之無愧：1949年前，他是延安和國共内戰時期中共外交的“在場者”；1949年後，他是中共外交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并且在外交領域供職畢生。他的外交生涯伴随着中共三代上司人走過，他的名字就成為外交史上的縮影。

在黃華求學的時代，日本的入侵，使“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課桌”。黃華與同時代絕大多數人一樣，為中華民族的命運擔憂。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黃華成為上司者之一，并在1936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北平學生的上司成員之一。

埃德加·斯諾1928年來到中國，在上海的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以記者身份進行采訪，後來到燕京大學任講師。由于斯諾對中國革命的支援，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後，黃華、張兆麟等進步學生經常利用斯諾家的客廳舉行會議。1936年，通過宋慶齡的幫助，斯諾被獲準到陝北蘇區采訪，他請求黃華陪他同去做翻譯，對中共很向往的黃華自然同意。他不顧畢業在即，連畢業證書也不要了，立刻動身前往陝北。

剛剛到達陝北的中共上司，對斯諾的到來很重視，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親自為斯諾安排采訪計劃，因為這既是對外宣傳中共主張的最好機會，也是中共外交的一次演練。是以，斯諾不但采訪了毛澤東，還采訪了上百位中共上司人和紅軍指戰員。而作為翻譯的黃華，就成為“在場者”。

當時黃華已是中共黨員，毛澤東沒有把他僅僅看作一名翻譯。在斯諾在西北的采訪結束即将赴前線時，毛澤東特别交代黃華說：讓斯諾先将他談話中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與政策的内容整理出來，你盡快翻譯，并交給通訊員帶回修改。同時，你要以白區學生代表的身份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黃華在陪同斯諾在前線采訪的間隙，斯諾将毛的談話整理出來一部分，黃華就翻譯一部分，交給通訊員帶回保安請毛澤東過目，保證記錄的準确性。

斯諾據采訪創作了震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該書在上海以《西行漫記》為題翻譯出版後，人們見不到對此有催生作用的黃華的名字。這不是斯諾的錯，而是黃華的要求。黃華到了中共上司下的蘇區後即下決心不再離去，于是他叮囑斯諾寫文章、寫書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是以斯諾的書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再版時才提到他的參與。

進入耄耋之年後，黃華回憶陪同斯諾采訪這段曆史時，依然很少談到自己的作用，倒是提供了一段關于毛澤東戴八角帽這張照片的往事：黃華在陪同斯諾到前線時，先去向毛澤東告别。斯諾提議給毛照一張相。在陪同毛走出窯洞後，斯諾看到毛穿的衣服還挺整齊，就是頭發比較亂。斯諾就把自己頭上綴有紅星的嶄新的八角帽摘下請毛戴上。這張照片成為斯諾最得意的作品，後來更成為全國人民都熟知的早年毛澤東形象。1971年冬，斯諾病重，他的好友瑪麗·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視這張照片的鏡頭。

1936年11月中旬，黃華回到保安，被配置設定到中共中央軍委紅軍總部下屬的後方司令部擔任翻譯，負責接待外國記者等對延安的采訪。1941年，黃華擔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同時兼任軍委上司下的外海工作委員會秘書長；1944年任中央外事組聯絡科長，正式步入中共的外交領域，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

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1949年後，黃華成為周恩來上司下的外交部一員。50年代初期，對中國外交有着開創意義的兩次國際會議——萬隆會議和日内瓦會議，黃華都作為代表團的顧問和新聞發言人随行，深受周恩來總理賞識。作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黃華參與新中國的諸多外交決策。參與中美建交談判，是他外交生涯中濃重的一筆。

曆史進入60年代後，伴随着與蘇聯關系的惡化，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排除了來自蘇聯的羁絆，冷戰陰影下的中國，開始了一系列的外交新方略。7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問題，并作為确定“一條線”戰略(核心是聯美反蘇和以蘇劃線)的依據，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即成為必要。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對中國的通路，是中美建交談判的開始。盡管中美最高層已有重大的資訊交流，但冷戰陰影下中美雙方的敵對，尼克松和基辛格仍然對此信心不足。基辛格以“波羅行動”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馬可·波羅那樣冒險。

為了規避政治風險，基辛格借前往南越、泰國、印度、巴基斯坦進行為期10天通路的機會，在7月9日從巴基斯坦“失蹤”前往中國。周恩來帶黃華向毛澤東彙報，在說到基辛格博士将在巴基斯坦山區失蹤時，毛澤東說：“黃華同志，你也失蹤嘛！”就這樣，毛澤東把為基辛格訪華做準備的重任交給了黃華。黃華成為周恩來為與基辛格的談判所成立的專門班子的成員之一。黃華把自己關在釣魚台國飯店一個月，并直接參與了中美建交的談判，成為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談判的三人小組成員之一。

7月9日至11日，周恩來總理同基辛格進行了6次會談。在此期間，黃華也與基辛格有過會談。根據6次會談結果，中美雙方各自先提出了一個公告草案。中方的稿子比較簡單，說基辛格來中國同中方進行了會談，尼克松總統準備來中國通路。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中國的會談，涉及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問題，是以誠摯、建設性的方式進行的；而尼克松的來華通路将有助于重建兩國人民的聯系，并對世界和平做出重大的貢獻。黃華對此表示不同意見：台灣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其他問題怎麼談得上？

最關鍵的争議出在關于尼克松訪華的措辭上，美方的稿子強調是“中國邀請”，中方認為是“同意邀請”，基辛格認為中方的稿子，很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請自己訪華。在黃華的回憶錄《親曆與見聞》中，記錄了這段曆史：“我根據周總理事前的訓示，直接去見毛主席向他彙報。當主席聽我說基辛格認為尼克松認為中方的草案的意思是自己邀請自己訪華時，大笑着說，要改要改。”

7月16日，雙方發表的會談《公告》這樣表述：“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通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前适當時間通路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在後來基辛格和黃華的回憶中，都把公報中的“獲悉”一詞，稱之為周總理的“傑作”。這個詞避開了誰主動提出訪華的問題，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總統“接受了這一邀請”之前加上了“愉快地”這一副詞，投桃報李。

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成為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成為他和黃華友誼的起點。1972年在尼克松訪華發表《上海公報》後，作為中國常駐紐約聯合國代表，黃華接受基辛格的建議，在中美之間建立一條與巴黎管道平行的另一條秘密聯系管道———紐約管道。1972年和1973年，黃華和基辛格在紐約有許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會晤，都是在約定的時間在紐約曼哈頓43街的一所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進行。這種會晤是中美兩國在沒有正式建交的情況下進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來。

2008年8月，85歲的基辛格應邀出席奧運會開幕式。11日，他特地拜會了已經96歲的黃華。當年的“談判對手”輕松地叙談友誼。黃華送給基辛格一份特别的禮物：一張DVD，記錄了他秘密通路中國，及第二次通路中國見到毛澤東時的情景。

黃華在中美建交曆史上的貢獻，也為美國所記住。黃華去世當日，美國《紐約時報》罕見地發表悼念文章，稱黃華“中國邁向開放時值得尊敬的外交家”。文章說，作為舉世聞名的周恩來總理的左右手，黃華是一位中國邁向開放時值得尊敬的外交家。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上司人的支援下，黃華所做的努力為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外交發展奠定了基礎。

五，黃華回憶：我們是如何别了司徒雷登的

1949年8月，美國公布了美中關系白皮書，實際上宣布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大失敗，司徒雷登則被限期召回，并被嚴禁公開發表言論，以免妨礙美國政府反共反華政策。毛澤東寫了盡人皆知的五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尖銳地批評美國政府反動愚蠢的對華政策，其說理之透辟，令人折服。

　　1949年4月中旬，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黨中央書記任弼時同志要我到團中央工作，調我來北京參加成立大會。在會上，周恩來副主席見到了我，說：“這幾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你還可以作為燕京大學校友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看看他有什麼要求和願望。”我表示服從組織配置設定。周恩來與任弼時商量後，令我立即參加南下工作隊趕赴南京。我動身前，周副主席找我談話，要我特别注意了解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态度，并囑咐我要事事謹慎，多請示報告。對此，我的了解是，當時中央十分關注美國是否會對新中國政權進行武裝幹涉，是以在南京、上海一帶集中了劉、鄧、陳、粟指揮的第二、第三野戰軍一百多萬的強大兵力。

　　我于4月20日由北平乘火車出發，先在天津東站下車，乘外事處的轎車回我的宿舍匆匆取了行李，再趕到天津西站，上了同一趟火車南下。在火車上，我看見許多熟人，其中胡定一、崔烈等英語很好的同志和他們的夫人是準備到南京外事處工作的。車上還有我很敬重的《大公報》的名記者範長江。因鐵路被戰争破壞，火車到了蚌埠，不能再向南行駛了。我們換乘解放軍的大卡車沿着鐵路線到浦口，過江進城，這時南京已經解放兩天了。

　　剛解放的南京，情況複雜，市面冷落。由劉伯承、鄧小平進駐和上司的南京軍管會的工作萬分繁忙。我作為中共南京市委委員，參加了鄧小平同志主持的市委會會議，彙報了北平的情況和周恩來同志關于外事方面的訓示，市委對南京的外事工作進行了研究。

　　南京外事處設在原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内，我根據周恩來副主席交代的任務，組建外事處，開始工作。一面接管舊政府外交部，安置其留下的人員，将大量檔案運往北京;一面着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國使館人員和僑民的工作。

　　我一到南京就聽說有幾名解放軍戰士進入了司徒雷登的住處，引起一些外國使節的不安。在外國人的心目中，中共可能比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派還要厲害，是以他們很緊張。後來他們逐漸明白了，中共上司的人民解放軍既是革命之師，又是文明之師。根據中央的訓示，我們宣布不承認國民黨時期的任何外國駐華人員的外交身份和特權，對留在南京的外國原外交人員均按一般外僑看待，同時宣布保護外僑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關于建交問題，我們聲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執行經過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政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我召集南京軍管會各機關的幹部開了一次會，傳達中央的對外政策，宣布了幾項外事紀律和注意事項。

　　司徒雷登于1949年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書傅泾波(中國人)求見我。7日，我接見了傅泾波。他首先為司徒雷登辯解一番，說司徒一年來漸漸了解過去對國民黨的認識是錯誤的，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這次國民黨撤退前，何應欽希望他去廣州，而他決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國共産黨接觸，這點已獲得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同意。傅泾波表示，司徒雷登甚盼與我會見，并說現在是“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時期，能在‘老校長’手中完成這一轉變，比換另一個人好些。”我告訴他，會見的事待考慮後再說，并表示，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政策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極深的創痛，美國現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國人民恢複好感。空言無用，需要美國首先做些實事，才能逐漸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

　　我是1932年到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學上學時認識司徒雷登的。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國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十一歲時被送回美國上學，主修神學，1905年又被美國教會派到中國傳教。1919年到北京創辦燕京大學，擔任校務長長達二十七年，治校頗有方略和成就。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他在日軍占領的北平被秘密軟禁。日本投降後，因他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經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推薦，1946年7月他被任命為美國駐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大使。根據他的日記和回憶錄可以看到，他出任大使後，盡管也勸蔣介石停止内戰，但他的着眼點是加強援蔣壓共，維護國民黨的統治。至1948年10月，遼沈戰役開始，國民黨在東北的處境萬分危急，他還頻頻緻電美國國務院推動援蔣。國務卿馬歇爾不願美國更深卷入中國内戰，未同意他的要求。看到解放軍南進，所向披靡，國民黨大勢已去，司徒雷登便改變為美國效勞的做法。他于1949年3月緻電美國國務院請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權接觸，建立美中新的關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于4月6日複電，授權他與我黨上司進行會談，要他不要把話說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風聲，引起國會中反對派的反對。因而在國民黨政府要求外國使館同他們南遷廣州時，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不走。4月21日，我軍渡過長江，23日南京解放。當時除蘇聯大使随同國民黨政府去了廣州外，其餘國家的使節，包括梵蒂岡的代表仍留在南京。但蘇聯在南京還留有一秘A.M.列多夫斯基外交官，同南京外事處時常保持聯系。我們就有些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的問題時常向他們請教。

1945年8月27日，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專程到延安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毛澤東乘車送客人到美軍觀察組駐地。黃華随行。

　　經準許，我以私人身份于5月13日前往司徒雷登住處，同他會晤。我先問他解放軍進入他住宅的情況。他對此事表現平靜，隻說有幾個年輕士兵進來了，他見到了他們，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說看一看，态度還好。我對司徒雷登說，在軍管期間，解放軍有權進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檢查。在未同新中國建交前，原外國使節不再享有外交特權，但作為外僑，安全自會得到保護，請他放心。司徒雷登表示，願同新中國建立新關系，希望中國政府能廣泛吸收民主人士參加。并說，美國已停止援助蔣介石，不願參與中國内戰。他已建議将美國在上海的經濟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蔣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資，待上海解放後統統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複生産。我當即表示，關于中國政府的組成，大陸人民有權自己決定，不需要外人幹涉。糧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為我們即将解放上海，可從國民黨手中接收)。美國既然表示不幹涉中國内政，就應該将美國駐青島等地的海軍艦隻和陸戰隊撤走，以免發生沖突。司徒答應轉告有關方面。

　　這次會見以後，司徒雷登又派傅泾波來見過我兩次。傅泾波除談了有關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請去滬外，還說司徒雷登對上次所談軍事問題采取負責任态度，美國艦隊已于5月21日撤離青島，一部分駛往日本，一部分駛往其他地方。在解放軍進入上海之前，美國艦隊即行撤走。你們打到别的地方，美國艦隊也将自該處撤走。他還說，麥克阿瑟主張青島美艦不撤，國務院後來決定撤。現在美國艦隊的中心已不在中國。我說，美國如願同中國人民重新交好，打開雙方的外交關系，首先必須撤退美國在華的一切武裝力量，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放棄一切有損中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政策。

　　我與司徒雷登會晤後，南京原外交界人士中傳說，司徒雷登已與我取得聯系，要求其他外國使館同美國使館一緻行動;還傳說我帶來了周恩來的信。這引起其他使節疑問，紛紛要求與我見面。10月3日，我以南京市軍管會委員兼外事處處長名義把留在南京的所有前外國外交官召集到外事處會客廳，宣布我黨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則，以及對待在南京原各國使館和外交人員的具體政策，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一些外國人是第一次同中共軍管會官員接觸，頗感緊張。當時，我隻用國語宣布我方政策，有些外國人不懂中國話。這時在中國樊城出生的加拿大大使館臨時代辦切斯特•朗甯(穰傑德)用國語問我，是否允許他把我的話譯成英文，我點頭同意，會場氣氛立刻變得更加活潑。

　　經請示中央，我于6月6日又約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請他們到外事處第二次會晤。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國問題。我告訴他可按僑民身份來外事處申請。司徒雷登又說，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曾允許将台灣交中國托管，待對日和約簽訂後歸還中國，但對日和約因種種原因，特别是因美蘇間存在誤解，遲遲未召開，何時召開無法肯定。我說，台灣曆來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侵占後，中國政府從未予以承認，人民也從未停止過鬥争，而且二戰背景灣已經歸還中國，決不容許國民黨政府出賣台灣或外國政府借口和約另生枝節。談到中美關系問題時，我表示，中美要建立新關系，美國首先應停止援助并斷絕同國民黨逃亡政府的一切關系。司徒雷登說，各國使節留在南京，這就表示了對國民黨的态度。如今後國民黨政府再由廣州他遷，則可肯定美國代表也不拟随往。但因目前尚無一個新政府成立，沒有承認對象，國共兩黨各占一部分地區，美國對許多地區的情況很不了解，按照國際法，美國尚不能斷絕與舊政府的關系。如果過去對美國有所謂幹涉内政的評論，今天美國更宜慎重從事，不能表明擁護或反對哪一方面。故美國采取被動态度，等待産生了為中國人民所擁護的民主政府，而這個政府也證明了願意并有力量擔負起國際義務時，問題自然解決。至于美援問題，現在所運來的，已所剩無幾，今後再無援助。我對他說，根據我個人觀察，中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可能不久就要召開，聯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協商會議産生。最後司徒雷登表示，中國問題不隻是一個美中關系問題，而且也是關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關系完善解決，對蘇美關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貢獻。

　　6月8日，傅泾波再次來見我說，經與司徒雷登研究，他們認為美國現在就美國對同新中國的關系上很難做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後做出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進階方面的意見，回去講話才有力量。他并問我同周恩來有無聯系，能否轉達意見。我告訴他有什麼話都可以談，不必顧慮。傅泾波說，馬歇爾、艾奇遜和司徒雷登同屬一派，對周恩來先生甚為敬重。司徒雷登近期接到副國務卿魏伯來電，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見，返美活動更有力量，請我代為轉達。我問有何具體考慮，傅泾波說，今年華北旱災，糧食棉花供應将有困難，司徒雷登希望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物資能運回中國。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進行貿易，對中國工業化會有幫助。我告訴他，美國在斷絕與國民黨的關系上至今沒有正式表示，我個人認為他去北平并非易事，鐵路在戰争中被損壞嚴重，目前交通尚未恢複，旅途不便。他說，司徒雷登在明孝陵機場有一小型飛機可用。我表示這事恐不可行。

　　會見後，我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彙報。中央考慮通過非官方管道同他接觸較友善，于是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去信邀請司徒雷登通路燕京大學。

　　6月27日，傅泾波再次來訪，攜來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6月16日給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一封。信中說陸志韋已見過周恩來先生，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并說司徒雷登如要來北平，可獲當局同意。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望我去電問明北平意見。經報告周恩來并獲得訓示後，6月28日我告訴司徒雷登，已獲北平來電，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與當局會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員護送下乘汽車和火車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飛機。司徒雷登表示，獲此消息極為高興。但國會于7月底即将休會，時間恐怕來不及，同時國會内部派别複雜，此時去北平很易引起一些抨擊，于事不利。他決定将此事再報艾奇遜，由艾奇遜決定。

　　估計美國政府的主流派因怕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新中國的威信和造成美國即将承認新中國政權的錯覺，訓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通路北平”。

　　7月2日，傅泾波來訪，告訴我，艾奇遜來電訓示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并決定司徒雷登現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評論。

　　7月25日，司徒雷登為辦出境手續，又找我談了一次，他問我對美國今後對華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訴他，現在首先需要美國放棄錯誤的政策，證明它具有對中國人民堪稱友好的誠意。司徒雷登說，他認為美國政府最近也不能做什麼，過一個時期看發展情形再談。他并說，中國内戰原非美國政府所願，但是它對形勢的看法有錯誤。他對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和6月30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評論說，前者容納各國，後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還提出上海美僑問題。我回答說，我們對一切外國僑民同等看待，凡願意留在中國并遵守法律的，我們都保護其生命及财産安全。

　　在這裡，我想追述一件有關的事，這是幾年後我才從周總理那裡知道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非常想到北平見中共上司人。當年6月，司徒雷登獲悉陳銘樞和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他請陳銘樞向中共中央轉達他想見中共上司人的意願。他還對羅隆基說，如果新中國采取中間态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政府五十億美元，接近印度十五年所得的貸款。陳銘樞到北京後，向毛澤東和周恩來轉達了司徒雷登的要求。6月24日，陳銘樞在給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堅定不移的，并轉達毛澤東的口信：“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六月下旬羅隆基到北京時，得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即将發表(其中有“一邊倒”的方針)，未敢向毛澤東轉達司徒雷登的口信，許多年以後隻是告訴了周恩來。

　　最終，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偕傅泾波一行八人，乘美國運輸機按我南京軍管會指定的出境航線，從南京登機返美。司徒雷登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系，不許接受記者采訪。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猖獗期間，司徒雷登又遭到監控和盤查。

　　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三年，正值國共關系破裂，内戰激烈，革命力量全線向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進行大規模解放戰争并取得勝利之時。國際上，美蘇冷戰日益加劇。司徒雷登忠實地執行了美國政府扶蔣反共、力圖阻止中國完全為共産黨所控制的政策。從司徒雷登托人向中共傳話說，隻要中共不完全親蘇，美國願向中共提供巨額貨款這一點即可看出，美國政府中一部分人妄想阻止中共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進而影響新中國成為親美政權。自從1948年秋遼沈戰役打響之時起，解放戰争進入全面反攻階段，美國當權派意識到國民黨大勢已去，再用幾十億美元和龐大的軍事顧問團給腐敗透頂的國民黨政府撐腰打氣已無濟于事，于是醞釀脫身政策。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公布了美中關系白皮書，在退卻中為美國的對華政策辯護，實際上宣布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大失敗，司徒雷登則被限期召回，并被嚴禁公開發表言論，以免妨礙美國政府的反共反華的政策。毛澤東寫了盡人皆知的五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尖銳地批評美國政府反動愚蠢的對華政策，其說理之透辟，令人折服。

　　白皮書的主旨是讨論誰失去了中國。更确切地應該說是誰失去了在中國的機會。在1944年，美國在同中共的關系中，曾有過難得的曆史機會。毛澤東原是很看重美國的，他欣賞美國人在獨立戰争中表現的革命精神，高度評價美國發達的經濟和先進的技術，曾表示願在戰後同美國合作，促進中國的工業化。但是美國的當權者根本不聽美國一批十分有遠見的年輕外交官和記者的分析和建議，無視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力量，一味支援國民黨，并直接參與了中國的内戰。在蔣介石逃到台灣後，美國仍支援蔣介石政權，軍方把台灣看做是不沉的航空母艦，不惜與新中國為敵。1949年10月，美國政府發表聲明，正式宣布繼續承認蔣台政府。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推行反共和培植親美政權而與中國人民為敵的極端錯誤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對曆史的反思長達二十二年，直到1971年基辛格博士秘密來訪，冰雪才開始融化。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将近三十年之時，中美才建立了外交關系。如何評價司徒雷登?他在中國這個大舞台上扮演過多種角色，達數十年之久。他把燕京大學這所教會大學辦成一所出色的世俗大學，使它不愧為名校之一，聲譽甚佳。他對中國了解甚深，社會聯系寬廣，1947年，司徒雷登被馬歇爾推薦出任駐華大使，頗有人望。但他是美國利益至上主義者，執行美國政府政策，扶蔣滅共。淮海戰役之後，蔣介石率殘部遷至台灣，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司徒雷登轉退一步，伫守南京，觀察動靜，企望與中共上司層接觸，摸清底細。說到底，司徒雷登、艾奇遜等是為在美蘇争奪中打中國牌，意在把新中國拉到美國方面。但是，曆史的車輪未按照司徒雷登的意志轉動，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六，黃華回憶：中美《八一七公報》的鬥争始末

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是美國的總統選舉年。共和黨競選綱領的對華政策部分很不好，它的總統候選人裡根，在競選中發表了許多親台灣，破壞中美關系的言論，尤其是提出了真正的“倒聯絡處方案”，即按1973年台灣在美有“大使館”，中國在美設聯絡處的方式，現在中國在美有大使館，讓台灣在美設聯絡處。對裡根的這些言論，我們的報紙已公開批駁。裡根怕影響他的當選機會，派競選夥伴，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曾于1974年10月至1975年2月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G．M．布什，到北京來向中國上司人進行解釋。8月22日，鄧小平會見了布什，駁斥了裡根的言論和布什的解釋，并要布什向裡根轉達：一、中國政府希望中美關系發展，不應該停滞，更不應該後退。任何從中美建交公報後退的言論和行動，中國政府都堅決反對。二、不管美國1980年大選後哪一個政黨執政，中國政府評價和判斷美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和對外政策都将把對中國的政策視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為這是一個全球戰略的問題，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三、如果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對中國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對台灣的政策)和裡根先生最近發表的有關言論真的付諸實施的話，這隻能導緻中美關系的後退，連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為中國怕蘇聯，有求于美國，以緻一旦美國共和黨競選綱領中的對華政策和裡根先生發表的有關言論成為美國政府政策付諸實行，中國也隻好吞下，别無選擇，那完全是妄想。

1980年1月，裡根當選為美國總統。就職前夕，他的外交顧問克萊因通路台灣，一到台灣就大放厥詞，說中國軍力落後，不足以牽制蘇聯，美國在戰略上無求于中國，可以加強美台關系而不必顧忌中國的反對。接着，台灣的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又收到請柬，出席定于1981年1月20日舉行的裡根總統就職典禮。蔣彥士是台灣執政黨的主要成員之一，顯然具有官方身份。同時有消息透露，美國将允許台灣在美增設“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分支機構。另外，在中美建交談判中，我方提出美國售台武器問題，認為這是美國損害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幹涉中國内政的行為，要求美方停止。美國沒有接受，隻表示在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于1980年終止前暫停售台武器。鄧小平在談判的最後階段會見美方談判代表、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時斬釘截鐵地說，美國售台武器不能隻停一年。但是這年還沒有結束，又傳來美國賣武器給台灣的消息。荷蘭也想賣武器給台灣，并于1980年11月作出了售台兩艘潛艇的決定。所有這些，都迫使我們必須同美國政府進行一場嚴正的、堅決的鬥争。

首先，我方在北京和華盛頓就美方邀請蔣彥士出席裡根總統就職典禮事進行嚴正交涉，明确表示，這是制造“兩個中國”，如果蔣彥士真的出席這個典禮，中國大使柴澤民決不出席。美國作出了讓步，由它的駐華大使伍德科克通告中方，已經抵達華盛頓的蔣彥士已因病“住進了醫院”，肯定不會出席裡根總統的就職典禮。柴澤民大使這才接受美方的邀請，代表中國出席了裡根的就職典禮。裡根就職後，我們同美國朝野重要人士多方進行接觸。3月間，柴大使拜會裡根總統，闡述中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中國外交部西歐司司長宋之光于1981年1月2日召見荷蘭駐華大使，表明如果荷蘭堅持賣潛艇給台灣，中國将不惜将兩國外交關系降格。我們還将這一決定通告了美國。5月，由于荷蘭向台灣出售潛艇，中國駐荷蘭大使館降格為代辦處。

1981年6月，美國國務卿黑格訪華。14日和15日，我先同他談了兩次。頭一次談國際問題，第二次談雙邊關系。在第二次會談中，黑格先發言。他表示，美國政府正考慮向中國轉讓高一級的技術，準備取消不允許向中國出售武器的禁令，以對待其他友好國家一樣的方式進行逐項審批，建議中國的總參謀長助理劉華清夏末去美國交換意見。在會談中，我提出了美國售台武器問題。我說：建交後，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系法》在許多重要方面違背建交公報，實際上重新恢複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向台灣提供防禦物資和防禦服務。武器不是一般商品，向台灣出售武器不是民間往來。美國有意實行“一中一台”政策，把台灣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取得國際地位。向台灣出售武器實質上是繼續把台灣置于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延長中國的分裂局面，是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嚴重侵犯。1970年聯合國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稱：“各國有責任不組織、煽動、資助或參與另一國家的内争。”美國是宣言的提案國。美國在南北戰争時，反對英商向南方出售武器，同英國進行嚴肅鬥争，迫英國付出巨額賠款。建交之初，我們就聲明反對美國賣武器給台灣，希望經過一段時間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在一年多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們不能容忍，不得不作出強烈反應，兩國關系不僅不能發展，連停滞都不可能，如果中美關系倒退，将給戰略全局帶來嚴重後果。黑格說：戰略全局是大車輪，台灣問題是大車輪中的小車輪，大車輪應該繼續影響和制約小車輪。美國今後仍要為台灣提供仔細選擇的、性能适度的防禦性武器。我于是說：向台灣繼續出售武器不是小車輪、小問題，而是大車輪、大問題，是影響兩國關系和戰略全局的大問題，希望能引起你們的嚴肅注意。16日，小平同志會見黑格，再次談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他強調說，我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幹擾太厲害會使中美關系停滞甚至後退，希望美國政府從更廣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黑格隻說，美國會十分謹慎地處理這個問題。

黑格訪華後，我們推遲了總參謀長助理劉華清對美國的通路，控制去美團組和帶隊人的級别，加強輿論對美國的抨擊，通過第三國對美國上司人表達大陸的極端不滿。8月，卡特政府同我們常打交道的幾位高官在來華通路時，已經知道黑格在華會談的一些情況，感到問題确實很嚴重。我們向他們強調我方的忍耐是有限的，使他們懂得問題的嚴重性。9月，有消息透露，美将在年底或1982年初向台出售FX飛機(X表示尚未定型)，形勢很緊迫。中央決定，借二十二國(包括中國、美國在内)首腦于10月份在墨西哥坎昆讨論南北問題之機，直接向裡根提出售台武器問題，建議雙方就此舉行正式談判。

10月21日，在坎昆喜來登旅館美國代表團駐地，美方安排了一次中美工作午餐，除雙方首腦外，我方出席的有我、浦壽昌、張再等官員，美方有黑格、溫伯格、霍爾德裡奇等。中國總理闡述了三周前即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為和平統一祖國發表的九點聲明，說美國繼續賣武器給台灣，會使台灣态度更頑固和拒絕接受我們的九點聲明；中美關系的主要障礙是台灣問題，現在是售台武器問題。由于午餐時間較短，中國總理來不及按原定計劃提出中方對售台武器問題的兩點原則表态，建議由我另約時間通過黑格向裡根轉達，裡根表示同意。

10月23日，還是在喜來登旅館，我同黑格會見。我說：前天，中國總理同裡根總統詳談了我們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九點方針政策。現在是美方消除向台灣出售武器和消除這給中美關系帶來嚴重威脅的最好時機。賣武器給台灣是曆史遺留的問題，美國解決需要一定時間，但我們等了三年，問題依然如故。我們有耐心，但不能無限期容忍。如果美國明确表示決心，消除向台灣出售武器給中美關系帶來的障礙，我們準備再給美國一些時間。這種靈活性的前提是：一、美國明确承諾，在規定的期限内，出售給台灣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方面不超過卡特政府時期的水準；二、美國明确承諾，在規定的同樣期限内，出售給台灣的武器将逐年減少，以至最終完全停止。這就是中國總理要我通過你向裡根總統轉達的兩點。黑格回答說：1981年美國售台武器的數量遠遠低于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的任何一年。美國有義務繼續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我們反複受到警告，說中國可能采取劇烈行動，對此我們十分不安。随後我和黑格約定，一周後我通路華盛頓時再繼續談判。這是當年6月黑格訪華時，我們早已确定我将在10月回訪美國。

10月29日上午，我如約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同黑格會談，浦壽昌、張再同行。黑格先稱贊中國執行和平統一祖國的政策，說美國保證不采取任何行動去阻礙或破壞中國執行這個政策。但馬上又說，美國要繼續執行謹慎、克制、有選擇地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不能規定在某一期限内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抛棄老朋友，使台灣被迫到國際市場尋購武器。如果接受中方的要求，就會被認為是美中勾結，把台灣問題的解決辦法強加于台。美國售台武器水準各年可能有高有低，總的來說，性能和數量今後都不會超過卡特政府時期的水準。中美雙方的容忍都有限度，都需要靈活和善意。不要把對方逼到牆角。如果一方處在能脅迫對方的地位，和平統一便不能實作。我說，在我們兩國就關系正常化進行談判時，中國上司人明确指出，正常化不能隻管一年。不是一年後你們就可以向台灣出售武器。中國反對任何外國賣武器給台灣。中國無法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對美國和荷蘭采取不同做法。美國承諾在規定期限内逐年減少以至停止售台武器，中國才能對美、荷采取差別對待的做法。台灣如果轉向國際市場尋求武器，我們會用對待荷蘭的辦法來處理。

一刻鐘以後，我到白宮會見裡根總統，布什副總統、黑格國務卿等人在座，我方參加的有浦壽昌副部長、柴澤民大使和韓叙司長等。裡根滿面笑容先寒暄了幾句，然後，談話轉入正題。我說：中國正式提出通過談判解決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不是要使美國為難，而是為了發展中美關系。中美關系必須建立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幹涉内政的基礎上。不能期待中國在售台武器問題上采取雙重标準，欺小國，怕大國。裡根說：我們存在很大分歧，重要的是繼續商談，希望能取得積極成果。在台灣問題解決前，美國根據《與台灣關系法》将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我說：我方認為需要繼續談。但雙方在謀求解決此問題時，如果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則不論性能、數量如何，即使不超過卡特政府時期水準，都将迫使中國作出強烈反應，兩國關系的停滞或倒退将不可避免。裡根說：我們将謹慎小心地采取行動。

10月30日下午，我同黑格又舉行了一次會談。黑格說：中方突然要美國抛棄老朋友，把問題拿到談判桌上，逼美方作出無法兌現的承諾，向總統的信譽挑戰，這樣就把美國逼到牆角。美方同意就售台武器問題與中方會談，在此期間美國将謹慎行事，但仍要做它必須做的事。中方未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承擔義務，卻要美國在規定期限内停止售台武器。美國同樣準備應付中美關系全面後退的後果。我說：不能說中國在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上提出的要求是把美國逼到牆角，相反，要求中國無限期容忍美國賣武器給台灣，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被侵犯，内政受幹涉，才是把中國逼到牆角。最後我們商定，12月再就美國售台武器問題進行副部長級的談判。

12月4日，談判開始在北京大陸外交部進行。中方代表是章文晉副外長，美方代表是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恒安石在第一次會上說，美國售台武器受中國和平統一程序的影響，但不完全取決于它。他預期售台武器不超過卡特時期水準，但各年會有不同，時高時低。12月11日，他又告訴我方，美國政府将非正式通知國會，将向台灣銷售價值六千萬美元的軍事零配件，加上台灣為這批零配件的運輸、保管付給美方的費用共為九千七百萬美元。我方對此提出強烈抗議。隻是在美方作出三點解釋和保證後，我方才沒有采取更嚴厲的措施。這三點是：一、這批軍售是坎昆會議前向台灣承諾的；二、隻是零配件，不是武器；三、今後數月内，即中美談判期間不再向台灣進行新的軍事轉讓。

此後不久，即1982年1月，負責遠東及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霍爾德裡奇來北京，同我方進行了三天會談。霍爾德裡奇說，希望中美雙方現在進行的談判能達成協定，最後發表一項内容較為廣泛的公報，包括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一系列原則，也包括雙方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按《上海公報》的格式，在下月底《上海公報》十周年時發表。他還給我方打招呼說，裡根即将發表同台灣聯合生産FSE飛機的聲明，因裡根受到國會的壓力，需在此問題上表态，但他已決定不提高台灣飛機的性能，不向台灣提供任何新型飛機，如FSG或F－16－79，也不提供FSE的改進型，隻準備在1983年以後繼續與台灣聯合生産FSE。我們未理會他的其他話題，隻就美國與台灣聯合生産飛機問題表示不滿，提出一系列問題要他澄清，直到他一再強調，裡根要發表的聲明是不同台灣做什麼，而不是要同台灣做什麼才作罷。

在霍爾德裡奇訪華後，我方于1月22日提出了解決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第一個聯合公報草案，核心是：美售台武器逐漸減少，直至在一定時期内完全停止，在此以前向台出售的武器在數量和性能上不超過卡特時期的水準。草案隻談售台武器問題，不談其他問題。1月25日，美方提出他們的第一個草案，又在2月15日提出第二個草案。美方草案回避了作出停售武器的承諾，而把售台武器問題與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挂鈎。至3月底，雙方在正式會談和非正式磋商中都無法取得進展，談判陷于僵局。4月6日，恒安石送來裡根總統給小平同志的信，要求派副總統布什來北京會談。我方同意。

5月5日，布什副總統乘專機抵達杭州，天下着大雨。他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說要同中方讨論的問題很多，是雙方面臨的而不是雙方之間存在的重大問題，如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阿富汗、波蘭、高棉、世界經濟危機等問題。這實際上是有意掩蓋中美之間當時存在的危機，制造中美共商國際戰略的假象。第二天上午，美方提出要與我方在杭州或北京就雙方正在讨論的草案進行緊急磋商。我方建議請美駐華使館公使銜參贊傅立民在北京會見我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朱啟祯，了解中方對美方2月15日草案的非正式修改意見，即在我方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表述作某種美方可以滿意的修改後，美對售台武器問題除表示以後要逐漸減少外，還應表示，美向台出售武器不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或美不尋求執行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等。

7日，布什抵達北京，下午，我會見了他。我表示，售台武器的談判陷于僵局，主要原因有二：一、美方不願承諾逐漸減少以至在一定時期最終停止售台武器。我們不把售台武器問題看成僅僅是武器問題，實質上是美方是否尊重大陸主權，是否願意發展兩國關系的問題。二、美方要把解決售台武器問題同台灣海峽軍事緊張程度聯系起來，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美國解決售台武器問題的先決條件，等于要中國接受美國進一步幹涉中國内政。在建交談判中，中方明确表示，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實際是繼續承擔保護台灣的義務，是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設定障礙，最終将導緻使用武力。是以中方要求，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留待建交後再同美國讨論。我重提在美國國會讨論《與台灣關系法》時及該法通過後我和中國外交部照會所表達的中方對該法的立場，并指出：以《與台灣關系法》為借口，說美國總統不能确定停售武器給台灣的期限，那麼如何解釋美國關于無意無限期向台售武的表示?隻有承諾停止售台武器，美國才能不陷于自相沖突的境地。我方提出停售時限并不是一個新因素。當伍德科克大使對中國上司人鄧小平說，1979年可以不賣武器給台灣時，回答他的就是一句反問：正常化難道隻管一年?在坎昆和華盛頓的會談中，我們提出在規定的期限内停售，現在改為在一定的期限内停售，這是為了照顧美方，是我方在維護主權的範圍内盡可能采取的靈活态度。布什說：如果1972年要求解決所有問題，就不可能有《上海公報》，在1978年要求卡特什麼問題都解決，就不可能有正常化。我們提出的建議可能不會解決所有問題，但可以推動這一程序。

5月8日上午，布什見鄧副總理。除解釋裡根有關台灣問題、中美關系的立場外，布什還強調裡根與卡特不同，他是一個有原則的總統，而卡特卻是一個軟弱動搖的總統。卡特沒有反對和遏制蘇聯侵略的外交政策，裡根決心加強美國的力量，比任何一屆美國總統更願意采取行動對付蘇聯。小平同志指出，《與台灣關系法》侵犯中國主權，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是中美關系中的陰影，是潛伏的危機。在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再搞《與台灣關系法》，不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嗎?如果兩國關系中的這個疙瘩能夠解開，将對全球戰略很有利。鄧副總理要布什轉告裡根總統，美國上司人應承諾，在一定時期内逐漸減少并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的措辭可以研究。當天下午，韓叙副外長約見随布什來華的助理國務卿霍爾德裡奇，非正式地提出我1月22日草案的四段修改。

正當中美有關軍售問題的談判激烈交鋒之際，傳來6月25日裡根總統宣布黑格國務卿辭職的消息。裡根任命喬治•舒爾茨為新國務卿。據我觀察，這同美國各派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的分歧有關。黑格感到他同裡根總統的關系難以為繼，憤而辭職。接任的舒爾茨國務卿基本參照裡根總統業已準許的黑格備忘錄原則同中方談判。

期間，美方于7月13日由恒安石大使向鄧副總理面交裡根總統的信，并送出美方新草案。裡根在信中表示，要他承諾在一定期限内終止向台出售武器極其為難，但他不謀求執行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會無限期地向台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除寫入裡根說的這兩點，還表示美國預期在一段時間内逐漸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以至最終導緻最後的解決，美政府承認中國關于在一段時間内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則。恒安石還說，在中美雙方就此問題達成協定後，中美進階上司人可以恢複互訪，美國國務卿将訪華，歡迎中國總理訪美。據西方通訊社報道，國務卿黑格對裡根總統這次下決心起了積極作用。黑格對裡根說，中美關系可能發生1949年美國“失去中國”以來最重大的外交災難，對這次失敗，共和黨要在政治上承擔嚴重後果。

17日上午，我會見恒安石，轉達鄧副總理的回話：7月13日裡根總統的信和美方新草案有積極因素，但雙方立場仍有不少差距，要繼續努力，通過商談，争取就聯合公報達成協定。當天下午，韓叙副外長向恒安石提出了我方新草案并建議雙方開始逐段讨論。又經過兩次會談，美方要在聯合公報中寫入雙方對廣泛國際問題的看法，被我方拒絕。我方對17日草案提出了修正案，美方同意以此修正案為基礎開始進行逐段讨論。

8月7日，中美雙方開始逐段讨論。美方提出一個新草案，卻比上次提的草案又有倒退，還宣讀新任國務卿舒爾茨的話，說關于售台武器的協定必須符合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系法》。韓叙副外長表示震驚，評論說美方這一主張将使我們的談判沒有讨論的基礎。當晚美方轉彎子，恒安石邀我方人員于9日共進午餐，進行非正式接觸。午餐時，美方的調子有了改變，提出了一些可以商讨的建議。他們還說，19日美将就美台聯合生産FSE飛機事向美國會發出通知，希望在此以前我們的談判能達成協定。次日起至15日，雙方每天都會談，有時甚至是上、下午都談。

雙方在逐段讨論中的争執在于：一、我方要求将解決美國售台武器問題與《上海公報》、《建交公報》中雙方确認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幹涉内政的原則直接挂鈎，美方反對；二、美方要求将其解決售台武器問題的承諾與大陸争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直接挂鈎，我方則反對；三、關于美方解決售台武器問題的承諾，我方力争盡可能明确，美方則力争盡可能含混；四、我方力争在協定中列入以後接觸、協商的條款，美方竭力反對；五、美方力争在公報中盡可能列入中美在國際問題上的共同看法和發展雙邊關系的合作願望，我方則堅持突出售台武器問題，少談國際問題和其他雙邊關系問題。結果是雙方互作妥協，于8月15日就公報全文達成協定。

1982年8月17日上午，小平同志會見恒安石，表示中國政府同意雙方協定的聯合公報，将于當日晚7時(中原標準時間)發表這個公報。

《八一七公報》是解決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公報，但又不僅僅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公報。它并非僅僅因售台武器問題而起，它的意義和作用也不限于售台武器問題。公報說，美國政府“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幹涉中國的内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這三個“無意”都是較之《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更為明确的承諾。

《八一七公報》發表後，中美關系确有重要發展。1984年，裡根總統訪華；第二年，李先念主席訪美，布什副總統訪華。中美在許多領域的交往與合作逐漸取得進展。在一段時間内，美國賣武器給台灣比較謹慎。以後有消息透露，裡根曾在《八一七公報》發表前向台灣作出六項保證：對台軍售不事先與中國咨商；不設定終止對台軍售期限；不在兩岸間扮演調解人；不變更《與台灣關系法》中的承諾；不改變對台灣“主權”的認知等。後來，曾任美駐華大使的李潔明又在回憶錄中透露，《八一七公報》發表後，裡根總統又拟訂一份備忘錄說：對台灣軍售的任何減少，将視台灣海峽的和平以及中國所宣稱的繼續尋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而定。對台軍售的品質，必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為條件。台灣的防衛能力一定要保持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能力相應的水準上。直接起草備忘錄的進階官員還解釋說：如果中國變得好戰，或是增強軍力導緻該地區的不安和不穩，那麼，美國就會增加對台灣的軍售，而不管公報對軍售的質與量是如何規定的。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違反國際公法，必然會遭到失敗。

七，50年前的今天，聯合國大會現場沸騰了

中國前外交部長黃華在回憶中國代表團首次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情形時說：“聯合國曆史上第一次以長達兩個半天的寶貴時間來歡迎一個國家代表團的出席，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組織深得人心，反映了時代的期望和要求。這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黃華成為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沒有時間休息，這個從延安開始外交生涯的人，幾乎參與了中國外交所有大事。北韓停戰談判，日内瓦會議、萬隆會議，即使在文革那樣的非常時期，黃華也沒有離開外交崗位。這說明周恩來總理對他的器重。黃華不辜負所托，在紐約常駐聯合國期間，與基辛格保持了秘密聯絡，成為中美間一個直接溝通的管道。後來是中美關系正常化談判的中方主談者之一，中美817公報談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所有新中國外交開拓性的工作黃華都是重要的參與者。

中美談判驚險而複雜，直到新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前的最後一刻，當時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喬治·布什（1988年當選美國第51屆總統）仍在負隅頑抗。

當地時間1971年10月25日晚，紐約聯合國大廈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那裡正要表決是否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及是否将台灣代表驅逐出聯合國。或許已預感到即将“兵敗如山倒”，布什要求上台發言，試圖在恢複中國合法席位的同時仍在聯合國内保留台灣代表。

這番無謂的掙紮換來了很多國家代表的嘲笑。會場内四處傳來“NO”的呼聲，伊拉克代表甚至上台發言：“如果美國還想為蔣介石集團保留席位的話，不如讓台灣代表坐在美國人的座位上。”大家哄堂大笑，隻有布什尴尬得一言不發。

1971年10月25日晚，聯合國通過了著名的2758号決議，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此後很多年，聯合國代表大會上沒有再出現那樣歡騰的場面。那夜人聲鼎沸，有的國家代表拍着桌子，有的國家代表高聲呐喊，甚至還有國家代表載歌載舞。

鄧小平的翻譯、吳建民大使的夫人、1971年中國第一個聯合國代表團的随團翻譯施燕華告訴記者，她經曆了許多中國外交的風雲時刻，但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仍是她最難忘、最無法取代的記憶之一。

“周總理很高興，刮了兩遍胡子才到”

中原標準時間1971年10月26日，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施燕華收到了一份來自聯合國的電報。她拿起電報時，并沒有想到這會是一份曆史性的電報。

“即便是中國未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時，聯合國也會将關于中國的決議用電報發給外交部。尤其是讨論是否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電報，每年都會來一次，以往的結果都是‘不通過’。但是，那一天的結果是‘通過’，電報上還邀請我們去聯合國參加大會。”施燕華對記者回憶道，那一刻，她感受到了“正義的勝利”。

同樣興奮的，還有聯合國中文處的從業人員。雖然中文早就是聯合國官方語言之一，但此前台灣當局的代表用英文發言，檔案也用英文表述，中文處的翻譯們像是閑散人員，也備受其他語種從業人員的歧視。

當新中國恢複合法席位後，我們要求所有關于中國的檔案都要翻譯成中文，我們的發言也要用中文。中文處的從業人員終于有事做了！

好消息也以最快速度報告到了中國上司人那兒。去不去參加聯合國大會？各方有不同意見。周恩來等人請示毛澤東，得到了答案：要去。為什麼不去？馬上組團去。随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被指定為團長。

喬冠華馬上進入緊鑼密鼓的臨戰狀态。11月初，他在外交部六樓東側的大會議室主持召開代表團成立大會。周總理接見了代表團多數人員。“周總理見代表團的時候是晚上，當時代表團的司機、廚師等從業人員都來了。周總理很高興，刮了兩遍胡子才到。他讓廚房準備了一些面條，跟我們邊吃邊聊，叮囑我們‘放心去，局勢已經穩定’，還談到‘一國的事本國人民管，世界的事各國管，聯合國的事要所有會員國共同來管，這是曆史趨勢，曆史潮流不可抗拒’。那一刻，我們感受到了肩上的責任與榮譽。”施燕華說。

出發前，喬冠華特意叮囑後勤人員一定要帶一瓶茅台。施燕華一開始不了解為何這樣做，後來知道原因了，她覺得“非常有趣”：“1971年挪威駐華大使調任聯合國之前，曾堅定地認為中國今年肯定能恢複席位，但喬冠華堅定地認為還不能。兩個人為此打賭，如果中國在那年恢複席位，喬冠華去聯合國的時候就要為前挪威大使帶去一瓶茅台。”

11月9日，喬冠華帶領代表團正式出發，先由上海飛往巴黎，随後轉機前往紐約。在飛往巴黎途中，飛機上不知怎麼上來一些外國記者。面對提問，喬冠華說道：“敵視中國乃至忽視中國的存在是沒有用的，難道這樣一來，中國就從地圖上消失了嗎？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整個答問過程中，喬冠華始終不卑不亢，妙語連珠，談笑風生，還不時插上一句英語，對中國成語作出幽默的解釋。咄咄逼人的西方記者不時發出笑聲，甚至還報以掌聲。

1971年11月12日，美國紐約，中國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發表講話。

“喬的笑震碎了聯合國議事大廳的玻璃”

1971年11月11日，中國代表團抵達紐約，下榻羅斯福酒店。代表團開了兩次招待會，會上，前來參會的華僑情緒激動，有的熱淚盈眶。還有一位美國友好人士興奮地告訴他們“早就該來聯合國”，雖然美國政府倒行逆施，但美國還是有明辨是非的老百姓嘛！多數美國普通人對中國代表團很友善。“有一次我上街被一個老太太攔住，她說：‘Hey ！Are you from Red China ？（你來自“紅色中國”嗎？）’我說 ：‘我不是來自紅色中國，而是人民中國。’老太太說 ：‘Anyway（無所謂），你們終于來了。’”

而在羅斯福酒店的陽台上，代表團成員吳建民還與對面樓上的美國人來了一場“紐約式談話”。“有一次他從遊泳館出來後，在陽台上就和對面陽台的美國人聊了起來。那個美國人說要請他吃飯，經代表團同意，吳建民喊我一起去跟那個美國人吃了飯。”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5分，中國代表團精神奕奕地來到了聯合國大會現場。會場外，施燕華看到了許許多多的記者，而美國警方則盡力将他們攔在外面。入場後，喬冠華鎮定地坐在中國名牌後的那張椅子上。此時，忽然有記者問他：“喬先生，你現在坐在這張椅子裡有何感想？”一直冷靜的喬冠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動，開始仰頭大笑。

1971年11月15日，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面對記者提問，中國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仰天大笑，前排左二為首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

“那是勝利的笑，是自豪的笑。面對問題，他僅有的回答是‘我現在的心情不是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同行的翻譯、後來成為喬冠華夫人的章含之在回憶錄裡寫道。

這張喬冠華大笑的照片不僅成為普利策新聞獎獲獎作品，還登上了中國曆史課本。美國媒體形容說：“喬的笑震碎了聯合國議事會大廳的玻璃。”那一刻，喬冠華不是代表一個人在笑，那是一個偉大國家重新站回世界舞台的自信與激動。章含之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紅色中國’像一股巨大的旋風，席卷着這個經曆了20多年風霜的最大國際組織。中國終于昂首闊步地走進了這個大廳，打破了美國的封鎖，參與到世界大事的重大決策中來！”

聯合國大會主席馬利克緻辭，對中國代表團出席大會表示歡迎。沒想到，馬利克發言後，要求緻辭歡迎中國代表團的人排起了長隊。施燕華回憶道：“看了這個場面，我心裡充滿了自豪，因為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

會議從上午10點一直開到晚上，對中國緻歡迎辭的國家代表一個接一個。施燕華數了數，在這長達一天的“歡迎儀式”中，有50多個國家代表在會上對中國緻了歡迎辭。“匈牙利代表之前在中國待過，他用中文發表了緻辭。”

最後，大會邀請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上台講話。他邁着沉穩的步伐走上了講台，開始了近40分鐘的演講。演講結束後，全場肅靜，然後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當時我隻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作為中國人真光榮！”施燕華說。

世界收到了美國自相沖突的信号

翻開1971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報》，會發現一個曆史的細節——報紙頭版多篇幅、多角度報道了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一事，而右下角的一條消息是“基辛格博士離京回國”。

1971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報》，報紙頭版多篇幅、多角度報道了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一事。

也就是說，當聯合國表決恢複中國合法席位時，基辛格身在北京。10月26日，基辛格準備乘機離開時，對紐約聯合國總部裡發生的曆史性瞬間還不知情。送行的喬冠華問了他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您覺得今年聯大，我們能恢複席位嗎？”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說：“我估計你們今年進不了。”“你覺得我們什麼時候能進去呢？”喬冠華明知故問。基辛格說：“估計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總統訪華後，你們就能進去了。”喬冠華聽後哈哈大笑。

對于這段回憶，基辛格頗有些苦澀：“我的飛機剛剛起飛，電傳打字機就傳來消息，我們在聯合國保持台灣席位的那場戰鬥打輸了。周恩來後來告訴我，我離開之前他已經知道了聯合國大會結果，但不願意第一個告訴我，使我難為情。”

為什麼美國一面已經公開“為尼克松訪華作具體安排”，一面卻要在聯合國跟中國“戰鬥”？

時間回溯到1970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向國會報告中對中國使用了“偉大而生機勃勃的人民、有天賦和有教養的人民”等友善詞語，表示要“盡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實際關系的步驟”。8個月後，尼克松在會見美國《時代》周刊雜志記者時又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

1971年4月4日，日本名古屋世乒賽期間，中國與美國開啟了著名的“乒乓外交”。當美國乒乓球國家隊應邀通路中國時，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親自接見了他們，并對他們說：“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世界“地震”。

但是，美國人一意孤行地将“對中國示好”和“恢複中國聯合國合法席位”割裂開來。尼克松認為，恢複中國聯合國合法席位應該按照他的節奏走，對中國示好隻是開始步驟。按照他的預想，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要在幾年後、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内實作。

受此影響，美國政府作出了讓盟友也費解的動作。他們一邊頻頻向中國示好，一邊又讓國務卿羅傑斯和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布什極力阻撓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1970年12月，布什成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時，曾被問到“如何處理人民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他的回答十分強硬：“如果中國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國，美國就該立即退出聯合國。”1971年9月，美國與日本聯合提出了所謂的“雙重代表權”案，即北京和台北在聯合國都有席位，公然踐踏“一個中國”原則。

美國盟友裡，有人問過布什：“我對貴國的雙重做法感到困惑。”并且給布什講述了漢語“自相沖突”的典故，“尼克松總統宣布要通路北京，顯然不是為了宣戰，而是結束敵對情況。另一方面，貴國卻在聯合國内孤立中國，這不就是‘自相沖突’嗎？”

面對這個提問，布什沉默了。其實，他自己也意識到其中的問題，就像有的國家駐聯合國代表發表的議論：“現在不是毛澤東或周恩來到華盛頓，而是美國現任總統尼克松要去北京‘拜見’毛澤東。見面當然是為了關系正常化，但這種情況說得不好聽可以叫做‘美國在讨好中國’。”

布什也讓手下讨論過，為何支援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國家越來越多。與會的美國官員給出了諸多理由，有人說“時髦的第三世界主義”讓北京勢力越發強大，有人說法國、加拿大同中國建交動搖了反對北京的勢力，還有人說周恩來在60年代通路非洲的行動是“拉票行為”。但他們誰都沒提到美國自己“神經錯亂”一般的行為。

現任北京語言大學聯合國研究中心主任賈烈英分析道：“這種自相沖突的背後，是美國對于自己的掌控力過于狂傲自信，他們認為自己在聯合國是一手遮天的角色，就算向中國示好了，中國的席位還要靠他們‘首肯’。結果聯大投票的現實狠狠教育了美國，中國是大國，是一支重要的、獨立的力量，恢複席位是人心所向。”

決戰時刻

到了1971年下半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召開在即。中美雙方明白，決戰時刻就要來臨。此次大會有三項重要決議要表決，第一項為“逆重要問題案”，即“将台灣勢力驅逐出聯合國的表決須得到三分之二成員國的同意”；第二項就是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2國提出的著名的“兩阿提案”，即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驅逐台灣勢力；第三項是美日提出的“雙重代表權”案。

直到大會召開前夕，美國人都自信滿滿地“雙軌操作”。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訪華。與7月的秘密訪華不同，此次他乘坐着總統專機“空軍一号”高調前來，為尼克松訪華做前期準備，并起草《中美聯合公報》的基本架構。

當時接待基辛格的正是喬冠華。外交部成立了一個招待組，喬冠華曾在組内強調：“要争取對《中美聯合公報》達成原則共識。中美之間存在着根本沖突，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不能幻想一切都會順利。”

喬冠華的預測沒有錯。就在基辛格到達北京的同時，美國在聯合國緊鑼密鼓地展開一系列動作：尼克松親自給很多國家代表寫信，羅傑斯和布什分别找100多個國家的代表談話溝通，希望屆時大家能夠投票贊成美國提出的“雙重代表權”案。

但在另一方，很多亞非拉國家的代表也在為北京呐喊。坦尚尼亞駐華大使薩利姆把8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聲明印成了聯合國大會的正式檔案發給各個代表，讓他們明确知道北京的态度後，再投票給恢複中國席位的“兩阿提案”。墨西哥代表埃切維利亞更是直接上台呼籲各國“要遵循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大陸和台灣的唯一代表”。

在北京，喬冠華與基辛格的激辯也在同時進行，雙方就台灣問題你來我往。基辛格對于台灣的态度依然模棱兩可，而喬冠華則代表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一中一台”。談判進行了兩天，雙方陷入僵局。

時間來到10月25日，聯合國内的“戰事”也如北京的談判桌上那樣焦灼。第一個表決的是擡高驅逐台灣勢力門檻的“逆重要問題案”。最終，大會以55票贊成，59票反對，15票棄權的微弱優勢否決了“逆重要問題案”，即執行驅逐台灣勢力的決議，贊成票數量不再需要超過三分之二成員國數量，隻需超過半數即可。美國先輸一招。大會現場此時開始沸騰，熱烈的掌聲持續了兩分鐘之久，大家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在接下來表決的“兩阿提案”當中，除了恢複中國聯合國合法席位外，還有“驅逐台灣勢力”的條款。

“兩阿提案”表決前，布什上台做了前文所說的最後掙紮，随後尴尬下台。緊接着，大會開始表決“兩阿提案”，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當電子計票牌出現最後結果時，全場再次掌聲雷動，不少亞非拉國家的代表熱烈歡呼，甚至跳起舞來。場面之熱烈，情緒之高漲，令人驚歎。馬利克宣布：“提案通過了，其内容立即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告。”布什也不得不承認：“任何人都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剛剛投票的結果實際上确實代表着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看法。”

喬治·布什作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出席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

如今，這一幕已經過去了50多年。站在50多年後的今天回看那個曆史時刻，我的心中除了自豪還是自豪。如今的中國，已經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屹立在世界舞台了！50多年也是一個新的曆史起點，中國堅持建立世界生命共同體，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初心未改，中國也一定會在國際事務和多邊體制中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