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同志简介

黄华去世当日，美国《纽约时报》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黄华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黄华，曾用名王汝梅。从中学时代起就追求进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他1929年考入东北交通大学预科，开始阅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立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斗。

　　1932年秋，黄华同志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地区的入侵不断加剧，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他参加了燕京大学进步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并发起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5月，当选为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秋，参加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他参与组织指挥了影响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此后，响应党组织的号召，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任第三团团长，深入工农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1月，黄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6月，经中共北平市委同意，他担任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翻译，陪同其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在陕北苏区，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的征战行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同年11月，被分配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工作，任后方司令部秘书兼英文翻译。1937年8月，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黄华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负责接待和培训来自全国各地进步青年的工作。之后，他先后在西安、武汉从事青年工作，历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等职务。他在武汉筹备成立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参与创办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为抗战培养大批青年骨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黄华同志返回延安，参加筹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任学校教育长。1941年6月，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任朱德同志政治秘书。同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党的对外交往的各项工作。1944年6月，他参加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年7月，为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外事组，他任外事组成员、翻译科科长、联络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他正确执行党的外事工作方针政策，坚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华同志于1946年1月到北平，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秘书、代表团新闻处处长。他协助叶剑英同志妥善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美国的关系，并负责联系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新闻官员，向北平中外记者发布新闻消息及提供有关军调处小组的工作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大量运送军队到华北、东北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还积极同驻北平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建立联系，努力为解放区争取急需的药品、医疗设备和农业生产物资。全面内战爆发后，黄华同志于1947年2月回到延安。同年3月，再次担任朱德同志政治秘书，跟随由刘少奇、朱德同志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同年7月进驻西柏坡，随即参加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任晋察冀阜平王快区土改工作组组长，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他深入土地改革第一线，正确落实党的政策，从事土改复查和“填平补齐”等工作。平津战役胜利后，1949年1月，他奉调天津，任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后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参与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负责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同年10月，任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为解决涉外工商业劳资纠纷等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华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在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多次参加新中国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调入外交部，先后任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等职务。1954年4月和1955年8月，随周恩来同志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万隆)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1958年8月，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

　　1960年8月，黄华同志任中国驻加纳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66年3月，任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特命全权大使。任职期间，他大力开展工作，广交朋友，促进了中加、中埃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增进了中加、中埃人民友谊。他还率团访问了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达荷美(今贝宁)、毛里求斯和刚果(布)等非洲国家，为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建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1年7月，黄华同志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接待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建交大门作出了贡献。随后，黄华同志任中国首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后，黄华同志于同年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副团长和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代表。在重返联合国的头5年，中国代表团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个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同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建交谈判，并签订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公报。中国代表团于1972年初向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提出，要求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得到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为日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清除了障碍。

　　1976年12月黄华同志任外交部部长，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在进入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黄华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大陆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为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先后陪同中央领导同志或率团对亚、非、拉、欧、美50多个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呕心沥血，为给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做了大量工作。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加强外交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外交礼宾改革。他以对党和国家的高度忠诚和高超的外交艺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扩大了大陆的国际影响，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黄华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第29届、32届、33届、35届、37届联合国大会。1978年8月，他同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主持了与美国代表的建交谈判工作。1979年随邓同志访问美国。1982年与美国国务卿黑格签署“八一七公报”。1982年11月，黄华同志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同苏联外长会谈，成为中苏关系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期间，他还领导外交部就香港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努力增进大陆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为大陆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3年6月，黄华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和其他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充分发挥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优势，大力拓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对外交往活动，接待会见许多来访的外国议长、议员或议员团。1984年2月，黄华同志率团出席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首届大会。1984年12月至1987年11月，先后率团访问了坦桑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芬兰等国家。从1985年起，他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及其历届年会，大力宣传大陆对外开放、维护国际和平和反对“台独”等政策主张，积极扩大中国对外国议会和众多国际组织的影响。

　　黄华同志曾先后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和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积极从事国际友好交流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黄华同志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弃笔从戎。1936年，快毕业的黄华得知红军成功在陕北会师之后，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想法，刚好埃德加·斯诺获得了去苏区采访的机会，想邀请黄华同行，充当翻译。

当时斯诺是燕京大学的讲师，他十分支持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黄华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积极投身爱国运动，二人因此相识，斯诺的家也成了想像黄华这样进步青年活动的秘密场所。

一腔热血的黄华当即决定不参加毕业考试了，跟随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陕北，采访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在黄华的帮助下，斯诺很快就完成了采访，采访内容由黄华翻译成中文，后来斯诺将这些资料汇编成书，也就是《红星照耀中国》。

书中的不仅由大量的采访内容，还有许多实景照片，让世人真实的了解毛主席和红军。本来斯诺也想将黄华纳入镜头，但他拒绝了，还表示不要提及自己的名字。

原来，在采访过程中，他亲耳听到红军战士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被毛主席等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红军战士们的坚韧意志深受感染，坚定了决心不再离去，这才要求斯诺在报道中不要提及他的名字，也不要照相。

后来，黄华根据组织命令来到武汉，从事青年干部培训工作，当时有很多知识青年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才到陕北参加革命的，他也培训了成千上万名青年走上抗日前线。

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之后，黄华承担起了大陆的外交工作，还跟随周总理出席了两次具有特别意义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当时黄华是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活跃在各国记者之间，让众人记住一位谦谦君子，幽默风趣的外交官。

除此之外，黄华还被指定为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谈判的三人小组之一，为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作出了卓越贡献。黄华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为人处事恰到好处，也让周总理对他颇为赏识，许多重要的工作委托他处理，他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每次都能完成任务。

相信大家不会忘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笑，西方记者将这一笑称之为“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就是黄华。

后来，黄华成为了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代表，出席各种会议，在会议上发言让世界各国听到中国声音，但在出席一次安理会会议时接到了一份特急电报。

黄华接到了斯诺病危的消息，他处理完事情之后，马不停蹄的来到斯诺住处，等他赶到的时候，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醒过来。一旁的马海德说道:“你看谁来了？”

原来虚弱的斯诺听到黄华的声音后，脸上瞬间绽放出了一抹不常见的兴奋笑容，还用瘦骨如柴的双手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说道：“我们三个人凑到一起来了。

黄华看望斯诺，不仅仅只是代表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斯诺的问题，他本人也是斯诺的挚友，这份情谊黄华一直记得。

1976年，黄华接任外交部部长一职，他时刻谨记周总理“外事工作，授权有限”的八字告诫，凡是对话表态的口径，他都会亲自过目，也会向组织写报告，避免发生任何错误。

接任外长后，黄华多次率团访问亚非拉美欧几十个国家，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也取得了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成就，比如实现中美正式建交。

只不过，一向谨慎，从不出错的黄华在1985年的一天遭到了邓公的批评，等调查结束后才发现只是一场误会。

原来，当时正值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期间，一位香港记者就此对黄华进行的采访。虽然香港回归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在细节上，还存在一定争议，尤其是驻军问题。

5月，港媒发布了一篇报道，文章指出中国不在香港驻军，邓公在得知消息之后勃然大怒，说道：“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

这件事传到黄华这里时，黄华感到十分奇怪，他并没有向记者讨论驻军问题，但他经过考虑之后，感觉事情严重，准备立即给邓公汇报实情。

电话打通之后，接电话的是秘书王瑞林同志，黄华对此事做出来详细的说明，还以个人荣誉作保证，从未在任何地方，包括记者面前提过香港驻军问题。

等调查结束后才发现误会黄华同志了，原来是另一位同事心直口快说了一句“中国也许不在香港驻军”，此话一出就被别有用心的媒体扭曲为“不必驻军”。

但二人是一起采访的，让人误解为黄华的意见也一样，等一切真相大白之后，邓公主动为黄华澄清了事实。

外交无小事，虽说不慎掉入了记者挖的坑，但舆论方面必须重视，不久之后，邓公召开记者会神色凝重的重申中方立场，坚定的表示香港一定会驻军。

一，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外交家黄华

黄华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纵横捭阖，搏击风云；对待外国友人，他和蔼可亲，广结善缘。在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参与了中美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工作，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协助斯诺完成《西行漫记》

1913年初，黄华出生于河北省磁县一个大家庭，19岁那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学。他的夫人何理良曾回忆说，燕大当时作为教会大学，是用英文教学的，黄华的英文很好，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6月，黄华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立时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念头。恰好这时，燕京讲师埃德加·斯诺诚邀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黄华不假思索，高兴地一口答应了。斯诺的这次延安红区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写出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辉煌历程和毛泽东的传奇经历。这本书其中就有不少黄华的功劳，特别是后来随斯诺到前线去采访，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保证了记录的准确。但是因为当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他的参与。

这次旅行中，黄华初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非常感谢黄华托周恩来转交他从西安带来载有鲁迅文章的杂志，他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运动后好久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并当即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60载伉俪情：结草衔环好姻缘

　　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当时的延安，约有两万多干部和学员。其中，就有跟随父亲何思敬到达延安，成为军委俄文学校学员的何理良。

　　何思敬早年在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7年初受广东革命政府邀请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来到延安后在抗大任教，后遵照毛主席指示，在编译局翻译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39年冬，何理良的母亲王艾英带着她和她的弟弟、妹妹从香港来到延安，那时何理良才14岁。

　　“何理良是朱总司令姨侄女贺高洁的同学，常一块儿到总司令的院子里来玩，因此我常同她见面。”在书中，黄老回忆旧事时这样写道。而把两人“撮合”到一起的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何理良提到往事时说：“有一次康克清看到我，跟我说找对象就得找像黄华这样的。说他不错，知识分子，待人诚恳。我当时心里也觉得他不错。”在她眼中，黄华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很关心她，当时她缺一本俄文的语法书，他就想方设法找到了送给她。“我挺高兴的。”她笑道。那时延安的娱乐生活非常简单，恋爱时两人唯一算得上浪漫的事情就是参加周末晚上举行的舞会，在“打谷场上，穿着草鞋，在油灯底下，在一把胡琴的伴奏下跳舞”。1944年秋，他们决定共结连理，但那个阶段，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还是从一张集体照中“抠”出来的。镜头中，年轻时代的何理良梳着齐耳短发，身上穿的一件翻领的棉袄似乎颇为时尚。何理良笑着解释，实际上那就是延安统一分发的制服，只是因为不喜欢大家都穿同样的衣服，所以请妈妈改了一下，在领口处缀上了别致的齐排扣，从而显得与众不同。

　　黄华与何理良携手走过六十多年，“他给我留下两句话：‘如有来生可期盼，结草衔环好姻缘’。”何理良说。

引人注目的外交才子

“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何理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感叹到。新中国成立后，黄华一直在中央外事部门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黄华参加了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参加会务领导工作并活跃于各国记者之间，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由于他工作作风认真负责，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很多开拓性工作委派他处理。如20世纪60年代，他任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首任驻加拿大大使，直至任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期间，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的大使。

1971年11月，任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黄华参加了周总理与基辛格的主要会谈，并参与制定轰动世界的尼克松访华的公告。斯诺生前曾评价说：“在周恩来培养的外交谈判人员中，数他才华出众。”

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邓小平应邀访美，这是大陆政府首脑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据原公安部凌云副部长回忆，台湾特务及美国恐怖组织企图对小平同志搞暗杀活动。中央高度重视小平赴美的安全问题，指示国务院、外交部和中央警卫局研究应对措施。1月6日，黄华将中央的决定通知公安部长赵苍壁，由凌云负责安全事务，先期赴美协调。1月28日，邓小平由美国两位负责安全的官员专机陪同到达华盛顿。2月2日，邓小平从宾馆到西蒙顿市参观，在大厅出门时，一歹徒抢在美安全官员凯利之前，奔向邓小平，被美方警卫人员制服，化险为夷。2月5日，小平结束在美国的访问，于2月8日回到北京。在陪同小平同志访美期间，黄华表现出对党和国家的高度忠诚，恪尽职守，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能力，会同各方面力量，为这次访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第五任外交部长

1976年12月，正在纽约的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回国。12日，刚刚下飞机的黄华便被告知：中央已决定让他担任外交部长。这样，他成为新中国的第五任外交部长。在他任外交部长期间，实现了中美建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黄华深情地回忆了他在邓公领导下负责外交部工作的体会。在他看来，邓公身上兼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主要优点，既是战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认识和阐明问题的本质，果断明快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又善于在策略上过细地指导具体工作的实施。正是邓小平针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新动向，发展了大陆的国际形势观和外交思想，对原来不适当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做法作出调整，使中国新时期的外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时期。黄华还透露了与邓交往的细节，邓公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我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小平同志是四周前从黄山参观回到北京的。他撩开裤管对我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掉。我坚持自己走上黄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我深深感到小平同志那种刚毅精神还像他年轻时一样，丝毫未减，令人敬佩。

1983年至1988年，黄华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除承担繁重的国务活动外，又满怀热情地组织外交界人士、专家和学者，开展了对中国国际友人的研究工作。

　　1984年9月，黄华发起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三S指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黄华在成立大会上赞扬了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的功绩。他说：“在大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里，时常看到一些外国新闻记者的身影。他们不畏艰险，冲破封锁，记录中国革命的狂飙巨澜，报告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1991年，黄华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黄华的领导和主持下，国际友人的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国际友人丛书》。由于黄华竭心尽力地工作且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各国友好人士和青年们的敬仰。

耄耋之年写回忆录

2007年，黄华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黄华是从91岁开始写作的，前后花了4年时间，总计45万字。”何理良介绍说，书中关于我党延安时期的半官方的外交史，几乎全靠他个人记忆。“他记忆很不错，别看昨天的事情记不住，但那些年轻时的经历，比如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两次、在狱中写作、出小报《牢狱之花》等经历，1949年南京快解放时，他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让他到南京与司徒雷登见面，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等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

　　晚年的黄华仍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重病中的黄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琢磨国际上的事情。黄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比如，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由于黄华常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1972年和1973年，黄华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都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的。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事实上，这时候的驻外人员常常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当时还曾经发生过一起常驻纽约代表团的服务员王锡昌同志在罗斯福旅馆被害身亡的不幸事件，经查王锡昌房内的暖瓶里有剧毒的尼古丁溶液，中方怀疑是蒋帮特务的暗杀阴谋。

　　何理良说，之后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在保卫工作方面做了许多规定，而美国人对他们这些驻美的中国外交人员也有很多规定，比如不允许他们在哥伦比亚广场20英里以外的地方活动，如果要去，事先要报告美国国务院得到批准才可以。“有一次大陆的乒乓球队到美国访问，比赛正巧在20英里外，所以我们只好专门申请才能去看比赛。”她说，美国当时是把中国当成敌对国家对待。“我们门口总停着一辆汽车，只要我们一出门就尾随，有时候我们星期天去郊外看风景，他们的车就在二十步开外的地方停下来。”

二，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基辛格秘密访华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几个细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华担任中国驻加纳大使、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时出使埃及，是中国唯一一位未被调回国参与“文革”的大使。他是直接参与中美建交，同基辛格秘密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披露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时鲜为人知细节。

经过中美双方几次特别信使的传话，尼克松总统决定委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大陆。

1、途经巴基斯坦

基辛格原是德国犹太人，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入美国籍。他战后进哈佛大学，专攻国际问题，获博士学位，有一系列重要著作问世，成为国际战略问题的权威，并担任几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或军事顾问。尼克松被选为美国总统后，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使他成为尼克松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军师和特使。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的访问，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美最高层已有重大的信息交流，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对这次访问还不是很有信心，是把它当作一次必需的冒险来进行的，此行以“波罗行动”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那样冒险。

6月30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基辛格博士前往南越、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

7月1日，基辛格启程，两天后到达西贡，同南越总统和美国大使晤谈，众多记者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他的活动。第二天到了曼谷，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些。6日抵新德里，反战示威者迫使他从边门溜出飞机场。8日抵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只有三个记者跟着，他很高兴。

按既定日程，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停留四十八小时。他先去总统府拜会叶海亚·汗总统，在美国大使馆同大使共进午餐，然后出席叶海亚·汗总统特意为他举行的便宴。在宴会达到高潮时，基辛格突然手捧腹部，连叫难受。南亚地区那时流行德里痢疾，基辛格突然肚子疼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叶海亚·汗总统大声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恢复健康，要他到北边群山中叶海亚·汗的别墅去休养。基辛格正在迟疑不决，巴基斯坦总统坚决而且恳切地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要依主人而不是客人的意志做决定。基辛格手下的一位特工，马上派他的一个同事到山口别墅那里去打前站，了解情况。

宴会结束，基辛格正在宾馆休息，打前站的特工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别墅不宜于居住。基辛格只好请巴方把那位倒霉的特工扣留在山中，因为这只是一出戏，基辛格并不是要去那里，而是要去中国！

第二天，7月9日，伊斯兰堡的凌晨3∶30时，基辛格在宾馆起床，吃早饭，4时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汗驾驶的军用汽车去机场，他戴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路过的行人把他认出来。

在机场，一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就看到从中国来迎接他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和其他中国官员。没想到的是，也在机场的一位巴基斯坦籍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认出了基辛格，问巴基斯坦官员基辛格要去哪里。回答是要去中国。

这位记者连忙回到办公室，向伦敦报社发了一条报告这条重要消息的急电，幸好伦敦的值班编辑“枪毙了”这条消息，骂这位记者准是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真荒唐！

2、抵达北京

在四千公里以外的北京，人们认真地准备基辛格博士的秘密来访，也已经有些日子了。我在1971年年初即已接到中央通知，到加拿大任大使。以徐中夫参赞为首的前站人员已于2月份出发去渥太华。4月间周总理通知我另有任务，暂推迟赴任时间，并向加方打招呼，取得谅解。

1971年5月下旬，在周总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会后总理就此向毛主席写了报告，得到主席的批准。中央决定为此项任务成立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和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

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带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博士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主席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就这样，我这个已被北欧四国驻华大使设宴饯行的人就把自己关在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里一个多月，潜心为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做准备。

当时周总理为谈判成立了专门的班子：叶帅、我、美大司司长章文晋、周总理特别助理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冀朝铸和唐闻生等人参加。这个班子仔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国的情况，反复讨论了会谈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作了研究，周总理经常亲自主持讨论。他也看了尼克松的著作《六次危机》、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刚发表的演说、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以及基辛格的主要著作。

外交部根据不卑不亢、以礼相待的精神，上报了接待基辛格来访的具体方案，并与有关单位配合做好一切安排。至于住所问题，叶帅本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十八幢楼里物色一幢较大的楼给基辛格一行，但是那些大楼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陈永贵、吴桂贤占用了，可供美国客人和我方工作班子使用的只有四号和五号两幢小楼。为此叶帅很不满意。

巴基斯坦总统对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中国大陆事宜高度重视，对各个环节包括用专机送接均作了充分准备。

7月6日中午，试航的巴基斯坦波音飞机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等人去机场迎接。8日清晨，巴基斯坦专机返航，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随机去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

7月9日北京时间正午12时，基辛格等六人在章文晋一行的陪同下乘巴基斯坦专机抵达南苑机场，叶帅、我、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

当时尚在文革高潮中的北京，处处都悬挂着革命和反帝标语。为了保证基辛格秘密访问的成功，经请示毛主席，对各种标语不作任何改动。基辛格抵达机场后，由叶帅陪车，我则陪同美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进城。

在从机场到钓鱼台的公路两边不时出现大幅标语：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霍尔德里奇问我，标语写的是什么内容，我如实给他翻译，他感到很不自在。直到与周总理会见，美国人的紧张感才得以消失。

3、多轮会谈

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周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方参加的人员有：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参加的人员有：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斯迈塞(负责印支事务的官员)和洛德(基辛格特别助理)。在场的还有中方的翻译、记录员。

周总理按照中国尊重客人的习惯请基辛格先谈。基辛格拿出了一本足有七公分厚的文件夹，读起他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我们都耐心地听着。基辛格读完后，周总理说：交谈嘛，何必照着稿子念呢？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会谈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

基辛格一开头就说，尼克松总统仔细阅读了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尼克松总统有一个信念，强大的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任何根本利益都不构成威胁。在没有同你们讨论和没有考虑你们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涉及你们利益的任何重大步骤。

周总理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邀请你们的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大陆就是证明。

总理谈起台湾问题，说台湾属于中国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台湾包围起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这是关键。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应当限期从台湾撤走。美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又说，尼克松总统给我们的口信是“要走向同中国和好”，这就应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归还了中国。

基辛格说，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也不支持台独。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台湾也许早已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目前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三分之二与印支战争有关，美国已决定尽速结束印支战争，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撤出三分之二驻台美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撤出其他部分。

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保证不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鼓励、不支持台独运动，不再重复“台湾地位未定论”。关于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这一政治问题，预计在尼克松政府下届任期的前半段可以解决。基辛格谈到恢复大陆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表示将放弃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的重要问题提案，同意以简单多数票接纳大陆，并同意大陆取得安理会席位，但驱逐台湾问题美国仍坚持需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周恩来发言反对此议，表示进联合国的问题中国并不急，问题是美国将陷于矛盾和困难之中。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出于仁慈，提前释放仍在中国服刑的几名美国犯人。那时在中国服刑的美国犯人，既有朝鲜战争期间侵入中国领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唐尼和费克图，也有在越南战争期间侵入中国领空的美军飞行员史密斯和费林。

周总理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表现好的罪犯可以缩短刑期。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与此战争有关的美国犯人释放问题不予考虑。事后，大陆政府于1971年释放了费克图，1973年释放了唐尼。后来到美越停战协定签署和生效后，中方与越南政府采取同步释放美俘行动，才把史密斯和费林押解出境交给美方。

在六次会谈中，中美双方的话题必然涉及了总的国际形势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

基辛格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损失惨重，日本彻底失败，因而欧洲和亚洲都出现了真空，美国被迫卷入世界各个地区，给自己造成了预料不到的困难。美国要调整对外政策，今后对外承担义务要有条件，一些国家受苏联威胁而不能抵御时美国才进行干预。

周总理说，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局部战争从未停过。美国到处伸手，苏联急起直追，进行对外扩张，结果都陷入了困境。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使世界局势一直处于紧张和动乱之中。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讲话中说，世界出现了五个力量中心，中国是其中之一，世界要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但我们认为，经济扩张必然导致军事扩张，只会使世界继续动乱和紧张。中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即使将来强大了，我们也不做超级大国。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准备好对付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来的进攻。

在说这段话时，周总理发现，可能由于正在旅途，基辛格还不知道尼克松的这篇堪城演说，便让中方会谈后复制多份，送给基辛格。基辛格很感谢，也有些尴尬。在其他国际问题中，周总理着重谈了印支问题，说这个问题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要求美军和一切外国军队尽快撤出印支三国，让印支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说美国现在的方案是拖，走一步，看一步，结果反而增加问题，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美双方除了就上述这些问题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向，并有所交锋外，还讨论和解决了当前需要解决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确定不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建立新的直达双方最高层的秘密联系渠道——巴黎渠道，中方联系人是驻法大使黄镇，美方联系人是曾任尼克松翻译的驻法武官沃特斯。更重要的是，商定双方将同时(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华盛顿时间7月15日晚上10时30分)发表尼克松将应邀访问中国大陆的《公告》。

因周总理在7月10日晚上另有重要活动，根据他的指示，我和章文晋先与基辛格就公告草案谈了一轮。

双方都提出了一个稿子。我们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同我们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我们这次的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我表示，台湾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怎么谈得上？关于尼克松的来访，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我说这不大符合事实，我们是同意邀请。基辛格也不同意我们的稿子，说那样就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问中国大陆。

双方会谈暂停后，我根据周总理事前的指示，直接去见毛主席向他汇报。当主席听我说基辛格认为中方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问中国大陆时，他笑着说，要改要改。当我们告别主席走出他的书房时，我回头再看了一下主席，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向我们弯腰抱膝。我问王海容，主席在做什么。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我们忙说，真不敢当，希望主席健康长寿。

第二天上午，在周总理提示下，对中方草稿略加修改，我们再与基辛格会谈，即刻取得一致，双方皆大欢喜。最后商定的《公告》全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获悉”(英文为Knowingof)两字是周总理的杰作，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问中国大陆的问题，使美国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公告》不把尼克松的访问中国大陆说成是将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却点明要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只是像美方初稿所说的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基辛格在这次同周总理的会谈中主动谈美国将逐步从台湾撤军，却不愿谈中美关系正常化，把它推到尼克松的下一总统任期。

美方的《公告》稿是与此一致的。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的具体时间，周总理曾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问过，是否定在1972年5月1日以后，因听说尼克松要访问苏联。基辛格表示，最好在3月、4月，而且是先来中国。当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公告》的最后定稿，谈到尼克松5月以前来中国时，毛主席说，《公告》一发表，就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此后的事实果然是如此。

三，《黄华回忆录》：揭秘国人最喜欢的毛泽东像

1936年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了。我们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诺提议给毛主席照一张相。我们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主席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请主席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像。

接受斯诺邀请去陕北苏区

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燕京大学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斯诺同我简单地计划了旅程，他先去西安，办好有关我去那边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密语电告他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我就可以动身，到西安西京招待所同他见面。他很快坐火车离开北平。斯诺离开北平几天后，海伦通知我说，收到斯诺的电报，我可以动身了。我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当时陕西和西安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这里有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部队，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特务系统和康泽的别动队。张学良是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

斯诺一行出发北上后，我一个人留在西安等候。

在苏区，人们对金钱的观念非常淡漠。到了保安，我向海伦借的钱还剩下十五块大洋，放在我的裤兜里，丁零当啷的，很累赘，我把它们交给了林老伯渠(苏区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很高兴地说，谢谢，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全国人民最喜欢的毛泽东像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和王林同志按约定时间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在保安，斯诺采访毛泽东之后，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帮斯诺制订了采访计划。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革命是名列前茅的采访对象。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了，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二十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我们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诺提议给毛主席照一张相。我们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主席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请主席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像。1971年冬，斯诺病重，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透过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之中。

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待请斯诺先把他(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一面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泽东。这样工作了三次，完成了毛主席交待的任务。

1936年9月初，前敌指挥部得知蒋军嫡系胡宗南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三十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

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宝贵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了。

斯诺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的事迹和主张；这些报道成为当时最轰动的新闻。

四，

追溯原外交部长黄华经历：参与与中美建交谈判

黄华：中共外交史的缩影。黄华去世当日，美国《纽约时报》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黄华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追溯黄华的外交经历，称之“资历最老的外交家”他应当之无愧：1949年前，他是延安和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外交的“在场者”；1949年后，他是中共外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并且在外交领域供职毕生。他的外交生涯伴随着中共三代领导人走过，他的名字就成为外交史上的缩影。

在黄华求学的时代，日本的入侵，使“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课桌”。黄华与同时代绝大多数人一样，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黄华成为领导者之一，并在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北平学生的领导成员之一。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后来到燕京大学任讲师。由于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黄华、张兆麟等进步学生经常利用斯诺家的客厅举行会议。1936年，通过宋庆龄的帮助，斯诺被获准到陕北苏区采访，他请求黄华陪他同去做翻译，对中共很向往的黄华自然同意。他不顾毕业在即，连毕业证书也不要了，立刻动身前往陕北。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领导，对斯诺的到来很重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斯诺安排采访计划，因为这既是对外宣传中共主张的最好机会，也是中共外交的一次演练。因此，斯诺不但采访了毛泽东，还采访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而作为翻译的黄华，就成为“在场者”。

当时黄华已是中共党员，毛泽东没有把他仅仅看作一名翻译。在斯诺在西北的采访结束即将赴前线时，毛泽东特别交代黄华说：让斯诺先将他谈话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内容整理出来，你尽快翻译，并交给通讯员带回修改。同时，你要以白区学生代表的身份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黄华在陪同斯诺在前线采访的间隙，斯诺将毛的谈话整理出来一部分，黄华就翻译一部分，交给通讯员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保证记录的准确性。

斯诺据采访创作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在上海以《西行漫记》为题翻译出版后，人们见不到对此有催生作用的黄华的名字。这不是斯诺的错，而是黄华的要求。黄华到了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他的参与。

进入耄耋之年后，黄华回忆陪同斯诺采访这段历史时，依然很少谈到自己的作用，倒是提供了一段关于毛泽东戴八角帽这张照片的往事：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时，先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照一张相。在陪同毛走出窑洞后，斯诺看到毛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请毛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国人民都熟知的早年毛泽东形象。1971年冬，斯诺病重，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

1936年11月中旬，黄华回到保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红军总部下属的后方司令部担任翻译，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等对延安的采访。1941年，黄华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同时兼任军委领导下的外海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正式步入中共的外交领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949年后，黄华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一员。50年代初期，对中国外交有着开创意义的两次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和新闻发言人随行，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黄华参与新中国的诸多外交决策。参与中美建交谈判，是他外交生涯中浓重的一笔。

历史进入60年代后，伴随着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排除了来自苏联的羁绊，冷战阴影下的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新方略。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并作为确定“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即成为必要。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的访问，是中美建交谈判的开始。尽管中美最高层已有重大的信息交流，但冷战阴影下中美双方的敌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仍然对此信心不足。基辛格以“波罗行动”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那样冒险。

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基辛格借前往南越、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0天访问的机会，在7月9日从巴基斯坦“失踪”前往中国。周恩来带黄华向毛泽东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博士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泽东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就这样，毛泽东把为基辛格访华做准备的重任交给了黄华。黄华成为周恩来为与基辛格的谈判所成立的专门班子的成员之一。黄华把自己关在钓鱼台国宾馆一个月，并直接参与了中美建交的谈判，成为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

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6次会谈。在此期间，黄华也与基辛格有过会谈。根据6次会谈结果，中美双方各自先提出了一个公告草案。中方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同中方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中国的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的贡献。黄华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台湾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怎么谈得上？

最关键的争议出在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措辞上，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中方认为是“同意邀请”，基辛格认为中方的稿子，很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在黄华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我根据周总理事前的指示，直接去见毛主席向他汇报。当主席听我说基辛格认为尼克松认为中方的草案的意思是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时，大笑着说，要改要改。”

7月16日，双方发表的会谈《公告》这样表述：“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在后来基辛格和黄华的回忆中，都把公报中的“获悉”一词，称之为周总理的“杰作”。这个词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成为他和黄华友谊的起点。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作为中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黄华接受基辛格的建议，在中美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1972年和1973年，黄华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都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

2008年8月，85岁的基辛格应邀出席奥运会开幕式。11日，他特地拜会了已经96岁的黄华。当年的“谈判对手”轻松地叙谈友谊。黄华送给基辛格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DVD，记录了他秘密访问中国，及第二次访问中国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

黄华在中美建交历史上的贡献，也为美国所记住。黄华去世当日，美国《纽约时报》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黄华“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文章说，作为举世闻名的周恩来总理的左右手，黄华是一位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下，黄华所做的努力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外交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黄华回忆：我们是如何别了司徒雷登的

1949年8月，美国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实际上宣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失败，司徒雷登则被限期召回，并被严禁公开发表言论，以免妨碍美国政府反共反华政策。毛泽东写了尽人皆知的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反动愚蠢的对华政策，其说理之透辟，令人折服。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团中央工作，调我来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了我，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与任弼时商量后，令我立即参加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我动身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嘱咐我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对此，我的理解是，当时中央十分关注美国是否会对新中国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在南京、上海一带集中了刘、邓、陈、粟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一百多万的强大兵力。

　　我于4月20日由北平乘火车出发，先在天津东站下车，乘外事处的轿车回我的宿舍匆匆取了行李，再赶到天津西站，上了同一趟火车南下。在火车上，我看见许多熟人，其中胡定一、崔烈等英语很好的同志和他们的夫人是准备到南京外事处工作的。车上还有我很敬重的《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因铁路被战争破坏，火车到了蚌埠，不能再向南行驶了。我们换乘解放军的大卡车沿着铁路线到浦口，过江进城，这时南京已经解放两天了。

　　刚解放的南京，情况复杂，市面冷落。由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和领导的南京军管会的工作万分繁忙。我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会会议，汇报了北平的情况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外事方面的指示，市委对南京的外事工作进行了研究。

　　南京外事处设在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内，我根据周恩来副主席交代的任务，组建外事处，开始工作。一面接管旧政府外交部，安置其留下的人员，将大量档案运往北京;一面着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和侨民的工作。

　　我一到南京就听说有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处，引起一些外国使节的不安。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共可能比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还要厉害，所以他们很紧张。后来他们逐渐明白了，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既是革命之师，又是文明之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的任何外国驻华人员的外交身份和特权，对留在南京的外国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关于建交问题，我们声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执行经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我召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司徒雷登于1949年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中国人)求见我。7日，我接见了傅泾波。他首先为司徒雷登辩解一番，说司徒一年来渐渐了解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点已获得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意。傅泾波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我会见，并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换另一个人好些。”我告诉他，会见的事待考虑后再说，并表示，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创痛，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用，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实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我是1932年到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上学时认识司徒雷登的。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十一岁时被送回美国上学，主修神学，1905年又被美国教会派到中国传教。1919年到北京创办燕京大学，担任校务长长达二十七年，治校颇有方略和成就。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他在日军占领的北平被秘密软禁。日本投降后，因他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经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推荐，1946年7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使。根据他的日记和回忆录可以看到，他出任大使后，尽管也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他的着眼点是加强援蒋压共，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至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国民党在东北的处境万分危急，他还频频致电美国国务院推动援蒋。国务卿马歇尔不愿美国更深卷入中国内战，未同意他的要求。看到解放军南进，所向披靡，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便改变为美国效劳的做法。他于1949年3月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建立美中新的关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我党领导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因而在国民党政府要求外国使馆同他们南迁广州时，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不走。4月21日，我军渡过长江，23日南京解放。当时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其余国家的使节，包括梵蒂冈的代表仍留在南京。但苏联在南京还留有一秘A.M.列多夫斯基外交官，同南京外事处时常保持联系。我们就有些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问题时常向他们请教。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乘车送客人到美军观察组驻地。黄华随行。

　　经批准，我以私人身份于5月13日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同他会晤。我先问他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他对此事表现平静，只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他见到了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我对司徒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将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后统统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我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大陆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即将解放上海，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这次会见以后，司徒雷登又派傅泾波来见过我两次。傅泾波除谈了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请去沪外，还说司徒雷登对上次所谈军事问题采取负责任态度，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分驶往日本，一部分驶往其他地方。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舰队即行撤走。你们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将自该处撤走。他还说，麦克阿瑟主张青岛美舰不撤，国务院后来决定撤。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我说，美国如愿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

　　我与司徒雷登会晤后，南京原外交界人士中传说，司徒雷登已与我取得联系，要求其他外国使馆同美国使馆一致行动;还传说我带来了周恩来的信。这引起其他使节疑问，纷纷要求与我见面。10月3日，我以南京市军管会委员兼外事处处长名义把留在南京的所有前外国外交官召集到外事处会客厅，宣布我党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在南京原各国使馆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些外国人是第一次同中共军管会官员接触，颇感紧张。当时，我只用普通话宣布我方政策，有些外国人不懂中国话。这时在中国樊城出生的加拿大大使馆临时代办切斯特•朗宁(穰杰德)用普通话问我，是否允许他把我的话译成英文，我点头同意，会场气氛立刻变得更加活泼。

　　经请示中央，我于6月6日又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请他们到外事处第二次会晤。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国问题。我告诉他可按侨民身份来外事处申请。司徒雷登又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美苏间存在误解，迟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我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二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我表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司徒雷登说，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今后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他迁，则可肯定美国代表也不拟随往。但因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故美国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援问题，现在所运来的，已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我对他说，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不久就要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最后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美中关系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苏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

　　6月8日，傅泾波再次来见我说，经与司徒雷登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就美国对同新中国的关系上很难做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做出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并问我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我告诉他有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顾虑。傅泾波说，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司徒雷登近期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请我代为转达。我问有何具体考虑，傅泾波说，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我告诉他，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他去北平并非易事，铁路在战争中被损坏严重，目前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不便。他说，司徒雷登在明孝陵机场有一小型飞机可用。我表示这事恐不可行。

　　会见后，我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渠道同他接触较方便，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

　　6月27日，傅泾波再次来访，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6月16日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一封。信中说陆志韦已见过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来北平，可获当局同意。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望我去电问明北平意见。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后，6月28日我告诉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员护送下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飞机。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易引起一些抨击，于事不利。他决定将此事再报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

　　估计美国政府的主流派因怕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新中国的威信和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来访，告诉我，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

　　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出境手续，又找我谈了一次，他问我对美国今后对华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诉他，现在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司徒雷登说，他认为美国政府最近也不能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发展情形再谈。他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但是它对形势的看法有错误。他对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评论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问题。我回答说，我们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在中国并遵守法律的，我们都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

　　在这里，我想追述一件有关的事，这是几年后我才从周总理那里知道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非常想到北平见中共领导人。当年6月，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五十亿美元，接近印度十五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6月24日，陈铭枢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六月下旬罗隆基到北京时，得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即将发表(其中有“一边倒”的方针)，未敢向毛泽东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许多年以后只是告诉了周恩来。

　　最终，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偕傅泾波一行八人，乘美国运输机按我南京军管会指定的出境航线，从南京登机返美。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期间，司徒雷登又遭到监控和盘查。

　　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三年，正值国共关系破裂，内战激烈，革命力量全线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大规模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之时。国际上，美苏冷战日益加剧。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力图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政策。从司徒雷登托人向中共传话说，只要中共不完全亲苏，美国愿向中共提供巨额货款这一点即可看出，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妄想阻止中共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影响新中国成为亲美政权。自从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之时起，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美国当权派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用几十亿美元和庞大的军事顾问团给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府撑腰打气已无济于事，于是酝酿脱身政策。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在退却中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实际上宣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失败，司徒雷登则被限期召回，并被严禁公开发表言论，以免妨碍美国政府的反共反华的政策。毛泽东写了尽人皆知的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反动愚蠢的对华政策，其说理之透辟，令人折服。

　　白皮书的主旨是讨论谁失去了中国。更确切地应该说是谁失去了在中国的机会。在1944年，美国在同中共的关系中，曾有过难得的历史机会。毛泽东原是很看重美国的，他欣赏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高度评价美国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技术，曾表示愿在战后同美国合作，促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美国的当权者根本不听美国一批十分有远见的年轻外交官和记者的分析和建议，无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味支持国民党，并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内战。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美国仍支持蒋介石政权，军方把台湾看做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惜与新中国为敌。1949年10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继续承认蒋台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推行反共和培植亲美政权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极端错误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历史的反思长达二十二年，直到1971年基辛格博士秘密来访，冰雪才开始融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将近三十年之时，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他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达数十年之久。他把燕京大学这所教会大学办成一所出色的世俗大学，使它不愧为名校之一，声誉甚佳。他对中国了解甚深，社会联系宽广，1947年，司徒雷登被马歇尔推荐出任驻华大使，颇有人望。但他是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执行美国政府政策，扶蒋灭共。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率残部迁至台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司徒雷登转退一步，伫守南京，观察动静，企望与中共领导层接触，摸清底细。说到底，司徒雷登、艾奇逊等是为在美苏争夺中打中国牌，意在把新中国拉到美国方面。但是，历史的车轮未按照司徒雷登的意志转动，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六，黄华回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斗争始末

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共和党竞选纲领的对华政策部分很不好，它的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许多亲台湾，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尤其是提出了真正的“倒联络处方案”，即按1973年台湾在美有“大使馆”，中国在美设联络处的方式，现在中国在美有大使馆，让台湾在美设联络处。对里根的这些言论，我们的报纸已公开批驳。里根怕影响他的当选机会，派竞选伙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曾于1974年10月至1975年2月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G．M．布什，到北京来向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8月22日，邓小平会见了布什，驳斥了里根的言论和布什的解释，并要布什向里根转达：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1980年大选后哪一个政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

1980年1月，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就职前夕，他的外交顾问克莱因访问台湾，一到台湾就大放厥词，说中国军力落后，不足以牵制苏联，美国在战略上无求于中国，可以加强美台关系而不必顾忌中国的反对。接着，台湾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又收到请柬，出席定于1981年1月20日举行的里根总统就职典礼。蒋彦士是台湾执政党的主要成员之一，显然具有官方身份。同时有消息透露，美国将允许台湾在美增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另外，在中美建交谈判中，我方提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认为这是美国损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要求美方停止。美国没有接受，只表示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于1980年终止前暂停售台武器。邓小平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会见美方谈判代表、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时斩钉截铁地说，美国售台武器不能只停一年。但是这年还没有结束，又传来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消息。荷兰也想卖武器给台湾，并于1980年11月作出了售台两艘潜艇的决定。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必须同美国政府进行一场严正的、坚决的斗争。

首先，我方在北京和华盛顿就美方邀请蒋彦士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事进行严正交涉，明确表示，这是制造“两个中国”，如果蒋彦士真的出席这个典礼，中国大使柴泽民决不出席。美国作出了让步，由它的驻华大使伍德科克通告中方，已经抵达华盛顿的蒋彦士已因病“住进了医院”，肯定不会出席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柴泽民大使这才接受美方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了里根的就职典礼。里根就职后，我们同美国朝野重要人士多方进行接触。3月间，柴大使拜会里根总统，阐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宋之光于1981年1月2日召见荷兰驻华大使，表明如果荷兰坚持卖潜艇给台湾，中国将不惜将两国外交关系降格。我们还将这一决定通告了美国。5月，由于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降格为代办处。

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14日和15日，我先同他谈了两次。头一次谈国际问题，第二次谈双边关系。在第二次会谈中，黑格先发言。他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向中国转让高一级的技术，准备取消不允许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以对待其他友好国家一样的方式进行逐项审批，建议中国的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夏末去美国交换意见。在会谈中，我提出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说：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在许多重要方面违背建交公报，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向台湾提供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武器不是一般商品，向台湾出售武器不是民间往来。美国有意实行“一中一台”政策，把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取得国际地位。向台湾出售武器实质上是继续把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延长中国的分裂局面，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1970年联合国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称：“各国有责任不组织、煽动、资助或参与另一国家的内争。”美国是宣言的提案国。美国在南北战争时，反对英商向南方出售武器，同英国进行严肃斗争，迫英国付出巨额赔款。建交之初，我们就声明反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希望经过一段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一年多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容忍，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两国关系不仅不能发展，连停滞都不可能，如果中美关系倒退，将给战略全局带来严重后果。黑格说：战略全局是大车轮，台湾问题是大车轮中的小车轮，大车轮应该继续影响和制约小车轮。美国今后仍要为台湾提供仔细选择的、性能适度的防御性武器。我于是说：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不是小车轮、小问题，而是大车轮、大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和战略全局的大问题，希望能引起你们的严肃注意。16日，小平同志会见黑格，再次谈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他强调说，我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干扰太厉害会使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希望美国政府从更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黑格只说，美国会十分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黑格访华后，我们推迟了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对美国的访问，控制去美团组和带队人的级别，加强舆论对美国的抨击，通过第三国对美国领导人表达大陆的极端不满。8月，卡特政府同我们常打交道的几位高官在来华访问时，已经知道黑格在华会谈的一些情况，感到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向他们强调我方的忍耐是有限的，使他们懂得问题的严重性。9月，有消息透露，美将在年底或1982年初向台出售FX飞机(X表示尚未定型)，形势很紧迫。中央决定，借二十二国(包括中国、美国在内)首脑于10月份在墨西哥坎昆讨论南北问题之机，直接向里根提出售台武器问题，建议双方就此举行正式谈判。

10月21日，在坎昆喜来登旅馆美国代表团驻地，美方安排了一次中美工作午餐，除双方首脑外，我方出席的有我、浦寿昌、张再等官员，美方有黑格、温伯格、霍尔德里奇等。中国总理阐述了三周前即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为和平统一祖国发表的九点声明，说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会使台湾态度更顽固和拒绝接受我们的九点声明；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现在是售台武器问题。由于午餐时间较短，中国总理来不及按原定计划提出中方对售台武器问题的两点原则表态，建议由我另约时间通过黑格向里根转达，里根表示同意。

10月23日，还是在喜来登旅馆，我同黑格会见。我说：前天，中国总理同里根总统详谈了我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点方针政策。现在是美方消除向台湾出售武器和消除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威胁的最好时机。卖武器给台湾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美国解决需要一定时间，但我们等了三年，问题依然如故。我们有耐心，但不能无限期容忍。如果美国明确表示决心，消除向台湾出售武器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障碍，我们准备再给美国一些时间。这种灵活性的前提是：一、美国明确承诺，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方面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二、美国明确承诺，在规定的同样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至最终完全停止。这就是中国总理要我通过你向里根总统转达的两点。黑格回答说：1981年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远远低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一年。美国有义务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我们反复受到警告，说中国可能采取剧烈行动，对此我们十分不安。随后我和黑格约定，一周后我访问华盛顿时再继续谈判。这是当年6月黑格访华时，我们早已确定我将在10月回访美国。

10月29日上午，我如约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同黑格会谈，浦寿昌、张再同行。黑格先称赞中国执行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说美国保证不采取任何行动去阻碍或破坏中国执行这个政策。但马上又说，美国要继续执行谨慎、克制、有选择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不能规定在某一期限内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抛弃老朋友，使台湾被迫到国际市场寻购武器。如果接受中方的要求，就会被认为是美中勾结，把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强加于台。美国售台武器水平各年可能有高有低，总的来说，性能和数量今后都不会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中美双方的容忍都有限度，都需要灵活和善意。不要把对方逼到墙角。如果一方处在能胁迫对方的地位，和平统一便不能实现。我说，在我们两国就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时，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正常化不能只管一年。不是一年后你们就可以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反对任何外国卖武器给台湾。中国无法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和荷兰采取不同做法。美国承诺在规定期限内逐年减少以至停止售台武器，中国才能对美、荷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台湾如果转向国际市场寻求武器，我们会用对待荷兰的办法来处理。

一刻钟以后，我到白宫会见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黑格国务卿等人在座，我方参加的有浦寿昌副部长、柴泽民大使和韩叙司长等。里根满面笑容先寒暄了几句，然后，谈话转入正题。我说：中国正式提出通过谈判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不是要使美国为难，而是为了发展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不能期待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欺小国，怕大国。里根说：我们存在很大分歧，重要的是继续商谈，希望能取得积极成果。在台湾问题解决前，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我说：我方认为需要继续谈。但双方在谋求解决此问题时，如果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则不论性能、数量如何，即使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水平，都将迫使中国作出强烈反应，两国关系的停滞或倒退将不可避免。里根说：我们将谨慎小心地采取行动。

10月30日下午，我同黑格又举行了一次会谈。黑格说：中方突然要美国抛弃老朋友，把问题拿到谈判桌上，逼美方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向总统的信誉挑战，这样就把美国逼到墙角。美方同意就售台武器问题与中方会谈，在此期间美国将谨慎行事，但仍要做它必须做的事。中方未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承担义务，却要美国在规定期限内停止售台武器。美国同样准备应付中美关系全面后退的后果。我说：不能说中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提出的要求是把美国逼到墙角，相反，要求中国无限期容忍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侵犯，内政受干涉，才是把中国逼到墙角。最后我们商定，12月再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副部长级的谈判。

12月4日，谈判开始在北京大陆外交部进行。中方代表是章文晋副外长，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恒安石在第一次会上说，美国售台武器受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影响，但不完全取决于它。他预期售台武器不超过卡特时期水平，但各年会有不同，时高时低。12月11日，他又告诉我方，美国政府将非正式通知国会，将向台湾销售价值六千万美元的军事零配件，加上台湾为这批零配件的运输、保管付给美方的费用共为九千七百万美元。我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只是在美方作出三点解释和保证后，我方才没有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三点是：一、这批军售是坎昆会议前向台湾承诺的；二、只是零配件，不是武器；三、今后数月内，即中美谈判期间不再向台湾进行新的军事转让。

此后不久，即1982年1月，负责远东及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来北京，同我方进行了三天会谈。霍尔德里奇说，希望中美双方现在进行的谈判能达成协议，最后发表一项内容较为广泛的公报，包括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一系列原则，也包括双方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按《上海公报》的格式，在下月底《上海公报》十周年时发表。他还给我方打招呼说，里根即将发表同台湾联合生产FSE飞机的声明，因里根受到国会的压力，需在此问题上表态，但他已决定不提高台湾飞机的性能，不向台湾提供任何新型飞机，如FSG或F－16－79，也不提供FSE的改进型，只准备在1983年以后继续与台湾联合生产FSE。我们未理会他的其他话题，只就美国与台湾联合生产飞机问题表示不满，提出一系列问题要他澄清，直到他一再强调，里根要发表的声明是不同台湾做什么，而不是要同台湾做什么才作罢。

在霍尔德里奇访华后，我方于1月22日提出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第一个联合公报草案，核心是：美售台武器逐步减少，直至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在此以前向台出售的武器在数量和性能上不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草案只谈售台武器问题，不谈其他问题。1月25日，美方提出他们的第一个草案，又在2月15日提出第二个草案。美方草案回避了作出停售武器的承诺，而把售台武器问题与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至3月底，双方在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中都无法取得进展，谈判陷于僵局。4月6日，恒安石送来里根总统给小平同志的信，要求派副总统布什来北京会谈。我方同意。

5月5日，布什副总统乘专机抵达杭州，天下着大雨。他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说要同中方讨论的问题很多，是双方面临的而不是双方之间存在的重大问题，如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富汗、波兰、柬埔寨、世界经济危机等问题。这实际上是有意掩盖中美之间当时存在的危机，制造中美共商国际战略的假象。第二天上午，美方提出要与我方在杭州或北京就双方正在讨论的草案进行紧急磋商。我方建议请美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傅立民在北京会见我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了解中方对美方2月15日草案的非正式修改意见，即在我方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表述作某种美方可以满意的修改后，美对售台武器问题除表示以后要逐渐减少外，还应表示，美向台出售武器不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或美不寻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等。

7日，布什抵达北京，下午，我会见了他。我表示，售台武器的谈判陷于僵局，主要原因有二：一、美方不愿承诺逐步减少以至在一定时期最终停止售台武器。我们不把售台武器问题看成仅仅是武器问题，实质上是美方是否尊重大陆主权，是否愿意发展两国关系的问题。二、美方要把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同台湾海峡军事紧张程度联系起来，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国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先决条件，等于要中国接受美国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在建交谈判中，中方明确表示，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是继续承担保护台湾的义务，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将导致使用武力。因此中方要求，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留待建交后再同美国讨论。我重提在美国国会讨论《与台湾关系法》时及该法通过后我和中国外交部照会所表达的中方对该法的立场，并指出：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说美国总统不能确定停售武器给台湾的期限，那么如何解释美国关于无意无限期向台售武的表示?只有承诺停止售台武器，美国才能不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我方提出停售时限并不是一个新因素。当伍德科克大使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1979年可以不卖武器给台湾时，回答他的就是一句反问：正常化难道只管一年?在坎昆和华盛顿的会谈中，我们提出在规定的期限内停售，现在改为在一定的期限内停售，这是为了照顾美方，是我方在维护主权的范围内尽可能采取的灵活态度。布什说：如果1972年要求解决所有问题，就不可能有《上海公报》，在1978年要求卡特什么问题都解决，就不可能有正常化。我们提出的建议可能不会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推动这一进程。

5月8日上午，布什见邓副总理。除解释里根有关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立场外，布什还强调里根与卡特不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总统，而卡特却是一个软弱动摇的总统。卡特没有反对和遏制苏联侵略的外交政策，里根决心加强美国的力量，比任何一届美国总统更愿意采取行动对付苏联。小平同志指出，《与台湾关系法》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美关系中的阴影，是潜伏的危机。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再搞《与台湾关系法》，不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吗?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邓副总理要布什转告里根总统，美国领导人应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并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当天下午，韩叙副外长约见随布什来华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非正式地提出我1月22日草案的四段修改。

正当中美有关军售问题的谈判激烈交锋之际，传来6月25日里根总统宣布黑格国务卿辞职的消息。里根任命乔治•舒尔茨为新国务卿。据我观察，这同美国各派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有关。黑格感到他同里根总统的关系难以为继，愤而辞职。接任的舒尔茨国务卿基本参照里根总统业已批准的黑格备忘录原则同中方谈判。

期间，美方于7月13日由恒安石大使向邓副总理面交里根总统的信，并提交美方新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要他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终止向台出售武器极其为难，但他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除写入里根说的这两点，还表示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至最终导致最后的解决，美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在一段时间内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恒安石还说，在中美双方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后，中美高级领导人可以恢复互访，美国国务卿将访华，欢迎中国总理访美。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国务卿黑格对里根总统这次下决心起了积极作用。黑格对里根说，中美关系可能发生1949年美国“失去中国”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灾难，对这次失败，共和党要在政治上承担严重后果。

17日上午，我会见恒安石，转达邓副总理的回话：7月13日里根总统的信和美方新草案有积极因素，但双方立场仍有不少差距，要继续努力，通过商谈，争取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当天下午，韩叙副外长向恒安石提出了我方新草案并建议双方开始逐段讨论。又经过两次会谈，美方要在联合公报中写入双方对广泛国际问题的看法，被我方拒绝。我方对17日草案提出了修正案，美方同意以此修正案为基础开始进行逐段讨论。

8月7日，中美双方开始逐段讨论。美方提出一个新草案，却比上次提的草案又有倒退，还宣读新任国务卿舒尔茨的话，说关于售台武器的协议必须符合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韩叙副外长表示震惊，评论说美方这一主张将使我们的谈判没有讨论的基础。当晚美方转弯子，恒安石邀我方人员于9日共进午餐，进行非正式接触。午餐时，美方的调子有了改变，提出了一些可以商讨的建议。他们还说，19日美将就美台联合生产FSE飞机事向美国会发出通知，希望在此以前我们的谈判能达成协议。次日起至15日，双方每天都会谈，有时甚至是上、下午都谈。

双方在逐段讨论中的争执在于：一、我方要求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中双方确认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直接挂钩，美方反对；二、美方要求将其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与大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直接挂钩，我方则反对；三、关于美方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我方力争尽可能明确，美方则力争尽可能含混；四、我方力争在协议中列入以后接触、协商的条款，美方竭力反对；五、美方力争在公报中尽可能列入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看法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合作愿望，我方则坚持突出售台武器问题，少谈国际问题和其他双边关系问题。结果是双方互作妥协，于8月15日就公报全文达成协议。

1982年8月17日上午，小平同志会见恒安石，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双方协议的联合公报，将于当日晚7时(北京时间)发表这个公报。

《八一七公报》是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公报，但又不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公报。它并非仅仅因售台武器问题而起，它的意义和作用也不限于售台武器问题。公报说，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这三个“无意”都是较之《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更为明确的承诺。

《八一七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确有重要发展。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第二年，李先念主席访美，布什副总统访华。中美在许多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逐步取得进展。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比较谨慎。以后有消息透露，里根曾在《八一七公报》发表前向台湾作出六项保证：对台军售不事先与中国咨商；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期限；不在两岸间扮演调解人；不变更《与台湾关系法》中的承诺；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认知等。后来，曾任美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又在回忆录中透露，《八一七公报》发表后，里根总统又拟订一份备忘录说：对台湾军售的任何减少，将视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而定。对台军售的质量，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为条件。台湾的防卫能力一定要保持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能力相应的水平上。直接起草备忘录的高级官员还解释说：如果中国变得好战，或是增强军力导致该地区的不安和不稳，那么，美国就会增加对台湾的军售，而不管公报对军售的质与量是如何规定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违反国际公法，必然会遭到失败。

七，50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大会现场沸腾了

中国前外交部长黄华在回忆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情形时说：“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长达两个半天的宝贵时间来欢迎一个国家代表团的出席，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深得人心，反映了时代的期望和要求。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黄华成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没有时间休息，这个从延安开始外交生涯的人，几乎参与了中国外交所有大事。朝鲜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黄华也没有离开外交岗位。这说明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器重。黄华不辜负所托，在纽约常驻联合国期间，与基辛格保持了秘密联络，成为中美间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后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中方主谈者之一，中美817公报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所有新中国外交开拓性的工作黄华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中美谈判惊险而复杂，直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的最后一刻，当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1988年当选美国第51届总统）仍在负隅顽抗。

当地时间1971年10月25日晚，纽约联合国大厦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里正要表决是否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是否将台湾代表驱逐出联合国。或许已预感到即将“兵败如山倒”，布什要求上台发言，试图在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同时仍在联合国内保留台湾代表。

这番无谓的挣扎换来了很多国家代表的嘲笑。会场内四处传来“NO”的呼声，伊拉克代表甚至上台发言：“如果美国还想为蒋介石集团保留席位的话，不如让台湾代表坐在美国人的座位上。”大家哄堂大笑，只有布什尴尬得一言不发。

1971年10月25日晚，联合国通过了著名的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此后很多年，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没有再出现那样欢腾的场面。那夜人声鼎沸，有的国家代表拍着桌子，有的国家代表高声呐喊，甚至还有国家代表载歌载舞。

邓小平的翻译、吴建民大使的夫人、1971年中国第一个联合国代表团的随团翻译施燕华告诉记者，她经历了许多中国外交的风云时刻，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仍是她最难忘、最无法取代的记忆之一。

“周总理很高兴，刮了两遍胡子才到”

北京时间1971年10月26日，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施燕华收到了一份来自联合国的电报。她拿起电报时，并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份历史性的电报。

“即便是中国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联合国也会将关于中国的决议用电报发给外交部。尤其是讨论是否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电报，每年都会来一次，以往的结果都是‘不通过’。但是，那一天的结果是‘通过’，电报上还邀请我们去联合国参加大会。”施燕华对记者回忆道，那一刻，她感受到了“正义的胜利”。

同样兴奋的，还有联合国中文处的工作人员。虽然中文早就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但此前台湾当局的代表用英文发言，文件也用英文表述，中文处的翻译们像是闲散人员，也备受其他语种工作人员的歧视。

当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我们要求所有关于中国的文件都要翻译成中文，我们的发言也要用中文。中文处的工作人员终于有事做了！

好消息也以最快速度报告到了中国领导人那儿。去不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各方有不同意见。周恩来等人请示毛泽东，得到了答案：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组团去。随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被指定为团长。

乔冠华马上进入紧锣密鼓的临战状态。11月初，他在外交部六楼东侧的大会议室主持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周总理接见了代表团多数人员。“周总理见代表团的时候是晚上，当时代表团的司机、厨师等工作人员都来了。周总理很高兴，刮了两遍胡子才到。他让厨房准备了一些面条，跟我们边吃边聊，叮嘱我们‘放心去，局势已经稳定’，还谈到‘一国的事本国人民管，世界的事各国管，联合国的事要所有会员国共同来管，这是历史趋势，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与荣誉。”施燕华说。

出发前，乔冠华特意叮嘱后勤人员一定要带一瓶茅台。施燕华一开始不理解为何这样做，后来知道原因了，她觉得“非常有趣”：“1971年挪威驻华大使调任联合国之前，曾坚定地认为中国今年肯定能恢复席位，但乔冠华坚定地认为还不能。两个人为此打赌，如果中国在那年恢复席位，乔冠华去联合国的时候就要为前挪威大使带去一瓶茅台。”

11月9日，乔冠华带领代表团正式出发，先由上海飞往巴黎，随后转机前往纽约。在飞往巴黎途中，飞机上不知怎么上来一些外国记者。面对提问，乔冠华说道：“敌视中国乃至忽视中国的存在是没有用的，难道这样一来，中国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吗？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整个答问过程中，乔冠华始终不卑不亢，妙语连珠，谈笑风生，还不时插上一句英语，对中国成语作出幽默的解释。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不时发出笑声，甚至还报以掌声。

1971年11月12日，美国纽约，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发表讲话。

“乔的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

1971年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下榻罗斯福酒店。代表团开了两次招待会，会上，前来参会的华侨情绪激动，有的热泪盈眶。还有一位美国友好人士兴奋地告诉他们“早就该来联合国”，虽然美国政府倒行逆施，但美国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老百姓嘛！多数美国普通人对中国代表团很友善。“有一次我上街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说：‘Hey ！Are you from Red China ？（你来自“红色中国”吗？）’我说 ：‘我不是来自红色中国，而是人民中国。’老太太说 ：‘Anyway（无所谓），你们终于来了。’”

而在罗斯福酒店的阳台上，代表团成员吴建民还与对面楼上的美国人来了一场“纽约式谈话”。“有一次他从游泳馆出来后，在阳台上就和对面阳台的美国人聊了起来。那个美国人说要请他吃饭，经代表团同意，吴建民喊我一起去跟那个美国人吃了饭。”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15分，中国代表团精神奕奕地来到了联合国大会现场。会场外，施燕华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记者，而美国警方则尽力将他们拦在外面。入场后，乔冠华镇定地坐在中国名牌后的那张椅子上。此时，忽然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里有何感想？”一直冷静的乔冠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仰头大笑。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面对记者提问，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仰天大笑，前排左二为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那是胜利的笑，是自豪的笑。面对问题，他仅有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同行的翻译、后来成为乔冠华夫人的章含之在回忆录里写道。

这张乔冠华大笑的照片不仅成为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还登上了中国历史课本。美国媒体形容说：“乔的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会大厅的玻璃。”那一刻，乔冠华不是代表一个人在笑，那是一个伟大国家重新站回世界舞台的自信与激动。章含之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红色中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席卷着这个经历了20多年风霜的最大国际组织。中国终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这个大厅，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参与到世界大事的重大决策中来！”

联合国大会主席马利克致辞，对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表示欢迎。没想到，马利克发言后，要求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人排起了长队。施燕华回忆道：“看了这个场面，我心里充满了自豪，因为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会议从上午10点一直开到晚上，对中国致欢迎辞的国家代表一个接一个。施燕华数了数，在这长达一天的“欢迎仪式”中，有50多个国家代表在会上对中国致了欢迎辞。“匈牙利代表之前在中国待过，他用中文发表了致辞。”

最后，大会邀请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上台讲话。他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了讲台，开始了近40分钟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全场肃静，然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当时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为中国人真光荣！”施燕华说。

世界收到了美国自相矛盾的信号

翻开1971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会发现一个历史的细节——报纸头版多篇幅、多角度报道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一事，而右下角的一条消息是“基辛格博士离京回国”。

1971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报纸头版多篇幅、多角度报道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一事。

也就是说，当联合国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基辛格身在北京。10月26日，基辛格准备乘机离开时，对纽约联合国总部里发生的历史性瞬间还不知情。送行的乔冠华问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您觉得今年联大，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呢？”乔冠华明知故问。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听后哈哈大笑。

对于这段回忆，基辛格颇有些苦涩：“我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我们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我离开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联合国大会结果，但不愿意第一个告诉我，使我难为情。”

为什么美国一面已经公开“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一面却要在联合国跟中国“战斗”？

时间回溯到197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向国会报告中对中国使用了“伟大而生机勃勃的人民、有天赋和有教养的人民”等友善词语，表示要“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8个月后，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又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1971年4月4日，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期间，中国与美国开启了著名的“乒乓外交”。当美国乒乓球国家队应邀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世界“地震”。

但是，美国人一意孤行地将“对中国示好”和“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割裂开来。尼克松认为，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应该按照他的节奏走，对中国示好只是开始步骤。按照他的预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要在几年后、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

受此影响，美国政府作出了让盟友也费解的动作。他们一边频频向中国示好，一边又让国务卿罗杰斯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极力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0年12月，布什成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曾被问到“如何处理人民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他的回答十分强硬：“如果中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美国就该立即退出联合国。”1971年9月，美国与日本联合提出了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案，即北京和台北在联合国都有席位，公然践踏“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盟友里，有人问过布什：“我对贵国的双重做法感到困惑。”并且给布什讲述了汉语“自相矛盾”的典故，“尼克松总统宣布要访问北京，显然不是为了宣战，而是结束敌对情况。另一方面，贵国却在联合国内孤立中国，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

面对这个提问，布什沉默了。其实，他自己也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就像有的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发表的议论：“现在不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华盛顿，而是美国现任总统尼克松要去北京‘拜见’毛泽东。见面当然是为了关系正常化，但这种情况说得不好听可以叫做‘美国在讨好中国’。”

布什也让手下讨论过，为何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与会的美国官员给出了诸多理由，有人说“时髦的第三世界主义”让北京势力越发强大，有人说法国、加拿大同中国建交动摇了反对北京的势力，还有人说周恩来在60年代访问非洲的行动是“拉票行为”。但他们谁都没提到美国自己“神经错乱”一般的行为。

现任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贾烈英分析道：“这种自相矛盾的背后，是美国对于自己的掌控力过于狂傲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在联合国是一手遮天的角色，就算向中国示好了，中国的席位还要靠他们‘首肯’。结果联大投票的现实狠狠教育了美国，中国是大国，是一支重要的、独立的力量，恢复席位是人心所向。”

决战时刻

到了1971年下半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在即。中美双方明白，决战时刻就要来临。此次大会有三项重要决议要表决，第一项为“逆重要问题案”，即“将台湾势力驱逐出联合国的表决须得到三分之二成员国的同意”；第二项就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2国提出的著名的“两阿提案”，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势力；第三项是美日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案。

直到大会召开前夕，美国人都自信满满地“双轨操作”。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与7月的秘密访华不同，此次他乘坐着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高调前来，为尼克松访华做前期准备，并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基本框架。

当时接待基辛格的正是乔冠华。外交部成立了一个招待组，乔冠华曾在组内强调：“要争取对《中美联合公报》达成原则共识。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

乔冠华的预测没有错。就在基辛格到达北京的同时，美国在联合国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系列动作：尼克松亲自给很多国家代表写信，罗杰斯和布什分别找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话沟通，希望届时大家能够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案。

但在另一方，很多亚非拉国家的代表也在为北京呐喊。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把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声明印成了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文件发给各个代表，让他们明确知道北京的态度后，再投票给恢复中国席位的“两阿提案”。墨西哥代表埃切维利亚更是直接上台呼吁各国“要遵循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唯一代表”。

在北京，乔冠华与基辛格的激辩也在同时进行，双方就台湾问题你来我往。基辛格对于台湾的态度依然模棱两可，而乔冠华则代表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中一台”。谈判进行了两天，双方陷入僵局。

时间来到10月25日，联合国内的“战事”也如北京的谈判桌上那样焦灼。第一个表决的是抬高驱逐台湾势力门槛的“逆重要问题案”。最终，大会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的微弱优势否决了“逆重要问题案”，即执行驱逐台湾势力的决议，赞成票数量不再需要超过三分之二成员国数量，只需超过半数即可。美国先输一招。大会现场此时开始沸腾，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接下来表决的“两阿提案”当中，除了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外，还有“驱逐台湾势力”的条款。

“两阿提案”表决前，布什上台做了前文所说的最后挣扎，随后尴尬下台。紧接着，大会开始表决“两阿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当电子计票牌出现最后结果时，全场再次掌声雷动，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热烈欢呼，甚至跳起舞来。场面之热烈，情绪之高涨，令人惊叹。马利克宣布：“提案通过了，其内容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告。”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乔治·布什作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出席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

如今，这一幕已经过去了50多年。站在50多年后的今天回看那个历史时刻，我的心中除了自豪还是自豪。如今的中国，已经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舞台了！50多年也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坚持建立世界生命共同体，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初心未改，中国也一定会在国际事务和多边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