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收到了來自大衆中國“YUE讀計劃”第74期的禮物——《上海1000天，德國大衆結緣中國傳奇》。
時任德國大衆公司高管馬丁·波斯特（Martin·Posth）講述了他在40年前來到上海，籌建上汽大衆的經曆。他在這本出版于2007年的書中寫道：“首次中國之行，讓我思考良久。我能感受到整個國家對改善的期盼，人們表現出樂觀主義的精神，一種實實在在的對變革的興趣。”
他在上海的1000天，以及大衆在中國的40年的故事，我們如今都已熟悉。
2024年6月27日，這個故事又加入了最新的篇章。
大衆汽車集團、上汽集團、大衆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大衆汽車（中國）科技有限公司（VCTC）、上汽大衆共同簽署多項有關上汽大衆新産品項目的技術合作協定，在中國開發三款插電混動車型和兩款純電車型，中德雙方共同為合資企業“技術賦能”，并從2026年起陸續推向市場。
從“在中國，為中國”，到研發決策中心從狼堡移至安徽；從全球車中國造，到100%本土開發，大衆汽車在中國市場持續的本土化程序，邁入了新的階段。
此刻再翻開這本書中所記錄的曆史，蓦然回首，“變革、期盼和樂觀主義”，在40年後依然不止。
“上海汽車工業發展見證者”、 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原董事長、黨委書記陳祥麟在這本書中有總結這樣一段話：“在今日中國市場上，面對衆多的競争對手，上海大衆的發展引證了了中國一句古老的諺語：‘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隻有總結過去，創新發展，适應改變，科學決策，才能再次取得成功。”
陳老還提出，希望德國大衆能在産品的獨立開發、對外出口和國産零配件産品的運用方面繼續給予有力的支援。
如今，大衆汽車做到了。
而“在中國，為中國”這沉甸甸的六個字，既是“本土化”的持續與不斷演進，也是為合資企業注入的全新生命力。
合資企業：從組裝桑塔納，到100%中國研發
“如果我現在去中國旅行通路那裡的汽車企業，幾乎到處都能遇見中方的進階經理，他們的職業生涯始于上海大衆的教育訓練。”馬丁·波斯特在書裡這樣寫道。
如果說，合資企業在過去40年對于中國汽車工業從“作坊”邁入現代化所作出的，圍繞生産制造、供應鍊體系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培養中國汽車産業人才、促進中國社會發展則是更深層的價值。
從桑塔納國産化率提升，到全球同步引入Polo；從帕薩特領馭的本土化開發，到本土開發的“神車“朗逸；從北京2008年奧運會合作夥伴，到“綠帶行動”公益林的十年如一。
從“中國路，大衆心”，到“在中國，為中國”，其實“本土化”這三個字，自始至終貫穿着大衆汽車在華40年的發展曆程。
同樣，這也是我們站在當下這個行業變革的十字路口，談論合資企業價值的根基所在。
最近兩個月，奧迪、大衆先後和上汽簽訂合作協定，啟動了Advanced Digitized Platform智能數字平台和上汽奧迪新車型的聯合開發，和上汽大衆插電混動及純電動全新車型的開發項目。
這些項目的産品規劃，從2025年開始，跨越至2030年之後，而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它們也将是大衆汽車未來5年在中國市場能否保持成功的關鍵。
這種選擇，亦或者是一種“押注”背後，是大衆汽車在中國市場40年積累的經驗和意識——高爾夫、途觀這些全球車型的本土化生産，與朗逸、新寶來這些完全基于中國需求的産品共同構成了大衆汽車在中國的成功，而随着中國在電動化、智能化領域的領先，成功的天平上也更加需要本土化産品的加碼。
如今我們看到的一系列動作，或許可以以2016年大衆與江淮探讨建立新能源汽車合資公司作為起點。
這是前瞻的視野和未雨綢缪的态度。
如今的大衆安徽，在2017年簽署合資協定、2020年大衆實作75%控股；而在上海安亭，2018年中國首座MEB電動汽車工廠建立；在長春，奧迪一汽新能源合資公司于2020年建立。
随着CARIAD中國、VCTC的建立，與地平線、中科創達、沐川工業設計的合作達成，與小鵬汽車的牽手，我們逐漸看清了大衆汽車在中國布局未來的藍圖，以及對于“合資”二字的重新定義。
“合資”的新邏輯與新價值
探讨“合資”新邏輯之前，我們首先應該了解合資企業一些不變的價值。
伴随中國改革開放共同成長的合資企業，也是中國對外開放、合作共赢的旗幟，而無論如今合資企業的股比多少，也都有中方股東的利益，吸納中國員工的就業，貢獻地方與國家稅收。
當然，為了實作這些不變的價值，需要合資企業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裡，找到新的邏輯，再次開拓。
其實合資企業的本土化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課題，甚至早在剛剛邁入21世紀時，合資品牌就已經不再是單純地輸入，而是将全球資源整合，并找到、或者創造出最适合中國市場的産品。
但面對當下的市場變革，這還遠遠不夠。
這也是為何會有VCTC，會有決策中心的東移，會有100%針對中國市場研發的技術平台和與中國合作夥伴達成的全新合作方式。
“合資”正在從過去的單項輸入，變成如今的雙向奔赴。
“中國電動汽車市場充滿活力、競争激烈，持續加強與上汽集團的戰略合作、推動上汽大衆産品組合的電動化發展，對我們意義重大。大衆汽車及其強大的合作夥伴将進一步加速上汽大衆的轉型。”
我們從大衆汽車集團負責中國區業務的管理董事、大衆汽車集團（中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貝瑞德 (Ralf Brandstätter)的這番表述中，可以讀到幾個關鍵資訊：合資企業需要轉型，而與上汽集團的合作會帶來更強的競争力。
客觀來說，過去40年中，合資企業中，中方所貢獻的更多是本土事務的協調、配合，生産制造、營銷與市場銷售，而在産品與技術層面更多像是一種對現成房子的“裝修”。而如今，中方可以參與到這間房子從頭開始的設計、建造。
這是本土化的更進一步，也同樣是合資企業找到的全新價值。
“我們與合作夥伴持續不斷技術賦能上汽大衆，堅持市場導向、堅持技術創新、堅持合作共赢，秉持長期主義，不斷推動大陸新能源汽車産業高品質可持續發展，不斷為全球汽車工業轉型發展貢獻中國力量，讓中國智造的影響力走向世界。”
上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陳虹所講的這段話，或許更能展現這種新邏輯和新價值。
過去，全球汽車工業帶動中國發展；如今，中國汽車同樣能夠成為推動全球汽車工業轉型的動力。
這是合資企業之于未來，更大的意義。
融合全球與中國的優質資源，成為中國與全球市場連接配接的紐帶，它不僅有機會在市場上獲得商業的成功，也可以作為跨國車企轉型的經驗參考和中國汽車産業與技術走向全球的通道和跳闆。
這是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但和40年前在北京簽訂合資協定時一樣，大衆汽車的勇氣與前瞻視野，依然未變。
大公司視點
馬丁·波斯特在《上海1000天》中有一段他舉家搬到中國後，對于生活的描寫，盡管居住條件遠遠比不上他在英戈爾施塔特新裝修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但卻并不影響他的兩個女兒對上海的探索，以及與中國員工成為朋友。
這讓我相信，40年前當德國人在合資協定上簽字時，所期待的東西，一定不僅僅是潛在市場所帶來的利益本身。
這亦是合資企業所肩負的，比利益更重要的價值。
如今，站在十字路口的合資企業又迎來一次選擇。
就像大衆汽車給出的答案：真正意義的本土化、如本土品牌一樣的高效節奏、面對競争并且積極應對。
這當然是出于商業規則的決策，但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為“合資企業”這面旗幟找到新的方向，因為它不僅僅關乎于利潤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