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元帝與所謂“子貴母死”淵源甚深。
明元帝作為第一個承受“子貴母死”打擊的儲君，其不但決定了明元朝對“子貴母死”的執行，同時也對之後數代北魏皇帝對“子貴母死”的執行有着極大的影響，對整個“子貴母死”故事也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明元帝個人情感與态度
就明元帝個人情感而言，對“子貴母死”是相當排斥和抗拒的。
其生母劉氏是道武帝所謂“将立其子而殺其母”的第一個受害者，其親身經曆過“子貴母死的殘酷。
因生母之死，明元帝哀泣不止，甚至是以而惹怒其父。
明元帝性格相較于道武帝比較寬厚，情感相對豐沛。
無論是在劉氏之死還是姚氏之死上面，表現的極度的悲痛。
但是，這種哀恸可能不僅僅是出于生母死于非命，恐怕還有其他原因。
考慮到拓跋早期曆史，層出不窮的“母強子立”，如恒帝祁後平文帝王後、明元帝祖母賀氏。
故此時，拓跋曆史上這種“母強子立”的風氣肯定還是相當濃重的。
明元帝生母劉氏本出身于獨孤部，是明元帝與獨孤部的天然的紐帶，劉氏作為明元帝天然的支援者，背後代表着不僅僅是自己，還是其母家勢力。
是以明元帝對道武帝突然殺死劉氏的哀恸，不光是母子情深，可能還存在政治的考量。
與之相對應的是賀氏與賀蘭部對于清河王紹而言。
劉氏被殺，明元帝與獨孤部天然的紐帶被破壞，對明元帝而言是力量的削弱。
此外，明元帝害怕道武帝對自己痛下殺手而倉皇出逃。
如果果真如道武帝所言，標明明元帝為儲君，故殺劉氏以絕母後及外家幹政，那麼明元帝的儲君之位應該已經穩固無疑。
更何況，明元帝是道武帝長子，天賜六年道武帝殺劉氏時，明元帝已經十七歲，且育有一子焘。
就出于皇位繼承穩定考慮而言，明元帝儲君之位無疑是很穩定的。
但恰恰在明元帝哀于生母之死時，道武帝先是“怒之”，随後明元帝的随從有了“入或不測”的說法，且明元帝預設這種說法。
一方面是出于對道武帝晚年因為風疾和服食寒食散而易怒嗜殺的考量。
《太祖紀》記載，天賜六年，道武帝身體抱恙，脾氣暴躁，且多疑乖張。
是以，面對道武帝的召見，明元帝及随從皆認為可能進見會招緻殺身之禍，由此有了明元帝的倉皇出逃。
但是僅僅因為明元帝哭泣生母之死而有“不測”之風險，不得不讓人懷疑明元帝儲君之位實際上是不穩的。
反過來也進一步說明道武帝所解釋殺劉氏是出于“子貴母死”考量的說法存疑。
在一衆兄弟中，對明元帝儲君之位有直接威脅的就是明元帝的異母弟弟清河王紹。
清河王紹，生母是賀氏，《道武七王》記載天賜六年明元帝平清河王紹之變，誅殺賀氏與清河王紹時，“紹時年十六”，可知明元帝嗣和清河王紹相差一歲。
在北魏雖然存在長子地位特殊，但長子繼承方式并不固定。
而清河王紹生母賀氏“紹母即獻明皇後妹也”，有着賀蘭部的背景，從清河王紹宮變時賀蘭部的聚集，雖非對清河王紹奪位的直接聲援，但賀蘭部落内部，仍具有較強凝聚力是無疑的。
且賀氏極受寵愛，賀氏之有譴，原因暫不可知。
但對比殺劉氏的幹脆和殺賀氏的猶豫，可見賀氏之受寵勝于劉氏遠矣。
明元帝的倉皇出逃，反映出其當時處境之艱難，也顯示出道武帝君位繼承制度尚未形成。
此外，明元帝個人性格也影響對“子貴母死”的執行。
明元帝性格果決，得知生母被殺明元帝在既哀又懼的情況下，他察覺到了道武帝有殺心，僅攜兩人立刻出逃，而沒有寄希望于父子之情。
在處理清河王紹之亂的時候，無論是宮變消息的傳遞"還是聯絡安同糾集一批手工業工作者"得以迅速控制局面，都表現了明元帝對平城的掌控。
這并非沒有準備的倉皇出逃的皇子可以簡單做到的。
同樣的，在懲治宮變首惡賀氏母子及其親近十數人之後，明元帝不擴大波及群臣，輕拿輕放的姿态獲得了大多數朝臣的支援。
即位之後，就更談不上性格“猶豫”，無論是親征柔然、劉宋，還是打擊貪官豪強，都表現極其果敢。
是以，杜氏在生下拓跋焘之後得以存活數十年絕非是明元帝個人猶豫不決的結果，相反杜氏得以存活到泰常五年本身就說明了他的态度是排斥執行“子貴母死”的。
從明元帝個人情感上說對“子貴母死”制度是排斥抗拒的。
故在考慮明元帝是否會繼承道武帝“遺訓”"踐行“子貴母死”制度時，至少在情感方面來講，明元帝踐行此制的可能性不大。
對外戚及母後的防備措施
從明元帝個人因素而言，明元帝踐行道武帝“子貴母死”制度的可能性較小。
但是作為一位皇帝，明元帝在即位以後也要防備外戚勢力的壯大。
這種防備是出于政治的敏銳，且是在極其清醒的狀态下，同時他的方法也更加柔和而緩慢。
有鑒于拓跋曆史上太後秉政的教訓，明元帝登基後，也會有和道武帝一樣的擔憂，但是這種擔憂無法同道武帝一緻。
道武帝，作為一個年幼就經曆了代國滅亡，颠沛流離，後托庇于獨孤部和賀蘭部得以立國的皇帝。
其經曆受制于外家的情況，特别是母親賀氏對其的深刻影響。
是以對于獨孤部和賀蘭部是高度警惕的，離散諸部落是其對母族、妻族警惕的重要表現。
道武帝殺劉氏雖可能是突發狀況下的偶然行為，但背後可能存在一些必然因素。
如皇權受母後及外家幹預而出現的高度警惕。
而明元帝出生于北魏登國七年，此時大規模的離散已經完成，是以明元帝對諸部落的警惕心遠沒有道武帝來得強烈。
明元帝對肥如侯賀護在清河王紹之亂時私自聚集部落子弟也沒有進行追責，可見明元帝對賀蘭部落的此次聚集并不十分重視，或者是尚可以容忍。
且明元帝由劉氏撫養長大，二者感情深厚不言而喻，特别是在與有賀蘭部背景的清河王紹的競争下，劉氏及獨孤部是明元帝天然盟友。
加之，明元帝以崔浩為師，學習漢文化，加之其性格相對溫和寬厚，即使對外戚勢力有着很強烈的警惕，也不會像其父一樣，采取野蠻而暴力的手段，是以他的手段也是相對溫和而緩慢的。
首先，以杜超為代表的外戚勢力在明元朝沒有大到令人忌憚。
杜氏作為普通代人出身的宮妃其家世背景遠遠不能和劉氏、賀氏相比。
杜超其人，觀其履曆，其發迹于泰常年間，顯貴于世祖即位之後。
杜超在明元一朝基本沒有什麼建樹。
可見其在明元朝并沒有受到重用，也無從談起其勢力。
即使明元帝沒有對杜氏及其背後的家族采用了限制打壓手段，但至少也沒有對杜超等人加以重用。
其次，明元帝對宮妃與前朝勾結做了十足的防備。
以法禁的方式對此進行明确的規定，嚴格禁止外戚與後妃相通，以此隔絕了外戚通過聯絡後妃幹預朝政的可能。
可見明元帝對後妃以及外戚抱有警惕心，且采取了相應的政策抑制外戚勢力的發展。
直到始光年間，杜超才作為世祖母男，受到世祖的大力扶持，其功績官爵均在世祖在位期間得以提升。
杜超傳記中既可以看到明元帝對後妃母家的防備，也看到了世祖對于其母家的扶持，這種扶持也在以後的每一個即位之後的皇帝身上看到，外家勢力與他們是天然的盟友。
此外，明元帝設保母以撫養皇子焘，以隔離杜氏與皇子焘母子之間緊密的聯系，減少了生母對皇子的控制。
太武朝保太後實氏的出現，來自于明元帝設定保母撫養皇子。
杜氏薨于泰常五年，時拓跋13歲，何來尚幼之說。
宣武朝禁止皇後以及皇子诩生母胡充華探望，其主要在于宣武朝皇子屢喪，皇子诩作為宣武帝唯一皇子，身份貴重，不容有失。
倘若明元朝早有此規定，宣武時期的再強調對皇子诩的隔絕養育就沒有必要。
是以，太武帝在嬰幼兒時期就由保母撫養，沒有與生母在一起是說法存疑。
明元帝在多種手段和方法同時施行的情況下，明元帝防備外戚勢力而殺杜氏的可能性不大。
無論是壓制杜氏家族的發展，隔離後妃與家族的聯系，還是保母的設定，都最大程度上限制了外戚勢力的壯大。
在這種情況下，立子先殺其母顯得沒有必要。
總的來說，明元帝面臨的情況與道武朝相差甚遠。
無論從明元帝個人情感傾向還是對外戚的相應處置而言，都說明了明元帝并不需要采用“子貴母死”這種迫切而決絕的處置方法來防備母後和外戚幹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