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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克疾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 石雅風北京市委黨校研究所學生✪ 文化縱橫（審校）
【導讀】印度大選落下帷幕，莫迪“雖勝猶敗”，印度人民黨爆出冷門，甚至沒能赢得足以單獨組閣的席位。這場對“莫迪十年”的全民公決背後，是埋藏在“莫迪十年”發展成就背後的隐患的一次集中爆發。今日推送的毛克疾、石雅風的特約稿件，系統性梳理了莫迪政府十年來如何獲得成功，又埋下了哪些隐患，為我們了解印度大選和印度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文章指出，本次印度大選，莫迪率領的印人黨能夠拿下第三屆任期，本身就證明過去十年執政成果可圈可點。之是以選票遠低于預期，最大客觀原因仍是“莫迪十年”強勢推進的改革透支了印人黨積累的政治資本，同時樹立過多政治對手，導緻他們抱團阻擊莫迪政府。從大選過程分析，盡管北印超50攝氏度極端高溫天氣、選民确信印人黨優勢導緻投票積極性下滑、部分議席臨陣換将等因素産生了不利影響，但國大黨領銜的“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聯盟”展現出的前所未有的團結性，也是本次印人黨丢失席位的重要原因。
莫迪之是以能夠三度連任，關鍵還是在于走出了一條新路線。社會文化上，印人黨通過印度教民族主義有效凝聚了社會，激活了占印度人口85%的印度教群體，但也嚴重積壓了穆斯林、基督徒等群體的政治活動和社會生活空間。政治治理方面，印人黨特别強化了中央集權、改善國家能力，重點推動了黨内組織改革，強化了組織動員優勢。經濟上，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擴大投資”“發展制造業”“促進出口”。外交上，抓住地緣政治劇變的機遇期，既在主要大國之間搖擺獲益，加緊經略南亞周邊地區，還将“外交勝利”轉化為“内政紅利”。
這些執政政策也埋下了隐患。社會文化上，莫迪政府的政策有可能激化其母體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團家族與印人黨的沖突，對外可能激化印度教同其他社會群體之間的沖突。政治上，印人黨激進改革打破了長期存在于印度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平衡，動搖了自身的組織基礎，推動了包括國大黨在内的其他政黨的“抱團反抗”，以及内部的組織能力、央地關系問題，都帶來了隐患。經濟方面， 印度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發展利益的妥善配置設定都還受到制約，經濟發展既包括印度國内的挑戰，也包括目前的國際環境是否能夠支撐起一個印度量級的出口導向型“發展型國家”；利益配置設定上，印度國内尖銳的階級、宗教、地域和族群沖突都展現出其結構性問題。外交上，印人黨的外交政策在事關内政的問題上缺乏靈活性，無關内政時則缺乏原則性，外交風險明顯。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專欄特稿，由作者授權釋出。标題為編者自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4年第19期 總第191期
印度大選與
莫迪十年的成就與隐患
6月4日，長達47天的印度人民院選舉宣告結束，莫迪領銜的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印人黨”）大選“爆出冷門”，呈現“雖勝猶敗”的局面。印人黨不僅未能實作選前許下的400席宏願，甚至沒能拿下半數單獨執政，需要獲得泰盧固之鄉黨（TDP）、人民黨聯合派（JDU）等全國民主聯盟（以下簡稱“NDA”）盟友支援，才能夠獲得超過272席的組閣權。如果莫迪成功組閣，這将使其成為印度獨立以來除建國總理尼赫魯外唯一成功實作三度連任的上司人。雖然各方均對莫迪赢得第三任期并不意外，但大選過程中仍出現諸多意想不到的情況：印人黨勝選幅度之小出乎意料、印人黨在北方選情惡化之甚出乎意料、反對黨聯盟反攻勢頭之猛也出乎意料。
然而，這些看似出乎意料的情況，其實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印度本次大選某種程度上也對“莫迪十年”的全民公決。在本次大選中，印人黨之是以“先揚後抑”“雖勝猶敗”，隻能艱難赢下第三任期，本質上是因為印人黨雖然探索出一條發展新路，卻并未很好顧及傳統利益集團的訴求，也未能兼顧勞工、農民、部落民等遭受改革沖擊群體的利益，更完全無視甚至肆意侵害穆斯林等群體的利益。面對印人黨變本加厲的施壓，原本一盤散沙的反對者重新集結在國大黨周圍，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本次大選“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聯盟”（以下簡稱“INDIA”）才能攻城略地，一舉推動把印人黨拉下神壇，推動印度政治向分散化方向大幅回擺。
但是，印人黨拿下第三任期畢竟還是創造了曆史，能夠固守執政地位也表明印人黨此前十年執政确實可圈可點。在莫迪引領下，印人黨政府不僅告别了國大黨延用數十年的治國理政方略，還走出一條從社會文化、政治治理到經濟發展，再到外交戰略都截然不同的全新道路，并在各個環節之間形成互相促進、正向回報的閉環。莫迪治下的印度如此不同，甚至可稱之為“印度第二共和國”。
鑒于此，莫迪艱難赢下第三任期組閣權不僅需面對前期有利因素演變，還需要面對累積而來的各項風險挑戰，包括印度教民族主義狂熱的宗教反噬、印人黨的政治堕落、印人黨莫迪的接班人“赤字”、印度财閥主導發展惡化經濟社會兩極分化等，更需在盟友掣肘、地方分權、“懸浮議會”的背景下，艱難摸索出一條有别于前兩任期，并取得各方妥協的全新發展道路。這可能才是莫迪政府在第三任期有所作為，乃至在更遠的未來繼續開辟印度式發展道路的關鍵所在。
▍2024年印度大選的“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
印人黨勝選實屬預料之中，但勝選過程之艱難卻在預料之外。盡管在大選之前和大選過程中的很多迹象都表明，印人黨能夠再次勝選取得連任，各方直至出口民調結果公布仍對印人黨壓倒性勝利寄予厚望，但計票結果卻“重大爆冷”：印人黨及其所在聯盟所獲選票遠低于預期。據印度選舉委員會公布資料顯示，印人黨主導的NDA赢得了292個席位，其中印人黨單獨赢得239個席位，不僅遠低于2019年大選的303席，還低于2014年的282席。印人黨丢失了單獨執政地位，需要至少三個盟友才能組閣，甚至就算在盟友支援下組閣，面對反對黨也僅能保持微弱優勢。分析本次大選過程不難看出，盡管北印超50攝氏度的極端高溫天氣、選民确信印人黨優勢導緻投票積極性下滑、部分議席臨陣換将等超預期不利因素的确對大選結果産生顯著影響，但印人黨“雖勝猶敗”的最大客觀原因仍是“莫迪十年”強勢推進的改革透支了印人黨積累的政治資本，樹立了過多政治對手，導緻他們抱團阻擊莫迪政府。
印人黨赢下印地語核心地帶在預料之中，選情惡化之甚卻在預料之外。在本次大選中，印人黨雖然保住了其位于北印、西印的“基本盤”，但選票争奪之慘烈、選情波動之劇烈令人瞠目，印人黨反而在這些地區選票丢失最多。在傳統勢力範圍内，印人黨不僅在北方邦狂丢29席（從62席降至33席）、在馬哈拉施特拉邦丢掉13席（從23席降至10席），在莫迪老家古吉拉特邦也喪失了完勝戰績，被國大黨狙擊得手1席，僅在中央邦拿下全部29個議席。更令人震驚的是，僅在兩年前的2022年北方邦立法會選舉中，印人黨還以狂斬北方邦403個議席中的255席、選舉聯盟273席的輝煌成績赢得選舉。盡管地方選舉和全國性選舉存在顯著差別，但由于這種差别過于劇烈，還是嚴重沖擊了印人黨作為“印地語核心地帶強勢代表”的選舉人設。
盡管極端天氣、選民懈怠等超預期因素削弱了印人黨的選舉優勢，但選情如此惡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北印群眾對于莫迪政府在損害許多既有利益的同時，卻遲遲未能兌現新的增量發展紅利而心懷不滿。例如，莫迪政府第二任期推進農業法案等改革嚴重損害北印農民群體利益，是以這一群體自然無法滿足印人黨“國族整合”“國家崛起”等宏大叙事，而是要求更為直接、更為集中的政治關注與經濟資源。相較之下，在選前被認為“事關印人黨優勢地位”的南印、東印地區，印人黨反而确實有所斬獲：印人黨在安得拉邦、喀拉拉邦等南印邦地取得零議席突破，同時保住在阿薩姆邦等印東北邦的優勢地位。然而，在北印“爆冷”的背景下，印人黨取得的“外線”成就不僅顯得微不足道，甚至反向佐證其選舉政策有些舍本逐末。
反對黨聯盟執政無望在意料之中，反攻勢頭之猛卻在預料之外。由國大黨牽頭組建的INDIA本次大選狂取232席，其中僅國大黨就實作議席翻倍的目标，獲得99席。但是，選前從媒體到學者均高度質疑這個“大雜燴聯盟”的競選能力——畢竟除“反對印人黨”外，INDIA幾乎拿不出任何實質性、可執行的政治目标和施政方針，更不用說圍繞“共同參選”問題達成具有限制力的協定或共識——各黨均無意願支援聯盟内任何人在“印人黨組閣失敗”的情況下上台執政。
盡管如此，INDIA卻精準把握了印人黨前兩次大選暴露的緻命弱點——印人黨之是以能夠連選連勝，并不是因為印人黨能夠在單一選區内赢得絕對多數選票，而是因為印人黨利用了其他政黨選票碎片化的特點，僅以相對優勢就能赢得選區的勝利。顯然，這種政策隻有在印人黨将反對黨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功，但如果反對黨選擇團結一緻，那印人黨将大機率無法取勝。本次大選，反對黨之是以冰釋前嫌、抱團反抗，一個關鍵動因就是因為印人黨近年來頻繁破壞印度政治生活的基本準則，肆意打壓國大黨、平民黨。這類倒行逆施的“公害行為”不僅嚴重沖擊普通選民對于印人黨的觀感，還把很多原本遊移不定的中小黨派推向INDIA麾下。是以，這樣一個以“攪局”為目标的競選聯盟居然拿下232席，幾乎追平印人黨席位，也足以迫使印人黨向其盟友和反對黨做出讓步或妥協，這勢必有力阻擊印人黨宣揚在第三任期推動“重磅改革”政治抱負。
▍莫迪能夠三度連任，關鍵在于走出了一條新路線
盡管在本次選舉中遭遇逆風，但莫迪能夠三度連任，成為唯一比肩尼赫魯的印度當代上司人也充分說明“莫迪十年”絕非一無是處。能在印度這樣一個國情極端複雜、規模極其龐大、利益極為多元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取得連選連勝的成績，本身就是一個奇迹。縱觀“莫迪十年”，印人黨不僅告别了國大黨延用數十年的治國理政方略，還初步探索出一條從社會文化、政治治理到經濟發展，再到外交戰略的執政新路，并争取在各個環節之間形成互相促進、正向回報的閉環，呈現出一種隐約可見的“印度第二共和國”氣象。
首先，在社會文化方面，印人黨通過完成印度教民族主義目标有效提高了印度社會文化凝聚力，增強了印人黨的組織吸引力和政治影響力，為莫迪推動政經等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正是在印人黨引領下，印度教民族主義不僅擺脫被世俗政治所不齒的邊緣身份，還一舉邁入印度政治生活的舞台中央。例如，“莫迪十年”期間，印人黨強勢推進複建羅摩神廟、廢除憲法第370條克什米爾特殊自治地位、出台《公民身份修正案》、通過《統一民法典》等一系列标志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并取得突破性進展。正是因為這些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活動，印人黨進一步激活了占印度人口達85%的印度教徒群體，特别是将這一龐大群體的政治注意力從種姓、階層、民族等零散議程中拉回到整齊劃一的宗教議程。也正是因為利用了印度教這個跨越種姓、階層、民族的“最大公約數”，印人黨才進化為足以颠覆社會文化議程，并成為塑造社會文化新範式的主導性力量。這種議程擠壓穆斯林、基督徒等群體的政治活動空間甚至社會生存空間，他們被用來當作維護印度教徒團結而樹立的“假想敵”。
正是在這樣一套社會文化話語之下，印人黨通過自身及其母體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以下簡稱“RSS”）的龐大基層組織全面開展文化、教育、衛生基層運動與志願服務，并輔以“清潔衛生運動”（Swachh Bharat Mission）“直接福利轉賬計劃”（Direct Benefit Transfer）等财政撥款或轉移支付手段，使群眾更加切實感受到“羅摩盛世”的到來，以此增強印人黨的精神感召力和社會動員力，鞏固并擴大印人黨的政治基礎。
其次，在政治治理方面，印人黨政府不僅履行執政功能，還特别強化中央集權、改善國家能力，重點推動黨内組織改革，強化印人黨的組織動員優勢。莫迪強勢推動以“财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改革，将印度中央面對地方的權威提到空前高度。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以來就緊抓中央财政權力建設，不僅在2015年就撤銷國家計劃委員會這一涉及預算内投資和财政資源配置設定的重要中介部門，将其職能分歸莫迪個人直接管轄的總理辦公室、财政部和其他職能部委，還連續推動預算改革、稅制改革等涉及财政汲取能力和财政配置設定關系的重磅改革。其中，商品及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改革更是有印度版“分稅制改革”之稱，以中央直接征收并統一配置設定的方式代替各邦分頭征收，在較短時間内就極大提升了中央政府面對地方政府的政治議價能力。
作為執政黨，印人黨同時“刀刃向内”大力推動黨内組織人事改革。一方面，印人黨中央通過組織手段不斷平衡黨内種姓勢力，試圖最大化擴張黨員基本盤。為平衡印人黨擴張帶來的低種姓群體勢力崛起、協調地方主導種姓間群體沖突、保護黨内高種姓群體的傳統利益，印人黨中央着力塑造高種姓幹部的“政治中立性”，大量任用上層種姓擔任上司角色，同時在必要時也會吸收低種姓代表擔任要職，達到平衡派系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印人黨中央也不斷強化黨内組織紀律。例如，在中央邦2023年邦立法機構選舉中，印人黨中央“邊緣化”任該邦首席部長超16年的喬汗（Shivraj Singh Chouhan），轉而推出缺乏邦内基礎而隻能仰仗莫迪提攜的莫漢·亞達夫（Mohan Yadav）。再如，在2024聯邦院選舉中，印人黨16名候選人中僅有1名“老面孔”，而在其餘15位“新秀”中，甚至多達10人均為此前名不見經傳的基層人員。
此外，印人黨在各級選舉中也不吝“公器私用”，不但慣于直接操縱行政工具直接打壓政治對手，更善于“俘獲”本應保持政治中立的國家機器。一方面，印人黨加速從國家官僚體系中搜羅、捕獲人才，包括外長蘇傑生、前國防參謀長拉瓦特等均由印人黨在技術官僚中“二次發掘”。其中，蘇傑生更是在2019年就在莫迪的強勢提攜下，赢得古吉拉特邦聯邦院議席，完成從事務官到政務官的轉型。另一方面，印人黨也充分發揮立法和行政雙重優勢，推動帶有鮮明黨派特征的法律法規，以更加機制化的方式破壞政治傳統。例如，2021年、2023年印人黨分别推動“允許選舉登記機構識别選民身份”“允許政府加強管控選舉委員會和選舉過程”的法案。再如，2023年莫迪政府推出“社會勇士計劃（Social Warrior Scheme）”，由本應嚴守黨派中立的軍方“建議”印軍士兵在休假期間協助“清潔印度運動”等莫迪政府推出的政策。
第三，在經濟方面，莫迪政府憑借穩固執政地位強勢推進了不少深層次經濟改革，重點是引領印度走上“擴大投資”“發展制造業”“促進出口”的經濟方針，模仿東亞國家的“發展型國家模式”。經濟發展不僅是莫迪政府“印度崛起”叙事的核心支柱，其中蘊含的“績效合法性”也是印人黨赢得選舉的關鍵支撐。“莫迪經濟學”很大程度上直接背離印度長期以來奉行的“跨越工業化”傳統發展道路，并努力推動印度脫離“輕制造業、重服務業”“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重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的發展模式。
在招商引資上，莫迪政府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線，大力推動電力、港口、公路、鐵路等印度長期缺乏的關鍵基礎設施，同時定向降低外資準入門檻、優化國内營商環境，希望更多依靠投資而非消費帶動印度經濟發展。在産業發展上，莫迪政府抓住中美博弈引發的全球産供鍊重組機遇，以消費電子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切口希望替代中國的全球産業鍊供應鍊地位，提振青年人口就業率，以緩和社會壓力，并提高底層群體收入。
同時，莫迪政府高強度投入财政資金、外交資源、政治資本連續推出“分階段制造計劃”（PMP）、“制造業激勵計劃”（PLI）等産業政策，同時繼續擴大“以工代赈”項目規模滿足底層群眾對于福利政策的依賴，增強經濟的造血能力。
第四，外交方面，莫迪政府抓住國際地緣政治劇變的機遇期，不僅在主要大國之間搖擺獲益、加緊經略南亞周邊地區，将“外交勝利”内銷轉化為“内政紅利”。邊境安全方面，印自2017年以來對華挑起的邊境争端乃至沖突是印調整對華立場的标志性事件，但印軍的戰略、戰術劣勢卻使莫迪政府隻能借邊境議題挑動國内民族主義情感、加強邊境軍備及基建建設，但隻能在雙邊現實層面選擇“冷處理”。經貿方面，莫迪政府一方面大批封禁中資APP、鎖控自華赴印簽證發放、加大對在印中企的勒索迫害力度，另一方面客觀依賴中國産業體系與出口産品支撐印本土制造業發展，持續擴大自華中間品、制成品進口規模。
面對美西方，印貼靠美國程度達到空前水準，甚至可以說抛棄了長期以來的“不結盟”立場。為迎合美西方抛出的“印太戰略”，填補美西方對華“脫鈎”“斷鍊”後的生态位空白，印積極與美西方締結“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等雙邊産業技術架構，積極參加“四方機制”（QUAD）、印太經濟架構等小多邊機制，通過堅定“反華”立場自美西方擷取大量資金、技術、市場、政策及軍事情報支援。面對俄羅斯，印在美西方接受的限度上最大保持印俄合作，在維持自身“中立”形象的同時從中攫取實質利益。印一方面在俄烏沖突的大背景下大規模購買低價俄油，在填補自身能源需求之外，還對外“低買高賣”擷取高額經濟收益，另一方面表态拒絕在俄與美西方之間選邊站隊，在維護自身“中立”形象的同時保留對雙方發展關系、攫取利益的管道。
對南亞周邊地區方面，印加速推進對孟加拉、斯裡蘭卡、尼泊爾等國的互聯互通建設，以此在加強對周邊國家的控制能力的同時，對内展現“印度崛起”的地區強國地位。此外，在對巴基斯坦的事務上，印人黨政府更傾向于“降格處理”，以此顯示印巴實力的差異與印巴關系的不對等，滿足國内民族主義群體訴求。對全球南方方面，印通過積極參加“全球南方”事務、加大對外援助、打出“數字化”發展大旗等方式與中國競争，提升對美西方議價地位，迎合印人黨“印度崛起”叙事。
▍莫迪政府強勢改革的“得”與“失”
“莫迪十年”在各方面的強勢改革雖然在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态、強化印度國家能力、提升印度國際地位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成就，但其極端的改革目标、過激的改革節奏、偏激的改革手段使其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為印度國家與社會埋下了衆多隐患，反而推高了印度未來發展的不确定性。這次大選印人黨選情出現超預期削弱，很大程度上就是“改革陣痛”遭遇民主選舉“釋放應力”的結果。
社會文化方面，莫迪政府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執政成就和執政長期化趨勢，從内部來說對國民志願服務團（RSS）在印度教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權威地位構成事實挑戰，對内可能激化RSS、團家族與印人黨的沖突，對外可能會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進一步極端化，表現更加激進“排他”。對内方面，莫迪強大的個人權威将RSS與印人黨事實上變為建設“印度教特性社會”總體目标的兩個職能機構，但印人黨逐漸侵蝕RSS的母體地位。這種黨團地位的扭轉可能和印人黨與團家族間的曆史沖突疊加共振，在“後莫迪時代”引發黨團雙方基于路線、權力、甚至莫迪“衣缽”傳承正統性的全方位對抗。對外方面，“莫迪十年”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态議程以“矯枉過正”的姿态抹除了獨立以來印度穆斯林群體擁有的幾乎所有“特權”。目前RSS和印人黨均陷入了短暫的“議程空白”期。但是，這也給在大選中遭遇超預期挫折的印人黨受激迎合RSS極端派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态進一步激化、極化。穆斯林雖可選擇投向國大黨聯盟，但一旦爆發類似2002古邦危機的事件，就可能成為印人黨啟動緊急狀态的導火索，導緻社會沖突向不可預料的方向演化。
政治方面，印人黨激進改革打破了長期存在于印度政治體系之中的政治平衡，動搖了印人黨自身的組織基礎，使印度政壇整體處于“非穩态”的風險狀态之中。從黨政關系看，印人黨的組織形态與教派主義政黨的意識形态核心将進一步侵蝕印度政治體制，強化印度政治體制與實際政治運作之間的張力。從黨際關系看，競選博弈的白熱化将導緻印人黨變本加厲打壓在野黨，而雙方意識形态的極端化甚至可能重新激起印度“政治刺殺”的政治傳統。從黨團關系看，印人黨1.8億之巨的黨員規模與RSS500萬的成員之間可能已觸及某個足以扭轉黨團關系的臨界點，而“政治強人”莫迪的出現與其說是緩和，不如說是掩蓋了其中的沖突。“後莫迪時代”印人黨能否繼承、如何繼承莫迪經濟發展和意識形态目标十分值得懷疑，不排除因“路線之争”爆發沖突的可能。從黨内關系看，由數十萬發展而來的印人黨自身很難說擁有獨立維持、管理、動員1.8億黨員群體的能力。在缺乏莫迪之後，印人黨中央與地方實力派間如何形成新的平衡也仍未解決。
經濟方面，印人黨政府雖在發展經濟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這種發展是否有可持續性，以及發展利益能否得到妥善配置設定尚不能斷言。經濟發展方面，印人黨政府雖成功将原先“跨工業化”的發展路徑轉為更加合理可行的“發展性國家”模式，但仍面臨諸多問題挑戰。首先，印人黨目前采取的“發展型國家”模式本質上是對于上世紀末“東亞奇迹”而産生的描述性理論，有着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國内政治基礎，并非保證直接、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的“萬能靈藥”。一方面，這意味着印度仍需根據自身經濟實際進行相應調整，若無法解決諸如根除市場對于成熟服務業的路徑依賴、克服聯邦制民主國家對政府能力的多重限制、打破大多數群眾無力參與市場經濟的體制障礙，那麼印度在“發展型國家”模式下的經濟發展潛力就會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意味着“發展型國家”模式已不再适應當今的國際環境，或者說世界上的空白市場已不足以支撐一個印度如此量級出口導向型“發展型國家”的興起，而印度需要自行探索一條适合印度發展的新路徑。其次，關于經濟發展“蛋糕”的配置設定問題也是印人黨頭疼的一大難題，印度國内錯綜複雜的階級、地域、宗教、族群沖突使印人黨在利益配置設定時極易引發社會沖突，嚴重時甚至可能幹擾打斷印度經濟發展程序。從橫向的階級沖突來看，目前印人黨政府是一個依靠極少數财閥與大量貧民的民粹主義政權，這種配置設定模式不可持續：向财閥的配置設定增加了财閥的獨立性，向貧民的配置設定則推高了貧民的邊際效應，進而走向“持續增長加劇貧富極化”“無力增長導緻支援聯盟内爆”的死路，更不用說在這一配置設定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中産階級及少數群體了。從縱向的社會沖突看，宗教沖突自不必說，以印穆沖突為代表的宗教沖突是印度全面社會沖突的導火索，一旦爆發将嚴重幹擾甚至打斷印經濟發展程序。地域和族群沖突盡管不會如此激烈、如此有破壞性的經濟後果，但各方在資源傾斜、産業分布等問題上的博弈傾軋也會部分扭曲純經濟條件下的“最優解”，積少成多可能構成印度又一個難以根治的結構性問題。
外交方面，印人黨的外交政策在事關内政的問題上缺乏靈活性，在無關内政的情況下則缺乏原則性，使其外交日益陷入窘境，一招不慎就會倒灌回流，沖擊印人黨内政布局。保守外交方面，從對外經貿合作角度來看，印經濟現代化程度低、财閥壟斷程度高、面對外部沖擊的脆弱性強，這些特性共同決定印無法得罪内部利益群體與外部經濟體建立深層次經貿溝通合作，鎖死了印對外經濟合作的上限。從全球南方合作角度看，印度自身戰略資源匮乏，不會自掏腰包為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公共産品；又與南方國家經濟結構高度相似，本質上是全球南方國家最大、最具威脅的零和博弈對手，這鎖死了印上司全球南方合作的上限。投機外交方面，印在中美、美俄之間拉扯搖擺，在攫取短期收益的同時長期形象嚴重受損，危及各方對印戰略信任、降低與印合作意願。印一味争奪全球南方上司權，但投入微薄、拒絕擔責，隻想借此擡升對美西方議價能力，持續損害印獨立以來積累的國際聲望。不僅如此，印人黨長期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實行霸權主義，妄稱建立“大婆羅多”國家。在這一構想下推行的南亞“互聯互通”隻會進一步激發周邊國家的提防心理，事實上阻礙南亞地區一體化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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