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
英國将于7月4日提前舉行大選。此次大選懸念較低，專業機構預測工黨成為下一任執政黨的可能性達到100%。工黨領袖斯塔默很有可能繼任首相。
在斯塔默的帶領下，近年來工黨的立場逐漸由左翼向中間派傾斜。工黨總體财政立場與保守黨近似，但可能更傾向于增加稅收、避免削減開支，相比保守黨更加強調促進私人投資。該黨屬于“親歐”派系，未來英歐的合作關系可能變得更加緊密。此外，反對蘇格蘭獨立和愛爾蘭統一，支援北約，對移民及傳統能源轉型更加嚴格。
市場對本次“小懸念”大選事件的敏感度較低，政治不确定性對英鎊匯率的負面影響微乎其微。相反，工黨的上任受到市場歡迎，可能成為資金回流至英國的契機，進而利好英鎊。以往結果相對确定的大選期間，英鎊匯率和英國股市也傾向于走強。利率方面，由于繼任者在财政政策上不會有太大施展空間，其财政計劃不太可能顯著改變市場利率預期或信用溢價，對英國國債收益率的擾動有限。
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約翰遜“派對門”，再到特拉斯“迷你财政”，近年來英國政治局勢頻繁動蕩，政治事件逐漸成為英鎊匯率重要的擾動項。自從蘇納克就任首相以來，政治形勢趨于穩定，但另一場大選即将到來，這可能會給金融市場注入新的波動。本文将就英國大選概況及其對市場可能的影響展開讨論。 一、工黨志在必得？ 5月22日，英國現任首相蘇納克宣布将于7月4日提前舉行大選投票。這一決定是在IMF于5月21日上調英國經濟增長預期的背景下做出的。同時，5月公布的4月CPI降幅不及預期，英國央行推遲降息風險增加，在可能難以吃到降息“紅利”以及下半年通脹有所反彈的預期下，蘇納克當機立斷選擇提前大選。 在英國大選的激烈角逐中，保守黨和工黨常常上演“龍虎争鬥”的戲碼。自1922年以來的曆次大選中，最終赢家均非保守黨即工黨。此次大選也不例外。截至2024年5月3日，工黨和保守黨民調支援率位列前二，但保守黨（24%）明顯落後于工黨（42%）。Electoral Calculus提供了基于民意調查、曆史投票、人口統計等要素的英國大選結果預測模型，其顯示工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的機率為100%，其中獲得多數席位的可能性為98%，組建少數派政府[1]的可能性為2%。
二、“無聊但正義”的斯塔默 目前工黨的黨魁為爵士凱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倘若工黨赢得大選，則斯塔默很有可能成為下一任首相。 斯塔默的父母是工黨的堅定擁護者，賦予了他與工黨第一位領袖凱爾·哈第（Keir Hardie）相同的名字。斯塔默繼承了父母的意志，在利茲大學大學就讀期間加入工黨。畢業後，他進入牛津大學聖艾德蒙學堂攻讀學士後文憑（Postgraduate Diploma），獲得民法學士學位。在成為議員以前，他先後擔任律師和檢察長職務，曾參與反伊拉克戰争遊行并撰寫相關法律意見書、反對保守黨廢除《人權法》、起訴涉嫌僞造公款賬目的議員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捍衛人權、維護正義。2015年，他以工黨霍爾本和聖潘克拉斯選區議員的身份加入下議院。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在2016年工黨黨魁選舉中獲勝後，斯塔默被提拔為脫歐影子大臣[2]，在任期間主張脫離歐盟、減少移民。繼工黨在2019年大選中失利後，科爾賓辭去工黨黨魁。斯塔莫于2020年4月4日接任，成為新一任反對黨領袖[3]。 近年來，斯塔默個人立場逐漸由社會主義向中間派傾斜。斯塔默主張讓工黨脫離與科爾賓有關的“極左主義”。他放棄了科爾賓在移民、社會公正，尤其是外交事務方面的大部分議程，并在工黨内任命了大量中間派人士，這在一定程度上團結了工黨内部的不同派别[4]。經濟政策方面，他支援加大公共服務投資力度（如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并呼籲增加稅負。政治問題上，他反對蘇格蘭獨立和愛爾蘭統一；不認同科爾賓對北約的批評，認為應當堅定站在北約一方，如支援烏克蘭、制裁俄羅斯，同時反對英國停戰聯盟。 斯塔默的支援者們認為，他成功地幫助工黨重拾了公衆的信任，他所提出的政策綱領正是為了與英國選民的關切和期望相契合。然而，在反對者的視角中，斯塔默更像是英國脫歐後經曆的長期動蕩中的意外受益者。且斯塔默的舉止常常使他的政治對手将他描繪成沉悶的形象。鮑裡斯·約翰遜曾諷刺其為“上司無能且令人感到無聊的人（Captain Crasheroonie Snoozefest）”。根據英國民調機構薩萬塔康雷斯（Savanta ComRes）2023年10月的調查，“無聊（boring）”是選民最常用來形容斯塔默的詞，但同時“正直（honest）”和“優秀（good）”的優點也經常被提及[5]。 三、财政施展空間有限 對比工黨和保守黨此次大選的經濟政策來看： 财政政策方面，首先，盡管工黨立場仍然偏左，但因财政施展空間有限，總體主張将與保守黨近似。工黨将面臨相同的财政總限制，即在官方預測期的第五年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必須下降，且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過3%。同時，工黨亦會盡量避免重蹈特拉斯“迷你财政”的覆轍。在目前政府負債壓力大、GDP增速低、利率高的環境下，金融市場将對政府透支信用的現象更加敏感。目前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名義GDP同比增速水準相當，如若大幅趕超将使得債務與GDP比重趨于上行。此外，人口老齡化正在增加醫療和養老金支出的壓力，而地緣政治風險又給國防開支帶來壓力，這是無論誰上任都将面臨的問題。其次，工黨或更傾向于增加稅收、避免削減開支，相比保守黨在促進私人投資方面處于更有利的地位。盡管在競選環節，兩黨都表示不願意在更大範圍内增加稅收。但因NHS、國防、海外援助和教育等是政府重點扶持領域，在去杠杆的背景下這也就意味其他部門的開支将被大幅削減，增加稅收是比無視财政規則更适宜的選項。工黨提出其上任後将增加對私立學校學費的增值稅、對非定居英國居民的海外收入征稅，将非居民的不動産印花稅從2%提升至3%等，而保守黨則承諾了部分減稅事項，未對增稅做更多闡述。支出方面，根據目前政府的計劃，至2028财年公共投資占GDP的比重将從2023财年的2.6%下降到1.8%。而工黨在此次競選中承諾“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高品質的社會關懷”，以及削減綠色開支為其他支出騰挪空間。工黨要員雷切爾·裡夫斯（Rachel Reeves）于今年1月在參加達沃斯論壇時表示，工黨計劃通過将私營部門投資置于其增長戰略的核心，來恢複英國在商業方面的聲譽。
其他經濟政策方面，關于移民，工黨主張将淨移民人數恢複到20萬人，保守黨則認為将淨移民人數減少30萬是合适的。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英國淨移民人數為68.5萬人。顯然工黨的目标更加嚴格。關于就業，工黨計劃為就業者提供更多保障，同時促進更靈活的工作安排。對此，保守黨站反對立場，認為這将擾亂就業市場、反向增加失業和罷工。關于氣候，工黨的政策明顯較保守黨更加環境友好，不過财政限制迫使工黨在短期内控制其綠色投資的野心。關于國際關系，工黨相對保守黨屬于“親歐”派系，如若工黨上位，英歐的合作關系可能變得更加緊密。不過，脫歐主義的斯塔默目前立場相對謹慎，承諾不會“悔棋”，且排除重新加入單一市場或關稅同盟的可能性。工黨可能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讓英國脫歐發揮作用（make Brexit work）”[6]。此外，如若特朗普上台，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立場可能都将向歐盟傾斜。
四、市場影響 由于工黨在民調支援率中“斷層式”的領先性，此次選舉結果的懸念較小，市場對該事件的敏感度較低，政治不确定性對英鎊匯率的負面影響微乎其微。相反，工黨的上任可能成為資金回流至英國的契機，進而利好英鎊。根據彭博社2023年9月針對500多名金融專業人士的一項民意調查[7]，約三分之二的專業投資者認為工黨的勝利将是選舉中“最有利于市場的結果”。當然，仍需警惕兩黨支援率意外收斂，甚至工黨未能占據絕大多數席位造成懸浮議會的情形使得政治不确定性增加、英鎊承壓。利率方面，由于繼任者在财政政策上不會有太大施展空間，其财政計劃不太可能顯著改變市場利率預期或信用溢價，對英國國債收益率的擾動可能有限。 回顧曆史上懸念較小的曆次英國大選——1983年6月9日、1997年5月1日、2017年6月8日，我們可以發現股債彙市場的部分運作規律。1983年大選前夕，保守黨民調支援率保持領先性，最終大選結果與民調資料接近；1997年，工黨民調支援率相對保守黨占據優勢，盡管臨近大選工黨歡迎程度略微下滑，但最終仍以較大優勢赢得大選；2017年，按照民調支援率，保守黨赢面更大，不過工黨在大選前一個月釋出的競選宣言以草根運動政策吸引了基層和年輕群體的目光，大幅收窄了相對保守黨的劣勢，但最終選票差距仍有7%。 在此類大選前後3個月内，富時全市場指數（FTSE All-Share）上漲；英鎊兌美元以偏強震蕩為主，大選前3個月均走高；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總體震蕩，會在大選後的一段時間裡下行，其中的期限溢價成分（經ACM分解得到）往往回落（2017年除外）。首先，以上資産價格規律和英國大選的時點存在較強關聯。英國政府傾向于選擇央行降息（或降息尾聲）以及增速較美國更快的時點舉行大選，上述股票強勢表現和該要素密切相關。其次，不确定性較低的政治事件對英鎊匯率及英國股市的負向影響較小，甚至可能存在提振效果。大選期間，美聯儲和英國央行貨币政策分化（美緊英松），英鎊兌美元仍錄得漲勢一方面和基本面優勢有關，另一方面可能因大選帶來利好。再者，英國大選結果出爐，長端收益率的期限溢價成分有可能下行，因大選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未來的不确定性。 需注意的是，以上三次大選均未發生執政黨的切換，而當下為反對黨工黨上位的可能性大于此前執政黨保守黨。此外，目前英國尚處于經濟複蘇期，實際GDP增速大幅落後于美國，同時還面臨高利率環境。以往資産價格走勢規律不可完全借鑒。
注：[1]少數派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指一個政黨嘗試單獨組建政府，但其席位數不足以形成絕對多數，進而依賴其他政黨的支援通過關鍵立法和預算案，其他政黨不加入聯合政府。例如，2017年大選後，保守黨與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DUP）達成“信任與支援協定”以維持少數派政府。[2]影子大臣是影子内閣（Shadow Cabinet）的成員。影子内閣是指某些行議會制的民主國家，其在野黨為準備上台執政而設的預備内閣，設有與内閣當局各部對應的影子大臣。當遇到議會辯論時，影子大臣往往會踴躍發言，在闡述本黨觀點的同時，指出并攻擊時任内閣的問題與缺陷。（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B1%E5%AD%90%E5%86%85%E9%98%81）[3]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7%88%BE%C2%B7%E6%96%AF%E5%A1%94%E6%91%A9#%E5%A4%96%E4%BA%A4%E4%BA%8B%E5%8A%A1[4]https://m.yicai.com/news/101993731.html[5]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3/10/10/keir-starmer-boring-voters-poll-public-opinion-labour/[6]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24/02/01/how-does-the-eu-view-the-labour-party[7]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9-17/bloomberg-poll-labour-led-government-will-be-best-for-uk-markets-investor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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