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在北宋真宗、仁宗時期，詞壇上活躍着兩個填詞名家，一個是被稱為“三影郎中”的張先，一個是 有着“奉旨填詞”雅号的柳永 ，當時二人并稱“ 張 柳”。
張先（990 — 1078) , 字子野，烏程（ 今浙江省 湖州市）人，其詞與柳永齊名，才力不及柳永，但詩 詞較含蓄，韻味隽永，有《 安陸詞》，又名《 張子野 詞》。
張先和柳永并稱為“ 張柳”，究竟有着怎樣的曆史機緣？ 為什麼“ 張”在“柳”前，亦或僅僅是為 了音韻上的平仄？這些都需重新檢視。
“ 警策”：張柳齊名的真正原因
關于張先、柳永齊名的記載，宋代以降曆代詞話中的記載。如“ 張子野（ 張先，字子野）與柳耆卿 （ 柳永，字耆卿）齊名”。
“ 張柳”齊名有一個公共 同的出處，即出自蘇門四學士之一 的晁補之的《 評 本朝樂章》，因為“ 不具諸集”，是以屢屢為人所稱引。那麼“張柳”齊名的真正原因何在？這需要還原 到當時的語境中去。
北宋前中期的詞壇，由于慢詞的創作還遠未成熟，詞人們大抵還隻能在小令的圈裡創作，追求 “ 一丘一壑也風流”的“警策”之句遂成為詞人們的普遍共識 。
從北宋詞與花間詞 、南唐詞的關系來 看，這樣的現象可以遠紹到對南唐中主、馮延巳詞 句的評議，宋人胡仔評價李璟的“ 小樓吹徹玉笙寒”、馮延巳的“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都是“ 警策”之句。
所謂“ 警策”，又叫精警或警句，有三種解釋 ：一 是謂以鞭策馬 。如曹植《 應诏》詩： “ 望城不過，面邑不遊。仆夫警策，平路是由。
”二 是引申為督教而使之警誡振奮。如葉适《 上甯宗皇 帝劄子》之二：“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 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
三是形容詞句動人心 魄，言近旨遠。如《文選》所言：“文片言而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
本文的“ 警策 ”應取第三種解釋， 即凝練新奇的詞語，構築生動傳神的意象，使詞中 的單句或片段具有含蓄隽永的美感，成為詞林傳誦 的名句，詞人也是以而聲名鵲起、名噪一時。
張先、柳永都因各自詞中精妙傳神的“警策”之 句而為詞壇所推崇。如張先有“ 張三中”“ 張三影 ” “ 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的雅号。
柳永亦有“露華倒 影柳屯田”“ 曉風殘月柳三變”等美譽。結合二人年 齡，柳永長張先 6 歲，早于張先 24 年辭世，他們以 “ 警策”之句聞名天下，并由此“ 齊名”是有可能的。
這裡還可以舉一個旁證，在推崇北宋詞的清初，追 求“警策”之句一度盛行，直可認作北宋詞壇風流的 重制。
清人在“警策”之句上做足了功夫，并時時以 此自诩。如毛先舒，雅号“ 毛三瘦 ”，因其詞中有 “ 不信我真如影瘦”“ 書來墨淡知伊瘦”“鶴背山腰同 一瘦”三句而得名。
清初“警策”之句的盛行，被譽 為詞壇繁盛的表現，也是清初詞人推崇北宋詞風的表現。
張柳優劣論：詞派鬥争的結果
以上讨論了張先和柳永因各自創作的“ 警策 ” 之句而齊名詞壇。晁補之《 評本朝樂章》：“ 而時以 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晁補 之檢讨前人“張不及柳”的說法 ，自出機杼下斷語曰 “ 張優于柳”，而原因也隻有語焉不詳的“韻高”兩 個字，恐怕很難服人。
朱東潤先生在介紹張先生平 時，隻是把這句話簡單地翻譯了一下，他說：“其詞與柳永齊名，才力不及柳永，但較含蓄，韻味隽永。”這裡我們注意到，一是朱先生認為張先在 “ 才力”上略遜于柳永，這點晁補之沒有明說。
二是 把晁文所提到的“韻高”了解為“韻味隽永”，為我們為一步解讀提供了極好的思路。柳永在宋代詞壇 的影響是當時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比拟的，蘇轼第一次作小詞後便自嘲“ 雖無柳七郎風味，亦别是 一 家” , 頗有些“影響焦慮”的意味。
柳永的詞當時 就能夠“天下詠之”，并且傳布至宋周邊的麗、金國，“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這些都是張先 所“不及”的。晁補之文中的“ 時”應了解為當時的 詞壇實際情況。
“ 學柳”與“ 冠柳”：南宋詞壇的奇特景觀
前文已述，柳永所開創的頹廢詞派在當時即受到詞壇同侪的排擠，但這是否就意味着柳派詞人從 此一蹶不振，以至銷聲匿迹了呢？
到了南宋，又出 現了幾個與柳永詞風相近的詞人，如左與言。宋人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載“ 當時都人有‘ 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 ’之對”，北宋末南宋初的 左譽（ 字與言）曾戀錢塘名妓張秾，為之作了不少柳 永式的香豔之詞。
學柳的詞人還有康伯可。劉揚忠 先生認為“康與之（ 字伯可）風格追随柳永，為南宋 學柳第一名家。… …南宋人論其詞，往往‘康柳 ’并稱”。
除了左與言、康伯可二人外，學步柳永作詞的還有曹組。此外，還有詞人欲與柳永一 比高下，如 詞集以《 冠柳》命名的王觀（ 字通叟）。
王弈清等撰 寫的《曆代詞話》曾轉引黃昇的話雲：“ 王通叟，元祐中官翰林，宣仁谪之 ， 自号逐客，詞名冠柳。其踏青一詞 ，風流楚楚 ，又不獨冠柳詞之上也。”
馮金伯《 詞苑萃編》：“ 王通叟觀作慶清 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為高于屯田，集遂名 冠柳。”
這大概是清代人對于王觀的評價，然 而南宋人陳質齋對于王觀的詞并不是很恭維：“逐客詞風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則可見矣”，認為他找 錯了比附的對象 ，自然得不償失 。
晚清的陳廷焯對 “ 冠柳”現象則有着自己的了解，他認為：“ 王通叟詞名冠柳。北宋詞家極多，獨雲冠柳，仍是震于耆卿名，而入其彀中耳。
觀其命名 ，即可知其詞之不 足重。嗣後以清平樂一詞被谪，不亦宜乎。”陳廷 焯也認為“冠柳”是不足效法的。
如果梳理一下南宋學柳的幾個詞家，除了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孔處度、晁次膺、萬俟雅言這 六人，應該還有左與言、康與之 、曹組 、王觀這四 人。
在南宋人的詞論中，将康與之和柳永放在一處 “ 合論”的情況處處皆有，那麼南宋的批評家偏将 “ 康柳”合論，為什麼不是其他人呢？
康、柳二人的人生際遇相似點
康、柳兩位詞人的人生際遇很相似，表現為以下兩點。第一，二人一生中都作過大量的應制詞。 由于這類詞常易流于粉飾太平 、阿谀當朝，雖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之繁榮富庶，但用意卑陋，難稱高調，如柳永《傾杯樂》《 瑞鹧鸪》，康與之《 寶鼎現》等。
第二，二人的政治道德上都有污點。對康與之的政治道德，在宋代就已有人提出批評。如陳振 孫《直齋書錄解題》在著錄康與之的《順庵樂府》時， 認為“此集頗多佳語”，但同時指出：“其人不自愛 如此，不足道也。”
之是以說康與之的為人“ 不足道 也”，是因為康與之與秦桧過從甚密。秦桧死後，康 與之也被除名編管欽州。到了清代，這種針對康與之政治道德的批評，仍是此起彼伏。黃氏在《 蓼園詞選》中對康與之的批評更顯微妙。
他所批評的康與之《滿江紅》（ 杜鵑）詞，本身并不涉及與秦桧的 關系，但黃氏還是借題發揮，将康與之的人品議論 了一番，黃氏的這段評論，顯然是針對康與之在政 治操守上“ 能言而不能行”的缺陷而發 。
陳廷焯的 《 雲韶集評》對康與之其人其詞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認為：“其人不足取，其詞則哀感頑豔，盡有佳 者。”在诠釋其詞時，不忘将此與其人品聯系起來。
與康與之相比，柳永的政治道德污點顯得有些捕風捉影，從羅大經《 鶴林玉露》卷十的陳述中， 我們可以得知，當時南宋人把附庸秦桧的康伯可比作柳永一樣的無行文人，讓人不明就裡。
柳永雖然 “ 偎紅倚翠”“奉旨填詞”，但至多是個失意文人，與 政治并無糾葛。康與之尚有可苛責處，柳永何以被 牽扯上不好的評價呢？
筆者揣測，一是柳永《 望海 潮》的傳布導緻金主完顔亮的侵略，然而金主完顔 亮事先安排了畫工“ 圖臨安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這次侵略是早有預謀的，責任并不在柳永的 “ 歌詠之工”。
古人笃信“紅顔禍水”，作豔詞亦可亡國，柳永自然罪在不赦。宋人對于靖康之恥有着很 深的隐痛，痛定思痛，不少官宦詞人在南渡前後詞 風也發生了顯著變異 。
然而宋人多流于感性的體驗，而缺乏理性的思考 ，于是出現了諸多迂腐之 舉，如他們将亡國歸咎于王安石變法。
事實上，北宋之是以滅亡，是因為嚴重的邊患問題和羸弱的軍 事等因素所緻，然而宋人樸素地堅信是柳永《 望海潮》的傳布天下導緻金主完顔亮的侵略，這和康與 之依附秦桧，是一樣令人痛恨的。
第二件事是柳永 作《 醉蓬萊》得罪仁宗這件事。本來詞臣應制寫詩作 賦乃尋常事，本無可非議，結果柳永“惟務鈎摘好語，卻不參考出處”，惹怒了仁宗，這就難免讓士人恥笑。
排斥康柳：南宋人的家國之思
南宋以張炎 、沈義父為主的詞論家力主針砭 “ 康柳”，并由此提出騷雅的主張。如張炎所提到的 “ 岘首西州之淚”，前者指羊祜事，後者指謝安事， 由二事而及“騷雅”，實有深意存焉。
清人陳廷焯 《 雲韶集》對張炎詞頗多分析和推許，俞陛雲《 玉田 詞選釋》是對其君國之感與身世之歎的箋證，尤多 深味有道之言 。
由上可以推斷，張炎等詞論家集矢 于“康柳”二人的“鄙俗”，而倡以“騷雅”，在某種 程度上其實寄托了自己的家國之思。
結語
本文主要探讨了曆代柳永詞評價的“ 合論”現 象。通過“ 張柳”“ 康柳”合論的相關論述， 得出了以下三點結論：
其一，“張柳”齊名的真正原因在于宋初詞壇對“警策”之句的一種美學追求，而蘇門弟子晁補之所謂的“ 張優柳劣”則在某種程度 上折射出詞派鬥争的微妙結果。
其二，“康柳”合論 在南宋詞學批評中比較常見，二者的人生際遇相 似，都寫過大量的應制詞，都曾投獻小詞 、幹谒權 貴，故而均被視為“無行文人”，展現了宋代詞學批評中的道德因素評價。
其三，“周柳”合論是清代詞 學批評中的獨特景觀，尤其在常州詞派崛起于詞壇後，成 為 其 理論建構的“ 利 器 ”，“ 尊 柳 ”是為了 “ 揚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