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對如何在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思考

摘要：在俄共(布)十一大和共産國際四大上，列甯對新經濟政策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分析和思考：俄共(布)學會了如何将新經濟與農民經濟結合，認識到要“從頭學起”如何管理企業，如何在無産階級國家中發展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列甯清醒地認識到，蘇聯雖然克服了嚴重的内部政治危機，但經濟上仍是落後的國家，面臨嚴峻的挑戰。是以，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列甯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内憂外患情況下如何推動國家機關轉型、加強文化工作，以及如何在戰略戰術的平衡中建設社會主義給出了訓示與思考。列甯的這些思考，至今仍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1917年十月革命後，在内憂外患和經濟瀕臨崩潰的情況下，蘇俄政府在1918年—1920年實行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此後，由于形勢變化，列甯經過充分考慮，于1921年3月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經濟政策以取代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這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新經濟政策還允許外資企業管理國家暫時無力經營的企業，恢複商品貨币關系，對生産進行調節。本文結合1922年—1923年列甯涉及新經濟政策的報告、著作及其在生命最後時刻留下的經典著作《論合作社》《甯肯少些，但要好些》，分析其對落後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思考。

一、新經濟政策的挑戰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新内涵

1922年3月27日，列甯代表中央委員會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總結了執行新經濟政策一年來的三點經驗。新經濟政策是蘇俄經濟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标志着内憂外患時期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終結。

(一)新經濟政策的三大經驗

第一點是最令人欣慰的，“找到了我們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經濟同農民經濟的結合”，“以前沒有這種結合，是以現在我們首先要建立這種結合”，經濟建設必須“使我們在大工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工作同每個農民從事的工作結合起來”。對列甯來說，這就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基本政治教訓：“同農民群衆，同普通勞動農民彙合起來，開始一道前進，雖然比我們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體群衆卻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

第二個經驗實際上是一種挑戰，同時也是新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通過國營企業同資本主義企業的競賽來檢驗共産黨人的經營管理水準”。列甯公開表示，問題在于“我們不會經營”。但是，在合營公司(既有國有資本，也有私人資本，既有外國資本家，也有俄國資本家)以及更廣泛的生産領域，通過這一檢驗至關重要，“或者我們能在這場同私人資本競賽的考試中及格，或者我們完全失敗”。無論如何，從這裡得出的教訓是要“從頭學起”。

列甯強調的第三點經驗涉及國家資本主義。在部分意義上，列甯的這一報告和前後幾個月的其他著作都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新的闡述。列甯在與布哈林的教條主義立場進行論戰時指出，書裡“寫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産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隻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訓示就去世了。是以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事實上，“照所有經濟著作解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這些或那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但是大陸是一個無産階級國家，它依靠無産階級，給無産階級種種政治上的優先權，并通過無産階級把下層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換句話說，“我們的社會雖已脫離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不過上司這個國家的已不是資産階級，而是無産階級。我們不願了解，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産階級，就是勞工階級的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應當将之納入一定範圍的資本主義，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本領把它納入這些範圍。全部問題就在這裡。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将來會怎樣，這就取決于我們了”。列甯指出，在蘇維埃國家，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界限是由勞工階級的先鋒隊，即共産黨來決定的。但這個先鋒隊必須能夠做到這一點，但到目前為止，它還缺乏這種本領。列甯的想法是在私人資本主義(這一點必須被允許，“必須讓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流轉能夠像通常那樣運作，因為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和國家政權之間建立一種二進制政治結構。然而，若掌權者無能，二進制政治結構下的國家政權會面臨失控的危險。值得指出的是，對列甯來說，這種權力就是經濟權力。正是在經濟領域，它必須戰勝私人資本。這種勝利不是靠法令實作的，而是靠比私人資本更好地組織經濟的能力(要實實在在地證明)。

(二)新型國家資本主義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列甯再次談到了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這次是在《關于俄共(布)政治報告的總結發言》中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論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隻能這樣了解并且應該這樣了解”。列甯反駁道，這是一種經院式的論斷，革命後俄國的發展呈現出“不管是馬克思還是哪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未能預見到”的新特點。事實上，蘇維埃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非常意外的、誰都絕對預見不到的資本主義，因為誰也無法預見到，無産階級竟會在一個屬于最不發達之列的國家中取得政權;它起初試圖為農民組織大規模的生産和配置設定，後來由于文化條件所限無力完成這個任務，不得不采用資本主義”。簡言之，“我們現在的國家資本主義并非德國人論述過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經我們容許的資本主義”。是以，“應該使無産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無法越出也不敢越出無産階級為之規定的範圍和有利于無産階級的條件”。

列甯認為，蘇維埃俄國之是以能夠應對這一挑戰，有其實質性的客觀原因：國家掌握了土地和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正如他在1922年11月13日向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所說的：“我們在大陸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與國家資本主義的通常概念不同。我們掌握了一切經濟命脈……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同從字面上了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差別就在于我們無産階級國家不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

這基本上闡釋了列甯在共産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在政權屬于資本的社會裡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無産階級國家裡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得到國家的認可并受國家的監督，進而有利于資産階級而不利于無産階級。在無産階級國家裡，做法相同，但是這有利于勞工階級，目的是為了和依然很強大的資産階級抗衡和鬥争。”但在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列甯提到了更多内容。他明确指出，在無産階級國家中，主要生産資料屬于國家，這是無産階級國家的具體特征。

盡管列甯進行了澄清和區分，但“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使用在黨内仍存在争議。托洛茨基在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關于俄國新經濟政策和世界革命》的報告，列甯對此表示贊賞，并建議在報紙和宣傳冊上發表，認為托洛茨基的報告“特别适合向外國公衆宣傳我們的新經濟政策”。但是，托洛茨基本人在報告中表示，就蘇維埃俄國的情況，他不能接受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一詞。

(三)成功與失誤

列甯在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意義重大。因為列甯在報告中不僅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了反思，而且為大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即在新經濟政策執行一年半之後對其成功之處進行總結。

對列甯來說，第一個成功是克服了蘇維埃俄國最嚴重的内部政治危機。在這裡，列甯特别強調了貿易自由，然後提到了在征收糧食稅方面取得的良好成果，而且幾乎沒有發生農民抗議和暴動的情況。“在1921年以前，農民暴動可以說是俄國的普遍現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沒有了。農民對他們目前的境況是滿意的。我們可以放心地下這個論斷。”列甯的這些論述基本上得到了近代史學界的認同：“随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約2200萬個農民家庭不僅實作了擁有土地的夢想(他們現在擁有95%的土地，每個家庭擁有8公頃以上的土地)，而且還實作了按照自己的意願使用這些土地和安排自己生活的願望……總之，新的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利于農民。”輕工業有了普遍的高漲。相比之下，重工業的形勢依然嚴峻，部分原因是蘇聯被切斷了與國際資本市場的聯系。不過，列甯強調國家已開始撥出資金(盡管仍然是不夠的)重建重工業。

但是，列甯的講話一如既往地完全沒有後來蘇聯各個曆史階段所特有的那種自我滿足的勝利感，不乏對失誤、錯誤及其根源的反思，“毫無疑問，我們過去幹了而且将來還會幹出許多蠢事來”。主要有四個原因：“第一，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第二，大陸的教育程度極低。第三，我們得不到外援。沒有一個文明國家幫助我們，相反地，它們都在反對我們。第四，由于我們國家機關從業人員的過錯。”仔細觀察，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從反面提到了列甯所認為的實作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生産力發展的必要性、群衆文化的發展、西方革命以及與沙皇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機關決裂。但是，列甯在談到最後一個問題時，帶着憂慮和諷刺：“我們接收了舊的國家機關從業人員，這是我們的不幸。國家機關從業人員常常反對我們。事情是這樣的，1917年我們奪取政權之後，國家機關從業人員曾對我們實行怠工。當時我們被吓住了，便請求說：‘請回到我們這兒來吧。’于是他們全都回來了，而這就是我們的不幸。現在我們有一大批職員，但是缺乏有相當真才實學的人來切實地管理他們。實際上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在這裡，在上面，在我們執掌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從業人員還在勉強履行其職責，可是在下面，他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而且常常反對我們的措施……在這方面，短時期内是沒有辦法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在這方面我們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機關，改變它的面貌并吸收新的力量。”在這裡，第四點與第二點即提高群衆的文化水準聯系在一起：“我們辦了蘇維埃學校和勞工預科，有幾十萬青年在學習，也許學得太快了，但是，工作總算是開始了，我想，這個工作一定會收到成效。”

二、列甯生命最後階段對合作社與國家轉型及文化工作的思考

當列甯用德語在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已經病了一段時間。到1920年年底，列甯嚴重的健康問題顯現出來，表現為偏頭痛、失眠和注意力難以集中。1921年12月，列甯原計劃在哥爾克休假一周，結果實際休養時間遠遠超出了預期。1922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是列甯能夠參加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盡管他的閱讀能力和與代表們交談的能力都有所下降。1922年5月27日，列甯第一次中風，暫時喪失了清晰的語言表達和書寫能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的健康情況有所好轉。10月2日，列甯得以全力恢複工作，并于11月參加了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但在12月中旬，第二次中風再次使他喪失了寫作能力。從那時起，在嚴格的醫療監護下，列甯每天隻能工作幾個小時，别無選擇之下隻能自己口述文稿。列甯在世時，秘書們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根據其口授所撰寫的文稿隻出版了一部分。從他的經濟思想的角度來看其中兩篇尤為重要：第一篇是1923年1月發表的《論合作社》，第二篇是于1923年3月2日口述完成的《甯肯少些，但要好些》。幾天後，即1923年3月6日，第三次中風使列甯喪失與人交流的能力，直至1924年1月21日去世。

(一) 蘇維埃政權與合作社的新作用

《論合作社》一文闡述了合作社在新經濟政策背景下的新作用，其重要性超出了它所涉及的具體主題。列甯的出發點是這樣的：舊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理應受到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但為什麼這些幻想與現實脫節呢?因為他們“不懂得勞工階級為推翻剝削者統治而進行的政治鬥争的根本意義”。簡言之，合作社成員的烏托邦主義就是認為可以隻通過發展合作社制度來實作社會主義。然而，國家政權既已掌握在勞工階級手裡，全部生産資料既已掌握在勞工階級手裡，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向作為商人的農民作了讓步，即向私人買賣的原則作了讓步……現在我們發現了私人利益即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合适程度，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這是過去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碰到的絆腳石”。在這一新的背景下，合作社(“曾被我們鄙視為做買賣的合作社”)成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重要的是讓全體居民人人參加合作社。列甯毫不諱言，要實作這一目标，“需要整整一個曆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為了實作這一目标，國家必須在“經濟、财政、銀行方面給合作社以種種優惠”。

合作社問題也為列甯提供了一個機會重申自己對國家資本主義的看法。他一方面區分了“普通的國家資本主義”和“那種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國家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宣稱這兩種國家資本主義之間存在着“繼承性的聯系”。在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合作社具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後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首先是私人企業，其次是集體企業”;“在大陸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差別，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産資料是屬于國家即屬于勞工階級的”。在這個語境中，列甯并沒有把蘇俄的制度與國家資本主義相提并論。基于以上觀點，列甯得出結論：“在大陸的條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會主義完全一緻的。”

(二)改造國家機關與文化工作

随着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需要轉變的不僅僅是合作社的概念。在列甯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鬥争、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範圍内的陣地進行鬥争，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系撇開不談，隻就國内經濟關系來說，那麼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義。”

列甯指出，“我們面前擺着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是“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這種機關，我們在五年來的鬥争中還來不及也不可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第二個任務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實作了合作化，我們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腳跟”。文章的結尾提到了“文化革命”的概念，并闡明了其文化和物質前提：“現在，隻要實作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産資料的生産，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

值得注意的是，《論合作社》一文，更具體地說，指出合作社的發展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一點，在1925年被斯大林和布哈林用來證明列甯一度确信俄國具備建成社會主義的所有要素，不需要外國資本。

(三)在戰術和戰略之間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列甯在最後一篇著作《甯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提出了這方面的一個問題：“在大陸這種小農和極小農的生産條件下，在大陸這種經濟破壞的情況下，我們能不能支援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呢?”列甯承認，西方國家完成這一發展過程不會“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它們完成這一發展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裡平衡“成熟”，而是經過“對帝國主義戰争中第一個戰敗國進行剝削，再加上對整個東方進行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此外，資本主義列強還通過煽動國内戰争，在俄國至少部分地取得了它們想要的結果：“它們并沒有推翻革命所創立的新制度，但是它們也不讓新制度能夠立刻大步前進，以證明社會主義者的預言，使他們能夠迅速地發展生産力和發揮所有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潛力，并向所有的人直覺地清楚地證明：社會主義蘊藏着巨大的力量，人類現在已經轉入一個新的、有着光輝燦爛前途的發展階段。”俄國被抛回到過去的經濟水準，“國民勞動生産率，整個說來，現在比戰前低得多”。

有鑒于此，“怎麼辦?”這個問題的提出顯然是為了應對和防禦。列甯首先敦促大家謹慎行事：“這樣的形勢下，大陸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呢?顯然應該采取這樣的政策：為了保住大陸的勞工政權，為了保持勞工政權在大陸小農和極小農中間的威望和對他們的上司，我們必須極其謹慎小心。”

在這篇文章中，列甯像在以前的著作中一樣，對亞洲被剝削人民起義的世界曆史意義提出了非凡的見解：“鬥争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列甯認為，在這個基礎上(而不再是在西方取得革命勝利成果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

但俄國共産黨必須提出的問題是戰術性的，而不是戰略性的：“我們關心的并不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這種必然性。我們關心的是我們俄國共産黨，我們俄國蘇維埃政權為阻止西歐反革命國家扼殺我們所應采取的政策。”列甯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歸結為幾個要點：一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建成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裡勞工能夠保持他們對農民的上司，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另一方面，“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國家機關厲行節約。我們應當把沙皇俄國及其資本主義官僚機關大量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一切浪費現象的痕迹鏟除幹淨”。這些政策所表現出的謙恭使得列甯提出了一個問題——“這豈不是會成為農民局限性的天下嗎?”他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不會的。隻要我們能夠保持勞工階級對農民的上司，我們就有可能在大陸靠大力節約把任何一點積蓄都儲存起來，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簡言之，列甯在其最後一部著作中給出的指導，是一條循序漸進、平穩發展的内部積累道路。這條道路将最大限度地削減官僚機器視為其基本前提之一。

三、結語

在此後的歲月裡，蘇聯經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内部積累和經濟現代化程序關于西方學者研究蘇聯工業化程序較有代表性的著作，。然而，這一程序并非循序漸進的，且其中不乏社會創傷。這一程序的特點是官僚機器及其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的擴張。當然，本文的主題不允許在這裡對其展開更具體的評析，但毫無疑問，官僚機器的擴張并不符合蘇維埃俄國創始人的最後訓示。

盡管如此，列甯在上司蘇維埃政權的最後一年所作出的理論貢獻，注定會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後來的發展産生影響。其中包括以下主題：社會主義建設的複雜性;要能夠從革命後的社會背景出發，将反對教條主義重新定義為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現實而産生的理論範疇;國家轉型和勞工文化解放這兩個互相關聯的問題;注定要從曆史的客體變為主體的亞洲被剝削人民的起義，對于世界範圍内社會主義的勝利至關重要。這些主題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和重要性。

（作者：弗拉迪米洛·賈凱，意大利21世紀馬克思政治文化協會副主席;譯者李凱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