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在近代中國曆史上，20世紀初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既是中國留學史上的一次壯舉，也是近代中國革命史和中法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許多方面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中國的興起

20世紀初，面對内憂外患，中國青年為尋求救國真理，開始大批有組織地赴國外進行勤工儉學，并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大規模的留學運動。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緣起于1912年2月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吳稚晖、吳玉章等人在北京發起組織的留法儉學會。他們之是以鼓勵國内學子赴法留學，除了留學法國每年費用“較赴日本留學所費無多”之外，同時也希望通過留學法國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表示“改良社會，首重教育。欲輸世界文明于國内，必以留學泰西為要圖……欲造成新社會新國民，更非留學莫濟，而尤以民氣民智先進之國為宜”。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國内留法教育因袁世凱的破壞趨于停頓，李石曾、蔡元培等便流亡法國繼續推動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并在一戰爆發後來法的華工中開展勤工儉學運動，發起組織“勤工儉學會”，以“勤于工作，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為宗旨，創辦華工學校，選拔一些較有知識的華工，授以普通知識和中法文，學成後赴各工廠充任譯員，并在業餘時間教授其他華工。為了更加有效地推動中法兩國的文化溝通和交流，1916年6月22日中法兩國人士又在巴黎共同發起成立華法教育會，宣布以“發展中法兩國之交誼，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知識、經濟之發展”為宗旨。華法教育會法方會長為歐樂，中方會長為蔡元培。此後，華法教育會便成為這場特殊的留法教育運動的組織者和推動者。

1916年6月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之後，華法教育會中方上司人和會員蔡元培、李石曾等相繼歸國，把推動留法教育的工作重新搬回到國内。1917年5月，他們首先在北京成立華法教育會。随後又在直隸、山東、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和陝西等地成立分會，“推廣留學”“勸導學生留法”。同時，他們在刊物上發表各類介紹文章，大力宣傳留法勤工儉學的意義。他們之是以提倡留學法國，除了留學法國費用低廉、法人對于他國人“親和而無畛域”外，更多是因為法國是歐洲近代文化的先驅，近代法國教育多有适宜中國之處。比如，法國教育不受“紳民階級、政府萬能、宗教萬能等觀念”的束縛，這一教育觀念最适宜于中國。而且法國科學發達值得借鑒——“泰西諸國各有專長，而發明斯理之毅力，與各類學問之博通，均以法人為最著”。

在華法教育會的大力宣傳和推動下，同時受五四新文化“工讀主義”“勞工神聖”“平民主義”等新思潮的影響，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1919—1920年迎來高潮。從1919年3月17日首批89名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至1920年12月15日最後一批勤工儉學生前往法國，前後共有20批中國留學生集體前往法國，加上一些自行零星分散前往法國留學的學生，中國赴法勤工儉學生的總人數接近2000人，蔚為壯觀，接納赴法勤工儉學的學校共有30所，接納勤工儉學生做工的工廠則多達60餘家，“幾乎布滿了法國全境”。

法國社會各界的友好支援

赴法勤工儉學作為一場留學運動，雖由中方組織發起，但若沒有接待國法國的合作和支援，是難以持續的。事實上，自1912年儉學會成立之始，就得到法方友好人士的支援。

北洋政府外交顧問法國人铎爾孟，曾為留法儉學會創辦的北京留法預備學校義務講授法文，“教法至善，進步甚速”。1916年初，在巴黎成立的中法文化交流總機關華法教育會，實際上也由法方人士的倡議而設立，3月29日在華法教育會發起會上到會和報名的法方人士就多達32人，他們中有大學教授、中國小校長、教員、前政府教育文化官員、議員、音樂家和醫學博士，多為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學教授歐樂被大會推舉為華法教育會法方會長，議員穆岱為副會長，法國中學教師貝納和法國農科實業學校教務長法露為書記，共和工商會代表宜士為會計。在後來的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巴黎華法教育會的法方人士具體負責與法國有關學校和工廠的聯系工作。不但如此，在中國國内成立的華法教育會分會也多有一些法國人士參與，如法國領事官魏武達出任上海華法教育會副會長，法國公立學校校長高博愛擔任評議員，中法實業銀行行長李雍擔任會計，法國特派駐華管理華工委員榮蘇理任幹事。法國友好人士的支援，為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初期的開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伴随中法兩國邦交的升溫和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蓬勃開展，該運動開始引起法國政府的重視和支援。1918年11月，法國政府特使格裡耶起草了一份有關擴大法國和法國文化在中國的影響的行動計劃，建議法國政府資助華法教育會在華創辦法語學校，對那些希望來法留學的中國青年進行法語教育訓練；在北京設立中法中學和中法大學，并成立一個管理中心，促使中國政府在一些省級教育機構開設法語課；在北京創辦一份法文周刊，以便有興趣接受法國教育、文化和思想的中國人能及時了解法國的思潮；中法兩國共同負責錄用中國勞工，法國為這些勞工組織法語教育。這份計劃，後來大多得到落實。稍後，在法國駐華公使包樸的多次建議下，法國政府還于1920年10月正式在外交部内專門增設“中國留法學生監督”，加強與勤工儉學生的聯系和管理。法國政府的這些舉措，在政府官方層面也有力推動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1919—1920年迎來高潮。

即便是在法國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法國政府也沒有放棄對中國赴法勤工儉學生的支援。1920年底，赴法勤工儉學生因法國出現經濟危機而陷入困境之後，法國政府也伸出援手，于1921年初成立“中國留法青年協濟會”，向數百名沒有生活來源的中國學生每天發放6法郎救濟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自1922年秋季開始，法國政府又改變資助政策，設立獎學金用以資助已進入高等學校的勤工儉學生，并改組“中國留法青年協濟會”負責此項工作。由法國外交部和協濟會設立的獎學金名額最多時一年達26個，金額則依學生所學專業和所在地區的不同有很大差別，最高者每年可獲得6000至7100法郎，最低者一年僅為500至750法郎。據統計，在1922—1928年的7年裡，獲得資助的中國學生共有100人，金額總計為375528.32法郎。

總之，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曾獲得法國政府和一些民間團體、組織和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援。就此來說，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是一樁名副其實的中法教育合作事業，在中法兩國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重要影響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首要的意義，在于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革命家，在中國革命史、中共建黨史上留下重要一頁。受一戰以及一戰結束後出現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和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反思的影響，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為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和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先驅，諸如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周恩來、王若飛、陳延年、鄧小平等。1921年初，旅法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就已經在巴黎成立。據統計，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時，全國共有黨員58人，留法生中有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陳公培等5人，占全國黨員總數的8.6%。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時，全國共有黨員994人，留法的黨員達到210人左右，占全國黨員總數20%多。毛澤東在和斯諾談到創立中國共産黨的情況時，就充分肯定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重要作用，指出“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成立了中國共産黨組織，它幾乎是同中國國内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為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及經濟建設培養了各類有用人才。據中國留法青年協濟會統計，截至1923年1月10日，中國學生在法國高等院校就讀的計有225人，中等學校計255人，專業涉及法律系、醫學系、理工系、文學系、藥學系等，法國各著名大學幾乎都有中國勤工儉學生。據不完全統計，後來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的勤工儉學生近40人。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中國留學史上開創了一種新的留學模式，促進了教育觀念的變革。中國近代留學運動始于19世紀7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的官派留學，至20世紀初也有些有志青年自費到國外留學，尤其以自費留日為多。但在當時中國人的心目中到國外留學隻是有錢人的事，需要家境殷實，方能為之，而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則打破了這種傳統觀念，開創了通過勤工進行留學的新模式，為那些家境條件不好的有志青年前往國外留學提供了新的管道。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促進中法文化交流與溝通方面亦産生深遠影響，起到重要橋梁作用。一方面，一大批中國學生來到法國，在學習和工作中，通過與當地人的交往帶去中國文化，增進法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勤工儉學生亦是向中國傳播法國文化的使者，誠如赴法勤工儉學生在一份聲明中所說：勤工儉學的宗旨是來研究歐洲文化，尤其是法國文化，希望将來回東方之後，改進中國的命運。無論如何，他們是中法友誼的建築者，在工廠裡，與勞工共生活，在田莊裡，與農人相往來，能說能談，能溝通勞動社會。在學校裡，與教員、學生交接，緻知格物，能溝通知識階層。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