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1931年7月10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休倫縣文海姆鎮。1968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并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後來共創作了14部作品并多次獲獎，同時作品被翻譯成13種文字傳遍全球。2013年10月10日，愛麗絲·門羅獲得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經版權方九久讀書人許可，以下是原載于《巴黎評論》第一百三十一期，一九九四年夏季号的有關愛麗絲·門羅的采訪。
《巴黎評論》：今天早上，我們去了你長大的那棟房子。你在那裡度過了整個的童年時光嗎？
愛麗絲·門羅：是的。我父親去世之前還一直住在那兒，那裡曾經是個養狐狸和貂的農場。不過，現在那裡全變了，是一個美容院，叫“徹底放縱”。我想他們把美容院放在了房子後半部，把廚房整個打掉了。
《巴黎評論》：你後來進去過嗎？
門羅：沒有。不過，我想，要是進去了，我想看看起房間。我父親在那裡造了個壁爐，我很想看看。有時候我想，我應該進去修修指甲。
《巴黎評論》：我們留意到有一架飛機停在房子對面的空地上，就想起了你的小說《白色垃圾》，還有《我是怎樣認識我丈夫的》。
門羅：是的，那裡曾經是個飛機場。那個農場的主人有駕駛飛機的嗜好，他有一架小型飛機。他從來就沒喜歡過經營農場，是以，他放棄了務農，轉行當了飛行教練。他現在還在世，而且身體非常健康，是我遇到過的最英俊的男子之一。他七十五歲的時候才從飛行教練的職位上退下來。退休三個月以後，他出去旅行了一趟，卻得了一種怪病，是從山洞裡的蝙蝠身上傳染的。
《巴黎評論》：你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讀起來和這個地區、和你的童年世界非常有共鳴。那是你在什麼階段創作完成的？
門羅：那些故事前後寫了十五年的時間。《蝴蝶的一天》是最早的一篇，可能是我二十一歲的時候完成的。我也很清楚地記得寫《謝謝你送我》的時間，因為當時我的第一個孩子就在我身旁的搖籃裡。是以，我應該是二十二歲。書裡最後完成的故事應該是在我三十幾歲的時候寫的。《快樂影子之舞》是其中一篇，《烏德勒支的和平》是另一篇，《影像》是最後完成的一篇。《牛仔沃克兄弟》也是在我三十歲的時候完成的。是以，時間跨度還是挺大的。
門羅手稿
《巴黎評論》：你現在覺得這些作品如何？你會重讀自己的作品嗎？
門羅：在這部作品集裡，有一篇小說叫作《閃亮的房子》。兩三年前吧，多倫多的海濱酒店舉行了一個紀念加拿大文學雜志《塔瑪拉克評論》出版的特别活動，我在活動上曾經朗誦過它。因為這篇小說發表在雜志創刊初期，我得上台朗讀它。對我來說真的很困難。我記得我是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完成的那篇小說。我一邊朗誦，一邊不停地對它進行編輯，還要用我當年寫作的一些手法來改。現在看來，這些手法都過時了。我一邊讀，眼睛一邊溜着下一個段落，盡量快速進行編輯。我沒有提前把它再看一遍，我從來不在朗誦前重讀作品。讀到我早期作品的時候，我能意識到有些方法我現在不會用了，那是五十年代的人使用的方法。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對已經發表了的小說進行過修改？現在看來，很明顯，普魯斯特在臨終前還修改過《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卷。
門羅：是的，還有亨利·詹姆斯也重新改寫了自己作品中簡單易懂的部分，讓它們讀起來更晦澀難懂。實際上，最近我也在這麼做。我的那篇《搬離》（CarriedAway，1991）被選進了一九九一年度的《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我在選集裡重讀了這篇小說，主要是想看看它究竟怎麼樣，結果我發現其中一個段落很松散。那個段落好像隻有兩句話，但非常重要。我就拿起筆，在選集的空白處把它改寫了一遍，主要是等到結集出書的時候，可以做個參考。我常常在出書的時候對作品進行一些修改，過後卻覺得修改是個錯誤，因為我其實已經不在寫作那個故事的節奏當中了。我看到一小段話，似乎沒有起到它應該起到的作用，我會把它改寫得更緊湊嚴密些。不過，當我最終再次讀到那些段落的時候，又覺得它們似乎有點突兀。是以，我對這類事情不很确定。答案可能是作者應該停止這麼做。對作品也應該像對待孩子那樣，有那麼個時刻，你對自己說，這不再是我的了。
《巴黎評論》：你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你的編輯？
門羅：《紐約客》其實是第一次讓我對真正的編輯工作有了體會。在此之前，編輯對我而言多少就是個審稿環節，再加上幾條建議，僅此而已。對于故事中能夠發生什麼，我和編輯肯定需要有共識。比如說，如果一個編輯認為威廉·麥克斯韋爾的小說裡什麼都沒有發生，那這編輯對我就沒有什麼用處。編輯需要有非常敏銳的眼光發現我可能誤導了自己的地方。《紐約客》雜志的齊普·麥格拉斯是我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編輯，他太棒了。我真的很驚訝，他對我想表達的東西能了解得那麼深。有時候，他對我的東西沒有太多意見。不過，他偶爾會給我好多的指導。我改寫過一篇小說，叫作《火雞季節》，之前他其實已經接受了這篇小說。我覺得他會很幹脆地接受我修改過的新版本，可他沒有。他說，是啊，新版本裡有些地方讓我更喜歡了；不過，也有些地方我更喜歡舊的版本。為什麼我們不再修改修改看呢？他從來不說，我們需要修改。于是，我們把故事重新放到一起，寫出了一個更好的故事，我是這麼覺得的。
《巴黎評論》：你一直在寫作嗎？
門羅：從我七年級或是八年級的時候就開始了。
《巴黎評論》：你上大學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開始認真寫作了？
門羅：是的。我沒有機會去嘗試别的什麼事情，因為沒有錢。我明白我隻能在大學讀兩年，因為那時候的獎學金隻夠維持兩年的。那是我人生的一段小假期，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從十來歲就開始承擔家務事了。是以，大學時光是我這輩子唯一不用做家務的日子。
《巴黎評論》：你的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你多大年紀？
門羅：我大約是三十六歲。我寫這些故事寫了許多年，最終，一家加拿大出版社，瑞爾森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寫信給我，問我是否有足夠的故事來出一本書。這個出版社後來被麥格勞—希爾公司收購了。最初，那編輯想把我的小說和另外兩三個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出個合集。這個計劃流産了，不過，他手上還是有一些我的故事。他後來辭職了，可還是把這些稿子交給了出版社的另一位編輯。後來的這位編輯說，如果你能再寫三個短篇，我們就可以出本書了。于是，我在出版那本書的前一年寫了《影像》《牛仔沃克兄弟》和《明信片》。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一個特别的時間用于寫作？
門羅：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的寫作時間是在他們上學之後。那些年我非常努力地寫作。我丈夫和我擁有一間小書店，甚至我在書店工作的那些年，我也可以在家裡待到中午時分。我是應該在家裡做家務，可我用來寫作。後來，我不用每天都去書店上班了，我就寫到家裡人回家吃午飯，等他們吃完午飯離開之後繼續寫。大約寫到下午兩點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開始做家務，争取在晚飯前把事情做完。
《巴黎評論》：你搬回東部來，是因為遇到了格裡，還是為了工作？
門羅：是為了工作。還有是因為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在維多利亞住了十年。我們的婚姻在最後那一兩年已經面臨解體。那是個很小的城市，你有個很小的朋友圈子，裡面的每個人都互相認識。在我看來，如果你的婚姻正在解體，繼續待在同一個環境裡就非常困難了。我覺得這對我們兩個人都好。他無法離開，因為他要照顧書店。多倫多附近的約克大學向我提供了一個教師的職位，在那裡教授創意寫作。可我隻做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我恨那份工作。是以，盡管我沒有錢，我還是辭去了那個職位。
《巴黎評論》：是因為你不喜歡教授創作？
門羅：不喜歡！那太可怕了。那是在一九七三年。約克大學是加拿大比較激進的大學，再加上我的班上都是男生，隻有一名女生，可她幾乎沒有說話的機會。他們嘗試的是當時非常流行的寫作風格，也就是既艱澀難懂又老生常談的那類東西。他們似乎對所有的事情都無法容忍。對我來說，在那個位置上，我學會了如何大聲嚷嚷回去以及表達自己某些關于寫作的想法，這些都是好事。那些想法我以前從沒有認真總結過。不過，我不知道怎麼和他們溝通，怎麼做才能不與他們為敵。現在我可能知道怎麼做了。不過，我所教的東西和寫作沒什麼關系——更像是為将來進入電視行業而進行的良好教育訓練，或是讓你非常安心地認可一些俗套的東西。我應該是能夠改變些什麼的，但是我沒能做到。有個學生，不是我班上的，交給我一篇她寫的故事。我記得讀的時候我熱淚盈眶，因為寫得太好了，也因為我已經有好長時間沒有讀到過好的學生作品了。她問我怎麼才能夠注冊到我的課程，我說，不要！不要靠近我的班級，隻需要繼續把你寫的東西拿給我看。她後來成了一名作家。我學生裡唯一做到的一個。
《巴黎評論》：加拿大是否也像美國那樣，開設創意寫作專業的大學在擴充？
門羅：加拿大在這方面的擴充并不大。這裡沒有像美國愛荷華大學那樣的寫作項目。不過，在大學裡教授寫作也成就了一些人的個人事業。有一陣子，我很同情他們，覺得他們的東西不可能發表。可事實是，他們掙的錢可能有我一向掙的數目的三倍，這讓我不是很了解。
《巴黎評論》：看上去，你絕大部分的故事就發生在安大略省。你是選擇住在這裡呢，還是機緣巧合？
門羅：現在，我會選擇住在這裡。這是格裡母親留下的房子，他曾經住在這裡照顧她。我的父親和繼母也住在這個地區。我們覺得人生一世能夠照顧老人家的時間其實是有限的，之後，我們會繼續自己的生活。當然，也是有很多其他原因，我們并沒有離開。老一輩的人都走了，我們卻一直住在這裡。現在，我們留在這裡的一個原因是，這裡的風景對我們倆來說都太重要了。我們有這個共同之處真是非常棒。而且，感謝格裡，讓我可以用如此不同的視角來領略這個地方。我無法以同樣的感情擁有其他任何的一片風景，一個鄉村、一片湖泊或是一個小鎮。我現在意識到了這一點，是以我永遠不會離開了。
《巴黎評論》：搬回東部不是因為你決定要在這裡從事寫作。
門羅：我從來沒有為了任何寫作的想法而做過什麼決定，盡管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它。我想，我隻是不太能了解某些條件比另一些條件更有利于你寫作這樣的說法。唯一會阻止我寫作的就是把寫作當成一份職業——比如當我被公衆定義為作家、給我一間辦公室讓我寫作的時候。
《巴黎評論》：你的第一本書就赢得了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大概相當于美國的普利策獎。在美國，靠處女作獲得如此巨大榮譽的作家鳳毛麟角。而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位作家此後的寫作生涯似乎會遇到更多困境。
門羅：嗯，首先是，我那時候已經不年輕了。不過，後來的确是更加困難。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我什麼也寫不出來，就因為不停地在想，接下來，我必須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倒沒有壓力說自己必須寫出一部極其暢銷、每個人都在談論的書，比如，像譚恩美的處女作發表之後那樣。我的那本書銷量很差，即使獲得了總督文學獎，還是沒人聽說過。你去一個書店，找這本書，他們卻沒有。
《巴黎評論》：書評對你來說很重要嗎？你覺得曾經從評論中學到過什麼嗎？是否有評論傷害過你？
門羅：重要，也不重要，因為你真的不能從評論裡學到多少東西，當然，你也不會因為它而受到太大傷害。對你作品的批評，會讓你覺得在公衆面前受了羞辱。盡管沒什麼要緊，你也還是希望人們鼓掌歡送你下台，而不是鼓噪着轟你下台。
《巴黎評論》：在你的成長過程中，你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嗎？是否有作品對你産生過影響？
門羅：三十歲之前，閱讀真的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活在書裡面。美國南方的作家是最早一批讓我感動的作家，他們向我證明你可以描述小鎮，描述鄉下人，而這些正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不過，有意思的是，連我自己都沒太意識到，我真正熱愛的美國南方小說家都是女性。我不是太喜歡福克納。我熱愛尤多拉·韋爾蒂、弗蘭納裡·奧康納、凱瑟琳·安·波特，還有卡森·麥卡勒斯。她們讓我覺得女性也可以寫奇特的邊緣化的東西。
《巴黎評論》：這也是你一直在寫的東西。
門羅：是的。我逐漸認識到這是女人的領域，而關于現實生活主流的大部頭小說是男性的領域。我不知道這種邊緣人的感覺是怎麼來的，我并沒有被排擠到邊緣。或許是因為我自己是在邊緣社會長大的。我明白，偉大作家身上的某些東西，我感到自己是不具備的，不過，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些什麼。我第一次讀到D.H.勞倫斯的作品的時候，覺得極度不安。我總是對作家有關女人性方面的描述感到不安。
《巴黎評論》：你寫作的自信心如何？經過這麼多年，在自信心上有什麼變化？
門羅：對于寫作，我一向是非常自信的，但這其中又夾雜着擔心，擔心這種自信是完全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的自信源自我的愚鈍。還因為，我離文學的主流那麼遠，我沒有意識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樣容易成為一名作家，對較低社會階層的人來說也是一樣。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小鎮，在那裡，你連個真正讀書的人都遇不到，而你自認為還寫得不錯，你當然覺得自己确實有罕見的天賦。
《巴黎評論》：在避開與文學界的接觸方面，你可稱得上是個高手了。你是有意識地這樣做，還是特定的環境使然？
門羅：有好長一段時間，這當然是環境使然；不過，後來，就是一種選擇了。我想我是個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際。主要也是因為作為一個女人，一個家庭主婦，一個母親，我需要留出大量的時間，而這被解讀成害怕交際。如果不是這樣，我可能已經喪失了自信。我會聽到太多我不了解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