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曆史上的妓院最早出現在齊國。
在當時，這種風月場所的作用其實是為了吸引其他小國的商人來此經商，以推動齊國的經濟發展。
當時最著名的就是齊國都城臨淄的七大“國營”妓院，殊不知，這些風月場所都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開辦的，最後齊國的經濟也是以得到了很好的發展。
是以後來管仲也被稱為風月業祖師爺。
這還不是最超前的，如果你讀了《管子》這本書，就會明白管仲的思維領先的不是一點半點！
《管子》兵學思想的産生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上傳統禮樂制度的崩壞，打破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等級格局，各諸侯國為争取一席之地不斷進行争霸戰争，經濟上鐵器牛耕的出現使社會生産力大幅度提高，社會制度上由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過渡，思想上學術下移，士階層興起，稷下學宮的創立與發展催生出百家争鳴的文化盛景，《管子》的兵學思想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文化的革新中産生的。
西周末年，周幽王寵愛褒姒，欲廢申後和太子宜臼，改立伯服為太子。申侯聯合犬戎進攻宗周，周幽王被殺于骊山，西周滅亡，其後各諸侯擁立太子宜臼為王，稱周平王。由于地震的影響使鎬京殘破不堪，加上犬我等外患的欺壓威脅，周平王被迫于公元前770年由晉文侯、秦襄公、鄭武公等諸侯護衛，将國都東遷洛邑，周王朝的曆史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春秋時期，周天子的實力與威望進一步下降，傳統的天命觀發生動搖，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結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時代已經來臨，各種沖突急劇發展，錯綜複雜的交織在一起。
但是由于數百年來禮樂制度的無形限制，各諸侯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取周天子而代之周天子還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尊王攘夷”和争做盟主成為當時政治的一大特色,各諸侯國大力發展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為争霸戰争做準備。
春秋初年，世襲周卿的鄭國依靠雄厚的經濟基礎，利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率先拉開了諸侯争霸的序幕。繼而開始了大國争霸，小國圖存的局面，周初号稱“凡一千八百國，布列于五千裡内。”,到春秋初“尚有千二百國”，但到春秋末年“見于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其中最大的諸侯國為齊、楚、秦、晉四國。在此背景下各國紛紛開始進行政治改革，強化國君的權力，積極從事霸業活動，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初具形态。
齊國是周王朝最為重要的封國之一，西周初期，武王封呂尚于齊，都營丘。此時，地處營丘東部的萊夷等部族并未歸順周王朝，勢力十分強大，萊侯意圖趁呂尚建國之初，勢力不穩之際占領營丘，以此遏制周王朝的擴張。呂尚以其周密的部署取得了營丘之戰的勝利。
此後，為穩定大局，呂尚确立了務實求功的治國思想，從多個方面出發，制定合乎時宜的措施，全面推動齊國的發展。《史記》記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呂尚在經濟方面采取開放工商之業，發展漁鹽業的政策，因地制宜，以工商立國，齊國的經濟發展起來。文化方面“因俗簡禮”，根據東夷與土著雜處的實際情況，尊重東夷舊俗簡化西周繁瑣的禮義，既保持了周禮的權威性，又順應了當地的民俗文化，促使社會很快安定下來。經過太公的勵精圖治，齊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地恢複和發展，成為了東方大國，齊國堅實的基礎為管仲相齊，輔佐桓公成就霸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生産工具的進步不斷推動着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人類改造自然的重要标志。齊國土地荒蕪，農業凋敝，且土地多鹽堿化，質地堅硬，落後的石質生産工具和木質生産工具根本無法滿足農業開墾的需要,齊國農業發展舉步維艱。管仲為相後深刻地認識到先進的生産工具對于農業發展及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采取積極地措施，利用優勢，因地制宜，大量制作鐵質農具，一改生産工具落後的局面，農業生産得到了恢複與發展。
與此同時，管仲還利用齊國鐵礦資源豐富的優勢，實行礦山專營大力開發礦業資源，推進了國内冶鐵業的發展。通過上述措施，生産工具得到改進鐵農具得到廣泛使用和推廣，齊國的農業發展煥然一新，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伴随着鐵農具的廣泛使用和大量推廣，齊國大量的荒地得到開墾，水利設施建設也不斷完善，農業上進行精耕細作，這使齊國的生産力水準不斷提高。貴族領主也在已有的分封的土地之外開辟了大量的荒地作為自己的私有土地即“私田”，他們既不向國家申報畝數也不繳納賦稅，土地國有制遭到削弱。
原來被束縛在“公田”中的農民和奴隸不願再受奴隸主的剝削和壓迫，開始逃亡遷徙或者依附于新興的地主階級，公田勞作的形式徹底遭到破壞，并田制走向衰亡。郭沫若在其《奴隸制時代》中區分了公田與私田的不同，并闡述了它們所産生的影響，認為“公田有一定的規格，私田自可以因任地形而自由擺布。公田是不能買賣的，私田卻真正是私有财産。公田是要給公家上一定的賦稅的，私田在初卻完全無稅。
就在這樣的發展過程當中，土地國有制遭受着削弱，諸侯和百官逐漸豪富起來了。”井田制的衰亡，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貧富差距的擴大，傳統的稅收制度的破壞，生産關系的轉變，使齊國進入全面變革時期春秋時期五霸疊相兼并，戰亂不斷，頻繁的戰争推動了思想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加上奴隸制的瓦解，文化下移，西周“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官學下移，私學興起士階層崛起，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為諸子之學的形成奠定了群體基礎。
齊桓公時期創立了稷下學宮，是其“霸主”地位在文化上的展現。稷下學宮是一個具有多重性質的機構，首先，稷下學宮的學士為政治服務，他們議論朝政得失、規劃發展藍圖、拟定典章制度，為統治者制造輿論，《史記》記載:“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他們都以善論政事而著稱。
其次，稷下學宮又是一個學術研究中心，諸子在此講學傳播自己的思想，著書立說，廣收門徒。下諸子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和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互相交流，互相借鑒，不僅豐富和擴充了自家學說，更促進了各家學說的融合與共同發展。
政治上的禮崩樂壞使西周時期确立的“敬天保民”思想受到極大的沖擊和挑戰，至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咒天”“罵天”的聲音，相較于對“天”的信仰，這一時期更加重視對“人”的關注,由“敬天”向“重人”的轉變也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主線之一。
周王室的精神文化已經動搖，适應新時代背景的文化體系正在逐漸形成，《管子》兵學思想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産生的。綜上，《管子》的兵學思想是在吸收太公兵學的基礎上，在具體的戰争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結合齊國兵事發展的具體國情，融合諸子兵戰觀的精華而成的。《管子》兵學思想對戰争進行了全方位論述，順應曆史的發展潮流，為齊國的稱霸與社會變革作出了重大貢獻，對後世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管仲事功與《管子》其書
管仲，約公元前723年一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穎上人，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中國古代著名的賢臣。他輔佐齊桓公四十餘年，期間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将齊國從一個貧窮弱小、地處偏僻、内憂不止、外患不斷的國家治理到國家富足、兵力強盛，使齊桓公成為一匡天下的霸主。
管子出身貴族，年輕時曾困頓，為了生存從事過許多低賤之事。管子當過養馬者，做過小商人入過仕，也曾入過行伍，經曆坎坷曲折，仕途不順，最後得事于公子糾。但後來公子糾被殺，管子幽囚受辱，幾至殺身，後經鮑叔牙推薦，将其賢能進于齊桓公。
《小》記載:“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桓公不計舊仇，任其為相，待以“仲父”，至此管仲的才能得以真正的施展。
他以“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的思想治齊，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天下，并制定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措施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具體而言，管仲改革的主要内容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叁其國而伍其鄙”。《小匡》提出:“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叁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禦。“叁其國”具體而言是定國都地區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之鄉為六，士、農之鄉十五，齊桓公統帥十一鄉，高子統帥五鄉，國子統帥五鄉，鄉以下為連、裡、軌，各設長官進行管理。“伍其鄙”是指确定五家為一軌，設軌長;六軌為一邑，設邑司;十邑為一卒，設卒長;十卒為一鄉，設良人;三鄉為一屬，屬有大夫，共将國都之外的郊野地區劃分為五屬，設五個大夫管理。
第二,“四民分業”。《小匡》指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亂。”士農工商四民是國家的柱石之民，不能讓他們雜居，将士安排住于閑靜之地，農民住于田野之處，工匠靠近官府居住，商人靠近市場居住，這樣讓他們從小養成習慣，思想安定，不會見異思遷，便于國家進行管理。
第三，“相地而衰征”。按照土地的好壞貧瘠征收賦稅，《小匡》提出:“相地而衰其征，則民不移矣。”根據土地的好壞征收賦稅，實行不同的賦稅政策，這樣就可以調動百姓的生産積極性，百姓便不會遷移外流。同時取消徭役地租，征收實物地租、振興了齊國農業，也順應了曆史潮流。
第四，作内政而寄軍令。将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結合起來,實行軍政合一的體制在治理内政之時要将軍事指令寄藏與政令之中，并且将齊國一分為三用以建設三軍同時利用田獵進行軍事訓練，通過田獵的成績進行獎勵和懲罰，這樣古姓就會得軍事了，同時在春秋兩季還要利用打獵來整頓訓練隊伍，如此齊國的軍事力量就會大大增強。
第五，選賢任能。《制分》提出:“凡兵之是以先争。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财。2對聖人賢士不能吝惜爵位，對有道術有才能的人不要吝惜官職，對有武藝勇力的人不要吝惜厚重的俸祿，對于耳聰目明的人不要吝惜金錢财貨。管子還在全國範圍内開展選賢舉能的運動，将選賢舉能的工作制度化，同時管子還鼓勵引進其他諸侯國的人才，并根據所推薦的對象給予獎勵，一時間齊國大興引薦之風。
這些都打破了貴族壟斷做官的世卿世祿制度，有利于人才的選拔。第六，親鄰國,伐無道。管子認為在處理好内政的同時還要處理好與鄰國的關系要做到審定大陸的疆界，歸還從鄰國得來的土地，承認鄰國疆界的合法性，不占鄰國便宜，還要贈送禮物給鄰國，派使者多多通路，這樣鄰國才會與我們親近。同時，齊國還以周天子的名号讨伐無道諸侯，東征西讨，南伐北戰，确立了霸主地位。
管仲相齊奠定了齊國在列國中的地位,使齊國成為東方大國,為齊桓公成就霸業，九合諸侯奠定了基礎。《管子》托名管仲而成書，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管子》一書的作者問題都存有極大的分歧，對于管仲與《管子》的關系他們各抒己見:郭沫若評價《管子》一書是一種雜脍，認為:“它大機率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總集，一部分是齊國的舊檔案，一部分是漢時開獻書之令時由齊地彙獻而來的。”
梁啟超認為《管子》是有人依托管仲之名僞造出來的，并非出自管仲之手。在《管子傳》中說:“《管子》一書後儒多謂戰國時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
綜上所述，關于管仲與《管子》關系的問題曆代學者見仁見智。筆者認為《管子》一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該書提供的大量春秋時期以齊國為主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思想史料是研究管子思想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