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小天
編輯 | 韋伯
人均GDP排名全球前五，失業率維持在0.13%，世界三大權威信用評級機構皆給出“AA”級主權信用評級，在全球和平指數（GPI）排名中跻身最安全十國之列，全國教育機構均免費向所有居民開放。
這些資訊組合在一起，不免讓人聯想到諸如丹麥、挪威、瑞士這樣的歐洲國家；但實際上，這是位于波斯灣沿岸的中東國家卡達目前的經濟與社會狀況。
在第22屆國際足聯世界杯舉辦之前，在國際政治經濟版圖中，鮮少有人關注到這個國土面積略小于中國天津的海灣國家；但在2022年11月20日，卡達創造了曆史，有史以來第一次将世界上最受關注的體育賽事帶到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也讓全球的目光聚焦于這個斥資超2000億美元舉辦“史上最貴”世界杯的國家。
卡達首都多哈景貌
這場國際賽事的籌備與舉辦，深刻改變了卡達的基礎設施、經濟結構與社會風貌，成為卡達國家轉型戰略“2030國家願景”中至關重要的裡程碑。
對于後世界杯時代卡達的發展機遇與前景，卡達投資促進局（Invest Qatar）的大中華區總監司君桀對霞光社說：“人們在提到卡達的時候，一般會認為這個國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得天獨厚的天然氣儲量和穩定的天然氣出口。但在我看來，它的獨特性在于，能源經濟的穩定性使得這個國家擁有非常完善的發展基石與營商環境，結合卡達經濟多元化的轉型願景，對卡達自身以及對出海企業，如今都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時機。”
如今，置身在卡達首都多哈，目之所及，皆是世界杯留下的痕迹：梅西等足球明星的巨幅海報，昭示着這裡曾舉辦過中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體育賽事；機場免稅店裡擺放着的世界杯吉祥物拉伊蔔（la’eeb），成為這個國家的特色紀念品；卡達為世界杯所量身打造的七座體育場，如今是當地社群的體育和娛樂中心；多哈地鐵和有軌電車服務、擴建的多哈國際機場以及郵輪碼頭港口，完善了整個國家的公共交通系統。
卡達機場的球星海報
2022年，這場四年一度的全球體育盛會在其近百年的曆史中首次抵達中東，對卡達旅遊業的帶動最為直覺可見：世界杯進行期間的11月至12月，有118萬名國際遊客奔赴卡達；在後世界杯時代，卡達旅遊業的熱度持續不減——在 2023 年，卡達接待了超過 400 萬遊客，創下了五年來的曆史新高。卡達旅遊局（Qatar Tourism）計劃到2030年将接待遊客數提升至600萬，旅遊業對GDP的貢獻率從目前的7%攀升至12%。
除了對卡達旅遊業的帶動外，在籌備世界杯期間，卡達斥資3000億美元興建公共交通、餐廳酒店、公共藝術項目等。在賽後，這些基建工程成為本國文旅、貿易、金融等多行業快速發展的堅固基石，進而促進卡達從能源型國家向服務型國家轉變。
司君桀感受到世界杯前後，卡達在兩個層面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一是基礎設施，二是社會風貌。
“在世界杯舉辦之前，卡達很像現在的沙特，出行隻能打車，地鐵和公交很不完善；如今卡達公共交通系統健全，核心城區看不到大型基建項目，五星級酒店林立且服務水準很高，城市交通有序且并不擁擠，世界杯顯著提升了這個國家整體的現代化水準；另外在社會風貌上，這個國家已經有了舉辦國際大型活動和接待國際遊客的經驗，開放程度與世俗化水準，已然可以讓我們這些非穆斯林國家的居民也能夠在這裡舒服便利地生活。”
卡達鱗次栉比的摩天大樓
世界杯也重塑了卡達的國際形象與知名度。正如總部位于多哈的國際性媒體“半島電視台”所言：“舉辦世界杯是國家軟實力的最好展現，它為世界打開了一扇了解這個國家的視窗，展示了全新基建如何使卡達成為投資或經商的好地方。世界杯關乎驕傲、榮譽和宣傳，而不是賺錢。”
回溯卡達的國家發展史，在上世紀中葉，卡達發現石油和天然氣之前，采珠業是其賴以為生的支柱型産業。至今多哈的城市景觀中依然保留着采珠文化的諸多痕迹：多哈修整過的濱海大道的老港口，放置着一件公共藝術品——一個巨大的混凝土蚌殼，大大張開，可看到其中一顆渾圓的珍珠。
1939年，英國石油公司首次在卡達半島西部的杜漢地區發現石油資源，探明儲量為 252 億桶，與沙特2975億桶的探明儲量相差甚遠；直到1971年天然氣的發現，才讓這一中東小國擁有了真正的經濟命脈——就在卡達宣布脫離英國統治、獨立建國的同一年，在卡達與伊朗之間廣闊的波斯灣水域中，發現了巨量的天然氣儲備：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儲備“北方-南帕斯”氣田。
從天然氣儲量來講，卡達僅次于俄羅斯和伊朗；而從出口量上來看，2022年，卡達以8000萬噸的出口量成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國。近些年，卡達進一步加大對天然氣資源的開發與出口，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2024年3月，卡達能源部長薩阿德·卡比宣布将在此前的項目基礎上再提高13%産能的計劃，到2030年，卡達的液化天然氣産量将從目前的每年7700萬噸提高到1.42億噸，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出口，基本上與中東地區能源巨頭沙特的石油出口量旗鼓相當。
得天獨厚的能源儲備也讓卡達成為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2022年，卡達的人均GDP高達87,661.5美元，是美國人均GDP的1.15倍，遠高于阿聯酋（53,708.0）和沙特阿拉伯（30,447.9）兩個海灣地區性大國。
在中東海灣國家經營TikTok直播公會與電商業務的出海人汪相如告訴霞光社：“從直播打賞金額上來看，海灣國家中，卡達使用者出手最為闊綽的，大R玩家（R指代人民币，即在虛拟産品上花大錢的玩家）可以為一場PK賽打賞十幾萬美元；但從電商購物客單價來看，阿聯酋最高，卡達的資料一般，背後原因是卡達有消費能力的多為本國公民，而本國公民占比太少，人口結構中占比最多的是外籍勞工。”
汪相如的觀察，真實展現了卡達的人口結構與貧富差距。卡達279萬人口中，本國國民僅占11.6%，其餘皆為外籍勞工，其中來自印度、孟加拉國、尼泊爾、埃及四國的外籍勞工占比最多。根據世界不平等資料庫的統計，中東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而卡達的貧富差距尤為突出，這個國家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财富，是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29倍。
卡達随處可見的外籍勞工
卡達本國公民的優渥生活，源于石油和天然氣所帶來的資源租利，但食利國家往往會陷入“資源詛咒”的泥淖。正如《卡達：一部現代史》一書中所言：“政治經濟學中有一個廣泛的假定：一個國家的财富依賴于其自然資源，最好的情況隻是禍福參半，最壞的情況是對國家經濟的詛咒，是民主化的一個幾乎無法穿越的路障。食利國家經常患上‘荷蘭病’，即突然發生通貨膨脹，後續導緻非石油制造業和商業發生崩潰，該名稱源于荷蘭在開采了石油儲備後，其經濟出現停滞的情況。”
而為了應對化石燃料轉向清潔能源的全球性趨勢，早在2008年，卡達就推出“2030國家願景”，旨在實作經濟多元化轉型，到2030年将卡達打造成為一個能夠持續發展、并為人民提供高标準生活的先進社會。
在全球能源轉型的背景下，沙特、阿聯酋和卡達，這三個海灣地區最為富庶的國家，雖然都推出各自的經濟轉型願景，但海灣三國絕非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而是相輔相成、有機共生的共赢生态。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資料佐證了這一點：在卡達世界杯比賽期間，超過百萬遊客抵達卡達，其中30萬人留在鄰國，使用穿梭航班通勤到卡達，這一賽事有着非常明顯的區域經濟溢出效應，帶動了整個中東地區的旅遊産業發展。
卡達的轉型之路，與沙特等其他海灣君主制國家的路徑類似，即利用能源收益擴充本國的主權财富基金，進而通過多元投資帶動産業發展，減少對能源的單一依賴。但相較于擁有225萬平方公裡廣袤領土和三千餘萬人口的沙特，國土面積僅為沙特二百分之一、人口不足300萬的卡達，是個名副其實的小國。對此，司君桀認為，正是因為卡達的市場體量小，是以在政策層面和執行層面會非常聚焦，“更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和想做什麼。”
多哈的濱海大道
卡達與其他海灣國家相比，尤為與衆不同的一點，是其在教育與媒體、外交等國家軟實力方面的塑造與提升。《卡達：一部現代史》一書中談到：“在典型的食利國家中，統治者利用石油财富來安撫和控制，而卡達的統治者則利用石油财富來鼓勵和推動卡達的傳統部落走向全球化。在沙特，統治家族的改革者們受到自己與瓦哈比宗教學者聯盟的束縛，而卡達的統治者則能夠試驗各種開放的、有挑戰性的教育、媒體和外交措施。”
在教育領域，在卡達首都多哈的郊區，坐落着占地12平方公裡的教育園區，已經建立了包括康奈爾大學、喬治城大學和西北大學在内的七所外國精英大學的卡達分校；在媒體領域，卡達擁有阿拉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新聞機構“半島電視台”，不僅對外展現卡達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看法，更深深影響國際社會對阿拉伯國家的觀感；而在外交政策上，卡特爾試圖通過将自己定位為調解者來化解地區沖突，最近其在巴以沖突中的調停行為也赢得了國際贊譽，成為小國在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關系中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典範。
在經濟多元轉型之路上，卡達也并非全盤照搬“迪拜模式”。對此，司君桀告訴霞光社：“卡達的世俗化并沒有迪拜那樣‘一路向西’，反而在方方面面展示自己對伊斯蘭文化的堅持。卡達的本國年輕人受教育程度高，實際上非常開放，但伊斯蘭文化對于他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還是有着深遠的影響。舉個例子，阿布紮比仿照法國所複刻的盧浮宮，向法國博物館租用收藏品，慕名而來的都是外籍遊客；而卡達選擇請貝聿銘來打造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呈現伊斯蘭的風格建築，收集并儲存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伊斯蘭藝術品。”
貝聿銘設計的卡達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雖然卡達市場體量較小，但其超高的人均GDP水準與在海灣地區的區位優勢，使得這個國家依然有着充足的探索潛力。
以電商行業為例，司君桀分享說，一種發展路徑是，出海品牌可以精準對接本地人口的消費需求，“有些國内品牌專為卡達市場定制高端女鞋、女包，客單價非常高。并且高消費能力群體在卡達非常聚焦，不像阿聯酋，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同級别消費客群非常分散；也不像在沙特，物流清關、最後一公裡配送及線上支付都不夠完善。”
另一種發展路徑，電商平台可以利用卡達的區位優勢，以卡達為輻射點通過海陸空運覆寫到沙特、巴林等其他海灣國家。“很多歐美電商平台，已經在卡達做這樣的布局。”
除了體育賽事外，電子競技、清潔能源、生物醫藥、金融科技、智慧物流、智慧農業、AI晶片，是卡達“2030國家願景”的發力重點，也是卡達願意與中資企業深入配合的領域。
例如，在中國新能源汽車出海中東的浪潮中，卡達成為一個關鍵性市場。2022年卡達世界杯期間，中國宇通公司生産的800多輛純電動客車所構成的“綠色車隊”格外引人矚目；在世界杯結束後，宇通電動客車并未“功成身退”，而是成為卡達公共交通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轉型戰略“2030國家願景”中，卡達政府明确提出，将在2030年之前逐漸将公共交通巴士、公共校車和地鐵接駁巴士服務轉換為電動巴士，公共交通系統實作100%電氣化。在新能源汽車産業具備無可争議領先優勢的中國，成為卡達電動公交唯一的供應商。目前，卡達的純電動公共汽車已占其公共汽車總量的80%，而所有的純電動公共汽車都是中國制造。
多哈夜景
而卡達世界杯舉辦的2022年，對中東新能源汽車行業來說，也是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在這一年，中國新能源車企加速進入中東，帶動中東諸國電動汽車工業的起航。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Mordor Intelligence的資料，2021年中東和非洲電動汽車市場價值為4025萬美元；而預計到2027年，這一數字将達到9310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超過15%。
在卡達加快交通領域能源轉型的浪潮下，進入卡達市場的中國新能源汽車品牌可謂絡繹不絕：2023年9月28日，吉利旗下高端電動汽車品牌極氪（Zeekr）與阿聯酋、卡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四家頂級汽車經銷商簽署協定，共建中東四國極氪銷售服務網絡；2023年10月，在40攝氏度高溫炙熱的卡達首都多哈，因疫情而中斷三年的日内瓦國際車展再度開幕，奇瑞（CHERY）、吉利汽車子品牌領克（Lynk&Co）等中國車企亮相多哈，吸引大量汽車愛好者駐足圍觀；而就在剛剛過去的4月28日，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領軍品牌比亞迪（BYD）在卡達首都多哈舉行品牌釋出會，推出5款新能源汽車車型，分别命名為元PLUS（海外稱為比亞迪ATTO 3）、海豹、漢、秦PLUS DM-i和宋PLUS DM-i。
而中國新能源車企紮根全球的海外建廠熱潮，也實作了與卡達綠色能源轉型願景的雙向奔赴。早在2020年11月，宇通客車就與卡達自由區管理局（QFZA）簽署了架構協定，合作建立和營運電動巴士工廠，為世界杯生産電動巴士，進而推動城市交通實作電氣化轉型。
根據協定，宇通在卡達生産的電動巴士不僅服務于卡達本國市場需求，也将出口到中東、歐洲、南美和非洲。通過完善電動汽車産業鍊叢集，卡達緻力于成為中東電動汽車的制造中心。
除了與中國車企合作建廠外，為加快本國在電動汽車領域的雄心壯志，卡達成立了第一家電動車公司Ecotranzit，計劃在未來設計和制造自己的電動汽車，并已開始投資裝配廠和初步生産線。2023年6月5日，Ecotranzit正式對外推出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電動車品牌VIM，并展示了旗下三個型号的電動車。根據中東北非地區商業資訊媒體Arabian Gulf Business Insight的報道，Ecotranzit的合作夥伴包括總部位于中國的北京汽車制造廠。
對此，司君桀認為，如果單純做汽車出口的話，卡達市場的确非常有限；但如果車企像宇通一樣來到卡達當地建設組裝廠、搭建充電生态、完善上下遊産業鍊，進而帶動當地新能源産業的發展，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什麼樣的出海企業适合來卡達尋找機遇呢？如果給出一個大概畫像的話，基本需要滿足這四點：一是企業能夠依靠卡達本地市場賺到錢，這是一個先決條件；二是企業願意在本地以合資或者被投的方式和本地資本一起掙錢；三是企業帶來的技術或者解決方案，能夠大幅提升本地生态；四是商業模式具有區域可複制性，這個區域不一定是指中東國家，也可以是卡達投資的非洲和中亞國家。卡達政府其實更希望能夠與中國企業配合，在企業本身的商業模式與卡達經濟多元化發展需求相契合的前提下，基于卡達的投資人、落地園區等本地生态，圍繞本地的市場需求共同打造出一套解決方案。”司君桀分享說。
在海灣國家經濟多元化轉型的浪潮中，營商環境良好且極富活力的卡達，正在為中國企業帶來巨大的投資和發展機遇。
有“沙漠玫瑰”之稱的卡達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