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看來，中國臨床醫生因就診量和手術量巨大，是以臨床經驗領先全球。胸外科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赫捷曾公開表示，中國一名年輕醫生一年的手術量，幾乎是一些國外醫生一輩子的手術量。視覺中國 | 圖
連續值班30小時之後，30歲的心内科醫生寇骁做了一個決定——去國外當一個醫生。
“我決定以這種方式來對抗中年危機。”在寇骁的計劃中，他需要先全力備考美國醫師執照考試（USMLE）。通過考試後，再進一步獲得外國醫學畢業生教育委員會( ECFMG) 認證，然後申請美國住院醫師教育訓練，進而取得美國醫師執照。
時至今日，走通這條路的中國醫生少之又少。根據美國醫學會與外國醫學畢業生教育委員會(ECFMG)的資料，2017年，在美行醫的中國醫學院畢業生總數為5355名，自2007年以來平均每年增加147名。
事實上，相比醫療器械、中藥材、原料藥乃至創新藥紛紛出海，唯獨中國的醫療服務仍長期囿于國内市場，除參加官方組織的援外醫療隊外，中國醫生的足迹幾乎都停留在國内。根據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3年末，中國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478萬人。
公共衛生學者李楊對醫療産業出海深有研究，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若論能力，中國醫生已經在世界範圍内具備競争力，“特别是臨床實踐能力。由于人口基數大，看的病人多，中國醫生在鑒别診斷、手術操作等方面都很有經驗”。
2023年以來，一批醫療行業從業者嘗試将中國醫生送出國門。2024年5月下旬即将開業的一家阿聯酋迪拜醫院計劃從中國招聘醫護人員；埃塞俄比亞一家醫院的中國院長也在與國内醫生集團洽談合作，希望請中國醫生去做手術。
他們面臨的是一系列障礙：編制束縛、語言障礙、準入門檻限制等等。這條生僻道路能走通嗎？
投資辦院與輸出技術
投資辦醫院之前，郭建歡的主要身份是阿聯酋古拉爾家族（Essa Al Ghurair）投資集團的駐華首席代表。這是他初次涉足醫療行業，但這并未拖慢創辦醫院的速度。
2023年9月，郭建歡參觀了有出售意向的Thumbay醫院。11月，古拉爾集團從原先的印度賣家手中收購了Thumbay醫院，改名中華醫院，郭建歡擔任董事副總裁。2024年5月底，醫院将開始試營運。
起初，新醫院被起名“中國醫院”，後改稱“中華醫院”。“因為我們服務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各個國家的華人華僑。”郭建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從地圖上看，這家醫院距迪拜國際機場3公裡，主體建築是幾棟白色樓房。雖然隻有110個床位，但郭建歡希望按照綜合醫院标準建設29個科室，其中中國人醫護占比要達到60%左右。院長和護士長這樣的關鍵位置也由中國人擔任。
同樣注意到海外辦醫前景的還有張強醫生集團。張強醫生集團是國内首家醫生集團，由血管外科醫生張強于2014年創立。2023年12月，集團的首個海外靜脈病中心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揭牌。此前，集團醫生鄧建平開展了非洲首例CHIVA手術——這是一種由國内引入的治療靜脈曲張的微創手術。
與投資建設實體醫院不同，張強選擇輸出技術和經驗。他計劃在美國、日本、澳洲等國租賃場地，成立靜脈病中心，中國醫生主要負責經營管理以及CHIVA手術的教育訓練，由兼職合作的當地醫生執刀。此舉既節約成本，也省去了考取醫師執照的麻煩。
“目前已經有澳洲的連鎖靜脈診是以及多位美國醫生表達合作意向。5月份我們還要去日本進行考察，10月份去意大利。”張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埃塞俄比亞愛菲醫院（Silk Road General Hospital）院長王劍華也在尋求與更多中國醫生合作。這家2019年開業的醫院走的是“小綜合，大專科”路線：幾個特色科室由高薪聘請的外國大夫主掌，其他次要科室則由埃塞俄比亞本地醫生兼職營運，同樣為了節約成本。
在承接張強醫生集團首例海外手術的基礎上，王劍華希望複刻成功——與國内其他醫生集團合作共建科室。“我們的DSA（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機）到了以後，想跟國内一家心髒醫生集團溝通一下。在婦産科承包方面，會跟一家婦産科醫生集團談談合作可能。”
臨床經驗“遙遙領先”
“對一些醫療資源匮乏的地區而言，中國的醫療資源優質且成本效益很高。”上海交通大學社會醫療機構研究所副所長郭驚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顯然，在這道鴻溝中，中國醫生以及醫療投資者可以找到施展拳腳的空間。
早在1963年，中國就向北非阿爾及利亞派出第一支中國援外醫療隊。國家衛健委在2023年一場新聞釋出會上披露：60年裡，中國向76個國家和地區派遣援外醫療隊隊員近3萬人次，援建醫療衛生設施130餘所，診治患者近3億人次。
2006年，還是一家縣級醫院主治醫生的王劍華參加了援非醫療隊，被配置設定到埃塞俄比亞南方州。王劍華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這個有着100多萬人口的地區幾乎沒有外科醫生。那一年他做了600個手術，其中一半是急性腸梗阻。在此之前，腸梗阻嚴重的當地患者隻能在家等死。
“國内像我這樣的醫生比比皆是，但是這邊多我一個醫生對他們的幫助非常大。”懷着這樣的想法，2008年，王劍華與身為放射科醫生的夫妻在埃塞俄比亞建立了影像診斷中心，11年後開辦了愛菲醫院。
相比王劍華援非之時，中國醫療水準此後不斷進步。2018年，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曾對全球195個國家和地區的醫療品質和可及性進行排名。中國的排名從1995年的第110名上升到了2016年的48名，是全球進步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臨床醫生因就診量和手術量巨大，臨床經驗領先全球。胸外科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赫捷曾公開表示，中國一名年輕醫生一年的手術量，幾乎是一些國外醫生一輩子的手術量。
正是看到這種潛力，醫院籌建之初，郭建歡便希望引進國内頂尖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專家團隊。他們或是在中華醫院全職坐診，或是以“中華名醫團”的名義定期飛到迪拜來教學、執刀。2024年4月，肛腸外科專家林建江等5位醫生在中華醫院開展義診，他們都是具有浙江大學醫學院背景的退休專家。
2023年2月23日，在塞内加爾迪亞姆尼亞久兒童醫院，中國第19批援塞内加爾醫療隊内科醫生郭良華與患兒碰拳緻意。新華社 | 圖
找到患者，華人是首選
與援外醫療不同，在國外辦院、行醫必須考慮商業回報率與可行性。這需要他們找到目标患者群體，海外華人則是最容易想到的答案。
作為中東财團，阿聯酋古拉爾家族投資集團卻以“中華醫院”命名自己的新醫院，正是瞅準阿聯酋本地龐大的華人醫療市場。
2022年11月11日，中國駐阿聯酋大使張益明接受阿通社的采訪時表示,截至2022年，阿聯酋的中國僑民數量已經增加到了40萬人之多，占阿聯酋總人口的4%。同時，每年到訪迪拜的中國遊客就超過40萬人次。
雖然數量龐大，他們的醫療需求卻長期得不到滿足。郭建歡表示，過去中國人開設的醫療機構隻有小型診所。由跨國醫療集團開設的醫院服務品質也難如人意。郭建歡所在的家族投資集團的華人同僚幾年前做了一個簡單的膽結石手術，竟花去二十多萬元人民币。
中山大學區域國别研究院全球衛生治理研究中心團隊曾為多家有意落地非洲的中資醫院項目提供咨詢。一位團隊成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曾有一家央企計劃在安哥拉投建醫院，并從國内招聘醫生。安哥拉是非洲華人數量增長最快的地區，2017年達到20萬人。
據該成員介紹，調研一個國家是否适合投建醫院，首先會考察該國的疾病負擔與醫療水準，找到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再通過收入結構、保險覆寫程度評估患者群體的支付能力，以此得出市場規模。
即使是在經濟落後的非洲，也能發現商機。該團隊發現，安哥拉政府對醫療服務價格沒有管控，醫療機構享有較自由的定價權，有的私營醫院單次門診費達到80美元。再比如，肯亞每年有近萬人赴印度就醫，其中三分之一是為了癌症相關診療。如果能将這部分人群留在肯亞，每年惡性良性腫瘤治療市場規模可達4400萬美元。
即使在發達國家，醫療行業也存在短闆和空白。澳洲Somerville 醫療中心主任張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澳洲鄉下，有的人要開車三百多公裡去看醫生，有的人看家庭醫生要等一個多禮拜，最後隻能見到護士，因為醫生根本沒時間。是以澳洲需要大量的醫生，這是剛需。”近年，澳洲為解決邊遠地區缺乏醫生的狀況，允許申請者在私立醫療機構完成為期一年的實習， 然後進行家庭醫生教育訓練。
張勇畢業于西安醫科大學（現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曾在陝西一家公立醫院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2001年辭職來到澳洲留學。碩士畢業後，他在當地醫院完成規培，成為一名家庭醫生，後來又開辦診所，目前雇傭了6位澳洲本地醫生。
2023年3月21日，患者和家屬在塞内加爾迪亞姆尼亞久兒童醫院候診。新華社 | 圖
準入才是最大門檻
對于想赴美執業的一位中國醫生，USMLE的大門是敞開的。該考試類似于國内的醫師資格考試，但對國籍不設限。隻要是ECFMG承認的醫學院（包含了國内幾乎所有的醫學院）大學畢業生就可參加。
寇骁表示，USMLE在中國設定了考點，考試時間靈活預約。但由于難度高、周期長、花費大，且一旦失敗會就會導緻住院醫師規培比對成功率大大降低，是以考生往往會花費數年籌備，最後堅持下來的寥寥無幾。
剛開始，自诩英語不錯、曾經在聯合國維和特派團擔任過翻譯的寇骁卻連最初級題庫的題目都看不懂，“五道題我看了一周”。兩年裡，他每天學習12小時以上，直到脫口而出的醫學術語都成了英文，所有知識點都形成了肌肉記憶。
顯然，這條崎岖路徑并不具備普适性。面對歐美國家難以逾越的準入難關，有志于出海辦醫的機構很自然地轉向醫療資源更匮乏、政策更寬松的國家。
王劍華表示，在埃塞俄比亞，外國醫生隻需要将自己的執照拿到公證處公證，再分别送到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和所在國使館領事處公證蓋章就可以使用，這一程式被稱為“雙認證”。安哥拉的情況也類似，中國醫生将國内的行醫執照進行英語和葡語公證，外交部審批蓋章、安哥拉衛生局報備即可，不需要考試。
阿聯酋也在主動降低門檻。據阿聯酋通訊社報道，2024年1月，迪拜衛生局宣布推出“迪拜執業許可證”計劃。該許可證辦理時間最快僅需一天，相當于一份臨時行醫豁免。“醫生來到中華醫院就能直接開始行醫，一年之後再去考行醫執照，其間我們還會安排教育訓練。”郭建歡說。
醫生執照的跨國認定就好比旅遊簽證，既不對等，也不平等。張勇提到，英國醫生來澳洲執業隻需要在當局認證，不像中國醫生需要考試。寇骁也表示，在中國一些高端私立醫院中有大量服務外國患者的外籍醫生，他們隻需在衛健委備案即可執業，但中國醫生赴美行醫則難比登天。
“越是對醫療服務定價高的發達國家，對醫生的準入要求也就越高，二者是成正比的。”郭驚濤認為，短期内不會出現中國醫生大量出海歐美的事例。
編制、金錢、自由與榮譽
對公立醫院醫生而言，辭職意味着放棄編制，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物質回報和升遷機會。這也是海外醫院難以招徕體制内醫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安哥拉醫療出海調研報告中，中山大學團隊設想了一些方法解決這一難題，比如建設研究型醫院，邀請國内醫學院的醫生前來坐診，同時給他們做研究的機會，以解決在國内的晉升問題。
但也不乏有人主動想離開體制。郭建歡就面試過幾位由于種種原因十多年升不上副高職稱的“百年主治”。“有個骨科醫生跟我們聊着，說自己活幹得又多，跟上司的關系嘛又說不好，我看他淚水都要流出來了。”
出海執業，能成為這些醫生的新選擇嗎？
從物質角度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郭建歡給一位科室主任開出的月薪為5萬迪拉姆（約合10萬元人民币），比後者在國内收入高出30%左右。這樣的增幅看似不高，但他表示，未來醫院會建立績效激勵機制，再加上迪拜有免稅政策，收入會更加可觀。
但在李楊看來，國内民營醫院給大專家開出的收入已經非常可觀，海外行醫帶來的物質回報，相較于讓人離開熟悉的環境和家人，吸引力并不一定大。
作為出海先行者，愛菲醫院目前還沒雇傭一位中國醫生。王劍華如此解釋：普通醫院醫生的語言以及其他能力難以勝任，三級以上醫院醫生能力足夠，但是待遇要求較高，出海意願不大。
還有一些優勢是金錢無法衡量的，比如自由擇業與跳槽，也包括自主選擇工作強度。疫情前，張勇每周隻工作28至30個小時，将更多時間用來陪伴家人。他也奉勸其他想來澳洲的醫生不要将收入看得太重，“永遠記得初心，為病人利益服務，也能逐漸過上體面而舒适的生活”。
當然，有時名利雙全的頂尖醫生已對掙錢興趣寥寥。在嘗試說服一位退休專家時，郭建歡祭出了榮譽牌：“到迪拜去，你的人生有一個新的起點，這個起點能讓你樹碑立傳。過30年你孫子跑到迪拜，也許會看到一塊紀念碑，上面寫着‘中國醫療出海的第一批專家’。”
奮鬥近三年，2019年7月寇骁如願考過了USMLE，卻最終因各種原因沒去美國。此後，他繼續在某三甲醫院從事教學和臨床工作。寇骁認為，USMLE的考試經曆給他的臨床診療提供了不同思路，也讓他給留學生授課時能無縫銜接，“某種意義上也實作了轉型的願望”。
（應受訪者要求，寇骁、李楊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海陽 南方周末實習生 趙永琪
責編 曹海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