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五月，就到了博士生和碩士生的論文答辯季。學生們忙着準備、翹首期盼的背後是提心吊膽，是“近鄉情更怯”“不敢問盲評”，最大的擔憂是論文盲評能否順利通過。現在碩士生數量十分龐大，培養品質和論文水準參差不齊，這裡暫且按下不表，隻說說博士生的論文盲評與答辯。
近兩天，一篇網文傳遍網絡内外。作者是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呂德文教授，其文章題為《“惡意評審”如何評價和運用？——基于武漢大學一篇博士論文評審意見的分析》。文章一開頭簡要說明了寫作背景：
學術評審是學術生産機制的核心制度，已廣泛運用于成果發表、項目評審、職稱評定、人才評價等領域。近年來，為避免人情幹擾，雙向盲審（評審者和被評審者均匿名）制度被廣泛使用。但是盲審制度也制造了惡意盲審現象，這已經嚴重影響了學術評價的公正性，（被）評審人的合理權益，侵害了學術創新。
本人指導的一篇博士論文，遭遇了惡意評審。這篇評審意見違背了學術評議基本原則，與評審者所展現出的學識有限，水準不足以承擔如此嚴肅的學術評議工作相比，其評審态度之傲慢、判斷之武斷、标準之主觀，讓人歎為觀止。
但就是這樣一篇充滿惡意的評審，卻可能毀掉一個優秀青年學者的學術前途。如此草菅人命，不僅源自評審者之惡意，還來自有關培養機關主管部門對評審結果不負責任的機械使用。
對惡意評審進行正确評價和運用，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這對維護被評審者權益，完善學術評審制度，加強學術創新制度保障，具有重要意義。
呂教授指導的這篇博士生學位論文題目是《縣域社會中的商人群體及其經營行為——基于陽縣的田野調查》。接下來他對那個盲評專家的評審為何是“惡意”又是如何“惡意”一一作了辨析。很遺憾的是，筆者在寫作此文時，呂文已在網上删除，隻能憑記憶說個大概。據呂老師介紹，這篇博士學位論文曾按照武大“舊規”送盲評時有1個人給了不合格；轉眼到了2024年，新年又有新規。按照新規（2024年開始執行）該博士生的論文經過認真修改後增評，不巧又遇到這樣一個“惡意評審”者，結果可能使得這個博士生前功盡棄，結業走人（按照新規再無增評機會）。而這個博士生學習努力，表現良好，在讀期間獲得過進階别獎學金，公開發表C刊論文6篇（其中獨作5篇，另一篇與導師合作），學術态度、學術能力、學術成果都堪稱優秀，得到導師和其他老師充分認可。
倘若一切屬實，這個博士生實在是運氣很“背”，點子很低。但這個又絕非個案。我們大學的管理制度是不是該依據這些情況做些調整，加以制度上的修訂與完善，這可能才是廣大教師學生都更關心的。随着博士生的不斷擴招（其實博士招生“大躍進”真不是好事，此處不展開讨論），加之盲評制度的全面推開，原先的評審專家庫需要不斷“增容”。這個擴容以後的專家“大庫”就像一個大樹林。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庫”大了也是什麼“專家”都有。每個博士生的論文都有可能遇到少數奇葩的專家。那些專家或心态不好喜歡故意為難人，或要求奇高看誰的論文都覺太LOW，或自己不學無術又不懂裝懂。當博論盲評與諸如此類的專家不期而遇，結果可想而知；倘若增評再次“狹路相逢”，“相看兩讨厭”，可能就是呂教授弟子那樣的命運，屋漏偏逢連夜雨。
其實，這種現象不隻是出現在武漢大學，其他高校的師生也或多或少被盲評所困。隻是作為名牌大學的武大規矩更嚴，要求更高。既然最熟悉情況、身在其中的博導、博士生們都覺得這種辦法需要改進，既然這種情況無法完全避免，筆者鬥膽建議采用某些體育賽事（如體操、跳水）中的辦法：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然後算平均分。比如，5個專家評審，若是4優1不及格，最後按照中間3個計分結果應該是優秀。若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後，另外3個專家給分平均下來仍然偏低（如不到70分），則可考慮修改後增評。具體細則可以各個學校自行規定和掌握。但總的原則是不能因為個别“磚家”的“自立高标”，或“獨樹一幟”而讓那些優秀博士生前程盡毀。博士學位論文實行匿名雙向盲評是國際通行的辦法，如何依據我們的實際不斷完善則需要大學和教育管理部門認真對待。對博士生負責，既是對當事人個人負責，也是對社會負責、對國家負責。
五月，又是五月。等待博士生們的，不隻是“五月的鮮花”！但我們期待美麗的五月多一些公平與合理，多一些善意與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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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範軍，湖北省荊門市人，曆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化傳播學博士點負責人，華中師範大學國家文化産業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文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總編輯、社長、董事長，華大鴻圖文化事業發展公司董事長，《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主編等。主要社會兼職有全國高等學校出版專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新聞史學會編輯出版研究會副會長，韬奮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湖北省社聯委員，湖北省國際友人協會會長，湖北省編輯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期刊協會副會長等。
出版個人論著有《中國出版文化史研究書錄》《中國出版文化史論稿》《出版文化散論》《中國古代詩歌編輯專題研究》《中國共産黨出版史研究綜論》《文化軟實力“力”從何來》《中國現代書業廣告二十家》《歲月書痕》《蘇東坡的人生哲學》等；合著有《商務印書館企業制度研究（1897-1949）》《出版文化與出版産業專題研究》《曆代筆記獨幕喜劇》；主編有《中外大學出版史論》《中國近現代出版企業制度研究》《華中學術傳播論壇》（多輯）等。在核心期刊發表專業學術論文100餘篇，發表散文、随筆數十篇，其中論文40多篇次被《新華文摘》、人大影印報刊資料轉載、摘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科技支撐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等科研項目多項，研究成果獲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獎、武漢市社科成果一等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論文獎等。個人獲得第五屆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新聞出版系統先進工作者、首屆湖北出版政府（人物）獎、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大學出版社首屆高校出版人物獎等榮譽，入選湖北省宣傳文化系統首批“五個一批”人才、第二屆“湖北文化名家”、國家首批“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
責任編輯：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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