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督撫，滿多還是漢多？從何時起漢多于滿？資料和你想的不一樣。＂這是一個饒富挑戰性的曆史題材。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清朝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統治集團構成會存在差異。滿族作為統治民族，在早期自然占據主導地位，但随着時間推移，漢族在官員隊伍中的比重逐漸增加。這一轉變的節點在何時到來？又受哪些曆史因素的影響？通過解析督撫的構成變遷，我們可以窺見清王朝統治政策的微妙調整，也可以領略多元文化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那麼，讓我們拭目以待，看資料會如何印證你的想象，亦或給出全新的啟示。
一、前期滿旗主導的原因
1644年，後金重臣多爾衮率滿洲八旗軍隊攻入北京，結束了明朝統治。異族入主中原，清王朝政權建立之初，旗人主導清朝政權的運作無疑是一種必然。
首先是出于鞏固統治的需求。滿族在人口、文化等方面與漢族存在明顯差距，為防範漢人反抗，在重要崗位上安插旗人是一種自我保護。順治朝時，從總督到巡撫、州縣知府，滿族及旗人占絕大多數，漢人僅占少數。《順治十八年缙紳錄》記載，當年全國8位總督、19位巡撫皆為滿洲或遼東人，遼東人實際為漢軍旗人。
其次，旗人地位優于漢人，更易獲重用。入關前，清朝已将漢人編為＂漢軍旗＂，免除賦役，頗有殊莢。入關後，旗人雖非滿族，卻仍被視為＂同化＂的外來民族，和滿族人一道被納入特權階層，其身份地位遠高于漢人，是以在任命要職時優先考慮。
再者，統治者為控制邊疆，多委以滿人和漢軍旗人為轄地長官。康熙時曾谕令陝西及四川總督必須由滿人擔任。這種重要的邊疆要地，安插滿人将領無疑可減少發生内亂的風險。
此外，滿人身為＂開國有功＂，更有任命軍權重臣的先例。順治年間，滿族武将多爾衮先後派往關内平定農民起義，在天啟、崇祯兩朝内亂中立下赫赫戰功。入關後，憑借在平亂中的卓越表現，獲封多铎親王，成為清朝開國功臣。
由此可見，在統治初期，無論從政治、軍事，還是地位、傳統等方面考量，清廷安插滿族及漢軍旗人為地方大員都有其合理之處。這也為後世留下了許多關于＂滿旗當道＂的記載。然而，随着王朝基業的穩固，這一政策日益面臨考驗，統治集團也開始發生演變。
二、康雍乾時期的權衡
随着王朝基業漸趨穩固，清廷對統治集團構成的考量也逐漸發生變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漢人在中央及地方要職的比例不斷攀升，但軍事重鎮仍由旗人把持，反映出朝廷在維護統治和借重漢臣之間不斷權衡。
早在康熙朝，統治者就已意識到應重視漢人才能。康熙18年，康熙帝對内閣提出＂無論滿漢，惟材為取＂的要求。次年，他又修訂《品級考》，将滿漢品級與提升手續劃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漢族官僚的地位。此後，京内外大臣用人皆采＂滿漢并用＂。
然而，對于地方督撫的任命，朝廷顯然仍謹慎行事。據統計，康、雍、乾三朝共任命總督102人次、巡撫197人次。其中滿人占43%、蒙古人3%、漢軍旗人10%，加在一起占絕對多數。漢人雖占44%，但相比之下處于較弱勢。
特别是在一些關鍵地區，清廷多年堅持由滿洲人擔任。如陝西、四川總督一職，從康熙七年谕令＂俱用滿洲＂到雍正年間，前後六十餘年均由滿人出任。這不難了解，川陝不僅系西北重鎮，更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朝廷自然希望安插自己人鎮守。
同時，在重大軍事決策上，滿漢也存在明顯分野。據統計，康熙、雍正兩朝共任命領隊大臣21人，全部為滿人。作為最高軍事長官，領隊大臣全由滿人擔任，實為權力制衡的一種表現。
換言之，在漢臣日益進用的同時，朝廷在軍事防禦上保留了滿人的優先地位。當時滿漢官員的分工大緻是:漢員主政，滿員主武。漢人憑借文化根基和無可非議的功績進入中央，而滿人則操持兵權，互為防範。
不過，這并非滿漢兩種族的對抗，而是統治者權衡利弊的結果。畢竟，清王朝奉行＂懷柔遠人＂的理念，注重團結各族，以期實作長治久安。在充分借重漢人人才的同時，有意識地留存滿人在軍旅的主導地位，無疑是一種審慎的統治政策。隻不過，這種狀況在後世也難以永遠維系下去。
三、鎮壓戰争促進轉變
雖然早在康雍乾時期，清廷就已開始重用漢臣，但滿旗主導地方政權的态勢并未根本改變。真正推動這一格局發生重大轉折的，是19世紀中葉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運動。
1851年，在廣西永遠揮起反叛旗幟，标志着太平天國運動的全面爆發。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清廷先後派出多路軍隊圍剿，但均未能奏效。其中，最為人诟病的是八旗綠營軍隊的徹底失利。
作為清廷的主力，八旗綠營一度被寄予厚望。但由于長期無戰事，鍛煉怠惰，加之兵員老邁，久未補充新血，戰鬥力日益衰退。面對農民軍的瘋狂進攻，綠營屢遭重創。僅在常州一役，清軍就傷亡數萬人。
另一方面，太平天國運動也給清廷的文官體系帶來了毀滅性打擊。據統計，鹹豐元年至六年間，七品以上文官死亡429人，遠超往常。督撫、藩臣等正三品以上高官也有3人陣亡，可見戰事給官僚系統帶來了沉重創傷。
在這種内憂外Patient的雙重夾擊下，清廷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1853年，文祥、肅順等重臣奏陳＂滿人暮氣深，非重用漢人，不能已亂＂。文宗聽從了這一建議，随即拔擢了一批漢臣鎮壓戰亂。
率先被重用的是湘軍統領曾國藩。作為平定江南戰火的功臣，曾國藩在鹹豐十年四月被任命為兩江總督，次年又兼任欽差大臣，專掌四省軍務。自此，清廷将治軍大權正式交予漢臣。
随後又有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漢人大員被委以重任。這不僅标志着漢臣在軍事領域的作用日漸凸顯，更意味着地方督撫的構成将産生根本性變革。
面對太平天國的嚴重沖擊，清廷被迫打破舊有格局，依靠漢臣的武力撲滅戰亂。這無疑加快了漢人進入政權核心的步伐，為晚清督撫構成的轉變奠定了基礎。從此，漢人在地方政權中的地位将不斷上升，對清王朝的統治産生深刻影響。
四、晚清新型督撫群體
太平天國運動的劇烈沖擊，不僅摧毀了清廷的武職體系，更徹底改變了督撫的構成格局。進入晚清時期，一支以軍功出身者為主導的新型督撫群體應運而生，他們取代了過去以科舉功名為主的舊有官員隊伍。
首先，由于清廷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大量起用漢臣充任将領，使得具有軍功背景的漢人大員不斷增多。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都是在鎮壓戰亂中建立了赫赫功勳，進而獲得重用。
比如，在平定雲南、四川農民起義後，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專掌四省軍務；左宗棠則因功在陣前，被委以湘軍統領之職。這些人随後紛紛出任地方督撫，成為清廷的中堅力量。
至同治、光緒年間，出身軍旅的督撫人數更是大增。據統計，這一時期共有67位軍人出任總督或巡撫，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以曾國藩的弟子占多數，被後人稱為＂曾家軍閥＂。
與此同時，由于科舉制度的式微，以及向來重視的文化功名受到沖擊，依靠科舉入仕的傳統官員比例也大幅降低。據不完全統計，晚清督撫中僅有14%的人具備進士及張貼經曆。
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督撫的長期任職現象開始盛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任職時間長達十年以上，形成了＂一州數年，小小年年＂的局面。這種長期執掌地方大權的做法，無疑加劇了督撫在地方的權力壟斷。
與前代督撫多為文官、短期任職不同，晚清督撫群體的主導力量轉向了軍人和長期執政者。作為＂生員旗＂的代表，他們掌握着雄厚的武力資源，但相較于文官卻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蘊。
這支新型督撫群體的崛起，标志着清王朝的統治基礎發生了根本轉移。盡管曾被視為＂權宦之蠹＂的武人在前期受到排斥，但在戰火的洗禮下，他們終獲得了合法性，并逐漸取代舊有文官隊伍，主導地方政權的運轉。這一轉變不僅反映出清廷對地方實力的依賴程度，更預示着中央集權的衰落和權力分散化的趨勢日益加劇。
五、轉變的深層影響
督撫構成的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清王朝的統治格局，也對整個社會産生了深遠影響，加速了民族融合的程序，促進了地方權力的擴張，并加劇了中央與地方的沖突。
其一，晚清督撫群體的崛起客觀上加快了漢滿融合的步伐。以往，滿洲旗人占據統治地位，漢人雖有進身，但仍存在一定隔閡。而晚清時期，由于軍功出身者大量進入督撫隊伍，漢滿身份的界限日漸模糊。
以曾國藩為例，他統帥湘軍平定太平天國有功，被除三等順天衛尉世職，成為帶職旗人。類似情況在其他漢人武臣身上也屢見不鮮。雖然名義上他們被納入旗人行列，實際上卻已與滿洲旗人混然一體。
與此同時，滿洲旗人子弟在求職時也不再拘泥于傳統。有不少旗人後代放棄世襲體制，轉而投身軍旅，在漢軍将領麾下任職。如鄭家鎮這一＂滿蒙混雜武臣家族＂，就是由滿洲旗人後代通過軍功獲得爵位的典型代表。
換言之，晚清時期新型督撫群體的崛起，已使漢滿身份在實際運作中日趨模糊，旗民與漢人貴族階層逐漸融彙交融。這一過程雖存在曲折，但客觀上卻推進了不同民族的互相同化，為日後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礎。
其二，督撫在平亂中獲得的軍事實力，助長了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力擴張。長期執掌兵權，逐漸形成自己的武力基礎；長期執政，又增加了對地方事務的控制力。一些督撫甚至不待朝廷授命，自行号召募兵剿匪。
以左宗棠為例，其統率湘軍時雖未被正式冊命統兵權，但實際操控的兵力卻達數萬人之多。晚年時，左宗棠更獲準自行募集撚軍，可見其在軍事上的實權有增無已。
與此同時，擴張地方權力的做法也為後來的省會運動奠定了基礎。部分督撫不滿中央集權，主張在自身轄區内推行地方自治，獨立征調人财物力。這種做法雖在當時難以付諸實施，但已埋下了日後偏安和分裂的禍根。
再次，地方權力的擴張也加劇了中央與地方的沖突。一些督撫憑借軍事力量而專橫跋扈，不服朝廷号令。比如曾國藩在兩廣總督任上，屢屢對太子黨發難，直至撤職。左宗棠亦不時表現出不馴性格，曾公然違背中央指令。
結尾
類似沖突在晚清年間時有發生，反映出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對壘日益加劇。在督撫群體的推動下，清王朝的中央集權體制受到極大沖擊，地方力量愈加分化，不僅動搖了王朝的統治根基，也為日後局勢的惡化造成了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