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節剛剛過去不久，年輕人的手臂再次伸展在曆史的車輪前方。
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代表的美國學生聲援巴勒斯坦活動還在更新之中。
他們占領校園，被警察帶走，然後更多人再次出現在校園草坪...
5月份各高等學府的畢業典禮是以或停辦或延期，而學生們正在抓緊最後一刻學習另一種大學非物質文化傳承：
作為少數異議者，在一個陷入同質化聲音統治的國家，應該如何捍衛發出刺耳聲音的權利？
哥倫比亞大學事件，使巴以沖突重燃以來聲量始終有限的美國大學反戰抗議，獲得了全球關注。
這是以言論自由著稱、出過5位開國元勳、10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包括奧巴馬在内的多名總統的名校，遭遇了近幾十年最強硬的抗議鎮壓：
學生占領不到24小時後，漢密爾頓大樓淪陷。
漢密爾頓大樓是哥倫比亞大學曆史悠久的行政樓，于4月30日被親巴勒斯坦學生抗議者攻占，并被以一名在加沙被以軍殺害的巴勒斯坦兒童命名，改名“Hind大樓”。
學生們用栅欄、紮帶等工具封鎖大樓，在樓外手挽手組成人牆，高唱國際歌。
要求學校傾聽抗議者聲音，撤銷有關以色列的投資，并赦免所有獲罪參與者。
與此同時，本該保護校園言論自由傳統的學校管理層，在國會的強力施壓下選擇了退後。
攻占漢密爾頓大樓當晚，學生挂出“Hind大樓”的旗幟
哥大校長沙菲克女士請來紐約警方。
當夜，全副武裝的紐約警方攻入漢密爾頓大樓，帶走上百名抗議學生。他們可能面臨停學、退學處分，以及入室盜竊、刑事惡作劇和非法入侵的指控。這是繼上月中旬，哥大的第二次大規模警方介入抓捕。
抓，還是不抓。去年10月巴以沖突重燃以來，這是美國所有高等學府校長共同面臨的送命題。
抓，将破壞幾個世紀以來大學校園視若珍寶的學術與言論自由。
不抓，“縱容反猶主義”的帽子誰也擔待不起。
沙菲克女士的同僚已經替她示範了回答錯誤的嚴重後果。
由于各地校園持續出現聲援巴勒斯坦的學生活動，去年12月，國會召喚多名常春藤名校校長，就校園内的“反猶太主義”舉行聽證會。
會上共和黨議員斯特凡尼克步步緊逼，但校長們始終不願給出一個簡單的二進制化結論：
斯特凡尼克：“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規則或行為準則，是還是否？”
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馬吉爾：“如果言論變成行為，就可能構成騷擾。”
斯特凡尼克抛開校園，在普世價值上遞進追問：“我具體要問的是：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這是否構成欺淩或騷擾？”
馬吉爾：“如果這種行為是有針對性的、嚴重的、普遍的，那就是騷擾。”
斯特凡尼克：“是以答案是肯定的。”
馬吉爾：“女議員，這是一個取決于具體情況的決定。”
斯特凡尼克驚呼道：“這就是你今天的證詞？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取決于具體情況嗎？”
在女議員一連串精巧的概念偷換下，馬吉爾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成為支援“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證據。
譴責、憤怒與謾罵接踵而至，聽證會後不到一周，馬吉爾就被迫引咎辭職。
随後不久，哈佛大學校長，在這場聽證會上同樣表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蓋伊女士也被迫辭職。
一次聽證會幹掉兩名藤校校長，斯特凡尼克一戰成名，成為紅黨極速蹿升的“反猶稽查”新星。
哥大校長沙菲克本來也該出現在此次緻命聽證會上，不過那時她恰逢出國度假，幸運躲過一劫。
不過該來的總還是要來，上個月，哥大抗議如火如荼之時，沙菲克被國會單獨傳喚。有了前車之鑒，沙菲克不敢再硬氣。
當斯特凡尼克抛出同樣的問題，“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哥倫比亞的行為準則”時，沙菲克立刻乖順回答：
“是的，的确如此。”
她不僅立場堅定地表達了平息校内抗議的決心，還破例向國會送出了多名教職員工的内部資訊，因為這些教員被國會認為涉及“反猶行為”。
失去校長庇護的哥倫比亞學生，很快被校長請來的紐約警察接連逮捕。
管理者期待逮捕實作釜底抽薪的效果，但事與願違，警方介入沒能成為一盆冷水，反倒捅了馬蜂窩。
仿佛什麼買一送十的地獄笑話，每當1個反對分子被抓住，轉天就會冒出來10個：
4月18日，第一批哥倫比亞大學抗議者被警方帶走，四天後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大學等東海岸大學發起占領校園。
4月25日南加州大學等校園發生大規模逮捕，幾天後，抗議活動蔓延至歐洲、澳洲、加拿大。
截至5月6日，美國已有140個校園出現了露營、罷工和靜坐等抗議活動，這一數字還在增加。
管理者熟谙地啟用鎮壓抗議的正常手段，卻似乎忘記了最關鍵的一點，他們面對的不是精于忖度的社會人，而是十九二十歲血氣方剛的大學生。
起初抗議還隻是單純聲援巴勒斯坦，譴責以色列在加沙枉顧平民生存的軍事行動。但伴随強力鎮壓，越來越多原本對巴以問題并不感冒的學生加入其中。
與其說他們是來支援巴勒斯坦，不如說是來支援“表達支援”的。
他們和親巴學生一同高喊“from river to the sea，Palestine will be free”（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必解放），但口号背後所想捍衛的，更是大學校園中自由發言的權利。
對學生抗議的鎮壓烈度，顯然已經不再比對它的破壞層級。
雖然目前沒有官方報道指出，這次親巴勒斯坦營地中存在暴力行為。但營地中的确存在對猶太人不友好的氛圍：
抗議者手挽手組成人牆，将好奇路過的猶太同學稱為“猶太複國主義分子”，驅逐出營地。有人舉着黑布試圖遮蓋親以色列人士的海報，還有人用F開頭和B開頭的“優美詞彙”咒罵以色列。
但同時，同一片營地中也存在對猶太人友好的側面：人們邀請猶太同學發表演講，并為他們準備猶太潔食。
一片健康的複雜輿論場，總是善意與惡意同時交織。正如緻力于敦促加沙停火的牧師麥克布萊德所說：“去參加一個抗議活動，你能找到你想找的任何東西，隻要你留意去找，那你就會找到。”
與之相對，彈壓遠超正常的酷烈。
首先美國國會威脅，将對控制抗議不力的學校減少或停止教育撥款。
随後各校資助者、慷慨的億萬富翁們接連表示，鑒于目前校内對猶太人不友好的氛圍，他們将考慮停止資助，以免自己的鈔票培養出“反猶太的種族滅絕分子”。
警方也有着明确的傾向性，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深夜蒙面校外人士包圍營地，向學生中投擲煙花，并用棍棒等發起暴力襲擊。正在學校周圍布控的警方旁觀了3個小時，才姗姗來遲地阻止。
民間部分以色列支援者更是以對待戀童癖般的零容忍态度讨伐抗議學生：
哈馬斯襲擊當晚，哈佛大學30多個學生團體聯合發表了一封言辭失當的公開信，稱這次暴力事件雖然以色列蒙難，但考慮到以對巴的長期壓迫，以色列應該“負全責”。
結果短短幾天，他們就被人肉搜尋查了個底兒掉。匿名簽署該信的學生被公開個人資訊，釋出在網上，保守派團體還出資雇來一輛數字廣告卡車，圍着哈佛打轉，卡車箱體上滾動播放學生名單和照片，并取名“哈佛領先的反猶太主義者”。
這家團體還用每個學生的名字購買域名，并搭建以他們名字命名的網站，在網站上呼籲大學對其進行嚴厲懲罰、要求負責任的企業不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
另一反對者邁耶建立“大學恐怖主義清單，對雇主有用的指南”網站，羅列學生名單。對沖基金億萬富翁、哈佛校友阿克曼在社交媒體上對此大大點贊，在得到這位大V加持後，邁耶說，有幾十位CEO專程跑來找他索要名單。
這意味着，抗議學生可能需要用人生和前途支付“發言的代價”。
一夕之間，“批評以色列”仿佛就成了納粹分子，每一句話都将成為“支援猶太種族滅絕”的決定性證據。
這場美式文字獄中，“反猶”标簽的定義還在繼續泛化，并且逐漸得到官方承認。
一周前，美國衆院剛剛通過《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擴大法案，擴大了“反猶主義”的界定範圍的，允許在某些情況下将反猶太主義等同于反猶太複國主義，換句話說，一旦該法案在參院也獲得通過，那麼“批評以色列國”，就可以被稱為“反猶主義”。
以色列曆史學家、布朗大學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專家奧馬爾·巴托夫指出，這種泛化堪稱荒謬。事實上，就連最虔誠的猶太信徒中也有許多以色列國的批評者：
“當今世界有數十萬猶太人是反猶太複國主義者。其中一些是以色列現任政府的成員。大多數國會議員可能不知道，許多極端正統的猶太人拒絕猶太複國主義，認為這是搶占彌賽亞到來的企圖，而彌賽亞是實作猶太人救贖和流放結束的唯一神學合法手段。”
與其說目前對學生抗議的鎮壓是擔心曆史開倒車，倒不如說更像是“反猶主義武器化”的一次預演：利用反猶主義的指控來實行不寬容和獨裁主義。
任何主義一旦成為絕對正義，都值得十二萬分的警惕。長期浸淫“唱唱反調”的美國學生，顯然深谙此理。
于是管理者越是強調猶太政治正确，學生的反抗越激烈。
鎮壓沒能形成寒蟬效應，反倒成了一串響亮的上課鈴聲：如同幾年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十幾年前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教室之外的另一門大學課程開課了。
“學生抗議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哥大抗議發生後，哥大畢業生、《泰晤士報》編委會成員施梅曼評論道。
“大學向來被視為一個神聖的讨論和學習的堡壘，但這并不意味着大學不會參與到當代辯論之中。而我們一直以來的教育，正是為了培養學生有能力去主導這樣的辯論。”
曆史學家兼作家裡克·珀爾斯坦也指出：
“當你談論大學生時，你談論的是那些剛剛走出童年的人。那些剛剛走出童年、第一次獨立、第一次探索想法的人有時會說一些瘋狂的話。”
抗議，正是大學生在走進成人政治生活前的蹒跚學步。
上世紀黑人民權運動時期
抗議者在不允許黑人落座的餐廳中靜坐以示反對
今年逮捕抗議學生中，美國警方驚訝地發現，學生抗議者出乎意料的訓練有素。
他們持有許多專業工具，以便迅速侵入建築物并占領該地，使用雨傘和滅火器作為抗議工具。
抗議組織有條不紊：學生分工合作，組建法律、醫療、宣傳、技術支援等不同單元，他們清楚法律與規則的邊界，并對警察的組織行動方式了如指掌。
就好像這些年輕人不是第一次參與高強度抗議，而是已經身經百戰。
這背後正是一代代校園前輩傳承下來的“遺産”。
警方逮捕學生時，發現了不少私印的小冊子，裡面介紹的就是前輩經驗談。
有些詳解美國警察編隊形式、應對抗議的正常手段，以及如何在抗議期間保證自身安全。有些講述從開鎖到防禦，占領一片公共空間所需要的所有實用技能。
“抗議”這門課程，學生是受教者，也是教書人。每一代或成功或失敗的鬥争都沒有伴随一屆人的畢業而被遺忘，它們以經驗的形式被傳遞給下一屆學生，一點點擡升着後輩的成功機率。
“美國的學生運動在校外從來不受歡迎。”
紐約大學曆史學家羅伯特·科恩說道，這就像：“閉嘴，去學習！你不尊重長輩！你可以被看見，但不該被聽到！”
學生抗議常常被視為孩子氣的胡鬧，正如杜魯門1968年對哥大新生的警告：“我不會容忍那些讓大學成為反對社會既定秩序的工具的行為。”
結果這一年，馬丁·路德·金遇刺，越南的悲慘現場伴随電視信号瘋傳，越南戰争成為美國人第一場可以通過電視觀看的戰争。民權、反戰、言論自由，如同今天一樣，所有沖突與渴望彙聚一處，哥大爆發了史無前例的大型抗議，譴責美國挑起戰争。
當時學生受到嚴重指控，被指擾亂國家秩序，并且不被普通群眾同情，蓋洛普一份民意調查顯示，82%美國人贊成将激進學生逐出校園。
但後事如我們所知，戰争平息後，反戰思潮得到普遍認同，對學生抗議的評價也從“胡鬧”轉為“迫使尼克松政府加速撤軍的勇敢行動”。
鎮壓與反對，從某種角度來說，如同某種獎章——證明學生的主張确實刺痛了主流社會。
1960年代，美國大法官霍姆斯在一次有關言論自由的判決中寫道：
“在我看來，試圖壓迫意見表達的行為是完全符合邏輯的……當你允許反對的聲音存在時，這通常隻意味着三種可能：你完全蔑視這些不值一提的反對，或是你根本不在意這個話題，又或者你對自己的觀點缺乏信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看待世界的方法，年輕人總是試圖跳出曆史與成規，用更加恒久與普世的價值重新審視父輩的“成果”。父輩隐然感到這些話語中存在正确的部分，但又因其可能帶來的秩序改變而憤怒不安。
今年的親巴學生抗議活動背後，同樣暗藏着美國的代際割裂。
在《當美國年輕人開始同情本拉登》一文中，我們曾提到，巴以沖突重燃後，本拉登寫于911事件後的一封譴責美國的信件突然在社交媒體瘋傳。年輕人紛紛點贊并驚呼：
“我們都被政府騙了”、“原來恐怖分子竟是我自己”、“如果本拉登是恐怖分子，那麼我們也是。”
這相當抽象，但也指向了一個事實：與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相比于以色列，美國年輕人對巴勒斯坦抱有更普遍的同情。
以及，年輕人開始疑惑起“生而正義”的漏洞，他們不再滿足于一個被告知的、确定的答案。
調查資料更加直覺：
去年10月底，YouGov針對成人的民意調查顯示，30歲以下人群，更多人更加同情巴勒斯坦。這是所有受訪者中，唯一一個更加同情巴勒斯坦的年齡段。他們中隻有14%認為“美國保護以色列非常重要”，而65歲以上人群中有三分之一這樣認為。
今年2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表明，年輕人對巴勒斯坦的同情還在繼續升溫。
30歲以下成年人中，有三分之一表示“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這與他們的父輩形成了鮮明對比，65歲以上人群近半數（47%）“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
代際分歧已然明顯形成，但主流社會仍在以高壓姿态維系着“統一”。
于是激進的年輕人選擇拿過前輩留下的武器：走上街頭，大聲發出刺耳的異議。
他們如同前輩的今世顯影，又顯然比前輩們進步更多：1968年，學生們以暴力回應警察的暴力。數次鎮壓後，抗議者和警察爆發了導緻多人死亡的流血沖突。而2024年，學生們早已學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非暴力政策以應對暴力，如何在法律與規則的架構内遊刃有餘。
呼喊能否取得成效，沒人可以預測，權力的暗箱并不在這場遊戲規則之中。但抗議經曆本身，也是一筆财産。
研究者發現，1968年反戰運動後，“有不成比例的人數進入了社會服務領域，他們受到支撐他們抗議的理想主義和變革信念以及60年代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的推動。”
當抗議的狂風驟雨結束，一種信念已被釋放而出：年輕人也能為世界上的問題做點什麼，即使僅僅是學生。
正義，人民和權利，總是自由美式價值觀不斷強調的叙事，但當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放棄了自由這一根本，美式價值觀與他反對的，不過是一件醜陋事物的一體兩面。
不論是戰争、民權還是種族問題，最終都留下同一樣遺産：以道德信念為基礎，随時準備好抗議的一代人。
他們終将褪去學生的身份，隐入人海，成為一名成熟的社會人，然而當社會需要異議出現時，這些免疫細胞将有信心挺身而出，也将懂得如何更加安全有效地發出聲音。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木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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