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載自：極晝工作室（media-fox）作者：魏曉涵 編輯：王珊瑚
民辦幼稚園倒閉，公辦幼稚園裁員，在生育率逐漸下降的環境下，幼教行業處境艱難。實際上，背後的原因遠比孩子減少更複雜。
危機之中，幼教老師正在“自救”。有人被迫轉行，也有人主動告别。重新面臨職業選擇，老師們才發現，過去的積累并不能幫到太多，他們需要從頭開始，真正邁向屬于大人的複雜社會。
另一所“幼稚園”
去年九月，二十多歲的小張第一天來這家養老院上班，第一印象是安靜。它在一座“很進階”的樓裡，老人們就坐在養老院的走廊上，有人能自理，有的已經糊塗了。内部的設計倒是她熟悉的，可愛的貼紙粘在告示欄上，或者從天花闆垂下，彩色的氣球拼成拱門，像是身處另一所幼稚園。
兩個月前，她還是一名幼稚園老師。現在，除了負責養老院的活動策劃、瑣碎的日常工作，護工不在的時候，幫老人翻身、換袋子也要跟着學，“要讓家屬感覺到我們挺重視這個老人的。”
小張覺得自己适應得挺快。不少工作能在過去幼教的經驗裡，找到映照——和家屬打交道，也是幼稚園工作的日常，這方面她很有經驗了；遇到有的老人吵着想回家、哭，她就來哄。都是“提供情緒價值”，她覺得哄老人比哄孩子簡單多了，“小孩兒你要給他編（故事），老人說實話就可以，比如告訴他，你乖乖服藥了兒子就會來看你，這個事兒一下就過去了”。
她依舊擁有一方“講台”，隻不過台下從吵吵鬧鬧的小朋友變成了銀發老人。小張帶着他們唱歌、學手勢舞，也演奏音樂，這是她在幼稚園的拿手技能。台下的老人，動作、表情看起來跟小孩兒是一樣的，都學得很慢。
小張在養老院中 講述者供圖
來到這家養老院之前，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小張在西安的一所公辦幼稚園做老師。這是一份讓父母很滿意的工作，穩定、有五險一金、假期充足、福利不錯。以至于她轉而進入養老行業的時候，父母非常不支援。“他們覺得和小孩打交道很有朝氣、單純，和老人在一起思維也會固化。”
小張不這麼覺得。離開幼稚園，更多的是重獲自由的感覺。累、身體吃不消，是作為幼教老師最直接的感受。公辦幼稚園的行政事務龐雜，一場會議三個小時起步，教師技能教育訓練、準備公開課、環創（注：指創造幼稚園内外部環境，包含室内外的牆面設計、活動器材的布置、綠化養殖，營造師生關系、教學風格等等）的壓力都在老師身上。工作強度太大，她幾乎每天晚上都是半夜兩點睡覺。
在她的觀察裡，這也是周圍同僚們的常态——工作強度大，身心疲憊，收入少。小張每個月三千多的工資，交完兩千的房租就不剩多少了。沒辦法，她隻能趁着周末偷偷做兼職，在教育訓練機構教課，補貼生活支出。
她喜歡和孩子們待在一起，收到孩子們親手做的小禮物、一入園就奔向她的場景，回憶起來真的很開心。不過在那一年中，有一半時間，幼稚園因為疫情停課，剩下的半年，她又被派到教育部門挂職，真正接觸孩子的時間隻有三個月。
最後迫使她做出決定的，是去年9月那場裁員。她所在的公辦幼稚園辭退了許多合同制的員工，雖然她有編制，也不在名單上，但依舊産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不知道哪天會裁到自己頭上呢？
小張的擔心并非沒有來由。近兩年生育率下降、幼稚園關停的新聞不斷，從2021年開始，幼稚園在園人數逐年下降。2023年大陸新生兒的數量達到史上最低，根據教育部釋出的統計公報，同年全國幼稚園數量減少了五千多所，學前教育專任教師比上一年減少了十七萬。
雖然沒想好轉行做什麼，但小張還是下定決心離開。和小張一樣，許多幼稚園老師正在走上轉行之路，他們在網上分享的去向也五花八門，做客服、銷售、HR、美甲的，也有像小張一樣進入養老機構的，随着人口逐漸老齡化，這個行業愈發被看好；還有人實在沒有找到合适去處，在水果店暫時打工。
現在想想，那是一次有些幸運的離開，兩個月後，還在幼稚園的前同僚來找小張吐槽，工資好久沒有按時發放了。
小張曾經工作過的幼稚園 講述者供圖
争奪生源大作戰
如果說那家哈爾濱的民辦幼稚園，倒閉之前有什麼信号，楊悅覺得大概是“老拖欠工資”。從去年十月開始，薪水就沒準時發過，過年的時候，她還忙着在微信上催園長，強行要回來一部分。即便這樣，她也沒尋思過主動離開，和孩子相處下來有感情了，她不想随便換地方。
決定生死的時刻很快到來，今年三月新學期開始，招來的孩子依舊很少。倒閉的消息是突然來的，直到房東拿着招租的條幅貼上那天，她才知道，幼稚園黃了。當時園裡還有将近三十個孩子，被匆匆疏散。
對比往年教育部的公報資料，從2020年開始，民辦幼稚園的數量就開始逐年下降。楊悅發現，最近兩年開始，明顯招不到孩子了。“招不夠孩子，幼稚園怕教育局檢查不合格，就派老師出去發傳單招生。”
有時候下午三四點，附近的公辦幼稚園放學，楊悅所在的民辦園園長就領着一堆老師，去門口蹲守，給放學的家長孩子發傳單。周末老師們也沒閑着，為了招生，要準備各種免費親子活動，夏天組織吹泡泡玩水，春天就去做蛋糕、采摘等等。
楊悅所在的幼稚園處在一個競争激烈的片區，周圍四五家幼稚園，公辦的、民辦的都有，一個孩子退園，就會迅速轉入附近的另外一家。留住生源的壓力，也轉移到了幼教老師身上。
孩子的出勤率和老師的收入挂鈎，遇上請假的、回老家的、出去玩的，楊悅要想辦法和家長溝通，“時不時關心一下——寶貝怎麼樣啦？老師和小朋友在幼稚園都非常想你。早點回來，落下的課太多就跟不上了。”
招生難帶來的後續影響逐漸顯現。她發現，孩子變得“不好教”了。家長提出的要求，幼稚園都是有求必應，比如遇上挑食的孩子，楊悅總會被要求“多喂喂他”。她表達過不同的意見，覺得孩子上幼稚園要學會适應社會生活，但被駁回了。“因為競争太激烈了，怕孩子留不住，幼稚園就慣着家長，也慣着孩子。”
盡管付出了不少努力，去年，楊悅帶的小班，原本就隻有十多個孩子，還是流失了四個。園長在公開的會議和私下的微信交流裡，都隐晦地敲打過她。每來一個新生都要叮囑，一定要留住這個孩子，她感覺身上無形的壓力更重了。
楊悅和孩子們在一起 講述者供圖
總體生源減少，同時公辦幼稚園的數量在增加。二胎政策放開之後，從2017年開始，為了解決“一園難求”的困境，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提出，增加普惠性幼稚園（包含公辦和享受政府财政支援的部分民辦幼稚園）比例，提高公辦園占比，原則上達到50％。
有的老師印象中，短短幾年，她所在的區，同一家公辦幼稚園擴張到了第七所分園。生育率下降的大環境下，一部分生源轉移到公辦幼稚園，一些民辦幼稚園的招生就更難了。
和公辦幼稚園不同，楊悅覺得民辦幼稚園的競争力展現在“學習”上。家長都想讓孩子多學點，民辦園往往開設許多特色課程吸引生源，比如閱讀、識字、算數、手工、跳舞、禮儀等等。後來狀況變了，2021年雙減政策之後，“不提倡讓孩子學太多東西”，進一步增加了招生的艱難。
有的民辦幼稚園為了生存和吸引生源，不得不把特色課程轉到地下開設。教育部門來檢查，園長提前聽到風聲，讓老師把書和學習材料都藏起來。
李園長在廣州開辦過十幾年的“雙語教學”特色課程，她記得，剛開始的時候，懂幼兒教育的都不會英語，她完全靠自學，成為較早開課的那一批。雙減政策之後，就很難再繼續。
2022年，李園長結束了上一份合同，接觸新的幼稚園時，給出的工資從以往的五位數降到了六七千，而且幾乎都是找她去“救場”的——招生情況非常不樂觀，一家幼稚園給她的招生資料說，原本一百多孩子現在隻剩四十多個，她找了行業内部的人打聽才發現，實際隻有二十多個孩子。
縮水的薪資，不明朗的未來，每一點都讓她感到疲憊，她最終決定離開這個幹了二十年的行業。
選擇的困境
做幼稚園是個穩賺的生意——李園長說，疫情之前，行業内有着這樣的共識。她2002年從一所中等師範學校畢業，之後投身幼教行業，在她的記憶中，那是幼兒教育的第一個黃金年代，國家支援社會力量辦學，“隻要你放個椅子、放個黑闆，就給你發牌（辦學許可證）”。
第二波熱潮是2016年二胎政策放開帶來的。孩子多，那時候進入她的民辦幼稚園，都需要面試，太調皮的孩子不收，不健全的孩子不錄，多開了兩個“寶寶班”，還是全招滿了，一度超出了規定限額。為了應付教育部門，幼稚園會提前打聽檢查時間，每次抽兩個班，以“社會實踐”的名義把孩子帶出去玩，避風頭。
情況在疫情之後發生了變化。李園長記得，疫情沒爆發多久，廣州有許多小生意做不下去的家長，就回了老家，也帶走了幼稚園的孩子，最嚴重的時候，她所在的幼稚園空了一半。因為疫情管控，幼稚園不停地關門，也被迫降低保教費，開源節流。
根據中國民辦教育相關機構2022年的調查，有33%的民辦幼稚園自疫情以來沒有收過保教費，36%的幼稚園退還保教費，而保教費本身是民辦幼兒院的主要收入來源。
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楊枝實驗幼稚園孩子們在“微田園”内進行拔草、松土等勞動。圖源IC photo。
2022年，不願意接受那份幾千塊月薪的園長offer，同時遇上疫情封控，李園長在家休息了一個多月。那段時間，她接觸的其他民辦幼稚園，境況大多相似。她四十多歲，重新面臨職業選擇，内心很迷茫。似乎過去這二十年在幼稚園的職業積累，“除了心态良好”，并沒有為她的轉行提供什麼實質性的幫助。
她面試過收銀員，甯願一個月三千塊，做簡單的工作，也不願多拿幾千，去勞神費心地做幼稚園園長。最終也沒能如願，“可能人家覺得我年齡不太合适吧，沒要我”。
最後找到新工作，靠的是英語技能。她進入一家航空公司做地勤，每天在辦公室裡處理系統訂單，和客戶對接。有時候排班要通宵工作，她覺得那也比在幼稚園的時候輕松多了，至少下班的時間都是自己的，不用大半夜還要随時接家長電話，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像李園長一樣，一些民辦幼稚園的老師轉行迫于無奈，也有一些幼稚園老師的離開，是源于職業本身的壓力，高強度、上升空間局限、薪資太低等等，其中不乏公辦幼稚園的老師。
因為喜歡孩子，劉佳奕早早考了教師資格證，讀了學前教育的雙學位，抱着滿腔熱情進入一家公辦幼稚園。工作以來，除了收入低、身體和精神上的勞累，也很少有時間和身邊的朋友聚會，逐漸她發現，朋友們在談論工作和社會生活的時候，她已經聽不懂了，她能聊的隻有孩子。
“幼師”的身份，也沒有給她帶來被尊重的感受。那時她還和前男友在一起，對方有意無意透露出，“幼師”意味着适合結婚。這讓劉佳奕極度不适，她不想被這樣的身份捆綁。和前男友分手成為一個契機，她離開了幼稚園，從獵頭開始做，這是一個願意接納零經驗求職者的行業，後來轉做HR。
她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經驗之後，收到很多想轉行的幼稚園老師的私信，大多是迷茫的情緒，不知道轉行能做什麼，在幼稚園似乎沒有留下什麼職業積累。
上一家幼稚園倒閉之後，楊悅也沒想好幹什麼。她想要不再換一家幼稚園試試，結果給她“整害怕了”。“那個班上六個孩子，有三個是特殊孩子，和正常小朋友不一樣，有的四歲了還聽不明白話，有的一言不合倆人就幹起來了。現在生育率下降了，不管啥樣的孩子都得招。”
找到現在這份銷售工作也是糊裡糊塗的，賣衛浴花灑。面對一個陌生的行業，那些價格、材質、功能啥的她自己也沒完全整明白，不知道該怎麼跟客人溝通。
因為工作強度大、薪水低、上升空間有限等原因，幼稚園老師的流失率一直不低，這是李園長的觀察。當年和她一起學教育的同學，隻有三分之一還在從事幼教行業，許多人早早轉行了。另一位從業十多年的老師說，當初進入這個行業，她想過要幹一輩子；而現在，這個行業更留不住人，從2021年起，近兩年間幼師人數減少了40多萬。除了行業環境的差異，和她剛工作的時候相比，年輕人的想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楊悅就是這樣，轉行的時候，她突然産生了一點“後悔”的情緒，畢業之後一直在做幼稚園老師，“應該趁疫情早早放棄，幹點兒别的去，做個銷售、賣個衣服都行，我現在已經二十七了，重新進入一個行業，還是挺難的。不像在幼稚園，每天就跟一幫小孩子打交道，他們的世界十分單純。”
2024年5月8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飛虹社群孩時樂幼稚園，老師向小朋友介紹微笑日。圖源IC photo。
離開之後
在疫情最艱難，幼稚園關閉沒有任何收入的時候，黃老師都沒有想過要離開這個幹了十幾年的行業。那時她在山東的一所民辦幼稚園當教學園長，早上四點起床帶着老師們一起，準備早飯和午飯，像外賣員一樣送到預定的客人手中。她原本覺得自己能在幼稚園幹一輩子。
去年，這所幼稚園還是沒能堅持住，倒閉了，集團考慮把部分業務轉向養老，為老年人提供活動中心。她勸自己，有機會擺在面前，也應該挑戰一下了，在老齡化逐漸成為趨勢的當下，養老比幼稚園似乎更有前景。去養老機構的前一天晚上，她還是擔心得失眠了。
從幼稚園走出，走入衰老的世界。蹦蹦跳跳的早操變成了八段錦和五禽戲；老人們會招呼她，别客氣，一起來玩，小朋友是不會說出這種話的；不需要再提心吊膽，緊張兮兮地害怕孩子又磕了碰了，在這些老人面前，她好像變成了小朋友，有了一種提前進入退休生活的感覺，“還挺享受的”。
在西安的小張，已經在她工作的養老院度過了第一個冬天。對遲暮之年來說，一個冬天足夠經曆四五次生死别離。前幾天還在聊天的老人，轉頭就不在了。她有一個熟識的老爺爺，九十四五了，經曆過抗美援朝，天天找她講過去打仗的故事，耳朵也聽得很清。她一度以為對方很健康，突然有一天就聽到了他離開的消息，小張心裡咯噔一下，空蕩蕩的。
“經曆多了，也就看淡了，好像每個人都有那一步。”這些在改變着她的生命觀，“以前覺得長命百歲是最好的，現在我覺得也沒必要活得那麼久，不遭罪，有尊嚴，也不給兒女添負擔。”
至于這份養老行業的工作，她也不知道會不會一直幹下去。“我不能保證以後會是什麼樣子，走一步看一步，當下是好的，就是最好的。可能有一天結婚生孩子了，我還會再回去做幼教老師。”
偶爾，李園長還會出來和園長朋友們一起吃吃飯，她們不再談論園裡的生活，彼此都不願觸碰那些壓力，她們更願意聊點開心的、有幸福感的話題。大家同樣處在四十歲上下的年紀，有人提前退休去畫室幫幫忙，有人回歸家庭了，也有人還繼續在行業裡支撐着。
面對當下的境況，朋友們不是沒有考慮過轉行，“身邊有好幾個園長朋友，從上一家幼稚園出來了，很難找到下一家。沒有轉行，是因為沒有選擇，現在上了年紀的幼師大多是中專學曆，英語沒學過，唱歌跳舞（在新工作中很多）也用不上。”
而李園長不想再回去了。離開幼稚園之後，她終于有了許多屬于自己的時間，重新學起了小提琴，也有空給還在上學的孩子做做飯了。擺脫了繁雜的事務，她覺得輕松，“幼稚園的工作，越往上走，90%都是行政類的，和孩子沒有關系。”
二十年前懷抱着對教育的熱情入行，現在，她依舊喜歡做“孩子王”的感覺。每周她都會去當地的少年宮教英語，即便收入不高，在那裡又回歸了初心，回到了純粹的講台上。
（文中楊悅、劉佳奕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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