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這位北大校長的看法是：“論文不是感想，一年能寫出一篇就不錯了！”

本文轉自：必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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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傅傑，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學術史等，本文為傅傑回憶朱德熙教授的一篇文章。

朱德熙

朱德熙（1920～1992），江蘇省蘇州市人，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語言學家、文法學家、教育家，曾任北大副校長。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國語言學會會長、已經卸任的北京大學副校長朱德熙先生去國赴美，在三年後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客死異鄉。

早在五十年代初，朱先生就因與呂叔湘先生合著的《文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連載而名揚全國。作為中國語言學界的領袖，一個舉世聞名的漢語專家，“他研究了一輩子漢語，卻最終未能回到他那‘隻說中國話的地方’”（李零教授語），我們無法揣度告别世界時的朱先生懷有怎樣的遺憾。

或可稍彌此憾的是，朱先生在漢語文法、古文字考釋及國文教學諸領域的一系列論著，已由後人輯為五卷《朱德熙文集》廣為流傳，跟他生前一樣、甚至是有增無減地在多種相關論著中被一再引用。而直接或間接受到他影響的學者，也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教誨——就在最近的一年裡，一南一北兩位學者自述師承，不約而同寫到了朱先生。

“南”是南京大學的魯國堯教授（“必記本”注：南京大學榮休教授，現為陝西師範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在《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序中，魯先生引錄了朱先生辭世前一年給他的信：

這幾年足下學業精進，于音韻學史的研究，俨然自成一家。不懈的鑽研精神和踏實的學風尤其令我佩服。來信說今後拟重點學習理論及方法，我意此事不可強求。一個有成就的學者必有其所長，同時也難免有其所短。……我看主要精力和時間仍應放在語言事實的搜集和分析上。近年來，美國語言學有重理論輕事實的弊病，而且不獨語言學，經濟學甚至實體學亦有類似的情形。

朱先生附寄了一份剪報，内容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季昂迪夫抨擊現代的經濟學專家“昧于事實”，認為目前經濟學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理論太多、假設太多而事實太少”（在一九九〇年發表的《對目前漢語研究的感想和希望》中朱先生也引述過這話）。

魯先生“謹遵師教，多年來我做了若幹漢語史的專題研究，自信不遊談無根，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隻是埋頭去作文，去修改，去增補，以求一事之是，一字之實，一心之安”。

“北”是北京大學的李家浩教授（“必記本”注：安徽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在《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跋中，李先生回顧：

一九七五年的某一天，朱德熙先生、裘錫圭先生和我，在整理銀雀山漢墓竹簡之馀，談到長沙楚帛書，使我想到朱先生早年打算寫一篇《長沙帛書釋文》，就對朱先生說，您何不把那篇《長沙帛書釋文》寫出來。朱先生說，帛書中有些字不認識，有些話不好懂，不能全寫，要寫，隻能挑選一些弄懂了的來寫。從這次談話中，使我懂得做學問貴在踏實，不要貪大求全，寫自己沒有弄懂的東西。

有一次跟朱先生談到古文字考釋，先生說，在新認識的古文字中，挑選一些有意思的字來寫，不要什麼字都寫。朱先生不僅對我是這樣說的，同時自己也是這樣做的。李學勤先生在《朱德熙先生對戰國文字研究的貢獻》一文中說：“朱先生的研究，常能着眼于戰國文字中一些帶關鍵性質的字，這當然要比随意選釋若幹字有更大的意義。”

除了他們記錄的事例，國文出版社出版的《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則給我們提供了更豐富的回憶，而所有的回憶都印證着詩人的名言：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

“超級的享受”與“辛苦的勞動”

汪曾祺先生在《懷念德熙》中說：

德熙的治學，完全是超功利的。在大學讀書時生活清貧，但是每日孜孜，手不釋卷。後來在大學教書，還兼了行政職務，往來的國際、國内學者又多，很忙，但還是不疲倦地從事研究寫作。我每次到他家裡去，總看到他的書桌上有一篇沒有寫完的論文，攤着好些參考資料和工具書。研究工作，在他是辛苦的勞動，但也是一種超級的享受。他是以樂此不倦，我覺得，是因為他随時感受到語言和古文字的美。一切科學，到了最後，都是美學。……感受到工作中的美，這樣活着，才有意思。

作家李銳歎服“已經不知道在多少篇小說和文章中領受過汪老的深情和智慧”，這也是一例了——對故友懷念之殷，把握之準，無疑都反映了汪先生的“深情和智慧”。在朱先生，學術研究首先是樂此不倦的超級享受。他曾告訴學生：做學問要有一顆童心，就像小孩在地上玩泥巴，隻有本身的樂趣，沒有功利的動機和其他的目的。搞文法研究無非是兩條，一條是想求真，追求真理，不斷探索；另一條“ 是習慣，搞慣了，好像一個木匠，天天做家具，看見木頭，手就癢”。又曾告訴女兒：研究古文字學，就像看福爾摩斯探案，特别有意思。

這讓我想起周一良先生（“必記本”注：北大教授）也有類似的感受。周先生回憶少年時代最愛讀兩類書，一是王引之《經義述聞》和王國維《觀堂集林》這樣的考據著作，折服其中舉證的詳贍翔實，分析的細密周到；二是《福爾摩斯探案集》這樣的偵探小說，二者不乏實質相同之處。正是對古文字的着迷，才使二十歲的西南聯大實體系二年級學生朱德熙轉到了中文系——不知這是不是實體學科的不幸；而曆史已經證明：中文學科幸得其人。

晚年的朱先生憶及轉系經過，說那會兒“并沒有想做一個什麼人，隻是興之所至，刻苦鑽研”。是的，僅僅“興之所至”，隻能成為玩主；由“興之所至”帶動的“刻苦鑽研”也就是“辛苦的勞動”，才是成就一個優秀學者的保證。他身體力行了對學生的教導：“真正潛心學術的人是要把生命放進去的。這可以用李商隐‘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兩句詩來形容。”

有多少人親眼目睹了他至老不懈的刻苦鑽研，最真切的記憶首先來自家人。先看女兒朱襄的叙述：

父親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從來不睡覺，我們睡覺時，他書房的燈還亮着，早晨醒來時，父親又早已坐在書桌旁了。父親工作時穿的外套的右肘部，都被磨出一個個圓圓的洞。……從我記事起，父親從沒有和我們一起度過假，最熱的三伏天，也趴在桌子上寫文章；最冷的三九天，腳下放一個熱水袋，仍然工作到深夜。

再看夫人何孔敬的叙述：

德熙做學問真是一絲不苟，全力以赴。一個問題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才算罷休。寫文章字字推敲，每一句都要求做到恰如其分。他寫論文，從來不是一揮而就，簡直像一刀一刀地刻出來的。我對他說：“你寫文章就象是難産，我也跟着難受。”德熙說：“你說得對，我寫文章就是難産。”他的朋友說：德熙的文章理論性、邏輯性強，一句是一句，不摻水。他的熟友郭良夫也說過德熙的文章沒水分。他的老同學、語言學家李榮說：德熙的文章是用血寫出來的。

朱先生曾感慨：“有的人寫文章能夠下筆千言，我真佩服。我寫一千字，起碼要用掉兩三千字的稿紙，一篇文章寫完，就像是得過一場病似的。”有學生問他們仰之彌高的老師：您寫文章不用怎麼改吧？朱先生回答：“完全不是，我常常是改得一塌糊塗。好文章是改出來的，一定要反複改，改得自己滿意了才能拿出來。将來可能有人向你約稿，你手頭有東西不一定馬上拿出來，編輯有編輯的标準，你還要有自己的标準。寫文章寫書時決不能有商業上的考慮，不要追求一時的熱鬧。這樣，發表的東西可能少一些，但一篇是一篇。”一句是一句、一篇是一篇的結果，自然就是數量的減損與品質的提升。姚殿芳教授說：

德熙治學嚴謹表現在很多方面，我認為最值得稱道的是厚積而薄發。他研究現代漢語造詣很深，無論是研究的方向、方法，還是對文法體系本身的探索研究，都有不少開創性的貢獻。但是，積四十馀年研究心得，用專著形式發表的，隻有一九八二年商務出版的薄薄一本《文法講義》。這本書從書名到字數好像都很“薄”，然而它的實際分量卻重得很。它用極簡明的語言和形式概括了作者在文法研究上最成熟、精辟的見解。

而朱先生為數更少的古文字考釋，用李榮先生的話說，也“往往文從字順，讀來令人有先得我心之感。這不是神來之筆——九十九分汗下，一分神來。這是神來之筆——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朱先生一貫倡導學生踏實治學，“一年寫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足夠了，不要貪多務得”，而不希望他們效法“那種小本錢做大買賣，隻講新奇理論”的做法。

作為一個不外行的學者，一個不昏聩的校長，他深知無論一個學者還是一所學校的水準與實力，從來不是靠文章産出的數量來決定與顯示的。曾任北大校長的數學家丁石孫教授回憶，在他們共同主政北大期間：

他有一次對我說，要差別論文與感想。我感到他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話說明了一個重要的界限。後來我常常想到他這句話，幫我對一些學術著作做出判斷。

孫玉石教授回憶，朱先生出任《北京大學學報》主編後：

在第一次編委會上，他直率地提出學報要少一點緊跟形勢的時文、多一點學術味道的原則。文章發表出來，要有永久性的學術價值，多少年以後還要有人來翻閱和引用。後來，即使有這種那種壓力，他總是堅持自己的思想。對那些自恃甚高而漏洞百出的誇誇其談的學風，他總有一種疾惡如仇之感。

有兩位作者同時提到了令朱先生“十分氣憤”的現象。孫玉石教授說：“他關心中文系的學風建設，對于一些所謂‘學者’連起碼的國小和一些概念範疇都不清楚而大談神話起源和理論問題，十分氣憤，并讓中文系教師引以為戒。”李家浩教授說：“在平常與先生談話時，曾談到學術界有一種人，寫學術作品像寫小說一樣，馳騁自己的想象能力，不顧材料所反映的事實，任意發揮，下筆數萬言，其結果是錯誤百出。先生對那樣的作品十分氣憤。”

惜乎在朱先生辭世的十來年間，這類現象不但未能杜絕，隻怕還有增無減、愈演愈烈了。

當面一套與背後一套

朱先生不僅是有口皆碑的大學者，也是有口皆碑的教育家。他的生命一半耗在了書桌前，一半耗在了講台上。他的學風與學問深刻又深遠地影響了不止一代的學生——文法學領域如陸儉明、馬希文教授，文字學領域如裘錫圭、李家浩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太多的人都聽到了朱先生對裘錫圭先生的誇獎。汪曾祺先生說：

德熙是個感情不甚外露的人，但是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他對家人子女，第三代，都懷有一種含蓄，溫和，但是很深的愛。對青年學者也是如此。我不止一次聽他談起過裘錫圭先生，語氣是發現了一個天才。“君有奇才我不貧”，德熙就是這樣對待後輩的。

吉常宏教授說：

朱先生是個十分愛才的人。如果說他是個伯樂，也許不過分。他和裘錫圭兄的交往很可說明這一點。錫圭兄一九六〇年一到北京大學工作，就被朱先生一眼看中了。六十年代他們就合作撰寫有關戰國文字的文章。十年浩劫中後期又一同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竹簡和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整理工作。他對錫圭兄的才學、功力十分了解，也十分欣賞。一九七七年朱先生來山東複核銀雀山竹簡時，就對我盛贊過裘兄在古文字學方面的造詣。一九八八年我參加北京大學九十周年校慶，他約我和魯國堯同志便飯。我為了向他請教幾個問題，提前早到一會兒。談話間他說道：“老裘真了不起！他一晚上能拼出幾支竹簡—我不是說光把一些沒頭沒尾的斷簡粘合成一支，是說把斷簡拼起之後考釋出來。你懂嗎？”“我懂！我懂！”我當時忽然想到古書上的兩句話：“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除我之外，還不知道他對多少人稱贊過裘兄呢！

丘光明教授說：

朱先生無論是對他的合作者、朋友還是學生，都真誠相待，尊重并認真聽取别人的意見。從他對待和處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中，無不使人感受到他的謙虛和謹慎。每當我們向朱先生請教有關戰國器物上古文字的釋讀時，他總要先問，老裘是怎樣看的？

袁毓林教授說：

先生常向我們談起裘錫圭先生，說：“裘錫圭一向刻苦，條件再差、環境再惡劣也不肯放松，幾十年堅持下來，終于取得很大的成就。你們如果現在不抓緊，将來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李零教授回憶在與美國學者聚談時提及研究古文字的學者，朱先生說：“我們大家最佩服學勤先生和老裘。學勤比較博大，老裘比較謹嚴。”而潘兆明教授更回憶在文革後不久，他讀了朱裘二先生合作發表在《考古》雜志上的考釋漢簡的論文，非常喜歡，一天跟朱先生談及，便說他“不但寫了一篇好文章，還培養了一個好學生”，朱先生立刻認真地糾正說：“可不能這麼說，這次我和老裘，完全是平等的合作關系，我向他學了不少東西，如果要說‘培養’的話，那也是互相‘培養’。”

從一九六三年在課堂上引錄當時還是助教的裘先生的觀點開始，朱先生對裘先生就是這樣持續不斷地稱賞有加、贊不絕口的。不過，這隻是朱先生的背後一套；至于對裘先生本人，朱先生還有不為人知的與背後一套不甚相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當面一套，這隻能由裘先生自己告訴我們了：

先生不惜耗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多次幫助我修改文章。例如我發表在《中國國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的《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就是在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經過幾次修改才寫成的。先生看了我的初稿後，坦率地跟我說，這簡直不像一篇論文，并且提了很具體的意見讓我修改。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後，先生仍然不滿意，又提了一些意見讓我進一步修改。大概反複了三次或四次，才寫成發表出來的那個樣子。對這篇文章，先生最後仍然是不滿意的。但是他覺得以我的水準大概隻能寫成這個樣子，也就隻好算了。我的《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于校讀古籍的重要性》、《關于殷墟蔔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和《蔔辭“異”字和詩、書裡的“式”字》等文章，先生都親自動手作過修改。

在寫《文字學概要》的過程裡，我幾乎一碰到難以處理的問題，就要跑到先生家裡去請教。有時候為了一個問題可以讨論兩三個小時。我把文字元号分成兩個層次，即語言的符号和構成文字的符号。後一種符号的名稱——“字元”，就是先生給取的。前年十二月十三日先生從美國寫來一封信，一開頭說：“近來翻閱《文字學概要》，随手記下一些意見，本來想通讀全書之後，一并寄上，又怕時間拖得太久，不如看到多少算多少，随時奉告的好。此書佳處不必在這裡提，要說缺點，主要是行文不夠明白曉暢，有些地方真可以說是诘屈聱牙，令人難以卒讀，這就把全書的好處都掩蓋住了。我覺得最好現在就開始修改，發現一處改一處，做好再版修訂時的準備。”下面是三大張具體的修改意見。先生寫這封信的時候，離去世已經隻有半年多一點了，身體已經不大好了。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如此關心我，為《文字學概要》的修改而操心。

“這簡直不像一篇論文”、“有些地方真可以說是诘屈聱牙，令人難以卒讀”——這樣毫無假借的批評，是我們現在一些擅抹稀泥的教師對研究所學生都礙于情面而不大肯直截了當說出口的。但這才是真正的護惜，所謂愛之深責之切。

從上引記述中我們看到朱先生對後學，一是充分肯定，熱情提攜；二是嚴格要求，切實幫助；三是不貪其功，不恥下問。這是一個教師一個學者最寶貴的品格，而在朱先生，則是他為人處世的一貫風格。得到如此善待的，裘先生隻是顯例而非特例。計算機專家馬希文教授由朱先生指引，在漢語文法研究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跟裘先生一樣，他也是朱先生曾拿來給研究所學生做榜樣的人物。而馬先生卻記述說：當年已過花甲的朱先生與陸儉明、葉蜚聲教授及他常常聚在一起讨論文法問題，一談就到夜裡一兩點。“朱先生讓我把文章拿到讨論班上報告，并帶頭質疑。尖銳的問題接二連三，有的是文中沒有講清，有的是沒有注意到，有的則根本答不上來，隻好退下，重新考慮，重新補充，下次再報告。”他的論文就是這樣一步步成就的。

康奈爾大學的漢語史專家梅祖麟教授受朱先生之邀在北大講授了一學期漢語文法史研究課，朱先生每周都親臨聽講。但他應朱先生約請為《中國語言學報》創刊号寫的論文，卻在朱先生審閱後被退稿，理由是“關鍵例站不住”。梅先生檢討說：“我從一九六〇年開始給學報投稿，這是第一次吃閉門羹。但是平心靜氣想想，朱先生說得對。音韻演變理論是人家的，例證是自己的，關鍵例不能成立，文章毫無發表價值。退回應邀的文稿是尴尬事，朱先生肯做這種一般認為吃力不讨好的事，實在是幫了我個大忙。”高标準，嚴要求，純出公心，不徇私情，一切都是為了提高研究水準，促進學術發展，故而學者雖然被批評甚至被冒犯，最終卻能不以為忤，反而在心生敬畏之後，繼之以心存感念，不惜在名滿天下的今天再以往日不算光彩的受教經曆昭告世人——這就是朱先生人格的魅力。

另如胡雙寶教授忘不了的是他拿着跟别人合作編寫的古文注釋、寫作知識之類的書送朱先生，“他瞟了一眼書名，說：你以後要多寫點正經東西。”吳小如教授忘不了的是跟朱先生合作一篇文章，終稿由朱先生作了不少改動，“德熙給人改文章确有了不起的本領，我不能不服氣”，以緻後來“每次執筆，在完稿時經常浮現出德熙給我改文章的情景，我就想，這篇文章不知朱公看了以後會怎樣。”

“千萬不要肉麻當有趣”

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朱先生發表了《論句法結構》《說“的”》《“的”字結構和判斷句》《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等在中國文法學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論文。

一九八〇年，他的論文集《現代漢語文法研究》出版，商務印書館為便于宣傳，請他寫個提要，朱先生回信說：

提要不好寫，也沒有必要。登一簡短廣告足矣。照我的意思，寫成下邊的樣子就很好。如果你們認為太簡單，可以加幾句，但千萬不要肉麻當有趣。

他自拟的廣告全文如下：

本書收集作者一九七九年以前所寫關于現代漢語文法方面的論文八篇。其中某些篇的論點曾經引起國内外語言學界的讨論。此次彙集出版，個别處略為改動。全書約十五萬字，售價〇.五八元。

這是七月二十八日寫給編輯的信。僅隔一天，編輯又收到了第二封信：

前拟廣告稿仍覺未安。第二句改為“其中某些篇提出的論點曾在國内外研究漢語文法的學者中間引起過讨論”是否略好。原來說“國内外語言學界”，口氣太大，不妥。乞酌。

須知這些論文在國内外的同行中引起的不僅有讨論，還有推崇；而讨論甚至推崇者中不僅有平輩和後輩，還有前輩大師，隻舉一例就夠了——趙元任先生在他最重要的名著《中國話的文法》中明确宣稱：《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是“同類研究中最好的一篇”。朱先生當然不會不知道，但他并不在廣告中以此炫耀。這正展現了真學者的自謙自律，同時也展現了真學者的自重自信——自謙自律是不肯作任何的誇飾，頂真到锱铢必較的地步；自重自信是公認的成就已經明擺在有眼人之前，既非政客商賈，亦非戲子歌星，還有什麼必要去蠱惑無珠的外行呢？于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在力求低調的樸實作風中展示出來的才是大氣。事實也證明，到這份上的學術論著确實不再需要用廉價的手段來促銷了——這部不是憑其普及與實用，而是憑其經典與權威的論文集，出版至今已經印行多次，并與趙元任的《語言問題》、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黎錦熙的《新著國國文法》、王力的《漢語文法史》、呂叔湘的《漢語文法論文集》、丁聲樹等的《現代漢語文法講話》一起被收入了代表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水準的商務文庫。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的商品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推銷術已甚嚣塵上于包括學術領域在内的各個角落。朱先生的掂斤簸兩、锱铢必較聽起來已遙遠得完全不像是現代人的故事。而數不在少的現代人，研究與寫作未必像朱先生那樣嘔心瀝血，精益求精，但在鼓吹與推銷方面卻花樣百出，各顯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