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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創作談: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倫理

作者:江南時報

近日,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南京大學教授畢飛宇與作家走走,以“細讀畢飛宇《歡迎來到人間 》”為主題開展線上對談。對談于無聲處,深入挖掘文本背後的深廣宇宙,同時勾連畢飛宇多年小說創作的心得和體悟,涉及小說結構、語言風格,虛構世界和現實生活,創作者的權利與控制等多個小說寫作的關鍵話題。此次文本細讀,是對《歡迎來到人間》創作過程的一次沉澱,也是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一次鮮活講演。

畢飛宇創作談: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倫理

回望呼應的内部結構

  走走:每次讀《歡迎來到人間》,都覺得有新東西沒有讀到。這是一個内宇宙小說,它的切口很小,主要的兩個場景就是醫院跟教育訓練中心,但是裡面切出來那麼多的人際關系。這次再讀,發現它像一個宏偉的建築,它是中軸的,對稱均衡,它的用力也是逐漸往上推的。比如第一章,一上來就已經把所有的小說要發展的背景交代清楚了:“戶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爾大道正東正西”,就是一個半封建的古代中國跟一個半殖民的現代西方到了21世紀初的交彙口,它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緊接着說“它們的交彙點在千裡馬廣場。”

  我第一次看,隻覺得馬代表飛奔的速度。再讀時才意識到,這裡面有很多可以展開。千裡馬廣場的馬,是從石頭裡雕出來的,可是到了後面,這個醫生因為要去拯救哥白尼塑像的呼吸問題,就要把它從水泥當中拯救出來,我們發現五十年過去了,已經不再是石頭,而是水泥了,但它們都是被凝固的、囚禁的、鎖住的。

  畢飛宇:小說開始部分這個馬是從石頭裡面摳出來的,就是把多餘的部分剔除掉。到了後面哥白尼,因為上面有一個吊車,就是把水泥還給了水泥,整個哥白尼的人生沒有了。作品是這樣往前走的。小說開篇到第九章,第九章後面,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看成這個小說下半部分,這樣有一個循環,作品内部的結構會有利得多。

  如果内部的關系讀者一點都沒有發現,我不遺憾。就像我們走進一個房子,你做建築的人可以看到内部的結構很好,當然你如果就從外觀看上去看這個房子雄偉、壯觀,也挺好。

  對于我們寫作的人來講,有兩個關口必須要過,第一,小說寫出來以後,你得面對大衆。第二,是一個很高的層面,小說如果運氣好的話會走進課堂,它的命運将會變得很殘酷。你在課堂一分析就散了,肯定成不了經典。這些地方我們在寫的過程中,心思用得很深,要讓作品的内部産生結構之美,它得有回望,有呼應。

畢飛宇創作談: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倫理

確定作家主體存在的文風

  走走:結構花了心思,你的用字用詞也是非常有畢飛宇風格的,比如:“現在好了,外科樓内部的空氣開口了,發話了,‘非典’就要過去了。過去喽。——過去了麼?”這裡面“了”“喽”“嗎”,然後是句号和破折号。我記得你說過,你寫作的時候是雌雄同體的,我們不說後面既有女性的自問,有男性的議論,也有代替讀者在發言的,像“非典就要過去了”是很客觀的視角,“過去了”是主觀視角,但是馬上就是“過去了麼”這個疑問,又帶回到故事場景,要去叙述它。

  畢飛宇:對,這跟每個寫作者的習慣有關系,寫《青衣》時我意識到一個問題,雖然那個時候,我對自己說要做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其實我知道我不是。标準的現實主義作品,它存在一個作者在哪的問題。福樓拜對這個問題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是作者要隐蔽起來,盡量用客觀的、平整的語言交代這個世界,讀者看到的就是這個世界,而這個小說是誰寫的不重要。

  但是現代主義小說根本的問題就是,無論寫的是什麼,作者一定是小說的第一主人公,小說哪怕是用第三人稱寫的,沒有用“我”,但“我”始終參與到小說裡。在我的任何小說裡,哪怕《平原 》和《玉米》這樣寫實的作品,我也是無所不在的,你處處能看到我的影子、語氣。我的小說如果喪失了我這個作者的基本風格、個性特征,我是不會寫的。我要的,是你打開書即使看不到我的名字,也會感到:“哦,這是老畢的作品”。我得確定我的主體性的存在。

  我是一個非常喜愛閱讀洋溢着作家獨特語氣作品的讀者。比如我們看翻譯小說,翻譯小說其實隔着一層,你可以把語言搞得四平八穩。但傅雷就不這麼幹。等我長大以後碰到學法語的人,他們告訴我,羅曼·羅蘭完全不是這個語言風格,我吓了一跳,傅雷先生用他強有力的語言風格,重新在翻譯小說裡面打進了、虛構了一個羅曼·羅蘭,那是傅雷先生的貢獻。比如最新版的《百年孤獨 》,它也具備這個特征,你能看到一個漢語很好的馬爾克斯在作品的背後,但凡這樣的作品我喜愛,因為帶上了強烈的主體性,這個東西吸引我。是以我不會在寫作的時候放棄它的。

  走走:你之前有一個“新的第二人稱”的說法,它不是我、你、他。這個人物也在說話,但他是介于作者和讀者、和人物之間的。

  畢飛宇:我的小說永遠是1.5人稱,既不是第一人稱,也不是第三人稱,我很享受1.5人稱帶來的叙事語調和小說行進的方式。這個你不用去找它,你一找,一定會出麻煩。随着小說的深入,很自然的那個腔調就會出現。

畢飛宇創作談: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倫理

  走走:你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标點符号的特殊使用的?比如《青衣》裡面有一個細節,筱燕秋很久沒有唱戲,她過生日的時候要唱戲,自己在家裡唱,一個字、一個字之間用的破折号,她丈夫聽到的時候拿個麻布把她的嘴捂住,但她的肚子還在那邊呼吸,還要唱,就變成了頓号。我想你當時那麼年輕,就已經完全注意到标點符号的現場性。

  畢飛宇:标點符号可以大大強化語言的力量,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在我的作品中幾乎看不到驚歎号。驚歎号是加強語言情緒的一個符号。我用得最多的符号是句号,和一個句子開始之前的破折号。實際上你也可以說我用了驚歎号,我隻不過把驚歎号前置了,破折号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前置的驚歎号。驚歎号太多了,書面語氣質會差,就跟一個人說話一驚一乍一個道理。用逗号、句号多,從語言的體态上來講,更自信,這是我的感覺,即對自己表達的東西有底,不需要過分強化它。自信的語言一定是好的語言。

  走走:為什麼?

  畢飛宇:“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什麼叫“句讀之不知”?就是在我們的古漢語裡面沒有标點符号,讀的人完全靠語言内在的邏輯和語氣去分,拿一個麥稭杆點一個紅點,那就是一個頓。句讀就是停頓。我們早期的那幫語言學家,從西方語言入手,對語言從文法上進行現代化,别忘了,還引進了标點符号,這兩樣東西一起來了之後,現代漢語才産生的。

  是以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說,标點符号對于語言來講僅僅就是一個停頓。有人特别喜歡短句子,有人特别癡迷長句子,很紛繁,比如《玉米》裡面句号用得特别多,句子特别短,因為那是農民的語言。逗号和句号、逗号和句号,他的語氣就是這樣的,“上哪兒去?”“進城”“幹什麼?”“買東西。”隻有知識分子的語言才會出現大量的頓号、逗号。農民的語言極為簡單有力,那種語言是非常難找到的。是以《歡迎來到人間》的語言跟《玉米》比起來要複雜得多,句子要長許多,也有了修飾。

寫作中的“權力與控制”

  走走:你的寫作,從《青衣》《玉米》開始都有權力的處理,但你也不是在官場上滾打過的人,《歡迎來到人間》裡寫到愛秋跟媒體人老趙之間,是通過一場吃藥的戲,即要不要按照規定吃藥、誰給你吃藥,展開權力的颠覆之戰。作為一個作家,你怎麼在日常生活裡把握權力?

  畢飛宇:這個話題從一開始,我們就把權力的問題狹隘化了,權力這個話題比官場要開闊和複雜的多,權力的根本目标是控制。實際上許多的權力都可以控制。有一條,在我骨子裡面的、要伴随我一生的,就是我是永遠要跟控制抗争。我對這個很敏感,花很多精力去研究,好幾十年了,我的作品裡始終有這個東西。

  走走:但你恰恰在文本裡又是強控制的人。

  畢飛宇:我控制的是語言和節奏,我沒有控制人,這是不一樣的。或者說我作為一個作家,我寫了被控制的人,我也隻是呈現這種控制。一個人被控制、傷害了,我不能替他呐喊嗎?這是我的工作,不沖突。

  我清楚地記得,在某一天的傍晚我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主人公傅睿是不是瘋子?如果我确定傅睿是瘋子,在他的生活空間裡面,别人也能确定他是瘋子。那麼他的生活就不該是這樣的,他就該換一個空間,換一個生活,可能去看病了,關起來了。既然我在小說裡面,我所有的描述,别人沒有把他看成一個瘋子,我憑什麼自作主張界定他是瘋子?我沒有這個權力。他在那一切都好好的,雖然很瘋狂。這就是作家必須尊重生活的地方。

  走走:你寫到什麼時候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的?

  畢飛宇:我從寫的時候就知道他是有問題的,如果沒有問題,我是不會寫的。我無論把他寫的多瘋狂,但我不能界定他是瘋子。作家千萬不能把自己描述和表達的權力誤認為是定義的權力。如果你們覺得我的小說寫的還不錯,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告訴自己,有些權力你要克制,你不該擁有的權力不該用,即使有了權力,你也要慎重,這是很重要的。

  走走:但這個小說所有的荒誕性是在這個地方展現出來的。

  畢飛宇:作家完成小說,這是一份美學工作,你得恪守你的美學倫理。作家在作品當中活蹦亂跳地到處說話、表态,那不是主體性。你不能替代生活。尊重生活、尊重他人、尊重生命,是作家最大的倫理。作家身份不意味着你擁有道德高度。作家隻能呈現他的行為、他内心的動态,以及外部的行為和内部的動态相比對的關系。

  你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尊重人,你在虛構世界裡面就該跟他如何相處。反過來,這個邏輯是一樣的,它是對人的基本态度,一定是統一的。尊重虛構和尊重生活也是一個次元上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把虛構的世界看成是另外的世界,它們在價值上是等同的。

畢飛宇創作談: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倫理

創作一定是要和生活商量的

  走走:說到小說裡的理性和非理性。我覺得醫學才是理性的部分,傅睿給作為花季少女的病人承諾,後來事實又反過來給了他一個耳光,就是這個患者死在他面前。但是非理性很簡單,你隻要願意承諾,别人願意相信。

  畢飛宇:某種程度上來講,我寫這本書的核心點就在這。作為醫生,由于外部的和内部力量的共同推動,最後他成了這樣一個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麼就成了這樣一個人。一個醫生通過一系列的想象、拯救,給别人帶來了災難,這是讓我這個作者始料不及的。

  走走:你開始沒有預設到它的情節走向嗎?

  畢飛宇:我意識到他有問題,但這個地方沒有預設。我寫小說大方向肯定是有的,但我一定不會把整個小說的所有事實、情節、行為全想通了才寫,這對我來講不成立,那不是生活該幹的事。小說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一部分服從你,一部分你服從它。如果你強有力,很蠻橫,你讓小說裡面所有一切都聽你作家的話,我隻能說你這個作家糟糕,你沒有彈性,好作家怎麼可能沒有商量的餘地?他一定是和生活商量着,共同達成一部作品。

  是以我永遠沒有寫作大綱,我隻是不停地往牆上貼東西,一直在補充。甚至可能小說都快結尾了,突然發現中間有問題,或者隻要我有了新的發現,我發現這個小說有了更好的走向,重寫一遍都願意,因為能确定這個作品比那個作品好,隻是多寫了一些字,多費了一些時間而已,這不是問題,時間就是給我們花的。

作家的虛構想象,來自一生的經曆

  走走:你說過,作家隻有一個能力,就是寫人。你是怎麼進入他們内心的?舉個例子,第四章,第55頁有一句話,小蔡去見傅睿,女生一定要化妝拾掇自己,但你寫的是“小蔡一開始選擇的是淡妝,發現不太對,總是想補,這裡補充一下,那裡強調一下,最終的結果還是濃妝,也對,她哪裡有能力化淡妝呢?”這肯定是作者的一個議論,你有不同的感受。

  畢飛宇:這個特别簡單,我每天都在生活,而我是一個記憶力極好的人,比如,我對生活場景幾乎是複制式的記憶。這句話也許是二十年前,也許是三十年前,在火車、在飛機、在候車廳、在哪次會議上的一個間隙,随便有一個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就在我腦子裡面了,這些東西有無窮多。

  我每天會接觸大量的資訊,寫到這的時候,我很自然用上了這個知識點。王蒙先生有一句話很有道理,每部小說都是作者一生的經曆。如果我寫《歡迎來到人間》,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醫學上,放在醫院裡,是寫不好的。作家在什麼時候可以把作品寫的像樣?就是從你睜開眼睛看世界有了記憶開始,一切有關生活的記憶、知識、判斷、感受,自己的、他人的,你都可以把它用在你的小說裡,越豐富越好。

  是以如果我們要用一個書呆子式的東西去衡量作品的話,就是資訊量越大的作品越好,你得給讀者資訊量,比如寫到傅睿那裡給好多資訊量,你寫敏鹿那裡給好多資訊量,寫到小蔡的時候突然寫不下去了,那說明你的資訊量不夠。

  走走:我記得你當時說,寫小蔡是最沒有底的,因為你不太了解更年輕的一代。

  畢飛宇:對,花了很多時間在她身上,寫完以後抹平了許多。你要知道,她跟自己的偶實見面了,隔着一個窗戶,你把她的化妝過程寫一下就平庸了。一開始想化一個淡妝,她自己也知道,但她能力又達不到,畢竟是一個鄉下女人,最後這補一下、那補一下,又成了濃妝。别看就是這幾句,有關人的複雜性就起來了,全面和立體對于小說家來講至關重要。這些都是在想象裡面完成,支撐你想象的是什麼?是整個人生的經曆。

通過寫人和人的關系塑造人物

  走走:這個小說是一個内宇宙小說,裡面的切口很小,但是進去以後非常大。比如這裡面處理21世紀初經濟勃發時的一些腐敗的問題,你寫整個體制性的、制度性的、有時代色彩的腐敗,後來是得腎病的老趙,你說“老趙這個人确實不貪”,他是管報紙的廣告部的上司,他喜歡買房子,每次還是一套一滴,規規矩矩的,一點也不過分,但是水就是水,北京一滴、上海一滴、廣州一滴、深圳一滴,等等。你在一頁紙裡面處理了那個時代的滴水穿石式的文人貪官,居然用這麼雲淡風輕的語言。

  畢飛宇:這個不是因為我想寫腐敗。這個是常态。小說裡面一個人出來之後,你得一點一點去完成他,有些部分屬于前戲,有些部分屬于後戲,就跟演員演戲一樣的。對于老趙這樣一個人,你是不能急的,你得迂回,為什麼?我認識這樣的病人,他的生活空間很有限,動作很少,你不能讓他下午去踢足球,晚上去撸鐵,再去跟朋友喝兩杯啤酒,他沒有那麼多的動态。

  還記得《推拿》裡面的小馬嗎?小馬是一個特别不愛動的人,他可以花很長時間靜态地坐在那。可是推拿的結構是以一個人、一個人作為單元往前推,寫每個人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十幾頁,等我寫到小馬的時候,從整個小說的均衡來講,不能他五六行就完了,你不能說小馬很安靜,他坐在那不動了。你得去尋找他跟什麼東西在交往。當我寫到這,直覺立即就會告訴我,陪伴他的隻有時間。是以在那個刹那,時間就是主人公,我就拼命寫小馬如何跟時間玩的。我花那麼多筆墨寫時間,其實寫的就是小馬。我不是一個實體學家,我寫時間的目的不是搞科研,是寫小馬。把時間寫好了,小馬就成立。如果在那段我不會寫時間,小馬就不成立。

畢飛宇創作談: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倫理

電影《推拿》中的小馬

  同樣,回到這個話題上來,老趙一出現,進入家庭的時候,老趙是确定的,我現在都能想象得到,大夏天,衣服穿得很厚,戴着一個大口罩,面部顔色很難看,走路的時候離他的太太大概隻有一兩米遠,因為怕走路的時候不小心摔倒,他就是那樣一個動态規模。是以你必須給他許許多多迂回的東西。但是慢慢往下走的時候,他太太出現了,這個空間就會變得無限巨大,為什麼?他是搞新聞的,他太太在工會,工會是什麼意思大家都懂,随着他做完手術,在家裡成為動态很小的生命,他們的關系在家庭裡發生變化,這對呈現這個時代是有意義的,可以寫出生活的寬度,進而是生活的深度,也就是作品的深度。

  是以我是有許多奇談怪論的,說作家寫人、塑造人是不成立的,那麼作家如何去完成?其實是通過人與人的關系去完成的。你怎麼才能把老趙寫好?你把他跟傅睿的關系、他跟他太太的關系、他跟報社的關系、他跟那麼多老闆的關系,你把這些關系完成起來,恰如其分了,這個人自然而然就有了。

  小說裡面的人和人之間是彼此照應的關系,每個人物你都得一起往前推。在這個問題上,小說家的思維跟電影導演的思維一定是反過來的,電影導演就是燈光一打,最後所有看電影的人都知道誰是主角。小說裡面沒有畫面,你要公平的,拼命的把你的注意力分布在每個人身上,一旦你把周邊的人降下去,動态不夠,小說人物一定要出問題的。

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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