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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创作谈: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伦理

作者:江南时报

近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与作家走走,以“细读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 》”为主题开展线上对谈。对谈于无声处,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深广宇宙,同时勾连毕飞宇多年小说创作的心得和体悟,涉及小说结构、语言风格,虚构世界和现实生活,创作者的权利与控制等多个小说写作的关键话题。此次文本细读,是对《欢迎来到人间》创作过程的一次沉淀,也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鲜活讲演。

毕飞宇创作谈: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伦理

回望呼应的内部结构

  走走:每次读《欢迎来到人间》,都觉得有新东西没有读到。这是一个内宇宙小说,它的切口很小,主要的两个场景就是医院跟培训中心,但是里面切出来那么多的人际关系。这次再读,发现它像一个宏伟的建筑,它是中轴的,对称均衡,它的用力也是逐渐往上推的。比如第一章,一上来就已经把所有的小说要发展的背景交代清楚了:“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就是一个半封建的古代中国跟一个半殖民的现代西方到了21世纪初的交汇口,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紧接着说“它们的交汇点在千里马广场。”

  我第一次看,只觉得马代表飞奔的速度。再读时才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展开。千里马广场的马,是从石头里雕出来的,可是到了后面,这个医生因为要去拯救哥白尼塑像的呼吸问题,就要把它从水泥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发现五十年过去了,已经不再是石头,而是水泥了,但它们都是被凝固的、囚禁的、锁住的。

  毕飞宇:小说开始部分这个马是从石头里面抠出来的,就是把多余的部分剔除掉。到了后面哥白尼,因为上面有一个吊车,就是把水泥还给了水泥,整个哥白尼的人生没有了。作品是这样往前走的。小说开篇到第九章,第九章后面,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这个小说下半部分,这样有一个循环,作品内部的结构会有利得多。

  如果内部的关系读者一点都没有发现,我不遗憾。就像我们走进一个房子,你做建筑的人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很好,当然你如果就从外观看上去看这个房子雄伟、壮观,也挺好。

  对于我们写作的人来讲,有两个关口必须要过,第一,小说写出来以后,你得面对大众。第二,是一个很高的层面,小说如果运气好的话会走进课堂,它的命运将会变得很残酷。你在课堂一分析就散了,肯定成不了经典。这些地方我们在写的过程中,心思用得很深,要让作品的内部产生结构之美,它得有回望,有呼应。

毕飞宇创作谈: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伦理

确保作家主体存在的文风

  走走:结构花了心思,你的用字用词也是非常有毕飞宇风格的,比如:“现在好了,外科楼内部的空气开口了,发话了,‘非典’就要过去了。过去喽。——过去了么?”这里面“了”“喽”“吗”,然后是句号和破折号。我记得你说过,你写作的时候是雌雄同体的,我们不说后面既有女性的自问,有男性的议论,也有代替读者在发言的,像“非典就要过去了”是很客观的视角,“过去了”是主观视角,但是马上就是“过去了么”这个疑问,又带回到故事场景,要去叙述它。

  毕飞宇:对,这跟每个写作者的习惯有关系,写《青衣》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要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其实我知道我不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存在一个作者在哪的问题。福楼拜对这个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是作者要隐蔽起来,尽量用客观的、平整的语言交代这个世界,读者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而这个小说是谁写的不重要。

  但是现代主义小说根本的问题就是,无论写的是什么,作者一定是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小说哪怕是用第三人称写的,没有用“我”,但“我”始终参与到小说里。在我的任何小说里,哪怕《平原 》和《玉米》这样写实的作品,我也是无所不在的,你处处能看到我的影子、语气。我的小说如果丧失了我这个作者的基本风格、个性特征,我是不会写的。我要的,是你打开书即使看不到我的名字,也会感到:“哦,这是老毕的作品”。我得确保我的主体性的存在。

  我是一个非常喜爱阅读洋溢着作家独特语气作品的读者。比如我们看翻译小说,翻译小说其实隔着一层,你可以把语言搞得四平八稳。但傅雷就不这么干。等我长大以后碰到学法语的人,他们告诉我,罗曼·罗兰完全不是这个语言风格,我吓了一跳,傅雷先生用他强有力的语言风格,重新在翻译小说里面打进了、虚构了一个罗曼·罗兰,那是傅雷先生的贡献。比如最新版的《百年孤独 》,它也具备这个特征,你能看到一个汉语很好的马尔克斯在作品的背后,但凡这样的作品我喜爱,因为带上了强烈的主体性,这个东西吸引我。所以我不会在写作的时候放弃它的。

  走走:你之前有一个“新的第二人称”的说法,它不是我、你、他。这个人物也在说话,但他是介于作者和读者、和人物之间的。

  毕飞宇:我的小说永远是1.5人称,既不是第一人称,也不是第三人称,我很享受1.5人称带来的叙事语调和小说行进的方式。这个你不用去找它,你一找,一定会出麻烦。随着小说的深入,很自然的那个腔调就会出现。

毕飞宇创作谈: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伦理

  走走:你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标点符号的特殊使用的?比如《青衣》里面有一个细节,筱燕秋很久没有唱戏,她过生日的时候要唱戏,自己在家里唱,一个字、一个字之间用的破折号,她丈夫听到的时候拿个麻布把她的嘴捂住,但她的肚子还在那边呼吸,还要唱,就变成了顿号。我想你当时那么年轻,就已经完全注意到标点符号的现场性。

  毕飞宇:标点符号可以大大强化语言的力量,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在我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惊叹号。惊叹号是加强语言情绪的一个符号。我用得最多的符号是句号,和一个句子开始之前的破折号。实际上你也可以说我用了惊叹号,我只不过把惊叹号前置了,破折号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前置的惊叹号。惊叹号太多了,书面语气质会差,就跟一个人说话一惊一乍一个道理。用逗号、句号多,从语言的体态上来讲,更自信,这是我的感觉,即对自己表达的东西有底,不需要过分强化它。自信的语言一定是好的语言。

  走走:为什么?

  毕飞宇:“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什么叫“句读之不知”?就是在我们的古汉语里面没有标点符号,读的人完全靠语言内在的逻辑和语气去分,拿一个麦秸杆点一个红点,那就是一个顿。句读就是停顿。我们早期的那帮语言学家,从西方语言入手,对语言从语法上进行现代化,别忘了,还引进了标点符号,这两样东西一起来了之后,现代汉语才产生的。

  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说,标点符号对于语言来讲仅仅就是一个停顿。有人特别喜欢短句子,有人特别痴迷长句子,很纷繁,比如《玉米》里面句号用得特别多,句子特别短,因为那是农民的语言。逗号和句号、逗号和句号,他的语气就是这样的,“上哪儿去?”“进城”“干什么?”“买东西。”只有知识分子的语言才会出现大量的顿号、逗号。农民的语言极为简单有力,那种语言是非常难找到的。所以《欢迎来到人间》的语言跟《玉米》比起来要复杂得多,句子要长许多,也有了修饰。

写作中的“权力与控制”

  走走:你的写作,从《青衣》《玉米》开始都有权力的处理,但你也不是在官场上滚打过的人,《欢迎来到人间》里写到爱秋跟媒体人老赵之间,是通过一场吃药的戏,即要不要按照规定吃药、谁给你吃药,展开权力的颠覆之战。作为一个作家,你怎么在日常生活里把握权力?

  毕飞宇:这个话题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权力的问题狭隘化了,权力这个话题比官场要开阔和复杂的多,权力的根本目标是控制。实际上许多的权力都可以控制。有一条,在我骨子里面的、要伴随我一生的,就是我是永远要跟控制抗争。我对这个很敏感,花很多精力去研究,好几十年了,我的作品里始终有这个东西。

  走走:但你恰恰在文本里又是强控制的人。

  毕飞宇:我控制的是语言和节奏,我没有控制人,这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了被控制的人,我也只是呈现这种控制。一个人被控制、伤害了,我不能替他呐喊吗?这是我的工作,不矛盾。

  我清楚地记得,在某一天的傍晚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主人公傅睿是不是疯子?如果我确定傅睿是疯子,在他的生活空间里面,别人也能确定他是疯子。那么他的生活就不该是这样的,他就该换一个空间,换一个生活,可能去看病了,关起来了。既然我在小说里面,我所有的描述,别人没有把他看成一个疯子,我凭什么自作主张界定他是疯子?我没有这个权力。他在那一切都好好的,虽然很疯狂。这就是作家必须尊重生活的地方。

  走走:你写到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的?

  毕飞宇:我从写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有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我是不会写的。我无论把他写的多疯狂,但我不能界定他是疯子。作家千万不能把自己描述和表达的权力误认为是定义的权力。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小说写的还不错,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告诉自己,有些权力你要克制,你不该拥有的权力不该用,即使有了权力,你也要慎重,这是很重要的。

  走走:但这个小说所有的荒诞性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的。

  毕飞宇:作家完成小说,这是一份美学工作,你得恪守你的美学伦理。作家在作品当中活蹦乱跳地到处说话、表态,那不是主体性。你不能替代生活。尊重生活、尊重他人、尊重生命,是作家最大的伦理。作家身份不意味着你拥有道德高度。作家只能呈现他的行为、他内心的动态,以及外部的行为和内部的动态相匹配的关系。

  你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尊重人,你在虚构世界里面就该跟他如何相处。反过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它是对人的基本态度,一定是统一的。尊重虚构和尊重生活也是一个维度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把虚构的世界看成是另外的世界,它们在价值上是等同的。

毕飞宇创作谈: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伦理

创作一定是要和生活商量的

  走走:说到小说里的理性和非理性。我觉得医学才是理性的部分,傅睿给作为花季少女的病人承诺,后来事实又反过来给了他一个耳光,就是这个患者死在他面前。但是非理性很简单,你只要愿意承诺,别人愿意相信。

  毕飞宇: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写这本书的核心点就在这。作为医生,由于外部的和内部力量的共同推动,最后他成了这样一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成了这样一个人。一个医生通过一系列的想象、拯救,给别人带来了灾难,这是让我这个作者始料不及的。

  走走:你开始没有预设到它的情节走向吗?

  毕飞宇:我意识到他有问题,但这个地方没有预设。我写小说大方向肯定是有的,但我一定不会把整个小说的所有事实、情节、行为全想通了才写,这对我来讲不成立,那不是生活该干的事。小说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一部分服从你,一部分你服从它。如果你强有力,很蛮横,你让小说里面所有一切都听你作家的话,我只能说你这个作家糟糕,你没有弹性,好作家怎么可能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一定是和生活商量着,共同达成一部作品。

  所以我永远没有写作大纲,我只是不停地往墙上贴东西,一直在补充。甚至可能小说都快结尾了,突然发现中间有问题,或者只要我有了新的发现,我发现这个小说有了更好的走向,重写一遍都愿意,因为能确定这个作品比那个作品好,只是多写了一些字,多费了一些时间而已,这不是问题,时间就是给我们花的。

作家的虚构想象,来自一生的经历

  走走:你说过,作家只有一个能力,就是写人。你是怎么进入他们内心的?举个例子,第四章,第55页有一句话,小蔡去见傅睿,女生一定要化妆拾掇自己,但你写的是“小蔡一开始选择的是淡妆,发现不太对,总是想补,这里补充一下,那里强调一下,最终的结果还是浓妆,也对,她哪里有能力化淡妆呢?”这肯定是作者的一个议论,你有不同的感受。

  毕飞宇:这个特别简单,我每天都在生活,而我是一个记忆力极好的人,比如,我对生活场景几乎是复制式的记忆。这句话也许是二十年前,也许是三十年前,在火车、在飞机、在候车厅、在哪次会议上的一个间隙,随便有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在我脑子里面了,这些东西有无穷多。

  我每天会接触大量的信息,写到这的时候,我很自然用上了这个知识点。王蒙先生有一句话很有道理,每部小说都是作者一生的经历。如果我写《欢迎来到人间》,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医学上,放在医院里,是写不好的。作家在什么时候可以把作品写的像样?就是从你睁开眼睛看世界有了记忆开始,一切有关生活的记忆、知识、判断、感受,自己的、他人的,你都可以把它用在你的小说里,越丰富越好。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一个书呆子式的东西去衡量作品的话,就是信息量越大的作品越好,你得给读者信息量,比如写到傅睿那里给好多信息量,你写敏鹿那里给好多信息量,写到小蔡的时候突然写不下去了,那说明你的信息量不够。

  走走:我记得你当时说,写小蔡是最没有底的,因为你不太了解更年轻的一代。

  毕飞宇:对,花了很多时间在她身上,写完以后抹平了许多。你要知道,她跟自己的偶实见面了,隔着一个窗户,你把她的化妆过程写一下就平庸了。一开始想化一个淡妆,她自己也知道,但她能力又达不到,毕竟是一个乡下女人,最后这补一下、那补一下,又成了浓妆。别看就是这几句,有关人的复杂性就起来了,全面和立体对于小说家来讲至关重要。这些都是在想象里面完成,支撑你想象的是什么?是整个人生的经历。

通过写人和人的关系塑造人物

  走走:这个小说是一个内宇宙小说,里面的切口很小,但是进去以后非常大。比如这里面处理21世纪初经济勃发时的一些腐败的问题,你写整个体制性的、制度性的、有时代色彩的腐败,后来是得肾病的老赵,你说“老赵这个人确实不贪”,他是管报纸的广告部的领导,他喜欢买房子,每次还是一套一滴,规规矩矩的,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水就是水,北京一滴、上海一滴、广州一滴、深圳一滴,等等。你在一页纸里面处理了那个时代的滴水穿石式的文人贪官,居然用这么云淡风轻的语言。

  毕飞宇:这个不是因为我想写腐败。这个是常态。小说里面一个人出来之后,你得一点一点去完成他,有些部分属于前戏,有些部分属于后戏,就跟演员演戏一样的。对于老赵这样一个人,你是不能急的,你得迂回,为什么?我认识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空间很有限,动作很少,你不能让他下午去踢足球,晚上去撸铁,再去跟朋友喝两杯啤酒,他没有那么多的动态。

  还记得《推拿》里面的小马吗?小马是一个特别不爱动的人,他可以花很长时间静态地坐在那。可是推拿的结构是以一个人、一个人作为单元往前推,写每个人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十几页,等我写到小马的时候,从整个小说的均衡来讲,不能他五六行就完了,你不能说小马很安静,他坐在那不动了。你得去寻找他跟什么东西在交往。当我写到这,直觉立即就会告诉我,陪伴他的只有时间。所以在那个刹那,时间就是主人公,我就拼命写小马如何跟时间玩的。我花那么多笔墨写时间,其实写的就是小马。我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我写时间的目的不是搞科研,是写小马。把时间写好了,小马就成立。如果在那段我不会写时间,小马就不成立。

毕飞宇创作谈:尊重生活,是作家最大的伦理

电影《推拿》中的小马

  同样,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老赵一出现,进入家庭的时候,老赵是确定的,我现在都能想象得到,大夏天,衣服穿得很厚,戴着一个大口罩,面部颜色很难看,走路的时候离他的太太大概只有一两米远,因为怕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他就是那样一个动态规模。所以你必须给他许许多多迂回的东西。但是慢慢往下走的时候,他太太出现了,这个空间就会变得无限巨大,为什么?他是搞新闻的,他太太在工会,工会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懂,随着他做完手术,在家里成为动态很小的生命,他们的关系在家庭里发生变化,这对呈现这个时代是有意义的,可以写出生活的宽度,进而是生活的深度,也就是作品的深度。

  所以我是有许多奇谈怪论的,说作家写人、塑造人是不成立的,那么作家如何去完成?其实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去完成的。你怎么才能把老赵写好?你把他跟傅睿的关系、他跟他太太的关系、他跟报社的关系、他跟那么多老板的关系,你把这些关系完成起来,恰如其分了,这个人自然而然就有了。

  小说里面的人和人之间是彼此照应的关系,每个人物你都得一起往前推。在这个问题上,小说家的思维跟电影导演的思维一定是反过来的,电影导演就是灯光一打,最后所有看电影的人都知道谁是主角。小说里面没有画面,你要公平的,拼命的把你的注意力分布在每个人身上,一旦你把周边的人降下去,动态不够,小说人物一定要出问题的。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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