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們醫院産科分娩量出現高峰，随後逐漸呈下降趨勢。産科的床位數減少，人員也分流了一個小組。”近日，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産科主任程楊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談道。産科萎縮，這是目前不少醫院共同的無奈。在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産科已連續幾年未進新人。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誠然，對于準媽媽們而言，産科床位遠比以往充裕，七八名醫生護士圍着一位産婦轉，她們被悉心照護，享受着VIP待遇；但對于産科醫務人員來說，求變已勢在必行。正如國内知名産科大夫段濤所擔心的那樣，分娩量下降趨勢不可逆轉，産科學科如果繼續用CMI指數（CMI指數越高，代表收治疾病的疑難危重度越高）和四級手術比例來考核，産科發展将面臨困境。
壓力：分娩量下滑是大勢所趨
在出生人口波動的大背景下，廣東的産科尤其是頭部婦兒醫院産科，或許是令同行羨慕的存在了——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23年，全國每10個新生兒裡，至少有1個出生在廣東；全國902萬出生人口中，廣東占了103萬，成為全國唯一一個出生人口超過百萬的省份。
廣東人愛生娃，特别是人口源源不斷流入，年齡結構相對年輕，這讓珠三角地區保持了相對較高的生育率。
作為國家兒童區域醫療中心（中南），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産科分娩量似乎沒有受到明顯影響。由于對下級醫院以及周邊地區的孕産婦存在“虹吸”現象，該中心目前仍是全國分娩量第二大的醫院。“中心三個院區每年有超過2.8萬名新生兒出生，珠江新城院區每個月新生兒保持在1200名左右。或許是因為今年龍年的關系，婦嬰院區、珠江新城院區、增城院區的分娩量都略有上升，每個月總分娩量保持在2500人左右，目前預測今年全年分娩量會突破3萬人。”該中心産科主任蔣豔敏介紹道。
不過，放眼更多醫療機構，分娩量下滑依舊是大勢所趨。
與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一路之隔的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其産科是省市急危重症孕産婦救治指定的醫療機構專科之一，分娩高峰出現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的2016年，以及其後的2017年、2019年，每年分娩量達到6000-7000人。而僅僅過了五年不到，資料已下降至4000人左右。“這也是我們意想不到的狀況，變化來得如此之快。”該院産科主任李瑞滿在産科幹了近40年，她坦言，大多數醫院的産科不得不作出相應改變。
孕婦得到了更加細緻的照護 圖/張華
無奈：床位縮減，人員分流
分娩量下降，這就意味着産科規模和人員要縮減。“我們産科原本有三個小組，現在已經減少了一個，四個人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科室；産科床位也從40張縮減至30張。”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産科主任程楊說。回想起以前産科忙碌的場景，程楊感慨萬千：“2016年的時候，我們産科主任門診限号30個，但往往要加号至70個。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直落，根本忙不過來，還得找兩個規培醫生協助寫病曆，大家上廁所都沒有時間。曾經有位老主任下門診回家，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曾幾何時，廣州市一醫院、暨大附一、市婦兒中心等産科床位“一号難求”，哪怕能在走廊加張床，産婦們也覺得難得了。短短幾年過去，境況已今非昔比。
“我們醫院目前分娩量變化不大，但從同行處了解到，（不少醫院）特别是一些規模比較小的中醫院或者基層醫院，産科生存的确面臨壓力。”蔣豔敏向記者介紹，“有的醫院把婦科和産科合并，原本産科的年輕醫生可能要轉崗到婦科，一些年紀大、年資高的醫生，也不得不去婦科保健科、體檢科，有的甚至轉崗做行政。”
産科工作辛苦，風險和壓力兼具，昔日一起奮戰的夥伴要被分流到其他科室，作出這樣的決定對于任何一位産科主任來說都是艱難的。
在大醫院産科單人間，準媽媽得到多名醫護悉心關懷 受訪者供圖
提升：讓産婦生得更安全更舒心
産科隻是接生，四級手術極少——這或許是大多數老百姓乃至其他科醫生對産科的最膚淺認識。事實上，高齡、高危孕産婦比例的上升正使事情變得不同，如今的助産服務更為複雜也更為精細。
“很多時候，基層醫院會把高危産婦轉介到上一級醫院，進而確定産婦和新生兒生命安全。”程楊說，“我們産科經常接診來自金沙洲、白雲區等基層醫院的高危産婦，往往七八個醫生護士圍着一位産婦轉，24小時服務。”
同樣，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産科病房有近70%是高危産婦。“她們大多數合并高血壓、糖尿病、胎盤植入等。這些合并症會讓她們懷孕生娃的過程變得驚心動魄、險象環生。”李瑞滿表示，即使是健康孕媽，也随時可能出現突發情況，更何況是危重症孕婦——她們面臨的情況往往難以預測，潛在的危險如影随形。是以，大醫院的産科醫生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時間放在保障高危産婦的安全上來。
如何衡量産房安全和醫療水準？孕産婦死亡率是關鍵名額，而高危妊娠是導緻孕産婦死亡的重要因素。自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高危孕産婦日漸增多。“因為是二孩，很多孕産婦年齡超過30歲，甚至35歲。”李瑞滿說，“同樣的危急重症，25歲的産婦可能搶救得回來，而40歲以上可能就救不回來，其年齡大，各器官也存在老化現象。是以必須加強醫護人員專業技能教育訓練，提高産科及新生兒科診療水準。”
今年3月1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釋出《關于加強助産服務管理的通知》，在明确織牢産科“兜底網”的同時，也提到要鼓勵有條件的助産機構加強高品質、普惠性産科床位設定，結合院内資源調整優化，增加産科病房單人間和雙人間數量，切實改善産科住院條件，提升廣大孕産婦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實際上，孕産婦自身對産科服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單人間、雙人間病房深受歡迎。
38歲的劉小姐回憶起生大寶時在走廊加床的經曆，深感“吃了太多苦”，現在她生二寶，得以住進了單人間。“産房裡孩子爸爸全程陪同，無痛分娩、導樂陪伴我都要，怎麼舒服怎麼生。順産後48小時出院，一切不要太順利和舒心哦。”劉小姐笑道。
“我們不僅改善了硬體條件，比如産科病房，從三人房變成雙人間、單人間；也更加注重對産婦的人文關懷，比如導樂陪伴、無痛分娩等服務更加精細化。”蔣豔敏說，“目前有25%-30%的産婦會主動要求導樂陪伴。産科越來越關注為女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務，從孕前的咨詢、妊娠保健到生産、産後保健等一條龍服務，因為妊娠相關疾病也關系到女性的健康狀态，比如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壓疾病都是女性後生命周期發生糖尿病、高血壓的高風險因素。是以，在臨床之餘，産科醫生也越來越關注科研，專注中國妊娠分娩等相關研究和思考。”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産科專家在手術室指導妊娠合并複雜性心髒病産婦的手術監護
呼籲：讓産科醫生收入不再吃虧
生個孩子，從入院到出院，前前後後至少有七名醫護人員陪同。順産的話，48小時出院；不順利的話，母子可能就是過一道鬼門關。
“我們産科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産科醫生、新生兒科醫生、麻醉科醫生、助産士、護士等一套人馬在崗，因為随時可能有孩子要出生。人力成本極高，但是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三位産科主任不約而同地向記者傾訴，“産科醫生又累又苦，收入卻不高。”
對于大衆而言，生孩子期望母子平安，産科醫生要把母嬰并發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準。産檢做得好，發現問題及時處理，預防工作做好了，順順利利生下孩子，并發症沒有了，就不需要手術，更不用提什麼切子宮等搶救四級手術——這是産婦的最好結果。
但是，産科沒有四級手術，在國家考核時卻相當“吃虧”。知名産科大夫段濤曾稱，國考的名額與導向是鼓勵大醫院做大做強，希望醫院能看更多的疑難雜症、做更多的高難度手術，最重要的兩個名額就是CMI指數和四級手術比例。“我們幾乎沒有四級手術，胎盤植入、複雜剖宮産手術也隻能算二級手術。”程楊說，“這種情況用CMI指數和四級手術比例考核，我們就很吃虧。”
實際上，對于産科醫生收入相對低的問題，《關于加強助産服務管理的通知》中也強調，努力使綜合性醫院産科醫師的薪酬水準不低于醫院醫師薪酬平均水準，嚴禁向産科和産科醫務人員下達創收名額，産科醫務人員薪酬不得與藥品、衛生材料、檢查、化驗等業務收入挂鈎。
段濤所擔憂的産科未來困境已經引起衆多産科主任的共鳴。“我們連續幾年沒有新進産科醫生了，一旦斷層，最終受到影響的還是我們普通大衆。”李瑞滿特别呼籲，最好将産科的評價标準單列，確定産科醫生的收入達到合理水準。
文| 記者 張華 通訊員 張燦城 李雯 魏星
圖| 受訪者提供
編輯：甘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