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目前拜登加沙政策的多重困境，并對拜登連任構成了巨大挑戰。随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趨于白熱化，拜登團隊在這一問題上的困境或會進一步加劇。
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武裝沖突已經持續半年多。盡管聯合國安理會3月25日通過要求在加沙立即停火的第2728号決議，但這并不能真正解決巴以之間的危機，因為相關各方遠未就停火及後續政治安排達成共識，以色列仍在磨刀霍霍，試圖對巴勒斯坦難民雲集的加沙南部城市拉法開展軍事攻擊。
加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目前拜登加沙政策的多重困境，并對拜登連任構成了巨大挑戰。随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趨于白熱化，拜登團隊在這一問題上的困境或會進一步加劇。
筆者認為，這些困境至少展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加沙危機凸顯拜登政府所追求的“大國競争”戰略與其中東戰略之間的沖突。拜登執政後，為追求所謂的“大國競争”，在中東地區試圖進行戰略收縮，包括2021年不管不顧地從阿富汗全部撤軍。但事與願違，美國在中東地區戰略收縮的意圖和布局不僅引起域内國家的憂慮與不安，還促使一些中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采取更加铤而走險的做法。事實上，無論加沙沖突、紅海危機，還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間沖突的激化，無不如此。對拜登政府而言，基于傳統的利益和同盟關系，它很難從這些地區危機中迅速抽身，但美國在這些危機中又離不開其他世界大國的合作與支援。如果華盛頓政客繼續固守所謂“大國競争”，緩解中東緊張局勢隻會更加困難。
第二，加沙危機令拜登政府的“價值觀外交”和“人權外交”面臨困境。拜登在任内第一年就召開所謂的“民主峰會”，試圖以價值觀重塑西方陣營，并以“人權”為借口對其他國家頻頻施壓或制裁。然而，截止4月底，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已經造成超過34000巴勒斯坦人死亡，7700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13000多名兒童和8400多名婦女，另有數百聯合國機構與人道主義援助組織成員和記者喪生。200多萬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加沙如今遍地廢墟，滿目瘡痍。在血淋淋的事實和加沙人道主義災難面前，拜登政府所鼓吹的價值觀外交和人權更像是國際社會中的滑稽劇。
第三，加沙危機讓拜登政府在美以關系上陷入前所未有的戰略困境。衆所周知，以色列雖非北約盟國，但其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卻遠超普通北約盟國。加沙沖突爆發後，拜登政府不僅默許内塔尼亞胡政府以“自衛”名義在加沙進行軍事冒險，而且不遺餘力地為其提供各種軍事援助。然而，内塔尼亞胡對拜登政府要求其限制加沙軍事行動的聲音置若罔聞，并不惜公開批評拜登政府。
事實上，盡管拜登從未中斷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但以色列卻無法從美以關系中獲得新的安全感。加沙沖突之後，以色列上司人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應對下一次類似的非對稱襲擊，如何面對一個美國漸次撤離的新中東，以及如何面對一個反猶主義情緒不斷高漲的西方世界。
第四，加沙危機還凸顯拜登政府在巴以和平程序陷入僵局後的困境。解決目前加沙局勢的首要問題在于如何尋求新的政治共識和政治安排，這是結束武裝沖突和人道主義災難的前提。
首先，内塔尼亞胡政府在加沙進行軍事冒險時并未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遠景，這造成拜登政府在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面前處處被動，無所适從。其次，拜登政府支援的“兩國方案”已遭到以色列明确反對。在巴以關系問題上，拜登政府既不敢對以色列施壓和談，也未能提出一個為各方接受的創新性政治解決方案。即便是目前拜登政府支援的“兩國方案”，在以色列定居點的侵蝕和耶路撒冷占領被固定化等事實面前，也越來越難以落實。最後，美國在聯合國無條件支援以色列的政策不僅引起整個國際社會不滿，也破壞了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鑒于以色列是在聯合國大會分治決議基礎上建立的國家，美國的做法無異于飲鸩止渴，隻會進一步削弱自身的國際地位和權威性。
第五，加沙危機已經成為拜登尋求連任的新障礙。從曆史上看，美國猶太人在曆年總統大選中舉足輕重，而且一直是民主黨的主要票倉和競選資金來源，支援以色列也是大多數美國猶太社團和猶太院外集團的目标。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約有69%的猶太人把選票投給了拜登，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援自然會得到不少猶太選民和院外集團的支援。
然而，加沙沖突的久拖不決或會迫使拜登繼續對内塔尼亞胡施壓，危及美以之間的“特殊關系”，進而造成部分猶太人收回對拜登的支援。與此同時,美國穆斯林（将近350萬人）與左翼政治群體同樣是民主黨的票倉，如今他們對拜登政府的加沙政策極為失望和不滿。顯然，對拜登團隊來說，近期美國校園内大量支援巴勒斯坦人的抗議活動并不是一個吉兆。如果加沙危機長期得不到合了解決，它同樣會成為壓垮拜登連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來源：“中美聚焦”微信公衆号
作者：王震
編輯：胡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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