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的曆史地位

墨子是公元前5世紀末中國具有獨創精神的偉大思想家。

他對勞動者有着深切的關懷，對那些不顧人民死活、窮奢極欲的王公大人的腐朽享樂生活提出了嚴正的抗議。他對于破壞生産、殘殺百姓、掠奪民财的兼并戰争深惡痛絕，并提出了兼愛、非攻的主張。他一生為改善小生産者和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提高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而鬥争。他提出極有價值的認識論和思想方法。

他還創立了艱苦力行、求真理、愛和平、有組織、有紀律的學派。在墨子的影響下，形成了後期墨家。後期墨家進一步發展了墨子哲學的精粹，完善了中國古代的邏輯科學，并且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代表了那個時代最高的科學認識水準，成為鼎盛于戰國中後期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

特别是有關科學技術方面的成果閃耀着其他學派難以企及的光彩。

墨學今天之是以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主要因為它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開始覺醒的小生産者的要求和願望，以及他們的局限。但是曆史的發展表明小生産者這一階層不是新的生産關系的展現者，他們沒有條件取代世襲貴族走上政治舞台。

墨子和他的學派的命運，也和他們所代表的階層的命運一樣，在當時和後世不得不陷于悲劇性的結局。

在先秦，墨學屬于顯學。墨子在社會上有很好的形象。《淮南子·道應訓》篇說：“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呂氏春秋·不侵》篇說：“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争士也。”這種評價，反映了當時墨學的顯赫地位。

在秦漢之前，儒墨并稱顯學。秦漢之前對于墨子學派的評價大體上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持客觀中立的态度，對于儒墨兩家不加褒貶。比如說：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淮南子·修務訓》)

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緻也。(《淮南子·泰族訓》)

第二種看法也是儒墨并論，但對雙方都不贊成。這一觀點可以韓非子、莊子為代表：

《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者之葬也，……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實際上，韓非對儒墨都不贊賞，他另有主張。

《莊子·齊物論》說：“……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實際上，認為墨家、儒家都不能作為是非标準，莊子又有莊子的是非。

第三種看法是對墨子采取堅決攻擊的态度，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孟子與荀子。《孟子·滕文公下》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孟子的批判帶有學派成見，很難服人。

荀子的批評說理的成分多些，他在《非十二子》中說：“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钘也。”荀子認為，墨子雖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墨子的理論是錯誤的，隻能淆亂社會，欺惑群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意見都未涉及科學問題。這一現象既說明當時的人們對于科學知識不重視，沒有認識到科學的價值;同時也表明了墨子對科技的造詣，遙遙領先。

近代英國人李約瑟認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線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可能已經産生歐幾裡得的幾何體系了。由于《墨經》隻有淩亂而殘缺的版本流傳下來，我們确實不能肯定地說他從來未超出這個範圍。但是，即使他們未曾超出這個範圍，他們的演繹幾何學也始終隻是一特殊學派的秘密，幾乎沒有或者完全沒有影響到中國數學的主流。”這種情況實是中國科學史的不幸。

墨家學派在先秦勢力極大，與儒家并峙，漢以後，即趨于消沉，幾乎從思想界消失。為了說明這一重大變化，必須考察其社會原因。

秦漢以後，2000多年間，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高度統一的大國。在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的統治下，消彌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紛争，墨子兼愛、非攻的主張已失去宣傳對象。墨子主張尚賢，反對貴族世襲特權，漢以後建立了官吏選拔制度，不再有世襲貴族的地方政權;墨子主張尚同，集中統一的願望已經實作。

春秋戰國時期，手工業者自由活動的餘地較大，在列國紛争中，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極力宣傳、推行墨家學說(如許行，由楚國轉到齊國)，墨家學派的一些人得以在楚、秦、宋等國家受聘用。

秦漢全國統一以後，手工業者生活在大一統國家，國君隻有一個，地方政府無權制定政策。在中央，秦代是法家思想占主導地位，在漢代，特别是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墨家無法獨樹一幟，逐漸失去活動的空間。

秦漢完成全國統一以後，社會的主要沖突是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和經濟上的極端分散。如何協調好這一對沖突，使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得到平衡發展，成為秦漢以後中國思想界所要考慮解決的主要問題。儒家思想代表中央集權的要求;而小農思想反映在道家身上，他們主張政府對農民少幹涉，給小生産者以較多的自由。

比起戰國時期，秦漢以後手工業者沒有顯著的發展，大規模的手工業生産集中在采礦、冶煉、紡織、陶瓷以及茶鹽等業，這些行業大都受到國家的直接管制，由政府統一經營。集中生産的産業，政府盡量使用奴隸、罪犯勞動，他們不是自由手工業者，隻有勞動的義務，沒有政治發言權。農民小私有者的發言權寄托在道家。儒、道兩家都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墨家不具備儒、道兩家的條件，全國統一以後，墨家勢力趨于衰落，是可以了解的。

秦漢以後，墨學不再是顯學，但墨學的影響一直流傳着，并未消失，它成為一種在野的、流行于社會下層的思潮。

秦漢以後，社會上不斷出現“遊俠”、“任俠”一流人物，他們提倡扶弱濟貧，見義勇為，吃苦耐勞，重信義，集體中成員之間友愛互助，這類思想和價值觀一直受到人民的稱贊。

這類民間團體曆代未曾中斷，顯然與墨家有較深的淵源。這種民族性格特點，北方人特别是山東(魯)人表現得更突出一些。

我們正在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創造現代文明，要有氣魄繼承人類一切優秀文化。

墨學重視科學、提倡親自動手操作、不尚空談、以實力反抗強權的欺淩以及集體互助的精神等，都為先秦時期其他學派所不及，是很可寶貴的精神财富，值得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