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館藏一幅圓明園格局全圖，這是目前所知流失國外的唯一一幅圓明園全園圖，由于種種原因，多年來鮮為人知。伴随着國内樣式雷圖檔以及相關專題研究的全面進展，近期本課題組經過多方協調，獲得館方的特别許可，有機會對這幅圖樣展開深入研究。本文将深入闡釋圖紙所呈現的圓明園園林格局，揭示其繪制時間、用途等資訊，澄明這一珍貴圖樣的曆史價值，以裨益于相關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
相關背景
圓明園肇建于清代康熙末年，曆經雍正、乾隆近70餘年的不辍營構，後延續嘉慶、道光、鹹豐三朝，其恢宏的規模，優美的景觀，豐富的收藏，曾令世界為之驚歎。但殘酷的庚申焚掠以及随後無情的破壞幾乎湮沒了堪稱“萬園之園”的所有印記。今天我們隻有通過查閱殘留的文獻、檔案和踏勘殘垣遺址來構想當年的盛況。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一切造園藝術的典範”這樣的贊譽愈加顯得空洞無力，留在公衆心目中最深刻的是長春園西洋樓的斷壁殘垣，曾經與紫禁城共同承擔政治中心之責的圓明園面臨着逐漸被遺忘的境地。加之，圓明園曆經150餘年的經營，其園林格局屢有變遷，如何準确把握各曆史時期的園林面貌成為相關研究者關注的焦點，由于圖檔數量、内容極為有限，圓明園的全園格局變遷始終處于尚待明确的狀态。
幸好，清代皇家工程的設計者以圖紙、文字的形式翔實記錄了圓明園的滄桑變革，其中以樣式雷家族所繪制收藏的圖檔數量最多，内容最豐富，相關收藏機構與研究機關将其概稱為“樣式雷圖檔”。就目前已知國内多家機關均藏有此類圖檔，如國家圖書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清華大學、中國台灣故宮博物院等。衆所周知，國外數家收藏機構也存有大量國内流失的文物，那麼其中是否包含類似圖紙檔案，能否為目前圓明園格局變遷研究窘境提供有力的支援，這是近些年國内相關課題研究工作的熱點。
對于辨析園林格局更疊，一者查閱檔案文獻，一者探究圖紙，而圖像檔案中以全園圖尤顯至關重要的價值，一則是甄别相關景區圖檔的有力依據，再者也便于直覺把握園林建築、山體、河道的分布、轉變等，其史料價值相比分景圖愈加珍貴。事實上，在國内各家收藏機構均有數幅圓明園全局圖，而且繪制時間跨度上至乾隆中後期，下至鹹豐末年，較為全面地記錄着園内格局的變遷，但主要以鹹豐朝格局更疊最為翔實，而乾隆朝卻仍顯匮乏，同時同治、光緒朝的更改盡管最終沒有實作，其重修多集中在圓明園，但目前卻未見一幅全園的格局圖。這也成為目前無法全面把握同治重修工作的瓶頸。況且對于曆時百餘年演變的圓明園，其更疊極為複雜，是以擷取更多的全局圖是進一步詳細辨析景區更疊、完善變遷史的重要佐證。
近期獲悉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幅圓明園全圖，經過相關國際交流組織協調，本課題組獲得全面研究考證的機會。
圖1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圓明園地盤全圖》
法國《圓明園地盤全圖》
屢次的劫掠造成圓明園内衆多珍寶包括檔案文獻散佚到世界各地，20世紀在法國被發現的彩色《圓明園四十景圖詠》曾令國内研究者為之歡呼雀躍，也令圓明園研究工作取得極大進展，在國内也掀起了一場保護遺址的熱潮。今天我們有幸深入研究收藏于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的《圓明園地盤全圖》(圖1)，此圖由于種種原因，一直以來未與世人見面，缺乏相應的研究和利用，以緻成圖時間及用途等均未澄明。
為減少對圖樣原件的損壞，官方提出僅能對拍攝的影像進行甄别、研究工作，而且圖面尺寸未能提供。依據樣式雷圖紙按照一定比例繪制的特點，經對比國家圖書館館藏同類圖檔中黃簽的通行尺寸，初步推測此圖繪制比例可能為1:1000，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分樣”，依據圓明園東西大牆約530丈，南北約360丈的檔案記載，按照這一比例換算，圖面尺寸橫長190cm左右，縱寬140cm左右。
後經對比故宮博物院收藏的2幅《圓明園全圖》及1幅《圓明三園全圖》，其繪制内容與本圖幾乎毫無二緻，包括山體、水體輪廓等細節也極為近似，尤其是《圓明園全圖》的題名位置以及圖面一處錯誤的标注，也與本圖相契合，由此判斷，這三者似乎出于同一幅底稿，或彼此之間為底稿與臨摹稿件的關系，此外，3幅已梳理的圖樣的繪圖比例約為1:1000，這似乎也佐證了本文對此圖的推斷。
本圖用毛筆、界尺繪制，建築間架，牆垣、台基、山石水體的輪廓均用墨線繪制，線條工整流暢，土山渲成赭石色，水體為淺熟赫色。由于圖面未标注名稱，依據相關圖紙的命名方式，本圖似應稱為《圓明園地盤全圖》。圖面僅有一張黃簽，以墨筆楷書“南”，貼于圖紙正下方，表明圖面格局方位。同時，各景區均注有建築或景區名稱，其标注處均留有“貼簽”粘貼的痕迹，似為剝落後再次标注。此外，圖中“九州清晏”景區留有紅色線條勾畫的格局，用以表明景區添改的部分，這是樣式雷圖檔中慣常采用的一種簡單、明确的表現方法。
年代推斷
現存圓明園樣式雷傳世圖檔主要記錄道光和鹹豐兩朝的添改工程，以及同治、光緒朝的重修方案，加之故宮收藏的鹹豐末年《長春園绮春園圓明園三園地盤河道圖》，以及1933年的《實測圓明園長春園绮春園遺址形勢圖》所呈現為庚申劫掠前的格局，以上圖像對于甄别道光末年至鹹豐末年的圖紙可提供較為充足的依據。
同時，鹹豐朝是圓明園營建史中最短的一個時期，受到國内窘迫的财政影響，園林修建經費匮乏，圓明園的營建僅限于部分園林景觀的修繕和維護，幾乎已無法開展園林格局更疊工程，僅有的添改項目集中在鹹豐皇帝生活的寝宮——“九州清晏”景區。透過樣式雷圖文檔案和相關文獻，我們清晰了解到這一階段的改變細節，包括：
1) 鹹豐五年(1855年)，修複“九州清晏殿”後抱廈，加蓋三券殿為“同道堂”戲台。并裝修圓明園三殿、“慎德堂”“基福堂”“同道堂”等。
2)鹹豐七年(1857年)，粘修“慎德堂”跌落遊廊。
3)鹹豐八年(1858年)三月，奏準添蓋“慎德堂”戲台西側及“基福堂”東西兩側部分遊廊。
4)鹹豐九年(1859年)三月，奏準在“九州清晏殿”東山添蓋“套殿”3間。七月，傳旨在“慎德堂”西寝宮仙樓下添作螺旋樓梯。八月，奏準在“九州清晏”殿和“同道堂”北側添蓋平台遊廊10間。
關照本圖僅有“慎德堂”西側遊廊已呈現鹹豐八年(1858年)變更後的格局，其餘史料中記載被改變的建築或被遮蓋，或被紅色線條塗改，幾乎無法辨識與檔案是否吻合。而其中紅色線條描繪的建築集中在“九州清晏”景區，包括：“慎德堂”北端第四進深、“同道堂”、“同道堂”前戲台、“九州清晏”殿，東路方亭、遊廊以及後罩殿。查閱檔案及圖紙可知，其呈現的格局與同治重修期間的過程方案相符，因而可以斷定，紅色線條應繪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到十三年(1874年)間。此外“九州清晏”景區也已出現同治朝重修工程中變更後的殿宇名稱，如“思順堂”“承恩堂”等，這一事實也佐證了上述結論，那麼是否可以由此推斷本圖繪制時間不早于同治朝呢？顯然，尚不能如此斷定。正如前文所述景點題名似乎為後期标注，若如此，須進一步核實底圖的初始繪制時間(圖2、3)。
圖2《圓明園地盤全圖》局部紅線描繪格局
圖3 故宮藏《三園河道圖》局部“九州清晏”格局
圖4 《圓明園地盤全圖》局部“廓然大公”
圖5 故宮藏同治重修間“廓然大公”燙樣(引自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等主辦.華夏建築意匠的傳世絕響——清代樣式雷建築圖檔展.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2004)
圖6 故宮藏《三園河道圖》
對于圖面被遮蓋的做法在同類圖檔中較為常見，一般利用原有圖紙，或采用白色線條覆寫，或用小塊宣紙遮擋後重新描繪，以便清晰對比格局前後的改變，同時便于把握整體外部空間尺度，這是設計者所采取的一種簡單易行的方法，尤其對于全景圖，由于規模龐大，難以短時間重新繪制完成，借用原有圖紙局部添改即可告竣，是省時高效的方法，對于同治重修期間緊迫的局面可能是首選的政策。
同治皇帝為展現自己的孝行，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展開對圓明園遺址較大規模的重修工程，雖然曆時僅短短一年有餘，但工程十分迅速，據雷氏檔案記載，先後修改方案數十次，盡管因資金、材料短缺，不得不終止，圓明園的遺址格局并未改變，但這一時期的圖樣卻最為豐富和詳細，其修改項目主要涉及“九州清晏”“廓然大公”“武陵春色”等。
圖面“廓然大公”景區也明顯留有遮蓋痕迹，被掩飾的格局似乎與鹹豐末年并不相符，而本圖與進呈存留于故宮博物院的燙樣格局幾乎吻合，僅局部殿宇略有出入，從同治重修的留存檔案可知，有關“雙鶴齋”的修繕屢經更改，加之目前最終格局仍有待商榷，是以，本圖極有可能仍是過程圖紙，或者不同之處是描繪疏漏(圖4~6)。
伴随“九州清晏”寝宮的修繕及改建，圓明園内“武陵春色”景區也發生了較大規模的變革，在雷氏謄抄的宮廷《旨意檔》《堂谕司谕檔》等文獻中均詳細記載方案被屢次修改調整的緊張過程，查閱同時期的圖紙均翔實呈現了變更的格局。關照本圖所描繪的面貌仍與鹹豐末年契合，應該并未發生改變。事實上，據檔案記載，重修工程時間短暫及景區衆多，幾乎同時進行，難以區分先後，為何本圖隻記錄“廓然大公”及“九州清晏”變更後的格局，而也被列入重修目錄并改動頗多的“武陵春色”卻未見描繪，是工作疏漏還是“武陵春色”動工較晚尚未定稿？這可能需要更多史料進一步核實。
對于“九州清晏”的添改，檔案中相關記載十分翔實，其中貫穿皇帝、大臣的諸多意見，短短數月，方案曆經多次修改，直至工程被迫停工，最終格局仍未全部落定。但圖面采用略顯潦草的紅色線條似乎也表明此方案仍在商讨之中。
綜合以上推斷，對于底圖的初始繪制時間似乎存在兩種可能：其一，全圖作為記錄落成的山水建築格局，相當于我們今天的現狀圖，是以，通常在格局相對穩定之時繪制，且時間較長。對于緊張的同治重修階段，顯然不會有繪制全圖的時間，但為了便于掌控全局，對于設計者，全圖又顯得十分必要，是以借用鹹豐年間繪制的圖紙是在較短時間内最便捷、有效的手段。其二，繪制總圖曆來有預留白白以備添補的做法，圓明園重修工程早在同治初年便已醞釀，至同治十二年方正式啟動，繪制總圖勢在必行，本意是修繕之目的，但同治皇帝對園内景區仍不甘心放棄展示其營建構思的機會，遂在繪制之時，命設計者構思修改方案，并将“九州清晏”的更疊勾勒于總圖之上，便于總體把握。顯然前者似乎更符合工程時間及進展的要求，同時也與圖面塗改遮擋的特點吻合。
事實上，無論出于哪一種目的，對于圖紙的繪制時間仍可限定于鹹豐八年(1858年)至同治十二年之間。而且圖面所呈現的格局是同治重修工程中的階段性成果。是以作為目前所知唯一一幅記錄同治重修工程的全局圖，其珍貴的研究價值不言而喻。
設計者及構思
自鹹豐朝始，圓明園的營建設計工作已由雷思起、雷廷昌父子承擔，伴随同治朝禦園重修工程全面啟動，這個家族的成就也再次達到頂峰。現收藏于國家圖書館的雷氏家族謄寫的大量宮廷旨意翔實記錄了這一時期内廷工程的始末，也是目前已知有關禦園重修最全面的文字記載。
依據檔案可知，在短短的近一年時間内，幾乎每個月雷氏父子都與主管大臣數次交流方案，每天都在忙于繪制畫樣趕制燙樣，甚至由于時間緊迫，不得不增加人手，是以，圖面紅色線條極有可能出自雷廷昌或雷思起親手繪制。盡管重修工作時間緊迫，規模龐大，數量衆多，但對于世代長期從事皇家内廷營建工程的樣式雷家族來說，這無非是一次駕輕就熟的緊張實踐。
就設計構思而言，以“九州清晏”及“廓然大公”的修改方案為例，對比原有格局，可以清晰地看到，“九州清晏”殿改為兩券和“慎德堂”增加第四進都在尋求增加單體進深，擴大室内空間，完善功能；事實上，伴随園林功能日益多樣化、集中化，清代園林建築内部空間逐漸趨向龐大，二券、三券甚至四券均可見于圓明園中，此次改變也印證了這類建築的走向。
此外，透過“廓然大公”景區的簡化及“九州清晏”東部水池、遊廊的組合似乎表明設計者試圖将原有繁雜的建築外部空間轉向疏朗、通透的構思；而從重修殿宇的相關檔案細節也折射出園主人對内部空間裝飾的重視，并極力強化使用功能的意圖。雖然無法從文化角度進一步挖掘其深刻内涵，但其空間組合卻仍保持着清代皇家園林的優秀特質，而且精到的建築組合也彰顯出傳統園林的藝術魅力，顯示出雷氏家族設計手法的純熟，同時，在如此緊張的時間内，在最高統治者及諸多主管官員的指令左右下仍能巧妙保持園林營建的主旨，秉承傳統園林營建的精華，不失為一代傑出的設計者。
綜述
鹹豐庚申劫掠打破了圓明園的甯靜、美麗和完整，也中斷了禦園每年的營建工程。此後，圓明園從清代第二座政治中心的角色中淡出曆史舞台，盡管“同光中興”令兩位皇帝都曾試圖恢複其宏闊的面貌，但最終被迫“停工”。盡管重修的圖檔數量衆多，但有關最終格局始終有待揭示，收藏于法國吉美博物館的《圓明園地盤全圖》為我們呈現出同治重修期間的格局，這也是目前所知流失國外的唯一一幅全園圖，同時也是僅有的一幅呈現同治重修期間圓明園格局的全圖，對于揭示圓明園的園林藝術具有重要價值。而有關圖檔的流失經曆尚需進一步梳理，這可能為其他圓明園文物的發掘提供重要線索。原件流失國外，其來源尚需進一步求本溯源，若來自雷氏家族，自然是設計過程稿；若來自宮廷，則可能為留中圖檔，可能為查勘的圖檔。
此外，經與《三園河道圖》比較，本圖也有部分或許是疏漏的格局，如：“九州清晏”南大橋未見數間值房；“杏花春館”東河桶三間敞廳未見；“坦坦蕩蕩”北端與“杏花春館”相連的“碧瀾橋”未見描繪，是時間緊迫的疏漏，還是重修後撤銷，或者是因為庚申劫掠，此建築已不存？
本文系階段性研究成果，加之甄别工作面對圖紙影像展開，有關圖面遮蓋和塗改範圍、方法等，有待進一步深入論證研究。
〔作者簡介〕
王其亨：1947年生，男，河南博夫妻，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天津300072)。
張鳳梧：1979年生，男，天津武清人，博士，天津大學建築學院，研究方向為清代皇家園林(天津300072)。
* 本文選自《中國園林》200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