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衛東：嚴文明先生和良渚

#以書之名#

嚴文明先生對于良渚，感情至深。在先生80歲之時，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黨工委委員、管委會蔣衛東，曾撰寫過嚴文明先生和良渚的故事。他說，重讀嚴文明先生關于良渚文化與良渚遺址的相關論述，發現先生50餘年來在良渚文化與良渚遺址學術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大緻可以分為四個前後相繼的階段。

今天，聽聽蔣衛東的講述，深度了解嚴文明和良渚的情緣。

1992年12月26日嚴文明考察莫角山遺址（楊楠提供）；第一排（從左至右）楊楠、嚴文明、王明達、任世龍、徐新民、丁品、芮國耀；第二排（從左至右）牟永抗、方向明、方忠華（方向明身後）、劉斌、蔣衛東

第一階段，始于1959年《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講義的編寫，結束于1986年“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五十周年學術讨論會”的召開。為先生側重于良渚文化譜系研究的階段，代表性的論作為《太湖和杭州灣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繼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得到夏鼐先生的認可之後，1964年發表的《太湖和杭州灣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從浙江吳興（湖州）邱城遺址1957年考古發掘的出土資料着手，通過令人信服的缜密分析，前瞻性地指出“邱城下層、邱城墓地和良渚類型的遺存的順序關系在本區是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的，它們代表着本區新石器文化發展的早、中、晚三個文化時期。”此文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本區新石器文化早、中期的文化命名，但本區存在着“以邱城下層為代表的早期文化遺存”、“以邱城墓地為代表的中期文化遺存”與“晚期—良渚文化遺存”的認識與觀點，在日後的考古學研究中得到國内考古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環太湖地區最終也在上世紀80年代就建立起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

第二階段，以1986年“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五十周年學術讨論會”上的講話《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階段》作為開始，以1995年《良渚文化：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的發表與浙江桐鄉普安橋遺址中日聯合考古發掘的開始作為結束。為先生側重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階段。代表性的論述還有《碰撞與征服——花廳墓地埋藏情況的思考》（1990年）、《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1987年）、《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1992年）等。從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國由野蠻走向文明的過渡時代“走在前列”，到認為“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了初級的文明社會”。既強調“中國文明不是單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也“把良渚文化看成是中國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在對良渚文化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先生通過聚落遺址的等級和埋藏制度等方面來分析、研究良渚社會的性質及其文明化程序，從一開始就擺脫了機械比對文明标準的方法，始終把良渚文化文明起源的研究植根于田野考古發掘與研究的實踐，不僅豐富了蘇秉琦先生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的學說，而且将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推進到了新的高度與境界。

第三階段，始于1995年浙江桐鄉普安橋遺址的發掘，結束于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現。為先生“全方位”研究良渚文化與良渚遺址的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論作有《良渚随筆》、《良渚遺址的曆史地位》、《良渚文化與中國文明的起源》、《一部優秀的考古報告——〈反山〉》等。中日兩國三方聯合發掘桐鄉普安橋遺址開始于1995年，先生擔任中方總領隊。此次合作發掘可視為先生“中國考古學走向21世紀的過程，也将是走向現代化和走向世界的過程”以及“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和技術國際化”主張的一次具體實踐（類似的實踐還在江西仙人洞遺址、湖南城頭山遺址與玉蟾岩遺址的中外聯合發掘中實施），它以聚落考古與多學科參與的發掘與研究方式，為此後良渚文化的田野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樹立了典範。文明起源在這一階段仍是先生良渚文化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較前一階段，宏觀上更留意地理環境與史前文化的背景，微觀上更提倡實行多學科合作，進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并在蘇秉琦先生文明起源多元論的條塊說和滿天星鬥說的基礎，提出了“中國史前文化發展成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的文明起源模式，同時指出“它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是中華民族特别強固的凝聚力所産生的根源”。“重瓣花朵式多元一體結構”是對中國文明起源模式以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原因的又一種積極探索。與此同時，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與《良渚随筆》等論作中，多次前瞻性地提出良渚遺址的“中心區也應是一座城址”或“莫角山遺址是一座台城”的判斷，成為良渚古城發現的先聲。

第四階段，自2007年良渚古城發現至今，為先生全面總結良渚文化研究成果和大力推進良渚大遺址保護工作的階段。

2007年良渚古城發現後，先生不顧75歲高齡，赴遺址發掘現場考察指導，并親臨新聞釋出會，對良渚古城發現的意義向到會的各家媒體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和評述，指出良渚古城的發現對整個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起着“畫龍點睛的作用”，“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隻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并欣然提筆，寫下“良渚古城，文明聖地”的題詞。

2008年，先生參加“良渚古城考古規劃研讨會”，對良渚古城考古規劃提出了多學科合作、多角度和全方位研究的要求。2009年，先生又參加“大遺址保護良渚論壇”，在講話中，不僅回顧了良渚遺址考古發現、研究與保護的曆程，還對良渚遺址的重要性作了特别的強調，指出良渚遺址的重要性展現為三個方面。第一，良渚遺址的文化發展水準在全國同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中是最高的，對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是最有希望的。第二，良渚遺址的範圍非常大，已發現有135個遺址點，内容非常豐富。有中心、有區劃，有城牆，有巨型台基和超大型禮制性建築，有高低不同等級的房屋和許多做得十分講究的水井，有手工業作坊，有碼頭，還有祭壇和很多不同等級的墓葬。這在全國同一時期的大遺址裡面沒有第二個，非常齊全。第三，良渚遺址至今還儲存得比較好，破壞不算太大，地下遺存都還留着，這種情況十分難得。2010年，先生又以詩篇《良渚頌》，全面讴歌、總結了良渚文化高度發展的物質與精神文化成就，以及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階段的突出地位。

多年來，嚴文明先生在開展良渚文化學術研究的同時，也非常關注與支援良渚遺址的保護工作。自1986年反山遺址考古發掘以來的20多年間，先生先後幾十次前來浙江指導良渚遺址的考古發掘和保護工作。上世紀90年代早中期，良渚遺址面臨鄉鎮規模膨脹、辦廠開礦、沿路開店、違章建築、盜挖盜掘等破壞的嚴峻形勢，先生作為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痛心疾首之餘仍堅持不懈地為良渚遺址保護奔走疾呼。當二十一世紀良渚遺址保護迎來新篇章之時，先生又不遺餘力地支援良渚遺址的保護和申遺工作。2002年9月，先生應浙江省政府之聘，成為浙江省良渚遺址保護專家咨詢委員會的專家咨詢委員。良渚遺址目前仍保護得比較好，先生功不可沒。

通過以上簡略的回眸，不難發現，幾十年來，無論在良渚文化的研究還是在良渚遺址的保護方面，先生始終都以其敏銳的觀察、睿智的思考和敢為人先的擔當，站在學術的最前沿，發揮着引領者的作用。先生關于良渚文化與良渚遺址的一系列論述，是先生學術思想的縮影，有點有線有面，體系全面、縱深和完整，無疑已成為中國史前考古學與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份珍貴遺産。

在嚴文明先生八十華誕之時，我們重溫先生關于良渚的學術活動，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溫故知新，從一個角度了解先生學術研究的心路曆程和學術思想的核心組成，更是為了從先生的學術思想中汲取營養與動力，學習先生立足實踐、實事求是的治學态度與敢為人先、勇于擔當的社會責任感，在良渚遺址保護與申遺工作中承擔起一份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