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王富仁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是以魯迅研究者的身份引起學界注意和重視的。在魯迅研究方面的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地位,2003年第八屆中國現代文學年會上,他在缺席的情況下仍被高票推選為會長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1年出生、原本一直任教于北京師範大學的王富仁先生,竟然會因為在60歲以後的一次工作調動而名滿天下——2003年,汕頭大學以200萬元這一“天價”聘請其為終身教授。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富仁先生于2005年在《社會科學戰線》發表了14萬字的超長論文《新國學論綱》,系統地提出了自己關于國學的新思考。他認為“新國學”是适應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需要提出來的,它視中國文化為一個結構整體,是包括中國古代學術和中國現當代學術在内的中國學術的總稱。
沒人能否認,王富仁先生就是一座永不枯竭的思想富礦,他的光芒從那經常笑眯眯的眼睛裡散發出來,更從那汪洋恣肆的文字裡散發出來。
最是魯迅應該讀
1982年,王富仁先生考入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創始者之一李何林先生門下讀博士。自此,王富仁先生便與魯迅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在20世紀80年代,王富仁先生的代表作主要有《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先驅者的形象》、《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呐喊><彷徨>綜論》等;90年代則以《靈魂的掙紮》、《曆史的沉思》、《中國魯迅研究的曆史與現狀》等為代表;進入新世紀以來,《突破盲點:世紀末社會思潮與魯迅》、《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等著作成為了魯迅研究新的标志性成果。王先生當年提出的“首先回到魯迅那裡去”的口号,至今似乎仍未過時。
王富仁先生的魯迅研究起步于中國學界有了些許萌動但仍整體混沌的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開創性研究所要面對的壓力是不難想象的。王先生認為,中國現代社會實際上存在着兩種革命,即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他是将魯迅放在中國現當代思想革命的曆史潮流中來了解的;具體到魯迅本人,王先生又認為其實魯迅有着兩個不同的側面,一個是作為思想家的魯迅,另一個是作為文學家的魯迅,而他是将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側面來了解的。他認為魯迅的獨特意義,就在于他是中國現代曆史上第一個用現代的觀念、從中國社會意識形态的現代化出發、最深入地思考了中國封建傳統觀念的特點和不足的一位現代思想家。筆者認為,正是這一嶄新曆史視角和研究視角的确定,開啟了魯迅研究新的一頁,于是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走下神壇、走出混戰、面目日漸清晰的魯迅。
吊詭的是,王先生提出的那些現在看來屬于常識範疇的觀念,在當時竟然被人冠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加以批駁。然而,無論人生的際遇如何,王先生都一如既往地用一種信念勉勵自己走下去——“我将艱難地支撐住自己”。目前,魯迅正日益被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所掩蓋和遮蔽,其突出表征就是魯迅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地從中學國文課本中删除了。作為魯迅研究者,王富仁先生非常客觀冷靜地分析了這一問題。他認為這其中的問題隻是我們怎麼看、怎麼教的問題,而不是魯迅作品能不能入中學國文教材的問題。
按王先生多年從事文學教研的經驗,中學國文教材的基本要求應該是經典性與可感性的統一,中學國文教學的基本要求是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統一,而魯迅作品是完全符合這兩個“統一”的要求的。那些不想讓魯迅進教材的人,往往是帶着完成教學任務、僅僅想在應試教育中得利的人。王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樣使得“我們的教師和學生不再是魯迅的讀者,而是到魯迅作品這裡來買肉的顧客,從這樣一個顧客角度,是無法感受魯迅和魯迅作品的。”
誰是中國文學的脊梁
王富仁先生最喜歡和最推崇的中國現代作家,毫無疑問是魯迅。那魯迅在他心目中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形象呢?王先生用一本書的名字作了诠釋——“中國文化的守夜人”,他認為隻有這一形象才更符合魯迅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在王先生心中,魯迅遠不是完人、聖賢和導師、甚至也不是一個好的行者,因為魯迅身處中國文化的黑夜,實際上是不清自己面前的路的。但是,守夜人的價值不是靠走了多少路來衡量的——“在夜裡,大家都睡着,他醒着,總算中國的人還沒有都睡去。中國還有文化,文化還在中國。僅此一點,我們就得承認他的價值。”
那麼,除了魯迅以外呢?
王先生的回答是:“除魯迅外,在戲劇中是曹禺的四個劇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在女作家中,我似乎更喜歡張愛玲的《傳奇》和她的一些散文;在詩人中若加上人格,聞一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最高。”
這其實展現的是王先生本人對現代作家的評判标準。他有一個著名的原則,那就是“你做了木匠,我就按木匠的标準評論你;你做了鐵匠,我就按照鐵匠的标準評論你。”
是以,他評魯迅,就用他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評茅盾,就用他反映中國現代社會曆史變動的标準;評郁達夫,就用他追求個人幸福、特别是追求真誠愛情幸福的标準;評郭沫若就用他“感情自然流露”的詩學觀念;評曹禺,就用他對人與人關系的表現和戲劇結構的追求。王先生的評判标準簡單而明白:你是個木匠,得盡量做個好木匠;你是個鐵匠,得盡量做個好鐵匠。而不是木匠吃香時就做木匠,鐵匠吃香時就做鐵匠。
在王先生看來,所有認真追求自己目标的中國人,都是中國的脊梁;所有認真追求自己文學目标的中國作家,都是中國文學的脊梁。
對于中國文化的複興,王先生始終充滿信心。但從一開始,他便對“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這一異常誘人的文化口号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自始至終不同意這一提法。因為他認為這一口号頗具有文化沙文主義的性質。文化是全人類的,是由各個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構成的,在原則上不同民族的文化應當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這裡隻有一個各個民族的人民如何謀求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問題,沒有一個誰是世界老大的問題。”
同時,對于中國現當代作家以及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們喜歡用西方的某種主義來說明或标榜自己的現象,王先生也有着十厘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實際上我們崇拜、學習、模仿這些概念本身就标志着二者并不立于同一立場上,它們是兩種形态而不是一種形态。王先生的論斷似乎是震聾發聩的:“用中國文學作品實際反映出來的具體狀況說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我們才能真正理清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思路。”“不論什麼主義,也得有益于中國人對現代世界和現代中國的思考和了解,也得有益于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不能停留在用人家為自己建立的标準衡量我們為自己做的事情。我們學習别人,是為了發展自己,不是為了更像别人。”
新國學的構想和實踐
王富仁先生自2005年發表長篇論文《新國學論綱》、正式提出“新國學”的概念以來,在學界引起了一些争議。實際上,王先生提出這一概念的初衷,并不是要标新立異,而是希望被越炒越熱的國學不要一直将中國現當代文化、包括介紹研究西方文化的翻譯文化排斥在外。“新國學不是一個新的學術流派和學術團體的旗幟和口号,而是有關中國學術的觀念。它是在我們固有的國學這個學術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使它适應已經變化了的中國學術現狀而對之作出的新的定義。
”相對于以往既成的、封閉的、凝固的“國學”概念,“新國學”則是一個動态的、開放的、不斷發展和流變的概念。它并不站在某一個學術流派的立場上,而是立足于“中國學術”的全局發表意見,也就是把“國學”了解為“由民族語言和民族國家這兩個構成因素構成的學術整體”。
具體而言,就是用漢語寫作、在中華民族各項社會事業中從事各種不同學術研究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參與。首先參與的應當是“新國學”這個學術整體,因為隻有在這個整體中,我們才能相對明确地意識到從古到今中國知識分子所有學術活動與學術成果的真正價值和意義。是以,“新國學”概念“不是規定性的,而是構成性的”,其目标是要重建中國學術的“整體性”和“獨立性”。
近年來,王富仁先生領銜的“新國學”研究中心已漸成規模,他主編的、已出版了6期《新國學研究》也漸成氣候。他的目标是要把汕頭大學建設成“新國學”第一個研究基地,并逐漸将“新國學”研究中心建設成結構完整、在國内具有領先地位的文科研究基地之一。筆者相信,先生的宏願最終是一定能實作的,即使如他自己所言,他隻是一個起點,而非終點。
将王富仁先生比作永不枯竭的思想富礦是因為他思想的豐富感、珍貴度和可持續性在當代文化思想界顯得那麼難能可貴,而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關乎中國學術乃至中國人的尊嚴。
正如先生所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世界的過客。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像魯迅一樣,活得更有意義一些,活得更像一個人。”
來源:中華兒女報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