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王富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是以鲁迅研究者的身份引起学界注意和重视的。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2003年第八届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他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高票推选为会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1年出生、原本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富仁先生,竟然会因为在60岁以后的一次工作调动而名满天下——2003年,汕头大学以200万元这一“天价”聘请其为终身教授。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富仁先生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14万字的超长论文《新国学论纲》,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国学的新思考。他认为“新国学”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
没人能否认,王富仁先生就是一座永不枯竭的思想富矿,他的光芒从那经常笑眯眯的眼睛里散发出来,更从那汪洋恣肆的文字里散发出来。
最是鲁迅应该读
1982年,王富仁先生考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李何林先生门下读博士。自此,王富仁先生便与鲁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先生的代表作主要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形象》、《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等;90年代则以《灵魂的挣扎》、《历史的沉思》、《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为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等著作成为了鲁迅研究新的标志性成果。王先生当年提出的“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至今似乎仍未过时。
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起步于中国学界有了些许萌动但仍整体混沌的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开创性研究所要面对的压力是不难想象的。王先生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革命,即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他是将鲁迅放在中国现当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中来理解的;具体到鲁迅本人,王先生又认为其实鲁迅有着两个不同的侧面,一个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另一个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而他是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侧面来理解的。他认为鲁迅的独特意义,就在于他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用现代的观念、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出发、最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特点和不足的一位现代思想家。笔者认为,正是这一崭新历史视角和研究视角的确定,开启了鲁迅研究新的一页,于是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走下神坛、走出混战、面目日渐清晰的鲁迅。
吊诡的是,王先生提出的那些现在看来属于常识范畴的观念,在当时竟然被人冠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加以批驳。然而,无论人生的际遇如何,王先生都一如既往地用一种信念勉励自己走下去——“我将艰难地支撑住自己”。当前,鲁迅正日益被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所掩盖和遮蔽,其突出表征就是鲁迅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地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了。作为鲁迅研究者,王富仁先生非常客观冷静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只是我们怎么看、怎么教的问题,而不是鲁迅作品能不能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问题。
按王先生多年从事文学教研的经验,中学语文教材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经典性与可感性的统一,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而鲁迅作品是完全符合这两个“统一”的要求的。那些不想让鲁迅进教材的人,往往是带着完成教学任务、仅仅想在应试教育中得利的人。王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使得“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再是鲁迅的读者,而是到鲁迅作品这里来买肉的顾客,从这样一个顾客角度,是无法感受鲁迅和鲁迅作品的。”
谁是中国文学的脊梁
王富仁先生最喜欢和最推崇的中国现代作家,毫无疑问是鲁迅。那鲁迅在他心目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王先生用一本书的名字作了诠释——“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他认为只有这一形象才更符合鲁迅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在王先生心中,鲁迅远不是完人、圣贤和导师、甚至也不是一个好的行者,因为鲁迅身处中国文化的黑夜,实际上是不清自己面前的路的。但是,守夜人的价值不是靠走了多少路来衡量的——“在夜里,大家都睡着,他醒着,总算中国的人还没有都睡去。中国还有文化,文化还在中国。仅此一点,我们就得承认他的价值。”
那么,除了鲁迅以外呢?
王先生的回答是:“除鲁迅外,在戏剧中是曹禺的四个剧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在女作家中,我似乎更喜欢张爱玲的《传奇》和她的一些散文;在诗人中若加上人格,闻一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最高。”
这其实体现的是王先生本人对现代作家的评判标准。他有一个著名的原则,那就是“你做了木匠,我就按木匠的标准评论你;你做了铁匠,我就按照铁匠的标准评论你。”
所以,他评鲁迅,就用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评茅盾,就用他反映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动的标准;评郁达夫,就用他追求个人幸福、特别是追求真诚爱情幸福的标准;评郭沫若就用他“感情自然流露”的诗学观念;评曹禺,就用他对人与人关系的表现和戏剧结构的追求。王先生的评判标准简单而明白:你是个木匠,得尽量做个好木匠;你是个铁匠,得尽量做个好铁匠。而不是木匠吃香时就做木匠,铁匠吃香时就做铁匠。
在王先生看来,所有认真追求自己目标的中国人,都是中国的脊梁;所有认真追求自己文学目标的中国作家,都是中国文学的脊梁。
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王先生始终充满信心。但从一开始,他便对“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一异常诱人的文化口号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自始至终不同意这一提法。因为他认为这一口号颇具有文化沙文主义的性质。文化是全人类的,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原则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应当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这里只有一个各个民族的人民如何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谁是世界老大的问题。”
同时,对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喜欢用西方的某种主义来说明或标榜自己的现象,王先生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实际上我们崇拜、学习、模仿这些概念本身就标志着二者并不立于同一立场上,它们是两种形态而不是一种形态。王先生的论断似乎是震聋发聩的:“用中国文学作品实际反映出来的具体状况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才能真正理清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路。”“不论什么主义,也得有益于中国人对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思考和理解,也得有益于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停留在用人家为自己建立的标准衡量我们为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学习别人,是为了发展自己,不是为了更像别人。”
新国学的构想和实践
王富仁先生自2005年发表长篇论文《新国学论纲》、正式提出“新国学”的概念以来,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实际上,王先生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希望被越炒越热的国学不要一直将中国现当代文化、包括介绍研究西方文化的翻译文化排斥在外。“新国学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作出的新的定义。
”相对于以往既成的、封闭的、凝固的“国学”概念,“新国学”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流变的概念。它并不站在某一个学术流派的立场上,而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发表意见,也就是把“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构成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
具体而言,就是用汉语写作、在中华民族各项社会事业中从事各种不同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参与。首先参与的应当是“新国学”这个学术整体,因为只有在这个整体中,我们才能相对明确地意识到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因此,“新国学”概念“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其目标是要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
近年来,王富仁先生领衔的“新国学”研究中心已渐成规模,他主编的、已出版了6期《新国学研究》也渐成气候。他的目标是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新国学”第一个研究基地,并逐渐将“新国学”研究中心建设成结构完整、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文科研究基地之一。笔者相信,先生的宏愿最终是一定能实现的,即使如他自己所言,他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
将王富仁先生比作永不枯竭的思想富矿是因为他思想的丰富感、珍贵度和可持续性在当代文化思想界显得那么难能可贵,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关乎中国学术乃至中国人的尊严。
正如先生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活得更像一个人。”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